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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可以看做是为70后一代人所写的心灵史或成长史，他在作品中塑造了几个典型的70后人物形象以描摹处于中国社会疾速转型时期的70后一代的精神脉络走向，且通过专栏的形式审视关照70后一代所面临的普遍的精神困境，并最终指向70后一代的信仰问题。
关键词：《耶路撒冷》 徐则臣 70后一代 精神困境
一、独具个性的人物塑造：书写70后一代人的精神变迁
在结构设计上，《耶路撒冷》采用对称的外在结构，以人物名作为章节标题，前五章分别是“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五个人物依次出场，分别作为中心人物展开情节，后五章再依次收回，中间第六章以“景天赐”作为中心点，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这样的形式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所有人物被放置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作者可以全知视角更直观地描写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
小说内在的人物关系设置同样环环相扣，牢不可破。景天赐的早亡是故事的原点，是几个主要人物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作者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将一群人的命运编织在了一起，通过描写几个主要人物如何在天赐的早亡事件中释怀并找到精神的救赎，如何到世界中去面对时代的挑战及城市生活带来的虚无感，如何在回忆与故乡中找到内心的安妥，来塑造出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刻写70后一代独特的精神现象。
《耶路撒冷》致力于书写70后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集中探索人物精神层面面临的困境。小说并未与大时代有过多牵扯，而是将笔触放置在70后一代人个体的生活经历与生存状态，关注个体的精神困顿与心灵内部的挣扎。在《耶路撒冷》中，诸如卖大和堂、建运河风光带、花街拆迁等社会背景，都被放置在个体心灵之后，推在前面的是个人的视角、情感与痛苦。这样的描写使个人渗透在社会生活之上，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呈现出的是个人生活的一种状态，直接描摹出一代人个人的精神世界。
与此同时，小说写出了历史与父辈对70后一代成长的影响，塑造出众多鲜活的父辈形象。秦福小的奶奶秦环年轻时因妓女身份在文革中被批斗，但她毫无畏惧，并通过信仰得到救赎，初平阳在她的影响下萌生去耶路撒冷的念头，秦福小历经漂泊回到花街后也在她的精神指引下获得了内心的安妥；易长安的父亲易培卿年轻时沉迷于情欲，对妻子过去是妓女的事耿耿于怀，对易长安的童年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以至于长大后的长安性格叛逆，行事放荡不羁；在北京奋斗的杨杰背负着知青母亲李老师的北京情结，一定要娶个北京媳妇。通过对70后一代所受父辈影响的描写，作家展现出的是历史对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塑造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作家深入展现了70后一代精神现象的复杂性。
故事中的几个人物，初平阳在寻找，易长安在逃亡，秦福小在流浪，杨杰在奔忙，作者以别出心裁的结构将他们的故事一一平摊在读者面前，写他们共同的生命走向：出走再回归，回归又是为了下一次的出走；以景天赐的早亡作为他们成长中挥之不去的灰色记忆，探寻他们内心的忏悔与挣扎；以他们每个人为中心向外辐射，叙述与之相关的故事情节，塑造与之相关的人物形象，既写出父辈对他们这一代性格的影响，又展现了中国混沌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二、“专栏式”的记录与思考：有些问题从70后一代开始
在小说中，作家在故事主体章节之后设置专栏，并以主人公初平阳在《京华时报》所写的“我们这一代”专栏出现，集中探讨70后一代人当下直面的精神困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70后一代生于计划经济，长于市场经济，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体制转型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承上启下的历史身份注定其拥有与60后、80后都不同的精神现象与历史境遇，有些问题从70后一代开始。
70后一代真正开始面对“到世界去”的问题。如果说50后、60后的离乡背井是集体主义的选择，那么70后的“到世界去”则完全出于个体的选择，他们带着对现代都市的向往，带着对摆脱乡土伦理羁绊的渴望，毅然出走，是真正开始向往着到达自己心中的那个世界去。“到世界去”并非仅仅意味着财富与机遇，它更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意味着开阔和自由。徐则臣在其“京漂”系列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挣扎在都市边缘的外乡人，即使生活艰辛也未选择离开，北京在他们心中俨然成为了精神意义上的信仰。正如初平阳一直认为去耶路撒冷会让他实现精神上的突围和漫游，去不了他会坐立不安。
