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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应该默许把自己作为世界减排的主要障碍，也不应该被视作碳排放大国而屡受指责，被要求履行过多的义务
按照惯例，新年伊始美国总统都会发表国情咨文，阐明每年面临的国内外情况，以及政府将要采取的政策措施。
奥巴马任内的第六份国情咨文用大篇幅阐述全球变暖的后果，并在其中提及美中减排协议。
“我们在北京作出了一项历史性声明——美国将减排幅度加倍，中国也第一次承诺减排。正因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合作，其他国家也正在加快步伐，为全球今年最终就保护我们唯一的地球达成协议提供了希望。”奥巴马如是说。
这份“历史性”声明是指2014年11月12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根据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至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达到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还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
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执行主任、美国能源安全委员会顾问盖尔拉·拉夫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用大笔墨来谈及气候变暖和中国的情况，需要被注意。
“奥巴马在减少碳排放量上长期对中国施压是错误的。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源主要还要依靠煤炭。如果签署更多的减少碳排放量协定或承诺，会让中国进退两难。”盖尔拉·拉夫特告诉本刊记者，“奥巴马的减排政策十分错误。”
气候变化议题是新帝国主义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样看待《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盖尔拉·拉夫特：这项协定成为APEC峰会上的焦点之一。关于这些协定的具体操作问题，目前尚不明朗，将留到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进行讨论。接下来数月，国际社会将施压要求中国尽快拿出二氧化碳减排计划的具体措施，这将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不应该接受这项计划。
中国没有理由不当机立断尽快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在大城市，雾霾危害与日俱增，空气污染所带来的疾病威胁也愈发严重。需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减少工业排放气体当中的有害化学物质——例如硫、氮氧化物、汞、颗粒物质。但是二氧化碳并不在其列。
与西方所宣称的恰恰相反，二氧化碳并非西方社会所称的“污染物”，二氧化碳的排放对于人类健康没有直接影响，其“与气候变暖对人类所造成负面影响”也并非一个清晰明确的命题。
自1950年以来，虽然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2%，全球人均GDP增长了400%，而全球野生植物的覆盖面积也增加了，为更多的人与动物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中国，使用化石燃料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促使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近20年。这些事实都与“气候变化将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的论断背道而驰，但它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奥巴马政府反复倡导一个理念，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有利”，这一理论同样值得推敲。或许有人会说——正如美国政府所宣称的，全球的气温变化可能导致自然灾害，并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减缓乃至停滞。
但是，举全国之力将廉价的化石能源替换为昂贵的低碳能源，更可能影响经济发展。任何限制使用廉价能源的政策都可能使得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约36亿人面临能源短缺。
减少碳排放的承诺会把中国推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步”。中美经济状况有很大不同，中国仍有一大部分人生存非常困难，在减少碳排放上作出的贡献比美国多。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阻碍，这是新帝国主义。
十几年前我来中国，看到路上的自行车像河流一样，人们穿得很差。现在每次我来到中国都会看到中国人穿得更好、生活质量变得更高，这也是煤炭带给中国的。
中国还有很多地区处于能源十分匮乏的阶段，为了减少碳排放量而不让其使用煤炭是不可思议的。首先要满足能源需要，比如印度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无电可用，在这个情况下要他们承诺使用更清洁能源是错误的。
计划生育是真正的减排政策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签订减排协议后，中国可以选择的具体举措是什么？对中国将减排承诺转换成具体计划，你有哪些建议？
盖尔拉·拉夫特：如今，既然中国已就排放上限作出承诺，就应该谨慎执行，并且密切关注美方的完成情况，以此作为博弈谈判的筹码。中国理应采取这做法，尤其是考虑到奥巴马一直以来言过其实的作风。
美国政府许下的承诺中包括一条：将于2025年前将新车的燃料经济性提高至每加仑54.5英里。这也意味着要在短短十年内，将能源的使用效率整整提高一倍。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
