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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3日，一件唐代文物“刘氏家族等造石佛塔”（塔身部分）由天津市武清区运回安徽博物院。由此，一件漂泊海外多年的珍贵文物回到故乡。
2013年1月，台湾知名企业家叶景成先生将其在海外收购并珍藏二十余年的32尊佛像、佛塔等文物捐赠回大陆，暂存于天津市武清区，这其中就包含了这件侧面镌刻有“亳州山桒（即‘桑’）县”铭文的唐代石佛塔塔身（图1）。是年8月，皖台文化旅游交流周期间，叶景成先生向我省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他捐赠天津暂存的佛教文物中有一件佛塔可能出自安徽，并希望能实现文物返回原乡的美好意愿。
得知这一消息后，安徽省文化厅立即安排安徽博物院组成调查组，前往可能出现此佛塔的亳州、蒙城等区域，对此石佛塔和安徽省古代佛教文物进行研究调查，并提出初步意见。2013年11月18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组织海峡两岸佛教文物专家对此石佛塔进行了论证，金申、周学文、林保尧、陈奕恺等两岸文物鉴定专家现场对“刘氏家族等造石佛塔”进行了鉴定，得出相关结论：
（1）“……前亳州山桑县丞……”中的“前”为人名（刘前）；
（2）石塔的制作年代为公元690-742年；
（3）石塔的制作地点为亳州山桑县（今亳州市蒙城县）；
（4）将原塔名“刘氏赵氏造塔”修订为“刘氏家族等造石佛塔”。
由此，专家一致认定石佛塔为盛唐时期亳州山桑县（今亳州市蒙城县及周边部分地区）刘氏家族所造。
一、石佛塔的概况及建造背景
此件石佛塔由石灰岩雕凿而成，现存部分为塔身正面，高101厘米、宽67.5厘米、厚40厘米，塔门上方开有三个佛龛，龛内均雕有一佛二协侍，门两侧各雕有狮子和力士护法像。塔身左侧刻有题记10列共200余字（图2），由于年代久远，塔身有多处残损，部分文字已经缺失无法辨识。现存铭文经安徽博物院李治益先生释读并参考了台湾学者陈奕恺先生的部分观点，其还原如下：
隧田移桑变遂勒贞琰□□□□□□□□与拂衣而永□□□□汦□□□
以相望重宣明德而为颂曰 大墟未前一气混然功炉始化万象陶甄□□
镇地曦魄承天结削代往彝伦纪年其一 法性常湛离有非无自受他用周界
廓虚三多会觉一智归如化洽无住笼烦有祛其二 缠哀罔极託想灵仪龙花
地涌多宝凝猗轮开月湛珠晃日移风犹梵奏香散云披其三 异兹胜祐仰□
慈云神游有顶根获无文泛舟智沼控御明门迷方识路爱渚知沦玄功興灰
灾恒夏景福共食劫长春其四 伏愿 母睦弟伏愿妹比丘慈力妹慈广妹
木栾興妻睦愿妻孙氏□息守一女法□□女法意合家眷属供养
刘氏姑姑夫前亳州山桒县丞肪息雅□□□□□穆之息内供奉左拾遗直
赵氏姑息耆旧伏护 村内刘□德……
铭文记录的大致内容为造塔人感悟佛法之深邃，表达其虔心修行的决心，祈求福佑家庭和睦的建造佛塔缘由，并留下了供养人及合家眷属的署名。
隋唐时期是安徽佛教流传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有新罗国王子金乔觉削发为僧，在九华山开山建寺，修行传法，更是佛教禅宗南传到安徽潜山、岳西、太湖一带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
安徽北部地处平原，位于淮河、黄河两大河流之间，由于长时期受到水患、战乱的侵扰，地面上未能保存到这一时期建造的寺庙、佛塔等地面建筑。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调查结果显示，仅今天的亳州市及其下辖的蒙城、涡阳、利辛等县就有金佛寺、卞律和尚墓、圣寿寺、开花寺、佛子庙、三里庙等一批唐代佛教建筑遗址，表明这一时期的寺庙林立，佛教在民间流传广泛，信徒众多。
二、佛塔的建造年代、地点的探讨
石佛塔左侧镌刻的题记达200余字，不仅为我们了解佛塔的建造缘由、经过及供养人等提供了详实的文字信息，也为我们探究佛塔的建造时间与建造地点保留了重要的线索。
仔细阅读塔身一侧的题记，其中多处使用了非常罕见的武周新字“天” “地”“日”“月”等。武周新字，是武则天当政时期（690-705年）创造并颁布使用的汉字，共有照、臣、君、月、年、日、星、载、圣、人、初、授、证、天、地、正、国等十多个新字（图3）。其后虽经历数度废止，但一直断续使用到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才正式废止，时间跨度长达140余年。
