1966年8月，上海的街头出现了北京来的红卫兵。他们穿军装、戴袖章、扎武装带，一副救世主的模样。这以前，上海的红卫兵好像没这般装束，自然也没这等威风。在复旦大学，我看见一圈圈的人把他们围在操场上，猛烈地为他们的演讲鼓掌；在我就读的中学，我看见他们演示了教训“牛鬼蛇神”的武斗……不久，学校也有了选派红卫兵去北京串联的名额，我们这些非红卫兵只得乖乖地靠到一边去。可我很不甘心，并非因为家庭问题的麻烦，而是因为抵挡不住外面的诱惑。这时，关于串联的种种说法已经如同片片翅膀在校园里飞翔着了。说外地红卫兵可以凭学生证在上海火车站办票；说上海红卫兵在外地乘车照样不要钱；说北京红卫兵在浦口设卡检查三证（红卫兵证、学生证、“文革”联席会议的串联证）。一天和班上几位并不煊赫的同学说起串联，个个眼睛发亮，竟然第二天就出发了，那天是10月10日。
　　上午，我们先坐长途汽车到达松江，再花八角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因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们的身份立即就会发生变化，变化成“外地赴浙大串联的革命师生”。下午，我们坐上了火车，火车停靠嘉善的时候，大家手中紧紧攥着车票不敢喘气。直到那声尖厉的汽笛划破凝固的空气，火车重新晃动起来，才算回过了神来。晚上，我们到达杭州，原来以为出站是道鬼门关，结果却像鱼儿出游般的顺畅。接着，就是在马路对面的接待站，凭学生证吃饭，凭学生证上车，那些都不用花钱，学生证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金卡”，大家欢天喜地。
　　离开杭州的时候，我们准备去韶山。排在我前面办票的是位重庆的学生，我问他《红岩》中的“白公馆”、“渣滓洞”，他说那都是真的，都是可以参观的（《红岩》在我们这代读者的心中曾是块燃烧的碑石）。原定的走向就这么很突然地被改换了。
　　去重庆的二十三次列车挤得水泄不通。两天三夜中，我们起码有一天一夜是站着的。我小时候得过肾炎，望着混浊的车灯下一片耷拉着的脑袋，几次下意识地掐掐头皮，试试有没有肿胀起来，很担心自己坚持不住，结果，还真挺过来了。
　　一个薄雾袅袅的清晨，我们到达了重庆，好奇地打量着这座城市：顺山势而筑的房屋像堆积木拥挤一片；高高的石阶像堵直墙从头顶上压下来。乘上稀奇的缆车，看汽车在山脚下走，谁知头顶上还开着跟上海一模一样的无轨电车。大家忘记了疲劳，兴奋地在马路上追逐起来。
　　重庆的接待站开了一张路条，我们便循着指示找到了市第一中学。一中总务处的老师刚刚上班，见我们站在办公室门口竟慌了手脚。原来，这是一中负责接待的第一批“红卫兵”。一中的同学知道我们从上海来，来寻访他们这座城市的故事，非常热心地告诉我们，一中就在沙坪坝，沙坪坝就是《红岩》英雄战斗过的地方，并主动提出带我们去中美合作所。
　　白公馆、渣滓洞是中美合作所的两座魔窟。其实，这本是两处不错的建筑，坐落在歌乐山的半山腰，本应有飘飘然的诗意。但是高墙上的铁丝网，散布在四周山坡上隐约可见的碉堡群，使它显出很狰狞的模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不悔的生命在涅槃；有不屈的灵魂在呼喊。我感到脚下生成着奔突的地火，整座房屋都为之燃烧起来。记得那天下着凉嗖嗖的秋雨，我们穿行在这阴森森的山谷里，心中一会儿冰凉，一会儿火热。
　　当时，我们为什么放弃韶山选择重庆？（《红岩》的诱惑固然是原因）去韶山是朝拜，去重庆是凭吊；朝拜是仰视辉煌，凭吊是领悟悲壮；朝拜是添幸福之情，凭吊是增英雄之气。也许，我们心灵史中的密码更偏重于后者——我至今没把这个问题想明白。1966年年底，北京通告全国：提倡红卫兵徒步串联，不过说法上还留着一条晃动的尾巴——开春以后乘车串联将继续进行。春节前，一个高年级的球友（我是业余少体校乒乓球班的）告诉我，大多数徒步串联的红卫兵还是乘车的，几个年级的球友便吵着要我们也带他们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我被说动了，带上一个小同学直接买票从上海到了杭州（也算老经验）。
