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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利益是焦点问题，也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其限定区域不断变动的多元动态概念。毋庸置疑，传统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维持和巩固其政权以利于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根本和保障。目前我国正处于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环境形势严峻。西方国家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加大对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制造边境紧张。所以，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必要的战略必须实施。
【关键词】：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安全；挑战
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安全
（一）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
对于国家利益，截止目前学界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王逸舟教授所指出：“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问题，答案不同：军事学家可能会用来指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经济学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经济開放和稳定的增长，社会学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社会和谐和团结局面”。[1]笔者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囊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安全利益的综合概念，受到传统国家利益因素和当代环境因素的双重限制，是一个多元化、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
一般认为，意识形态是基于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国家战略观，为了自己阶级和集团乃至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或者为了达到改造世界、建立政权和巩固自己政治统治的目标而提出并确立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政治原则、行动纲领和实践战略等。[2]因此，意识形态都是为一国政权合法化和建设发展以及实现一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一直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到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具体战略之中，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颠覆国家政权。苏联解体也证明了，通过输入意识形态来消解他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达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要比军事侵略和经济封锁有力的多。李慎明指出，“能否可以说，苏联解体前，美国关注的着重点在欧洲即大西洋：苏东剧变后，美国关注的重点将转移到亚洲即太平洋地区。奥巴马就自称要做美国的首位太平洋总统。”[3]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殷鉴不远，面对目前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二）意识形态安全是目前中国国家利益衡量的核心要素之一
国家利益一直以来都是对外关系领域和国内外战略实施的主要衡量因素。一般认为，国家利益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海洋、安全利益多方面要素的多元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范围也不同。科技进步和信息交流的加速，使国家利益不只限定于现实领域。作为一个国家政权根基和灵魂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利益愈益突出。苏东剧变已经证明，思想文化和信息技术始终不能忘。信息技术的变革改变了经济发展动力的根基，且忽视了国界。中国就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西方国家更是利用这一契机，充分发挥其传媒优势，在大肆宣传其意识形态的同时，极力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趋同论”，目的无非是通过消解中国的意识形态，颠覆政权。所以，如何更好的巩固和创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今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
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目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马克思主义本身、党的建设、社会思潮、外国渗透等各种挑战。
1.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下降。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圈大大萎缩，原苏东地区进入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共同体空前扩大。文化博弈遵循其特有的“正反馈”竞争逻辑，经济学家用“外部性”来描述这种现象。苏联解体是与另一场重大革命同步发生的。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和知识产业的增长改变了经济发展动力的根基，加速了经济往来中已经很显著的趋势——经济文化经常超越并忽视了国家的疆界。由于争取资本投资的竞争强化了，国家就其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问题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文化的正反馈产生良性循环，反之则恶性循环。文化竞争的这种残酷性给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带来严峻挑战。
2.党内干部腐败问题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权威。
党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社会主建设事业取得很大进展，也正努力完成中国的两个百年目标。但是，在肯定党的领导成绩的同时，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现阶段党的干部腐败问题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比当代中国面临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更为严重。胡慧林在其文章中指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最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4]中国只有将国家内部意识形态问题做好有力部署，这样才不会给国外敌对分子与国内反动势力勾结以达到“分化”、“西化”中国意识形态的企图提供滋生的土壤。
3.多元文化的影响
通过国家政权来实现思想舆论和文化上的强控制是文化传播体制中的“苏联模式”，在计划和封闭的时代的确具有其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力和控制力。但随着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态势。计划时代的强控制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在此种模式下也大打折扣。如今所谓的主流也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更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决定于“受众”的选择。“主流”的传播力在今天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被弱化，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模式亟待转变。在苏联解体后，世界主要传播渠道主要被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控制，面对美国及西方媒体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对“受众”的争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传播力不容乐观。
4.外国文化的渗透
美国把在国外促进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作为冷战结束后称霸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说：“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需的实施的战略。”[5]中国作为苏东剧变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成为这一战略攻击的重点，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及其维护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美国这种“软实力”的强大攻势。