题记中还出现“亳州山桒县”这一地名，大体上位于今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一带，唐代山桑县还包括今亳州市的涡阳、利辛部分区域，面积略大于今蒙城县。
根据《蒙城县志》等地方志记载，唐代的亳州山桑县始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称谯郡蒙城县。由此推测，此佛塔的建造时间不会晚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
综合以上两点，“刘氏家族等造石佛塔”的年代应在武周至玄宗开元年（690-741年）之间。
三、石佛塔的建造风格与形制
佛塔虽不完整，但其保留的佛塔依然具备了唐代佛塔的典型风格，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佛塔塔门中空，门上方开有三个佛龛，龛内均雕有一佛安坐于束腰高台莲花宝座之上，二协侍分立两旁，塔门两侧各雕力士护法像一尊。纵观其造型，或慈目安详，或飘逸富有张力，与盛唐时期的造像风格非常吻合。
盛唐时期是佛教造像大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造像比例舒展匀称，结构合理，与隋代及初唐时期佛头部偏大、体态略僵板的感觉不同。佛像的头部与身躯比例合理，面部较为丰满且方圆适度，头顶发髻多为螺发。身着通肩式或袒右肩袈裟，又流行所谓方领下垂式袈裟，体态饱满丰肥。喜用束腰式台座，底边为六角、八角、圆形或莲花形，上搭覆布，布纹转折曲复而有动感。
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寺院林立，信徒广布，也形成了佛塔建造的一次高潮。现存的唐代佛塔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北京、云南等地。 唐代佛塔以方形砖、石结构为主，多模仿早期木结构建筑。这一时期的佛塔以西安大雁塔为典型代表。而这件“刘氏家族等造石佛塔”却与济南神通寺龙虎塔（图4）、北京房山云居寺庙唐代佛塔（图5）较为接近，属于典型的小龙虎塔造型。从塔的形式及留存的塔身部分推测，此塔应由塔基、塔身、塔心、塔檐、塔刹等结构组成，其整体的建造高度应在2-4米左右，远低于西安大雁塔的64.5米和济南神通寺龙虎塔的10.8米。综合塔侧题记铭文分析，此塔应属于佛教信徒家族捐资建造，供养于寺庙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盛唐时期安徽地区佛教的流行与兴盛。
为纪念佛塔返乡，吴伯雄先生亲笔书写了“盛唐石佛塔返乡”的题词（图6），安徽博物院专门制作了石碑，送给天津留念。
石碑正面文字：
盛唐石佛塔返乡
甲午春日 吴伯雄敬书（吴伯雄印）
石碑背面文字：
近代以来，中华文物流失海外颇多。台湾期货交易所原董事长叶景成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收藏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于2012年无偿捐赠32尊佛首佛像回大陆原乡，存于天津市武清区。
2013年8月，皖台文化旅游交流周在合肥举行，叶景成先生随同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先生参访，期间提出有一尊石佛塔可能出自安徽。安徽博物院对石佛塔进行了研究调查，并提出初步意见。2013年11月18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组织海峡两岸佛教文物专家对此石佛塔进行论证，确认为盛唐时期亳州山桑县（今属安徽省亳州市）刘氏家族所建。
2014年3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等在天津市举行石佛塔返归安徽原乡恭送仪式，海峡两岸嘉宾共同见证海峡两岸保护中华文物、弘扬中华文化之盛举。
台北、天津、安徽以佛像结缘，祈愿两岸和平，繁荣昌盛。敬谨勒石。
公元二O一四年三月 安徽博物院 立
近代以来，国家蒙难，战乱、盗掘、走私……凡此种种，不计其数的中华文物流散于海外。
随着国家与民族的强盛，两岸交流合作频繁，如叶景成先生一般致力于海外文物回流的有识之士日渐增多，其壮举不胜枚举。他们不计得失，四处奔波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有序与完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件石佛塔的成功返乡，不仅是一件“重量级”文物藏品的回归，它还是海峡两岸齐心保护中华文化遗传的有力见证，将载入史册。
