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宋代那些横绝一时的文坛巨星，周紫芝或许算不得太有名。但是在宋代文坛中，毕竟有他一席之地。《四库总目》说他的诗“在南渡之初，则特为秀出，足以继眉山之后尘，伯仲于石湖剑南也”。南宋杨万里《刑部侍郎章公墓铭》，写章焘曾与周紫芝唱和，“至今言宣城诗人者，前有梅、谢，后有周、章”。章焘诗已亡佚，无从求证，但观周紫芝存世之作，此说并不算过分。钱锺书先生曾评价他的诗“爽利不堆砌”，若有人认为他创作不行，“那么他的诗和词会使我们快意地失望”。他推崇梅尧臣、苏轼的诗风，其乐府诗效法“两宋乐府第一人”张耒。他的词也清丽，上学晏欧，下法柳秦，靖康之难的阴影没有在他的词中留下过多痕迹。
　　然而《四库总目》在赞誉他的才华之前，毕竟先毫不客气地大书了一句：“集中谀颂秦桧父子者，连篇累牍，殆于日暮途远，倒行逆施。”古人讲文如其人，这一笔无疑有盖棺定论的味道。

一、日暮途远：周紫芝的后半生

　　周紫芝虽有文名，但大半生都只是一介寒士，至宋高宗绍兴十二年，才终于以廷对第三的名次考中进士，此时他六十一岁，正步入人生暮年。其后，绍兴十五年五月复设六部架阁官，周紫芝以迪功郎掌礼兵两部，绍兴十七年十二月以承奉郎为枢密院编修官，随后进右宣教郎，兼实录院编修官，至绍兴二十一年四月，出知兴国军。考其在京为官的品秩，迪功郎从九品，承奉郎从八品，枢密院编修官正八品，宣教郎正七品，都十分低微。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建炎年间，周紫芝为贡士时，曾上书高宗，主张重用李纲，诛除奸佞，以救前弊，图自治，然后可望雪耻。此刻他对金人的态度还是“虽驱天下之兵以胁之，不足以当其强，竭天下之财以饵之，不足以厌其欲，尽天下甘言以悦之，不足以回其意”。对主战派李纲，他提出“愿陛下尽以国计倾心付之”，“倾心”二字，可见其迫切与真诚。虽然他这番上书主旨在“自治”，并非全然锐意进取，但持论仍正。然而到了绍兴年间，随着和议的最终签订与政坛、文坛阿谀风气的盛行，这种论调不复存在，留下的，是在京十年间多次趋奉秦桧的诗篇。
　　周紫芝为秦桧所作诗篇，计有《时宰生日乐府四首》《时宰相生日乐府三首》《时宰生日诗三十绝》《时宰生日乐章七首》《时宰生日诗五首》;此外又有《秦观文生日诗三十韵》《秦少保生日诗三首》，是为秦桧之子秦熺作。且他为秦桧所作诸题都有序，以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樊侯、仲山甫等先周名臣作比，以《诗经》中《大明》《甘棠》《淇奥》《缁衣》等嘉篇为类，极尽阿谀。他尚有《大宋中兴颂》，篇中“天子曰都，是任良弼”等句，则是一体赞颂高宗与秦桧君臣之笔。
　　对高宗和秦桧的颂扬风气，始自宋金绍兴和议的签订，主和派取得了全面勝利，也主导了文坛的一时风向。政治屈辱和经济损失一目了然，但是漫长险恶的战事终于消弭，所带来的政局稳定、民生改善，一定程度上亦属事实。
　　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文人士大夫，周紫芝亲身体验过颠沛流离，战乱之苦。他曾经作《避兵遣怀六首》，发出过“射敌无一矢，南渡几楼船”的讥刺，却也经历过“掩面怜痴女，回头愧老妻”的仓皇，目击过“舂陵四万户，今日几家存”的疮痍。他在《时宰生日乐府四首》序中所述“朝廷修两国之好，结百年之盟，休兵息战，使各保其骨肉父子之亲，公之阴德，岁所全活不可以巨万计”，虽是奉承，但也反映出同时代的很多士人终于面对和平时的欣慰之情。在主战和主和的两极之间，绝大多数士人其实是矛盾而复杂的，他们希望收复故土还于旧都，却也震动于眼见的兵火连绵流离失所。和议带来的相对太平，无疑会令他们不能极度坚决地反对它。因此，如果不回头遥望北方的旧时山河，他们也能够将这半壁江山视作“中兴”。更何况，将这种隐秘复杂的欣慰宣之于口，付诸文字，是绍兴年间把持朝政者的意愿。
