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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介绍了甘肃省陇西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汉代绿釉熊形陶灯，并从灯的源头豆开始说起，赏析了这件陶灯的艺术魅力。重点阐述了熊形特征，收集了部分关于熊形器物出土的实例，并就熊形为何作为灯柱出现的熊崇拜问题做了简单的延伸，以期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件陶灯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代;绿釉;熊形陶灯
陇西县博物馆成立于1996年，现有馆藏文物6244件，藏品种类繁多，包含有书画、石器、陶器、瓷器、铜器、玉器、砖瓦、化石、货币、武器、织绣、造像等20多类。在诸类文物中有一件很有趣味的陶灯——汉代绿釉熊形陶灯。
汉代绿釉熊形陶灯，1977年出土于陇西县首阳镇。口径16厘米，高39厘米。器物由灯盏、灯柱和灯座三部分组成。灯盏为一圆形平盘，灯座呈喇叭形，灯柱为一蹲坐的熊。熊头硕大，口微张，憨态可掬。陶灯通体施铅绿釉，呈暗绿色（图1）。
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人类早在殷商时期就会使用松脂火把照明。到了周朝时期，青铜器和陶器的大量使用为灯具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中国最早的灯具出现在战国时期。从繁体字的“燈”就能看出，当时的灯是从豆演变而来的，这一点在诸多的考古发掘中已经被验证了。晋代郭璞注《尔雅·释器》：“瓦豆谓之登。”晋人郭璞认为，人类最早是用陶豆作为照明的工具。当时的人们用豆脂作为燃料，将豆脂盛放在陶制的小碗里，这个小碗就是豆，放上一根灯芯，点燃照明。战国时期上层社会的灯具以青铜质为主，而下层社会用的基本上都是陶质。《西京杂记》卷三记载：“高祖入咸阳宫，周行库附。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尤其惊异者，有青玉五枝镫，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扣衔镫，镫燃，鳞甲皆动，焕柄若列星而盈室焉。”由此可推断，秦代的灯具华丽壮观。
豆是碗形的照明工具，而灯也是碗形的照明工具，但燈的碗底多了一个尖锥，这个尖锥称为支钉。支钉的出现成了豆与灯的分界线。豆与灯的分界线像历史中许多消失的器物一样，取代与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悠久的时间长河中，慢慢地被人们的习惯和技术的进步改变。随着豆退出历史舞台，灯隆重登场。豆越来越少，直至消失;而灯出现了多种变化，但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依旧可以看到最初豆的影子。
两汉时期盛行“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日常生活中的灯具也成了随葬品中常见的器物。同时，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达到了一个里程碑般的高度，工艺技术也突飞猛进，出现了挂釉技术。这件熊形陶灯经过2000多年的变迁，依然有完好的釉面，可见当时挂釉技术的成熟。造型艺术上，巧妙地利用了熊的形状来制作灯具的灯柱。所塑熊造型憨态可掬，增加了观赏性，具有较强的艺术感。从这件陶灯熊的造型中不难看出古代的工匠充分考虑到产品的适用性和艺术性，将熊的身体设计依附于其使用功能上，让熊的整个身体成为灯的一部分，增加了灯的美感，从而达到实用与造型和谐统一的目的。
熊的形象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出现在考古发掘中的情况并不少。目前可知的资料中，熊形足的铜器考古发掘很多。1962年，山西右玉县出土的两件熊形足铜樽，形制相同，高25厘米，口径23厘米，下部三熊形足，通体铸造花纹，异常精美[1]。1968年，河北满城县陵山1号汉墓（即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一件熊形足铜鼎，鼎身作子口微敛，圜底，三熊形足，熊作蹲立状，双目圆睁，张口露齿，一付笑眯眯的模样，十分娇憨可爱[2]。考古发现的汉画像石中也有大量与熊相关的形象，大都出现在门扉或门柱上。有“蒙熊皮”勇士斗牛拒龙阉割图，有熊斗二兕图，也有刻画为自然、野生状态的熊等[3-5]。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瓷熊灯，该器物出土于1958年南京清凉山吴墓中，通高11.5厘米。浅灰胎，灯为熊形，熊身穿衣褂，蹲坐于座中心，两手抱头，头顶浅盏，造型生动，施淡青釉。底座底面刻有“甘露元年五月造”铭文，甘露元年为公元265年。从器形上看，此件青瓷熊灯与本文介绍的这件陶灯有诸多相似之处，灯都是由灯盏、灯柱、灯座三部分组成，且灯柱皆为熊形，时代也相去不远，只是熊的细节刻画上略有差异。
