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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的枪林弹雨中，在纽约的高楼大厦里，你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肤色，却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们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全球治理重要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关注并加入这支神圣的队伍：国际公务员。
国际公务员制度
国际公务员是在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或专门机关工作的人员，他们对国际组织负责、为全体成员国服务。国际公务员制度是联合国的基本人事制度，它将所有工作人员大致分为两类：专业人员及以上职位类和一般事务人员职位类。
专业人员及以上职位类，指除少数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外，包括专门业务人员和主管人员两个阶层。专业人员，连同语文和技术业务人员在内，分为五等，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P1到P5级。P5以上为高级主管人员，分为D1（特等干事）和D2（主任）两等。这些职位都在国际间招聘，中国人可以通过政府推荐和自己参加联合国国家竞争考试（现改名为青年专业人员考试）两个途径进入。
一般事务人员职位类包括书记、打字员、办公室秘书、警卫人员等，这类人员通常采用就地招聘，其职位级别因地而异，在纽约总部分为G1到G7七个级别。从一般事务人员晋升到专业人员门槛很高，比例很小。
国际公务员名额的地域分配由3个因素决定：一是会籍因素，将基数的40%平均分给193个会员国；二是人口因素，将基数的5%按照各会员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分给各国；三是会费因素，也是决定性因素，将剩余的55%按照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分给各会员国。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国际公务员应当达到“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联合国以丰厚的待遇和为全人类服务的荣耀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走进联合国。
中国籍国际公务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公务员的发展经历了上升、下降和再上升3个阶段。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主动增加联合国会费，中国籍国际公务员数量因此大幅度上升。当时的中国国际公务员包括留任的国民党官员，新中国政府官员和海外“保钓人士”三部分，不仅人数多，而且有不少知名人士在纽约总部担任高职，如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之女顾菊珍就为联合国工作了32年，担任联合国秘书处政治托管非殖民部非洲司司长并兼管联合国退休基金委员会。
到20世纪80年代，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会费比率开始下调，不再自愿超额承担会费，因此中国享有的地域分配名额大幅度下降。同时，担任较高职位的中国籍国际公务员大多已到退休年龄，后继无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际公务员人数减少、职位也相应降低。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中国人均GDP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会费分摊原则，中国需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将大幅度提升，中国的国际公务员人数也将随之提高，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组织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也成为中国积极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
国际公务员的任职与培养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国际公务员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升。目前，在联合国等70多个重要国际组织中，中国籍国际公务员共有1000多人。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籍国际公务员不仅人数较少，而且在年龄结构、任职部门和级别上都有较大差距。除了5个常任理事国每国政府指派的一名副秘书长外，其他中国籍国际公务员级别普遍不高，而且后备力量也较薄弱，离中国多边外交工作的需求还有较大距离。
针对这种情况，国内近年不断完善国际公务员培训、选派制度。从1995年至今，我国共举办了10次联合国国家竞争考试，通过考试的170多名中国国际公务员后备人才有一半已经在职。针对国际公务员的培养，中国过去只有北京外国语学校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和上海外国语学校国际公务员实验班，两者以培养语言类人才为主要目标，为联合国输送翻译人才。今年7月，中国联合国协会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共同举办了首届国际公务员能力建设中远培训班，吸引了各个专业的高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内容涉及国际政治、联合国文化等多方面，对培养、储备中国籍国际公务员后备人才进行了首次尝试 。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公务员
如何在联合国国际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籍国际公务员还面临许多挑战。其中，熟悉适应以西方思维模式为基础的国际组织文化是必须过的第一关。根据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大使的介绍，联合国文化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理想主义。在联合国工作，撰写高水平、有新意的报告十分重要，报告既要依据现状，又要超越现实，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远景转化为逐步实现的目标；二是干涉主义。联合国在3种情况下采取干涉行动：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帮助时以及人权需要保护时。三是进取心和竞争观念。在联合国必须习惯公开宣传自己，展示自己的工作成绩，只做不说会错失许多升迁机会。这三点与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有所冲突，特别是如何将联合国文化中的干涉主义与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融合更需要智慧和技巧。另外，中西方的思维模式也不同，西方人是线性思维，西方人想到就说，边想边说，善于即席发言、迅速应变；东方人是圆形思维，中国传统美德中“纳于言”的要求和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使中国人往往深思熟虑后才开口，在辩论口才和临时应变能力上逊色于西方同行。