　　周紫芝在《时宰相生日乐府三首》序中长篇大论地援引古史，称述绍兴君臣“不战而定乱”之德：“由唐虞以来不知其几千百年，世间有好战以危国者，未闻其以不战而定乱也。今太师大丞相魏国公，以尧舜无为之道而事君，以尧舜好生之德而用武，用能不战以成功。自修盟以来至于今日，不交一戟，不遗一镞，而天下大定。”千年来，儒家思想的血脉传承里一向有以德化人，避免诉诸武力的倾向。儒家对德性的始终强调，在政治治理层面，体现为对治国者道德修养、个人品行的普遍要求;在人的自我实现层面，则强调激发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进而实现普世的生命关怀。然而到了后世，在政治压力之下，故典中充盈的宏正浩大之论，仍不免转为文人笔下的寻章摘句，曲意逢迎。这种思想生命的异化与凋萎，前世之哲人或可逆料，也难免为之一声浩叹。

二、纪德铭功：绍兴文坛的集体低抑

　　绍兴年间，文人多以诗词文赋干乞于秦桧，秦桧的背后则是高宗。这种阿谀奉承，是绍兴文坛的一时风气。才气纵横如汪藻，慷慨爱国如张孝祥、张元幹，重道自持如刘子翚、胡寅，均未能免俗，薄有所作，遑论一般朝臣士人。周紫芝曾为秦桧写一组《时宰生日乐府四首》，在序中说：“凡缙绅大夫之在有位者，莫不相与作为歌诗，以纪盛德而归成功。篇什之富，烂然如云，至于汗牛充宇，不可纪极。”
　　《挥麈三录》载，曾有士人以“浩浩秦淮千万顷，好将余浪到滩头”诗句献给秦桧，即被擢拔。《鹤林玉露》载，秦桧建一阁，名为“一德格天”，有朝士写贺文“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获得超擢。值得一提的是，张元幹《瑞鹤仙·寿》也是为秦桧所写。词的第一句“倚格天峻阁”，冯煦在《蒿庵论词》中指出：“首云‘倚格天峻阁’，疑即寿桧者，盖桧有一德格天阁也。意居士始亦与桧周旋，至秽德彰闻，乃存词而削其名邪？”认为张元幹以曾与秦桧周旋为耻，在编《芦川集》时，虽收录此词，却刻意隐去秦桧之名。
　　写《政府生日四首》《政府生日十首》的曹勋更是一位锐气消磨的妥协者。曹勋年轻时曾入侍徽宗，经历靖康之难。靖康二年三月末，金朝虏徽宗北去，曹勋时为宣赞舍人，从徽宗行，同年五月奉徽宗命，携徽宗手书自燕山遁归南方。他著有《北狩闻见录》，描述这一段经历。亲历靖康，奠定了曹勋早年对金主战的积极态度，他归国之后甚至大胆地“建议募死士航海入金国东京，奉徽宗由海道归”，因此也受到非难，被外放，九年不得迁秩。然而，至绍兴二十九年，金主完颜亮已经准备入侵江淮，曹勋出使金国归来，却说“邻国恭顺，和好无他”，此语被时人讥笑为虚妄。这时的曹勋，在一味褒和的绍兴政坛中已泯然众人。他附和当时风气，为秦桧作生日诗，也在情理当中。 　　然而与张元幹相似，曹勋的这类应酬诗，虽然辞藻典故称得上丰美，诗意却淡而无味。如“近臣宣劝上恩隆，金石声和出禁中。礼貌元功宜异数，一门和气蔼春风”，较之他经历靖康之难后写下的篇章不可同日而语。“感君为君思建章，万户朱门缀珠玉。当时天下尚无为，今日悲凉变何速”，“至今甲历遍三四，生民散尽悲巢乌。我每思家限淮水，摇摇心与飞云孤”，自北逃归，身临其境，写昔日的繁华、遗民的苦难，自己内心的忧愤，长歌当哭，足以动人。
　　王灼曾作《投秦太师》四首，中有“此时谁作登门客，看吐经纶气似虹”“相门宾帟多珠履，自笑风埃蹭蹬间”等句，可见其依附求进之心。而更可资一叹的是，他晚年著《碧鸡漫志》，中有北宋词人晏几道不附蔡京的事迹记述：“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第，不践诸贵之门。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长短句，欣然两为作《鹧鸪天》，竟无一语及蔡者。”这种欣然作词，而无一字提及蔡京的行为，正折射出小山对之视若无物的心态，更显横绝不羁。作为后来的记述者，王灼或许也敬慕前人的高华风度，然而相去不过四十年，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已无法效仿这种风度。
　　绍兴文坛集体阿谀秦桧与高宗，字里行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压抑与悲哀。但如周紫芝这样长篇累牍，多次曲意奉承，以至于集中篇章泛滥，连数百年后四库馆臣都看不下去的，也确为异数。四库馆臣编修《海陵集》时，认为周麟之《中原民谣》十章“夸宋诋金”，《凯歌》三十首“虚张虞允文瓜洲、采石侥幸之功”，一概删去，已然是清代文字狱高压下的政治手笔，不敢触及异族入主中原遭到反抗这一敏感主题。然而涉及人格品题，他们的褒贬也仍然毫不犹豫。