　　谁知到达杭州的第二天，北京紧急通知全国，停止串联，300公里以外的10天内办票回家，300公里以内的则一律走回去。杭州站门口围满了上海学生，我们去那儿转了一圈，见大家紧张地交头接耳，显得慌乱又无奈，心生一计，豁然开朗，坦坦然然地走开了。我们瞄准了同一接待站的一位重庆学生，并非因为他矮小，傻乎乎的，而是因为他一人手上竟有七八张学生证（实在不傻）。我们要求用一枚井冈山纪念章换他两张去重庆的车票，他拔腿就往车站跑，当天就喜滋滋地把票办来了。就这样，我又到达了重庆。
　　如果说，一进山城是为了寻找英雄，二进山城则是巧合（如果那个同学是广州的，不就去了广州啦）。何况，当时大串联的本原意义也不再那么纯粹和完整了。记得第一次在重庆的时候，我们还忙着抄大字报，集传单（重庆的许多传单是用黄草纸印的），开座谈会。一方面往家里传递情报，二方面也启发别人，真正像革命的样子。这一回，心里真正想着的却是过三峡。
　　前后不过三个多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我想，大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属于社会的非常行动，而非常行动则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应是根本的缘由。由此，生发出周游大地、探访亲友也就不为怪了。反之，这才是属于正常的归趋——这里存在着一种告诉：告诉人们的心里萌动着生活的渴望；告诉社会的运动产生了恢复平静的需求——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竟然有许多和我们一样赶在最后的日程里回家的串联师生，他们有的从峨眉山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他们背着从各地采购的土特产，他们背着照相机——他们比我们更精明，更潇洒。船过三峡，人便被大自然溶解了（那天，我们曾想到过毛泽东诗词，同样面对苍茫的大地，为什么毛泽东会发出“谁主沉浮”的询问，我们则会被陶醉而溶解？因为毛泽东是伟人，我们是凡人）。上海虹口区的一位教师看我们心馋，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总算记录了这段经历。
　　回家的路上，竟碰到一桩很蹊跷的事情。那时，船上规定，每个航程都要组织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晚会。记得晚会是在底舱开的，串联的师生中竟一下子走出了许多文艺高手，有独唱，有吹奏，有舞蹈，像似享受了一场精神沐浴，热闹的气氛使人轻松高兴。回到舱房，我的铺上却躺着个陌生男子，起先以为人家睡错了，使劲叫唤，以至同舱的人都来推搡他，他也不搭理，他的身上黏着些泥，像从田间走来，他很粗实，有一个抵两个的感觉。背枪的乘警来了，他的眼神晃动着，有人递给他纸和笔，谁也不会相信，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在纸上写：我受国民党反共挺进纵队XX支队派遣，目前正沿着长江流域组织活动。房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乘警的脸色有点发白，嘴里嗫嚅着往后退去。有人说这是疯子，有人便立即叫来了船医。船医很和蔼，摸着那汉子蓬乱的头发，为他号脉，问他来路，他仍不吭声。这时船医悄悄取出了银针，掐着那汉子的手指向深处扎去，那汉子的身躯像遭受鞭打似地扭曲起来，头上滚出了豆大的汗珠，只是仍不吭声。舱房里挤满了串联的师生，胆子小的抱作一团，胆子大的，愤愤地骂人，复旦的一位大学生挺身而出去与船长交涉。船长和乘警来了，不知他们与那男子说了什么开窍的话，那男子麻利地翻身下床，嘴角上还挂着一丝轻蔑的笑。师生们叫喊起来，一致要求复旦的同学作为代表处理事件。半小时后，复旦同学有点沮丧地从船长室出来，告诉大家船长已决定按航运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个停靠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