奥巴马所承诺的美国大幅削减排放量一说根本不足为信，特别是在参议院已经被共和党接手的大背景之下。碳排放大州肯塔基州出身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与新任参议院环境委员会主席詹姆斯·英霍夫甚至公开声称，中美两国所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不具任何约束力的把戏”。从美国方面来说，完成承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此外，中国不应该默许把自己作为世界减排的主要障碍，也不应该被视作碳排放大国而屡受指责，被要求履行过多的义务。近期《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调查报告恰恰印证了这点。
《经济学人》根据世界碳排放政策的实施情况对世界20项政策排名。实施情况的考量兼顾国内外，主要依据是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果。在全球每年143亿吨二氧化碳的减排中，只有4项政策减少碳排放量超过10亿吨。
其中，蒙特利尔协定书削减了导致臭氧衰竭的化学品使用，减少了56亿吨的碳排放;使用水力发电，减少了28亿吨的碳排放;核能的使用减少了22亿吨的碳排放;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每年减少了13亿吨的碳排放。
这并不是一个气候政策，也不能指望他国效仿，但如果说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是一项功绩，那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贡献不容忽视。
有趣的是，在《经济学人》调查的剩余部分，许多受到媒体大量关注的政策措施，包括更多使用太阳能和风能、采用建筑标准、森林保护项目等举措，合计只贡献了17%的减排。
因此，在实际评估对碳排放的贡献时，中国的贡献远远超出公众认知。作为世界五分之一水电能源的来源国，中国可以自信，每年贡献了7亿吨的减排量。这一数字要比引人注目的欧盟可再生能源项目带来的减排量、加上美国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带来的减排量的总和还多得多。
在核电领域，中国所作出的承诺可谓首屈一指。
综上所述，中国不应该为自身对全球减排工作贡献不足而自惭形秽。相反，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国家能源规模，它已经完成了自己应完成的份额。可以肯定，它比其他许多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完成得更多。单单是中国国有企业所完成的效能指标，就已经是整个欧盟能效项目成果的两倍之多。
《瞭望东方周刊》：巴黎世界气候大会在即，你有哪些建议？
盖尔拉·拉夫特：中国如今应该拒绝接受西方鼓吹的所谓“气候问题祸根论”。它应该强调自身对于世界减排所作出的贡献，并且督促西方根据它们的发展程度作出相同程度的减排，而不是在减排问题上过分保守，听任西方驱使。
那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指责中国的人应该意识到，环境改善取决于到底减少了多少排放，而不是用什么方式来减排;真正促使环境发生改变的政策，恰恰不是成天在新闻中作为头条出现的那些。
一个例子是，刚刚结束的第45届达沃斯论坛，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责任再次成为热点话题。1700架私人飞机去参加会议、讨论气候变化，这显然是很讽刺的。
按照惯例，新年伊始美国总统都会发表国情咨文，阐明每年面临的国内外情况，以及政府将要采取的政策措施。
奥巴马任内的第六份国情咨文用大篇幅阐述全球变暖的后果，并在其中提及美中减排协议。
“我们在北京作出了一项历史性声明——美国将减排幅度加倍，中国也第一次承诺减排。正因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合作，其他国家也正在加快步伐，为全球今年最终就保护我们唯一的地球达成协议提供了希望。”奥巴马如是说。
这份“历史性”声明是指2014年11月12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根据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至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达到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还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
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执行主任、美国能源安全委员会顾问盖尔拉·拉夫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用大笔墨来谈及气候变暖和中国的情况，需要被注意。
“奥巴马在减少碳排放量上长期对中国施压是错误的。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源主要还要依靠煤炭。如果签署更多的减少碳排放量协定或承诺，会让中国进退两难。”盖尔拉·拉夫特告诉本刊记者，“奥巴马的减排政策十分错误。”
气候变化议题是新帝国主义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样看待《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盖尔拉·拉夫特：这项协定成为APEC峰会上的焦点之一。关于这些协定的具体操作问题，目前尚不明朗，将留到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进行讨论。接下来数月，国际社会将施压要求中国尽快拿出二氧化碳减排计划的具体措施，这将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不应该接受这项计划。
中国没有理由不当机立断尽快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在大城市，雾霾危害与日俱增，空气污染所带来的疾病威胁也愈发严重。需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减少工业排放气体当中的有害化学物质——例如硫、氮氧化物、汞、颗粒物质。但是二氧化碳并不在其列。
与西方所宣称的恰恰相反，二氧化碳并非西方社会所称的“污染物”，二氧化碳的排放对于人类健康没有直接影响，其“与气候变暖对人类所造成负面影响”也并非一个清晰明确的命题。