　　其实周紫芝对秦桧的依附也终究没有到头。据洪亮吉纂《宁国府志》载，秦桧很欣赏周紫芝的诗句“秋声归草木，寒色到衣裘”，其后他在京时凡有所作，秦桧“辄击赏不已，颇厚遇焉”。然而周紫芝后来写了一篇《恭和御制郊祀喜晴》，末联“已通爟火亲祠事，更有何人敢告猷”，被秦桧认为是讽刺之笔，怒而将他外放，出知兴国军。在这一记载里，周紫芝“惟言士遇合有时，吾岂以彼易此”，对外放一事从容以待，大有宠辱不惊之风。但若考虑到他对秦桧的诸多谀辞，这个故事大概只是后人附会诗句，借此为本地乡贤张本，并不足为征。
　　可就是在外放兴国军的当年，周紫芝写下了《题卷雪楼》。那一年他七十岁，距离公元一一五五年去世，已经只剩四年光阴。

三、独倚栏杆：北望中原的叹息

　　“三国英雄气似云，江南只数故将军。借令马上身犹健，应笑中原鼎尚分。谥册屡沾新雨露，断碑空说旧功勋。斜阳万里明如雪，独倚栏干酒半醺。”这首《题卷雪楼》，若隐去题目，大概没有人会在第一时间里想到甘宁。而即便冠以卷雪楼之名，如果没有看过史料，或是身临其境，也实在太过陌生。
　　周紫芝任职的兴国军治所在永兴县，即今湖北省阳新县，其东六十里有池口镇，又名富池，此地有三国时吴国名将甘宁的墓祠。《三国演义》写吴蜀猇亭之战，其中有甘宁战死的场景：“宁带箭而走，到于富池口，坐于大树之下而死。树上群鸦数百，围绕其尸。吴王闻之，哀痛不已，具礼厚葬，立庙祭祀。”然而甘宁之死，正史未见记载，他与富池的关系，只有《三国志》所述的“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以及身后所建的墓祠。
　　富池的甘宁墓祠，自东晋南朝以降，民间淫祠泛滥，或有民众祭祀，不得而知。至唐玄宗时敕封为“昭勇祠”，是史册中的最早记载。有宋一代，王朝全面关注民间祠祀。“自开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山川土地等自然神以及历史上的功臣名将，甚至有忠义之行的当代人物，其神祠都被加封爵等，纳入中央王朝的祭祀体系中，“锡命驭神，恩礼有序”。据《宋会要》所载，三国时人物，于宋代有官方认可的祠祀者，计有曹操祠一处、诸葛亮祠四处、关羽祠二处、张飞祠一处、关平祠一处、邓艾祠三处、甘宁祠一处。从此，富池的甘宁祠庙便屡屡获得加封。
　　宋人王质《富池昭勇庙记》记载了甘宁祠庙在宋代不断受到加封的过程：北宋太祖开宝五年，封赠为褒国公，在宋代诸三国人物祠庙中，属于受封最早者;宋神宗元丰五年，因当地大旱，祈雨有应，加号褒国武灵公;徽宗政和二年，督查郡国的官员上奏其功，加庙号昭勇;宣和五年，因道士臧归真复上奏其功，又封武惠王。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因“以灵卜惊张遇”，加号武惠昭毅王;建炎四年，因劉光世上奏“以阴兵镇金人”，又加号昭毅武惠显灵王;绍兴二十一年，督查郡国的官员再奏其功，加号昭毅武惠遗爱灵显王。据《宋会要》所记，绍兴八年三月，尚“别给敕”，可见其受关注程度。
　　周紫芝赴任的同一年，正值朝廷加封甘宁为“昭毅武惠遗爱灵显王”。作为地方长官，周紫芝身预其事，取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句意，为这座江畔的高楼起了“卷雪”一名，《题卷雪楼》一诗应当也是写于此时。《绝妙好词笺》引洪迈《夷坚志》佚文言：“大江富池县，有甘宁将军庙，殿宇雄伟。……其前大楼七间，尤伟壮。郡守周少隐采东坡词语，匾为卷雪。每潮涨时，石柱半插入水。方三伏中登望，江面万顷，群山环合，清风不断。”高楼下瞰江流，涨潮时石柱半没水中，寥寥数笔，画出令人震撼的阔大气象，一如受祀者之襟怀。