参考文献 ：
[1]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3]李慎明：《国际金融危机现状、趋势及对策的相关思考》，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4]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M]，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关键词】：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安全；挑战
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安全
（一）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
对于国家利益，截止目前学界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王逸舟教授所指出：“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问题，答案不同：军事学家可能会用来指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经济学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经济開放和稳定的增长，社会学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社会和谐和团结局面”。[1]笔者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囊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安全利益的综合概念，受到传统国家利益因素和当代环境因素的双重限制，是一个多元化、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
一般认为，意识形态是基于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国家战略观，为了自己阶级和集团乃至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或者为了达到改造世界、建立政权和巩固自己政治统治的目标而提出并确立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政治原则、行动纲领和实践战略等。[2]因此，意识形态都是为一国政权合法化和建设发展以及实现一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一直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到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具体战略之中，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颠覆国家政权。苏联解体也证明了，通过输入意识形态来消解他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达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要比军事侵略和经济封锁有力的多。李慎明指出，“能否可以说，苏联解体前，美国关注的着重点在欧洲即大西洋：苏东剧变后，美国关注的重点将转移到亚洲即太平洋地区。奥巴马就自称要做美国的首位太平洋总统。”[3]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殷鉴不远，面对目前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二）意识形态安全是目前中国国家利益衡量的核心要素之一
国家利益一直以来都是对外关系领域和国内外战略实施的主要衡量因素。一般认为，国家利益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海洋、安全利益多方面要素的多元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范围也不同。科技进步和信息交流的加速，使国家利益不只限定于现实领域。作为一个国家政权根基和灵魂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利益愈益突出。苏东剧变已经证明，思想文化和信息技术始终不能忘。信息技术的变革改变了经济发展动力的根基，且忽视了国界。中国就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西方国家更是利用这一契机，充分发挥其传媒优势，在大肆宣传其意识形态的同时，极力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趋同论”，目的无非是通过消解中国的意识形态，颠覆政权。所以，如何更好的巩固和创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今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
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目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马克思主义本身、党的建设、社会思潮、外国渗透等各种挑战。
1.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下降。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圈大大萎缩，原苏东地区进入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共同体空前扩大。文化博弈遵循其特有的“正反馈”竞争逻辑，经济学家用“外部性”来描述这种现象。苏联解体是与另一场重大革命同步发生的。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和知识产业的增长改变了经济发展动力的根基，加速了经济往来中已经很显著的趋势——经济文化经常超越并忽视了国家的疆界。由于争取资本投资的竞争强化了，国家就其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问题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文化的正反馈产生良性循环，反之则恶性循环。文化竞争的这种残酷性给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带来严峻挑战。
2.党内干部腐败问题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权威。
党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社会主建设事业取得很大进展，也正努力完成中国的两个百年目标。但是，在肯定党的领导成绩的同时，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现阶段党的干部腐败问题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比当代中国面临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更为严重。胡慧林在其文章中指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最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4]中国只有将国家内部意识形态问题做好有力部署，这样才不会给国外敌对分子与国内反动势力勾结以达到“分化”、“西化”中国意识形态的企图提供滋生的土壤。
3.多元文化的影响
通过国家政权来实现思想舆论和文化上的强控制是文化传播体制中的“苏联模式”，在计划和封闭的时代的确具有其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力和控制力。但随着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态势。计划时代的强控制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在此种模式下也大打折扣。如今所谓的主流也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更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决定于“受众”的选择。“主流”的传播力在今天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被弱化，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模式亟待转变。在苏联解体后，世界主要传播渠道主要被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控制，面对美国及西方媒体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对“受众”的争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传播力不容乐观。
4.外国文化的渗透
美国把在国外促进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作为冷战结束后称霸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说：“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需的实施的战略。”[5]中国作为苏东剧变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成为这一战略攻击的重点，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及其维护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美国这种“软实力”的强大攻势。
参考文献 ：
[1]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3]李慎明：《国际金融危机现状、趋势及对策的相关思考》，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4]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M]，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