自1950年以来，虽然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2%，全球人均GDP增长了400%，而全球野生植物的覆盖面积也增加了，为更多的人与动物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中国，使用化石燃料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促使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近20年。这些事实都与“气候变化将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的论断背道而驰，但它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奥巴马政府反复倡导一个理念，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有利”，这一理论同样值得推敲。或许有人会说——正如美国政府所宣称的，全球的气温变化可能导致自然灾害，并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减缓乃至停滞。
但是，举全国之力将廉价的化石能源替换为昂贵的低碳能源，更可能影响经济发展。任何限制使用廉价能源的政策都可能使得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约36亿人面临能源短缺。
减少碳排放的承诺会把中国推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步”。中美经济状况有很大不同，中国仍有一大部分人生存非常困难，在减少碳排放上作出的贡献比美国多。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阻碍，这是新帝国主义。
十几年前我来中国，看到路上的自行车像河流一样，人们穿得很差。现在每次我来到中国都会看到中国人穿得更好、生活质量变得更高，这也是煤炭带给中国的。
中国还有很多地区处于能源十分匮乏的阶段，为了减少碳排放量而不让其使用煤炭是不可思议的。首先要满足能源需要，比如印度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无电可用，在这个情况下要他们承诺使用更清洁能源是错误的。
计划生育是真正的减排政策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签订减排协议后，中国可以选择的具体举措是什么？对中国将减排承诺转换成具体计划，你有哪些建议？
盖尔拉·拉夫特：如今，既然中国已就排放上限作出承诺，就应该谨慎执行，并且密切关注美方的完成情况，以此作为博弈谈判的筹码。中国理应采取这做法，尤其是考虑到奥巴马一直以来言过其实的作风。
美国政府许下的承诺中包括一条：将于2025年前将新车的燃料经济性提高至每加仑54.5英里。这也意味着要在短短十年内，将能源的使用效率整整提高一倍。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
奥巴马所承诺的美国大幅削减排放量一说根本不足为信，特别是在参议院已经被共和党接手的大背景之下。碳排放大州肯塔基州出身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与新任参议院环境委员会主席詹姆斯·英霍夫甚至公开声称，中美两国所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不具任何约束力的把戏”。从美国方面来说，完成承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此外，中国不应该默许把自己作为世界减排的主要障碍，也不应该被视作碳排放大国而屡受指责，被要求履行过多的义务。近期《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调查报告恰恰印证了这点。
《经济学人》根据世界碳排放政策的实施情况对世界20项政策排名。实施情况的考量兼顾国内外，主要依据是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果。在全球每年143亿吨二氧化碳的减排中，只有4项政策减少碳排放量超过10亿吨。
其中，蒙特利尔协定书削减了导致臭氧衰竭的化学品使用，减少了56亿吨的碳排放;使用水力发电，减少了28亿吨的碳排放;核能的使用减少了22亿吨的碳排放;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每年减少了13亿吨的碳排放。
这并不是一个气候政策，也不能指望他国效仿，但如果说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是一项功绩，那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贡献不容忽视。
有趣的是，在《经济学人》调查的剩余部分，许多受到媒体大量关注的政策措施，包括更多使用太阳能和风能、采用建筑标准、森林保护项目等举措，合计只贡献了17%的减排。
因此，在实际评估对碳排放的贡献时，中国的贡献远远超出公众认知。作为世界五分之一水电能源的来源国，中国可以自信，每年贡献了7亿吨的减排量。这一数字要比引人注目的欧盟可再生能源项目带来的减排量、加上美国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带来的减排量的总和还多得多。
在核电领域，中国所作出的承诺可谓首屈一指。
综上所述，中国不应该为自身对全球减排工作贡献不足而自惭形秽。相反，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国家能源规模，它已经完成了自己应完成的份额。可以肯定，它比其他许多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完成得更多。单单是中国国有企业所完成的效能指标，就已经是整个欧盟能效项目成果的两倍之多。
《瞭望东方周刊》：巴黎世界气候大会在即，你有哪些建议？
盖尔拉·拉夫特：中国如今应该拒绝接受西方鼓吹的所谓“气候问题祸根论”。它应该强调自身对于世界减排所作出的贡献，并且督促西方根据它们的发展程度作出相同程度的减排，而不是在减排问题上过分保守，听任西方驱使。
那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指责中国的人应该意识到，环境改善取决于到底减少了多少排放，而不是用什么方式来减排;真正促使环境发生改变的政策，恰恰不是成天在新闻中作为头条出现的那些。
一个例子是，刚刚结束的第45届达沃斯论坛，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责任再次成为热点话题。1700架私人飞机去参加会议、讨论气候变化，这显然是很讽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