2013年1月，台湾知名企业家叶景成先生将其在海外收购并珍藏二十余年的32尊佛像、佛塔等文物捐赠回大陆，暂存于天津市武清区，这其中就包含了这件侧面镌刻有“亳州山桒（即‘桑’）县”铭文的唐代石佛塔塔身（图1）。是年8月，皖台文化旅游交流周期间，叶景成先生向我省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他捐赠天津暂存的佛教文物中有一件佛塔可能出自安徽，并希望能实现文物返回原乡的美好意愿。
得知这一消息后，安徽省文化厅立即安排安徽博物院组成调查组，前往可能出现此佛塔的亳州、蒙城等区域，对此石佛塔和安徽省古代佛教文物进行研究调查，并提出初步意见。2013年11月18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组织海峡两岸佛教文物专家对此石佛塔进行了论证，金申、周学文、林保尧、陈奕恺等两岸文物鉴定专家现场对“刘氏家族等造石佛塔”进行了鉴定，得出相关结论：
（1）“……前亳州山桑县丞……”中的“前”为人名（刘前）；
（2）石塔的制作年代为公元690-742年；
（3）石塔的制作地点为亳州山桑县（今亳州市蒙城县）；
（4）将原塔名“刘氏赵氏造塔”修订为“刘氏家族等造石佛塔”。
由此，专家一致认定石佛塔为盛唐时期亳州山桑县（今亳州市蒙城县及周边部分地区）刘氏家族所造。
一、石佛塔的概况及建造背景
此件石佛塔由石灰岩雕凿而成，现存部分为塔身正面，高101厘米、宽67.5厘米、厚40厘米，塔门上方开有三个佛龛，龛内均雕有一佛二协侍，门两侧各雕有狮子和力士护法像。塔身左侧刻有题记10列共200余字（图2），由于年代久远，塔身有多处残损，部分文字已经缺失无法辨识。现存铭文经安徽博物院李治益先生释读并参考了台湾学者陈奕恺先生的部分观点，其还原如下：
隧田移桑变遂勒贞琰□□□□□□□□与拂衣而永□□□□汦□□□
以相望重宣明德而为颂曰 大墟未前一气混然功炉始化万象陶甄□□
镇地曦魄承天结削代往彝伦纪年其一 法性常湛离有非无自受他用周界
廓虚三多会觉一智归如化洽无住笼烦有祛其二 缠哀罔极託想灵仪龙花
地涌多宝凝猗轮开月湛珠晃日移风犹梵奏香散云披其三 异兹胜祐仰□
慈云神游有顶根获无文泛舟智沼控御明门迷方识路爱渚知沦玄功興灰
灾恒夏景福共食劫长春其四 伏愿 母睦弟伏愿妹比丘慈力妹慈广妹
木栾興妻睦愿妻孙氏□息守一女法□□女法意合家眷属供养
刘氏姑姑夫前亳州山桒县丞肪息雅□□□□□穆之息内供奉左拾遗直
赵氏姑息耆旧伏护 村内刘□德……
铭文记录的大致内容为造塔人感悟佛法之深邃，表达其虔心修行的决心，祈求福佑家庭和睦的建造佛塔缘由，并留下了供养人及合家眷属的署名。
隋唐时期是安徽佛教流传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有新罗国王子金乔觉削发为僧，在九华山开山建寺，修行传法，更是佛教禅宗南传到安徽潜山、岳西、太湖一带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
安徽北部地处平原，位于淮河、黄河两大河流之间，由于长时期受到水患、战乱的侵扰，地面上未能保存到这一时期建造的寺庙、佛塔等地面建筑。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调查结果显示，仅今天的亳州市及其下辖的蒙城、涡阳、利辛等县就有金佛寺、卞律和尚墓、圣寿寺、开花寺、佛子庙、三里庙等一批唐代佛教建筑遗址，表明这一时期的寺庙林立，佛教在民间流传广泛，信徒众多。
二、佛塔的建造年代、地点的探讨
石佛塔左侧镌刻的题记达200余字，不仅为我们了解佛塔的建造缘由、经过及供养人等提供了详实的文字信息，也为我们探究佛塔的建造时间与建造地点保留了重要的线索。
仔细阅读塔身一侧的题记，其中多处使用了非常罕见的武周新字“天” “地”“日”“月”等。武周新字，是武则天当政时期（690-705年）创造并颁布使用的汉字，共有照、臣、君、月、年、日、星、载、圣、人、初、授、证、天、地、正、国等十多个新字（图3）。其后虽经历数度废止，但一直断续使用到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才正式废止，时间跨度长达140余年。
题记中还出现“亳州山桒县”这一地名，大体上位于今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一带，唐代山桑县还包括今亳州市的涡阳、利辛部分区域，面积略大于今蒙城县。