【责任编辑】林 京
国际公务员制度
国际公务员是在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或专门机关工作的人员，他们对国际组织负责、为全体成员国服务。国际公务员制度是联合国的基本人事制度，它将所有工作人员大致分为两类：专业人员及以上职位类和一般事务人员职位类。
专业人员及以上职位类，指除少数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外，包括专门业务人员和主管人员两个阶层。专业人员，连同语文和技术业务人员在内，分为五等，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P1到P5级。P5以上为高级主管人员，分为D1（特等干事）和D2（主任）两等。这些职位都在国际间招聘，中国人可以通过政府推荐和自己参加联合国国家竞争考试（现改名为青年专业人员考试）两个途径进入。
一般事务人员职位类包括书记、打字员、办公室秘书、警卫人员等，这类人员通常采用就地招聘，其职位级别因地而异，在纽约总部分为G1到G7七个级别。从一般事务人员晋升到专业人员门槛很高，比例很小。
国际公务员名额的地域分配由3个因素决定：一是会籍因素，将基数的40%平均分给193个会员国；二是人口因素，将基数的5%按照各会员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分给各国；三是会费因素，也是决定性因素，将剩余的55%按照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分给各会员国。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国际公务员应当达到“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联合国以丰厚的待遇和为全人类服务的荣耀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走进联合国。
中国籍国际公务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公务员的发展经历了上升、下降和再上升3个阶段。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主动增加联合国会费，中国籍国际公务员数量因此大幅度上升。当时的中国国际公务员包括留任的国民党官员，新中国政府官员和海外“保钓人士”三部分，不仅人数多，而且有不少知名人士在纽约总部担任高职，如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之女顾菊珍就为联合国工作了32年，担任联合国秘书处政治托管非殖民部非洲司司长并兼管联合国退休基金委员会。
到20世纪80年代，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会费比率开始下调，不再自愿超额承担会费，因此中国享有的地域分配名额大幅度下降。同时，担任较高职位的中国籍国际公务员大多已到退休年龄，后继无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际公务员人数减少、职位也相应降低。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中国人均GDP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会费分摊原则，中国需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将大幅度提升，中国的国际公务员人数也将随之提高，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组织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也成为中国积极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
国际公务员的任职与培养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国际公务员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升。目前，在联合国等70多个重要国际组织中，中国籍国际公务员共有1000多人。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籍国际公务员不仅人数较少，而且在年龄结构、任职部门和级别上都有较大差距。除了5个常任理事国每国政府指派的一名副秘书长外，其他中国籍国际公务员级别普遍不高，而且后备力量也较薄弱，离中国多边外交工作的需求还有较大距离。
针对这种情况，国内近年不断完善国际公务员培训、选派制度。从1995年至今，我国共举办了10次联合国国家竞争考试，通过考试的170多名中国国际公务员后备人才有一半已经在职。针对国际公务员的培养，中国过去只有北京外国语学校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和上海外国语学校国际公务员实验班，两者以培养语言类人才为主要目标，为联合国输送翻译人才。今年7月，中国联合国协会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共同举办了首届国际公务员能力建设中远培训班，吸引了各个专业的高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内容涉及国际政治、联合国文化等多方面，对培养、储备中国籍国际公务员后备人才进行了首次尝试 。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公务员
如何在联合国国际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籍国际公务员还面临许多挑战。其中，熟悉适应以西方思维模式为基础的国际组织文化是必须过的第一关。根据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大使的介绍，联合国文化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理想主义。在联合国工作，撰写高水平、有新意的报告十分重要，报告既要依据现状，又要超越现实，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远景转化为逐步实现的目标；二是干涉主义。联合国在3种情况下采取干涉行动：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帮助时以及人权需要保护时。三是进取心和竞争观念。在联合国必须习惯公开宣传自己，展示自己的工作成绩，只做不说会错失许多升迁机会。这三点与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有所冲突，特别是如何将联合国文化中的干涉主义与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融合更需要智慧和技巧。另外，中西方的思维模式也不同，西方人是线性思维，西方人想到就说，边想边说，善于即席发言、迅速应变；东方人是圆形思维，中国传统美德中“纳于言”的要求和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使中国人往往深思熟虑后才开口，在辩论口才和临时应变能力上逊色于西方同行。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