但是，“到世界去”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出走的70后一代人面对时代的机遇挑战与都市生活的紧张压抑，他们感受到的是情感上的无法依归与对城市生存现代性身份的不能认同。在《耶路撒冷》中，初平阳历经千辛万苦考上北大博士，却永远失去了女友舒袖，在北京他寻求不到精神归属，只能卖掉祖屋前往耶路撒冷，继续漂泊；做水晶生意的杨杰已混至都市中产阶层，但他深厌生意场上的那一套却又无法摆脱，与北京姑娘的婚姻也是五味杂陈。专栏文章《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里的人们因为城市生活的虚无感在而立之年就早早陷入了对乡土的回忆；《你不是你》的主人公在成長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他最后从高楼纵身越下的结局无情昭示了一代人自我身份失落的危机。
被现代性焦虑包裹的70后一代试图以返乡寻找归属，然而感受到的却是“还乡而不至”，故乡不能让人安妥，也许是一代人最大的悲哀。70后一代是见证了乡土社会消亡的那一代人，他们返乡却如入异地，旧时的田园与地貌已不见，熟悉的人也变得陌生，他们与乡土的那份信任尚未充分建立就被摧毁了。对老一辈人来说，故乡无论如何改变都已根植内心深处，但对70后来说，故乡的改变即意味着消逝。专栏文章《夜归》详述了这种“返乡而不至”的心理感受，主人公带着妻儿回乡过年，黑夜中他已无法找到回家的路，坐在父亲找来的汽车上，看着家乡新楼林立，母校搬迁后的豪华气派，一种深刻的陌生感袭来。
“原乡神话的瓦解与现代性的迷失是70后永远走不出的精神迷局”。70后一代在时代的机遇下选择离乡，在城市饱尝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与现代性精神焦虑后又选择返乡，返乡却发现已是“还乡而不至”。作家通过描写这样不断地出走而又回归，城市无法认同，故乡又无处安妥的悬在半路上的人，勾勒出70后一代特殊又尴尬的精神图景。 三、“耶路撒冷”与“天赐之死”：直击70后一代的信仰问题
在《耶路撒冷》中，徐则臣设置多处象征隐喻结构，写出了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生活景象（如“穿着解放鞋的耶稣”等），且更加细致摹写出70后一代特殊的精神现象。“耶路撒冷”与“天赐之死”无疑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两处隐喻与象征，它们所代表的深层含义直击70后一代内心深处的信与执。
“耶路撒冷”既是坐落在遥远的以色列的现实存在的城池，更是一个与故乡记忆相关联的意象。初平阳是在小时候偷听秦奶奶念诵《圣经》时第一次听到了“耶路撒冷”这四个字，从此他开始无法摆脱。经历一番曲折的过程，初平阳最终认识到自己对于耶路撒冷的向往既不是因为童年的好奇心，也不是“到世界去”的出走欲望，而是因为童年的玩伴景天赐。正是对于天赐之死的放不下、逃不开，初平阳才选择奔赴耶路撒冷，继续人生的突围与跋涉，正如以色列教授所说，这场旅行对他来说，是还愿之旅，祭奠之旅，感恩之旅，是使他能够内心安妥的方式。“耶路撒冷”之于初平阳而言，是内心追逐的信仰，是精神支柱的外化，它象征着的是信仰、救赎、反思与内心的平和。在初平阳看来，“耶路撒冷”无关宗教，“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
如果说“耶路撒冷”的多重象征最终指向一代人内心的信仰与精神支柱，那么天赐之死则隐喻了一代人难以言说的精神创伤。在小说中，童年玩伴的早夭是所有人心中的致命伤，通过特殊的情节设置，初平阳、秦福小、易长安、杨杰，他们每个人都亲自见证并参与了天赐的死亡，使得天赐之死成为他们生命中避无可避的一道坎。作者之所以选择描写这样一个极端的事件，正是用一个少年早亡所带给同龄人的无法磨灭的影响来拷问和审视70后一代人的信与执。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是信仰危机出现的原因之一”。作为深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现代化与城市化影响的一代人，人们很容易在物欲横流、日新月异的生活中迷失，失去最初心中的那一份信仰。作者通过天赐之死将书中的每个人推至绝境，描写背负人命的几个人在成长中该何去何从，逼迫这一代人思考最初的自己是什么样，而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轻易地放弃乃至迷失，逼迫这一代人最终找回自己忏悔、赎罪、感恩和反思的能力。
故事的最终，每个人都找回了最初的自我。初平阳带着最纯粹的念头再次远走他乡；杨杰行善吃素，在鱼龙混杂的商场中保持着简单真诚的自己，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延长水晶的历史与生命；易长安帮助杨杰成立“兄弟·花街斜教堂修缮基金”，只为天赐，也成为了父亲母亲最可以依靠的人，与青春时候叛逆父亲的自己握手言和；秦福小，漂泊已久，最终选择放下过去的得失罪责，带着天送回到花街年事已高的父母身边。这些能够使他们心安的选择，就是属于他们的“耶路撒冷”。
参考文献：
[1]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2]徐则臣：《〈耶路撒冷〉访谈：有些问题确实从70后开始》，《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2014年7月12日。
[3]李惠、陈树萍：《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评徐则臣长篇新作〈耶路撒冷〉》，南京師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3月第1期。