根据《蒙城县志》等地方志记载，唐代的亳州山桑县始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称谯郡蒙城县。由此推测，此佛塔的建造时间不会晚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
综合以上两点，“刘氏家族等造石佛塔”的年代应在武周至玄宗开元年（690-741年）之间。
三、石佛塔的建造风格与形制
佛塔虽不完整，但其保留的佛塔依然具备了唐代佛塔的典型风格，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佛塔塔门中空，门上方开有三个佛龛，龛内均雕有一佛安坐于束腰高台莲花宝座之上，二协侍分立两旁，塔门两侧各雕力士护法像一尊。纵观其造型，或慈目安详，或飘逸富有张力，与盛唐时期的造像风格非常吻合。
盛唐时期是佛教造像大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造像比例舒展匀称，结构合理，与隋代及初唐时期佛头部偏大、体态略僵板的感觉不同。佛像的头部与身躯比例合理，面部较为丰满且方圆适度，头顶发髻多为螺发。身着通肩式或袒右肩袈裟，又流行所谓方领下垂式袈裟，体态饱满丰肥。喜用束腰式台座，底边为六角、八角、圆形或莲花形，上搭覆布，布纹转折曲复而有动感。
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寺院林立，信徒广布，也形成了佛塔建造的一次高潮。现存的唐代佛塔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北京、云南等地。 唐代佛塔以方形砖、石结构为主，多模仿早期木结构建筑。这一时期的佛塔以西安大雁塔为典型代表。而这件“刘氏家族等造石佛塔”却与济南神通寺龙虎塔（图4）、北京房山云居寺庙唐代佛塔（图5）较为接近，属于典型的小龙虎塔造型。从塔的形式及留存的塔身部分推测，此塔应由塔基、塔身、塔心、塔檐、塔刹等结构组成，其整体的建造高度应在2-4米左右，远低于西安大雁塔的64.5米和济南神通寺龙虎塔的10.8米。综合塔侧题记铭文分析，此塔应属于佛教信徒家族捐资建造，供养于寺庙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盛唐时期安徽地区佛教的流行与兴盛。
为纪念佛塔返乡，吴伯雄先生亲笔书写了“盛唐石佛塔返乡”的题词（图6），安徽博物院专门制作了石碑，送给天津留念。
石碑正面文字：
盛唐石佛塔返乡
甲午春日 吴伯雄敬书（吴伯雄印）
石碑背面文字：
近代以来，中华文物流失海外颇多。台湾期货交易所原董事长叶景成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收藏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于2012年无偿捐赠32尊佛首佛像回大陆原乡，存于天津市武清区。
2013年8月，皖台文化旅游交流周在合肥举行，叶景成先生随同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先生参访，期间提出有一尊石佛塔可能出自安徽。安徽博物院对石佛塔进行了研究调查，并提出初步意见。2013年11月18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组织海峡两岸佛教文物专家对此石佛塔进行论证，确认为盛唐时期亳州山桑县（今属安徽省亳州市）刘氏家族所建。
2014年3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等在天津市举行石佛塔返归安徽原乡恭送仪式，海峡两岸嘉宾共同见证海峡两岸保护中华文物、弘扬中华文化之盛举。
台北、天津、安徽以佛像结缘，祈愿两岸和平，繁荣昌盛。敬谨勒石。
公元二O一四年三月 安徽博物院 立
近代以来，国家蒙难，战乱、盗掘、走私……凡此种种，不计其数的中华文物流散于海外。
随着国家与民族的强盛，两岸交流合作频繁，如叶景成先生一般致力于海外文物回流的有识之士日渐增多，其壮举不胜枚举。他们不计得失，四处奔波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有序与完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件石佛塔的成功返乡，不仅是一件“重量级”文物藏品的回归，它还是海峡两岸齐心保护中华文化遗传的有力见证，将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