为何熊的形象会出现在汉代的灯柱上呢？笔者认为这与两汉时期人们崇拜熊的文化现象有关系。熊崇拜是原始狩猎社会中的一种主要崇拜，在原始文明社会中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学者认为熊图腾才是中国最早的图腾崇拜，并且与中国神话有着重要关联。中国文明起源时期的领袖们很多与熊有关，如三皇五帝时期，黄帝号有熊氏，伏羲号黄熊，禹、启死后化熊等。熊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熊的神化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古代文献中关于熊的记载。例如，《山海经·中次九经》有云：“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周礼·夏官·方相氏》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大丧，先硕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明白人们对熊的崇拜缘由，熊是冬眠的动物，在冬季有几个月的时间几乎不吃不喝，给人一种拥有“神秘力量”的感觉。另一方面，熊崇拜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在狩猎社会，熊的力量巨大且凶猛，人们崇拜熊的力量，同时又惧怕熊的威猛，所以把熊神化，并加以崇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开始由狩猎社会至农业社会，农业耕田需要雨水，于是可以降雨的龙被人类崇拜。随着龙崇拜与祖先崇拜和王权结合，早期广泛存在的熊崇拜逐渐被农业社会的龙崇拜所替代。
对于熊的图腾崇拜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楚世家》明确记载：“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楚的先祖为颛顼帝高阳氏，是熊氏黄帝之后。因此，熊的文化崇拜在楚国先祖中有着很高地位，并成为族群首领的姓氏。有学者认为，在汉代“熊”不仅表现的是图腾崇拜，更是两汉时期具有重要地位的特殊形象，背后关联着汉代人们的思想意识[6]。这种熊崇拜的文化现象一直延续到东汉灭亡以后，熊的艺术表现才趋于消失。
综上可见，汉代熊崇拜和熊的艺术形象曾盛行一时。陇西县博物馆馆藏的这件汉代绿釉熊形陶灯很好地诠释了灯的艺术和流传至汉代的熊崇拜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2]徐凤芹.合肥出土的汉代熊形铜器足小考[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10）.
[3]魏仁华，刘玉生.河南方城东关汉画像石墓[J].文物，1980（3）.
[4]长山，仁华.邓县长冢店汉画像石墓[J].中原文物，1982（1）.
[5]安徽省文管会.定远县霸王庄古画像石墓[J].文物，1959（12）.
[6]杨孝军.徐州汉画像石中的瑞兽——“熊”图像考释及其意义[J].四川文物，2011（2）.
关键词：汉代;绿釉;熊形陶灯
陇西县博物馆成立于1996年，现有馆藏文物6244件，藏品种类繁多，包含有书画、石器、陶器、瓷器、铜器、玉器、砖瓦、化石、货币、武器、织绣、造像等20多类。在诸类文物中有一件很有趣味的陶灯——汉代绿釉熊形陶灯。
汉代绿釉熊形陶灯，1977年出土于陇西县首阳镇。口径16厘米，高39厘米。器物由灯盏、灯柱和灯座三部分组成。灯盏为一圆形平盘，灯座呈喇叭形，灯柱为一蹲坐的熊。熊头硕大，口微张，憨态可掬。陶灯通体施铅绿釉，呈暗绿色（图1）。
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人类早在殷商时期就会使用松脂火把照明。到了周朝时期，青铜器和陶器的大量使用为灯具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中国最早的灯具出现在战国时期。从繁体字的“燈”就能看出，当时的灯是从豆演变而来的，这一点在诸多的考古发掘中已经被验证了。晋代郭璞注《尔雅·释器》：“瓦豆谓之登。”晋人郭璞认为，人类最早是用陶豆作为照明的工具。当时的人们用豆脂作为燃料，将豆脂盛放在陶制的小碗里，这个小碗就是豆，放上一根灯芯，点燃照明。战国时期上层社会的灯具以青铜质为主，而下层社会用的基本上都是陶质。《西京杂记》卷三记载：“高祖入咸阳宫，周行库附。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尤其惊异者，有青玉五枝镫，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扣衔镫，镫燃，鳞甲皆动，焕柄若列星而盈室焉。”由此可推断，秦代的灯具华丽壮观。
豆是碗形的照明工具，而灯也是碗形的照明工具，但燈的碗底多了一个尖锥，这个尖锥称为支钉。支钉的出现成了豆与灯的分界线。豆与灯的分界线像历史中许多消失的器物一样，取代与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悠久的时间长河中，慢慢地被人们的习惯和技术的进步改变。随着豆退出历史舞台，灯隆重登场。豆越来越少，直至消失;而灯出现了多种变化，但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依旧可以看到最初豆的影子。