[4]孔祥虎：《当代中国人信仰危机的应对》，重庆师范大学，2014年5月。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关键词：《耶路撒冷》 徐则臣 70后一代 精神困境
一、独具个性的人物塑造：书写70后一代人的精神变迁
在结构设计上，《耶路撒冷》采用对称的外在结构，以人物名作为章节标题，前五章分别是“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五个人物依次出场，分别作为中心人物展开情节，后五章再依次收回，中间第六章以“景天赐”作为中心点，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这样的形式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所有人物被放置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作者可以全知视角更直观地描写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
小说内在的人物关系设置同样环环相扣，牢不可破。景天赐的早亡是故事的原点，是几个主要人物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作者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将一群人的命运编织在了一起，通过描写几个主要人物如何在天赐的早亡事件中释怀并找到精神的救赎，如何到世界中去面对时代的挑战及城市生活带来的虚无感，如何在回忆与故乡中找到内心的安妥，来塑造出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刻写70后一代独特的精神现象。
《耶路撒冷》致力于书写70后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集中探索人物精神层面面临的困境。小说并未与大时代有过多牵扯，而是将笔触放置在70后一代人个体的生活经历与生存状态，关注个体的精神困顿与心灵内部的挣扎。在《耶路撒冷》中，诸如卖大和堂、建运河风光带、花街拆迁等社会背景，都被放置在个体心灵之后，推在前面的是个人的视角、情感与痛苦。这样的描写使个人渗透在社会生活之上，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呈现出的是个人生活的一种状态，直接描摹出一代人个人的精神世界。
与此同时，小说写出了历史与父辈对70后一代成长的影响，塑造出众多鲜活的父辈形象。秦福小的奶奶秦环年轻时因妓女身份在文革中被批斗，但她毫无畏惧，并通过信仰得到救赎，初平阳在她的影响下萌生去耶路撒冷的念头，秦福小历经漂泊回到花街后也在她的精神指引下获得了内心的安妥；易长安的父亲易培卿年轻时沉迷于情欲，对妻子过去是妓女的事耿耿于怀，对易长安的童年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以至于长大后的长安性格叛逆，行事放荡不羁；在北京奋斗的杨杰背负着知青母亲李老师的北京情结，一定要娶个北京媳妇。通过对70后一代所受父辈影响的描写，作家展现出的是历史对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塑造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作家深入展现了70后一代精神现象的复杂性。
故事中的几个人物，初平阳在寻找，易长安在逃亡，秦福小在流浪，杨杰在奔忙，作者以别出心裁的结构将他们的故事一一平摊在读者面前，写他们共同的生命走向：出走再回归，回归又是为了下一次的出走；以景天赐的早亡作为他们成长中挥之不去的灰色记忆，探寻他们内心的忏悔与挣扎；以他们每个人为中心向外辐射，叙述与之相关的故事情节，塑造与之相关的人物形象，既写出父辈对他们这一代性格的影响，又展现了中国混沌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二、“专栏式”的记录与思考：有些问题从70后一代开始
在小说中，作家在故事主体章节之后设置专栏，并以主人公初平阳在《京华时报》所写的“我们这一代”专栏出现，集中探讨70后一代人当下直面的精神困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70后一代生于计划经济，长于市场经济，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体制转型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承上启下的历史身份注定其拥有与60后、80后都不同的精神现象与历史境遇，有些问题从70后一代开始。
70后一代真正开始面对“到世界去”的问题。如果说50后、60后的离乡背井是集体主义的选择，那么70后的“到世界去”则完全出于个体的选择，他们带着对现代都市的向往，带着对摆脱乡土伦理羁绊的渴望，毅然出走，是真正开始向往着到达自己心中的那个世界去。“到世界去”并非仅仅意味着财富与机遇，它更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意味着开阔和自由。徐则臣在其“京漂”系列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挣扎在都市边缘的外乡人，即使生活艰辛也未选择离开，北京在他们心中俨然成为了精神意义上的信仰。正如初平阳一直认为去耶路撒冷会让他实现精神上的突围和漫游，去不了他会坐立不安。