　　史书里的甘宁，一生往来于长江之上，身经赤壁、濡须等大战，正以勇烈刚猛著称，而其襟抱又不止于此。甘宁入吴之后，即向孙权进言，“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并做了一套战略规划：征黄祖，据楚关，破刘表，控荆州，然后纵其势西取巴蜀。此论和孙吴另外两位有远见的军事家周瑜、鲁肃皆不谋而合。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周瑜领南郡太守，曾专门回京城（今江苏镇江）向孙权进言，希望趁此大捷之际，西进取蜀，吞并张鲁，便可以襄阳为根基，进军北方，这一提议称为“二分天下之计”。而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初谒孙权时，便已提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策略。鲁肃与周瑜交好，这一策谋在二人之间想来早已不是秘密。而甘宁新至吴国，便有此论，可见他并非一位单纯的猛将。然而建安十五年周瑜病逝巴丘，随后荆州大半入刘备之手，二分图谋终成三分定局。终此三人一生，这一问鼎中原之志都遥不可及。 　　宋人过甘宁祠庙作诗，无非是“往来祭祷严且恭”写他的祠祀，“节制洪流掌风雨”写他的神迹，“至今忠义犹凛然”写他的品格，“虎臣勋烈在三分”写他的功业，此外更多的是在楼台逝水、山色青烽之间祠神祈风，吊古抒情。无关身世情怀，只是临时起意。这些偶然路过的记录者，连同这些诗篇，在文学或是历史的天空里不过是又几点鸿爪雪泥。
　　而周紫芝写了一句“借令马上身犹健，应笑中原鼎尚分”。其实也不是传世名篇，但是和他的身世时代勾连起来，自有几分刺眼的折光。
　　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终成。绍兴十二年，周紫芝中进士，进入京师政坛，正值秦桧之势炙手可热之际。年逾六十的老人，因家庭困苦，不得不以高龄参加科考，终于一朝心愿得偿，官职却又低微。秦桧欣赏也好，主动献诗也好，他都无法违逆这个政治圈子的风气。但是当他终于被外放出京，在卷雪楼头邂逅一段他或许已经读过不止一遍的历史之时，那些原本只存在于古书文字里的慷慨激烈的金戈铁马、天下大势，忽然重新触动了那颗垂老的心。
　　二分天下，复取中原。绍兴和议后，宋金划淮水一线为治，若高宗从李纲所论，定都战略意义更强的建康，也可图谋北上。可惜，朝廷暗弱，只图偏安。“谥册屡沾新雨露，断碑空说旧功勋”，仅南渡重建二十四年来，朝廷已经三次为甘宁追加封赠，然而那些曾经的勇烈抱负，北向之志，连同当今爱国之士的泣血吁求，却也都在这一道道封赠诏令间埋没不闻。若英灵有知，也定当嗤之以鼻。
　　周紫芝的文集名为《太仓稊米集》，典出《庄子·秋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浊世滔滔，文坛政治高压之下，他厕身其中，也正是如此微不足道。而像他这样的文人士大夫，自知无济于家国，在享有偏安和议的太平之余，心中或许始终怀着不能宣之于口的不安。《宋史翼》说他到任后“政崇简静，终日焚香课诗而事不废”，固然安详闲适，然而以这种垂老的宁静理性，忽然间照见豪快如刀的古史，心肝洞彻之余，也唯有寂然不语。
　　靖康二年，周紫芝四十六岁，还只是宣城一介薄有文名的布衣。那时他还会愤而写下这样的诗句：“至今愿返河阳狩，荆棘艰难窘天步。”而如今一朝释褐，外放任职，他在某个日子即将到来时还是必须这样写：“某伏遇太师相公庆诞之日，忝出钧播之下，倍增欣悦之情。属官守所拘，越在江表，不遑俯伏槐庭，仰伸燕贺下情，徒切依恋。”
　　此刻的周紫芝不可能知道的是，二十七年后的淳熙五年春，陆游出蜀途经这里，面对同样的风景，挥笔写下了更为直白激荡的《祭富池神文》：“某去国八年，浮家万里。徒慕古人之大节，每遭天下之至穷。登揽江山，徘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涕无从。”那样的沉郁頓挫，是在暮年与这个时代妥协的周紫芝再难写就的辞句。
　　渐近落暮时分，酒已半醺。凭栏望出去，满眼斜阳反照，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通明洁净，仿佛会发光。然而那片明光刺入模糊醉眼里，年届七十的老人忽然觉得心头空了一下，岑寂如雪。没有叹息，不过是广大的沉默而已。比起之前十年里他不得不含笑发声的某些时刻，这静默已经算得上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