两汉时期盛行“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日常生活中的灯具也成了随葬品中常见的器物。同时，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达到了一个里程碑般的高度，工艺技术也突飞猛进，出现了挂釉技术。这件熊形陶灯经过2000多年的变迁，依然有完好的釉面，可见当时挂釉技术的成熟。造型艺术上，巧妙地利用了熊的形状来制作灯具的灯柱。所塑熊造型憨态可掬，增加了观赏性，具有较强的艺术感。从这件陶灯熊的造型中不难看出古代的工匠充分考虑到产品的适用性和艺术性，将熊的身体设计依附于其使用功能上，让熊的整个身体成为灯的一部分，增加了灯的美感，从而达到实用与造型和谐统一的目的。
熊的形象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出现在考古发掘中的情况并不少。目前可知的资料中，熊形足的铜器考古发掘很多。1962年，山西右玉县出土的两件熊形足铜樽，形制相同，高25厘米，口径23厘米，下部三熊形足，通体铸造花纹，异常精美[1]。1968年，河北满城县陵山1号汉墓（即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一件熊形足铜鼎，鼎身作子口微敛，圜底，三熊形足，熊作蹲立状，双目圆睁，张口露齿，一付笑眯眯的模样，十分娇憨可爱[2]。考古发现的汉画像石中也有大量与熊相关的形象，大都出现在门扉或门柱上。有“蒙熊皮”勇士斗牛拒龙阉割图，有熊斗二兕图，也有刻画为自然、野生状态的熊等[3-5]。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瓷熊灯，该器物出土于1958年南京清凉山吴墓中，通高11.5厘米。浅灰胎，灯为熊形，熊身穿衣褂，蹲坐于座中心，两手抱头，头顶浅盏，造型生动，施淡青釉。底座底面刻有“甘露元年五月造”铭文，甘露元年为公元265年。从器形上看，此件青瓷熊灯与本文介绍的这件陶灯有诸多相似之处，灯都是由灯盏、灯柱、灯座三部分组成，且灯柱皆为熊形，时代也相去不远，只是熊的细节刻画上略有差异。
为何熊的形象会出现在汉代的灯柱上呢？笔者认为这与两汉时期人们崇拜熊的文化现象有关系。熊崇拜是原始狩猎社会中的一种主要崇拜，在原始文明社会中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学者认为熊图腾才是中国最早的图腾崇拜，并且与中国神话有着重要关联。中国文明起源时期的领袖们很多与熊有关，如三皇五帝时期，黄帝号有熊氏，伏羲号黄熊，禹、启死后化熊等。熊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熊的神化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古代文献中关于熊的记载。例如，《山海经·中次九经》有云：“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周礼·夏官·方相氏》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大丧，先硕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明白人们对熊的崇拜缘由，熊是冬眠的动物，在冬季有几个月的时间几乎不吃不喝，给人一种拥有“神秘力量”的感觉。另一方面，熊崇拜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在狩猎社会，熊的力量巨大且凶猛，人们崇拜熊的力量，同时又惧怕熊的威猛，所以把熊神化，并加以崇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开始由狩猎社会至农业社会，农业耕田需要雨水，于是可以降雨的龙被人类崇拜。随着龙崇拜与祖先崇拜和王权结合，早期广泛存在的熊崇拜逐渐被农业社会的龙崇拜所替代。
对于熊的图腾崇拜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楚世家》明确记载：“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楚的先祖为颛顼帝高阳氏，是熊氏黄帝之后。因此，熊的文化崇拜在楚国先祖中有着很高地位，并成为族群首领的姓氏。有学者认为，在汉代“熊”不仅表现的是图腾崇拜，更是两汉时期具有重要地位的特殊形象，背后关联着汉代人们的思想意识[6]。这种熊崇拜的文化现象一直延续到东汉灭亡以后，熊的艺术表现才趋于消失。
综上可见，汉代熊崇拜和熊的艺术形象曾盛行一时。陇西县博物馆馆藏的这件汉代绿釉熊形陶灯很好地诠释了灯的艺术和流传至汉代的熊崇拜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2]徐凤芹.合肥出土的汉代熊形铜器足小考[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10）.
[3]魏仁华，刘玉生.河南方城东关汉画像石墓[J].文物，1980（3）.
[4]长山，仁华.邓县长冢店汉画像石墓[J].中原文物，1982（1）.
[5]安徽省文管会.定远县霸王庄古画像石墓[J].文物，1959（12）.
[6]杨孝军.徐州汉画像石中的瑞兽——“熊”图像考释及其意义[J].四川文物，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