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被符号化的时代。
　　任何一个人或者团队被符号化后都变得神圣，并拥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
　　尽管“摇滚”曾经被社会的主流唾弃；尽管列侬出生在社会的“底层”……这些丝毫影响不了Beatles成为社会文化的代表或者一个城市的象征
　　不久前，英国文化大臣宣布：利物浦击败伯明翰、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卡迪夫和牛津，当选为2008年度“欧洲文化之都”。利物浦的城市宣传画正是怀抱吉他的约翰·列侬。
　　事实上，利物浦之所以能在竞争中胜出的“杀手锏”正是那面现代大众文化的旗帜——风靡全球、经久不衰的摇滚乐队披头士（Beatles）的号召力。你可以不知道这座城市身后的800年历史，但似乎没有理由不知道披头士。显然，在这场“文化”的竞争中，披头士胜利了。这也是大众流行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又一次胜利。
　　
　　摇滚乐的诞生
　　
　　历史地看，摇滚乐的兴起里程碑式地预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社会文化的革命。肇始于18世纪中叶工业文明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信仰的根基，世界开始拒绝承认各式“权威”，“上帝”在对自由意志的乐观期待中被埋葬。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变化发生了：黑人中流行的时尚文化取代了白人文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世界的少年用对抗主流文化价值的方式向社会宣告自己的存在：街头帮派、黑色皮夹克、尖头皮鞋、油光锃亮的鸭尾发型……这些，都被标上“亚文化”的符号，汇聚组合出一股充满反抗和颠覆性的时尚。他们不断叩击古板的社会文化体系，不懈地找寻新的表意介质以疏泄反抗精神。
　　
　　他们选择了摇滚乐。
　　
　　在他们的《圣经》中你能找出如下记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摇滚乐。”
　　披头士的崛起是这场革命中的革命。1959年，利物浦的四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名为Quarrymen的乐队，接着先后易名：Johnny、Moondogs、Silver Beatles，最终定名为Beatles。很快地，他们的歌声从英国到美国最终传遍全世界，到1964年，这四个胡闹的青年已经获得了世界性声誉。
　　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家伙的档案。共同点是他们都生于贫困家庭：约翰·列侬（John Winston Lennon）幼年即遭父母遗弃跟随姑姑长大，童年曾加入某个帮派干过偷窃物品和拖拽女孩短裤的勾当；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是棉布商的儿子，全家人住在狭小并且裸露着砖头的房子里；林戈·斯塔乐（Ringo Star）的家庭同大多数贫穷的工人阶级没什么区别，后来父亲抛弃了这个贫穷的家，母亲从事酒吧侍女赚钱抚养林戈；乐队中年龄最小的乔治·哈瑞森（George Harrison）是公交车司机的儿子，他16岁时就为生活所迫当了学徒。另一个更为关键的共性是：他们很早就对摇滚乐怀有相同或相似的想象。
　　
　　披头士的革命
　　
　　在古板而且充满精英主义的英国传统看来，“真正的”文化植根于欧洲传统，美国这个昔日殖民地国家的文化不过是粗陋低下的混合体。摇滚乐只不过是粗野无礼的美国青年人的玩意儿，甚至比同样源于美国的爵士乐更加让人困惑，完全登不得大雅之堂，更谈不上获得英国乃至欧洲认同的文化“进口许可证”。
　　


　　然而，披头士不可逆转的流行让这一切显得虚弱不堪，英国人文化上无形的“马奇诺防线”被这四个年轻人搅起的摇滚洪涛彻底冲溃。披头士甚至入侵并攻陷了摇滚乐的原生地——美国。
　　1964年4月4日是披头士完全征服美利坚的“纪念日”：乐队有五张唱片高居美国排行榜！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披头士有14首歌曲攻入排行榜，其中5首径直飚入Top10！
　　在歌曲中，披头士的无尽魅力展现无遗：它给正处于充满困惑的成长中的少年以置身群体拥依中获得的难得的安全感。在披头士的歌声中，听者始终可以将自己与巨大而又陌生的群体保持认同，虽然有些虚幻但确实潜在。
　　披头士当年的影响和地位堪比“摇滚乐历史中的柏拉图”：他们的舞台风格、衣着扮相、乐曲编配、作词风格等等，无一不成为其他乐队或广大青年的模仿样式。女孩子以这四个青年人为心中的白马王子，男孩子则蓄起长发穿着圆领T恤衫摆弄着手中的吉他，他们诠释、模仿着几乎全部披头士可以被发现的行为 —— 甚至包括恶习。即便是翻唱披头士的歌曲，也不知造就了多少新的摇滚力量。
　　披头士只有生长在大众时代才能拥有这样的威力。披头士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名词之一，与其说因为他们音乐中浸透的天才，不如说他们迎合了大众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科技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发展，从根本上为披头士神话提供了可能条件。以美国为例，1950年时，美国仅有13％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到了1955年，拥有电视机的美国家庭比例激增到68％，而在披头士全面“入侵”前两年的1962年，美国已经有90％的家庭拥有了电视机。
　　因此，披头士将自己放在了强大的工业资本、发达的传播网络和以“通俗”为取向的大众化定位三大基座之上，终于建成一座宏伟的文化建筑。披头士在短期内就占领了相对于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的量的绝对优势。
　　
　　“披头士”的符号力量
　　
　　利物浦当选为“欧洲文化之都”，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这个大众文化符号的威力：披头士就是摇滚乐，披头士意味着时尚和成功。就摇滚乐乃至整个人类文化而言，披头士伟大之处在于完成摇滚家族的首次大融合，并为摇滚乐席卷全世界吹响了出发的号角。对英国人或许还存在潜在的意义：披头士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大英帝国在战场和市场上丧失的荣耀。
　　在披头士彻底地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流行音乐运行轨迹的同时，披头士逐渐成为一个影响力强大的“符号”。结果似乎是披头士通过影响大众的心态而改写了历史。
　　披头士的深远影响使之成为符号资本中的“硬通货”。利物浦制胜的秘诀也在于此，最终的胜利证明了这座城市才是最高超的资本运作者。披头士在一首歌中唱道：All you need is love(你要的全部就是爱)。换一个词更适合本为文表达：All you need is symbols(你要的全部就是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