但是，“到世界去”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出走的70后一代人面对时代的机遇挑战与都市生活的紧张压抑，他们感受到的是情感上的无法依归与对城市生存现代性身份的不能认同。在《耶路撒冷》中，初平阳历经千辛万苦考上北大博士，却永远失去了女友舒袖，在北京他寻求不到精神归属，只能卖掉祖屋前往耶路撒冷，继续漂泊；做水晶生意的杨杰已混至都市中产阶层，但他深厌生意场上的那一套却又无法摆脱，与北京姑娘的婚姻也是五味杂陈。专栏文章《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里的人们因为城市生活的虚无感在而立之年就早早陷入了对乡土的回忆；《你不是你》的主人公在成長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他最后从高楼纵身越下的结局无情昭示了一代人自我身份失落的危机。
被现代性焦虑包裹的70后一代试图以返乡寻找归属，然而感受到的却是“还乡而不至”，故乡不能让人安妥，也许是一代人最大的悲哀。70后一代是见证了乡土社会消亡的那一代人，他们返乡却如入异地，旧时的田园与地貌已不见，熟悉的人也变得陌生，他们与乡土的那份信任尚未充分建立就被摧毁了。对老一辈人来说，故乡无论如何改变都已根植内心深处，但对70后来说，故乡的改变即意味着消逝。专栏文章《夜归》详述了这种“返乡而不至”的心理感受，主人公带着妻儿回乡过年，黑夜中他已无法找到回家的路，坐在父亲找来的汽车上，看着家乡新楼林立，母校搬迁后的豪华气派，一种深刻的陌生感袭来。
“原乡神话的瓦解与现代性的迷失是70后永远走不出的精神迷局”。70后一代在时代的机遇下选择离乡，在城市饱尝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与现代性精神焦虑后又选择返乡，返乡却发现已是“还乡而不至”。作家通过描写这样不断地出走而又回归，城市无法认同，故乡又无处安妥的悬在半路上的人，勾勒出70后一代特殊又尴尬的精神图景。 三、“耶路撒冷”与“天赐之死”：直击70后一代的信仰问题
在《耶路撒冷》中，徐则臣设置多处象征隐喻结构，写出了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生活景象（如“穿着解放鞋的耶稣”等），且更加细致摹写出70后一代特殊的精神现象。“耶路撒冷”与“天赐之死”无疑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两处隐喻与象征，它们所代表的深层含义直击70后一代内心深处的信与执。
“耶路撒冷”既是坐落在遥远的以色列的现实存在的城池，更是一个与故乡记忆相关联的意象。初平阳是在小时候偷听秦奶奶念诵《圣经》时第一次听到了“耶路撒冷”这四个字，从此他开始无法摆脱。经历一番曲折的过程，初平阳最终认识到自己对于耶路撒冷的向往既不是因为童年的好奇心，也不是“到世界去”的出走欲望，而是因为童年的玩伴景天赐。正是对于天赐之死的放不下、逃不开，初平阳才选择奔赴耶路撒冷，继续人生的突围与跋涉，正如以色列教授所说，这场旅行对他来说，是还愿之旅，祭奠之旅，感恩之旅，是使他能够内心安妥的方式。“耶路撒冷”之于初平阳而言，是内心追逐的信仰，是精神支柱的外化，它象征着的是信仰、救赎、反思与内心的平和。在初平阳看来，“耶路撒冷”无关宗教，“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
如果说“耶路撒冷”的多重象征最终指向一代人内心的信仰与精神支柱，那么天赐之死则隐喻了一代人难以言说的精神创伤。在小说中，童年玩伴的早夭是所有人心中的致命伤，通过特殊的情节设置，初平阳、秦福小、易长安、杨杰，他们每个人都亲自见证并参与了天赐的死亡，使得天赐之死成为他们生命中避无可避的一道坎。作者之所以选择描写这样一个极端的事件，正是用一个少年早亡所带给同龄人的无法磨灭的影响来拷问和审视70后一代人的信与执。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是信仰危机出现的原因之一”。作为深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现代化与城市化影响的一代人，人们很容易在物欲横流、日新月异的生活中迷失，失去最初心中的那一份信仰。作者通过天赐之死将书中的每个人推至绝境，描写背负人命的几个人在成长中该何去何从，逼迫这一代人思考最初的自己是什么样，而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轻易地放弃乃至迷失，逼迫这一代人最终找回自己忏悔、赎罪、感恩和反思的能力。
故事的最终，每个人都找回了最初的自我。初平阳带着最纯粹的念头再次远走他乡；杨杰行善吃素，在鱼龙混杂的商场中保持着简单真诚的自己，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延长水晶的历史与生命；易长安帮助杨杰成立“兄弟·花街斜教堂修缮基金”，只为天赐，也成为了父亲母亲最可以依靠的人，与青春时候叛逆父亲的自己握手言和；秦福小，漂泊已久，最终选择放下过去的得失罪责，带着天送回到花街年事已高的父母身边。这些能够使他们心安的选择，就是属于他们的“耶路撒冷”。
参考文献：
[1]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2]徐则臣：《〈耶路撒冷〉访谈：有些问题确实从70后开始》，《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2014年7月12日。
[3]李惠、陈树萍：《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评徐则臣长篇新作〈耶路撒冷〉》，南京師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3月第1期。
[4]孔祥虎：《当代中国人信仰危机的应对》，重庆师范大学，2014年5月。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