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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100年前，21岁的“90后”青年王尽美到济南的第二年。时逢五四运动爆发，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之中。迷茫中的王尽美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并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五四运动从大城市辐射到落后乡村
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到身边。
日本强盗似狼贪，硬立民政官！
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
嗟我祖国，攘我主权，破我好河山。
听听听，山东父老，同胞愤怒声。
送我代表赴北京，质问大总统！
反对卖国廿一条，保护我山东。
堂堂中华，炎黄裔胄，主权最神圣。
1919年，王尽美写下这首《长江歌》歌词。
写这首歌词时，他刚刚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北园分校。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很快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到处怒潮滚滚。山东的学生不但组织了示威游行，而且还推派代表，赴京向北洋政府“大总统”请愿，保护山东的权利。
这首《长江歌》，是王尽美回到家乡诸城为发动群众而作。之所以题为《长江歌》，有人以为以此比拟学生运动，如长江之水，滚滚滔滔，荡涤世界;有人则说王尽美借用了别一首《长江歌》的曲谱，填上了自己新作的歌词。
之所以考取师范院校，他希望自己学成后回乡做个乡村教师，从事乡村教育，改变乡村教育的腐败现状，从最基层进行启蒙，改变国民性。他曾说：“当我之入师范，对于师范教育本抱有极大的希望、无穷的信仰，因为乡村教育的腐败黑暗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村农野叟那样的昏昧无知，较之人家日耳曼族、斯拉夫族的人类，真似20世纪的新人和羲皇上人作比，想我汉族怎能不受天然淘汰。”
他认为要提高平民的知识，非从教育着手不可，而师范教育则是提高平民知识、进行平民教育的中坚力量，希望“师范里一位学生就是发达教育的一个孢子，将来能把我四万万同胞的腐败脑筋洗刷净尽，更换上光明纯洁的思想”。
此时的他，试图走乡村教育改变社会拯救国家的道路。这应该是他去济南考取官费师范的主要出发点。因此，他在一师期间学习很用功。据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杨一辰回忆：“在校期间，他学习认真，课外博览群籍，于学无所不窥，尤精通文史，为同学中的佼佼者，他善写文章，为当时师生所共赏。他爱好艺术，精于汉字书法，也善绘画，对于音乐，更为精湛娴熟。他对中国的管乐器如笙、管、笛、箫都能吹奏，更擅长吹笙;他对中国的弦乐器，如琵琶、二胡、月琴、四弦全会弹拉，尤其精于三弦。因为他多才多艺，得到全校师生的敬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尽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一革命洪流中。据沈嘉禄撰《王尽美：未尽的才情》一文记载，王尽美被同学们推选为省一师北园分校代表，积极联络学生建立爱国反日组织，带领同学参加集会、游行，开展宣传活动。在他和石愚山、朱孟武等的倡导下，1919年5月7日晚，一师联合济南共21所学校学生代表70余人在省议会开会，正式成立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王尽美被推选为学联负责人之一。
省学联成立后，与各地学生爱国运动遥相呼应，迅速投入斗争。5月10日，省学联组织驻济各校学生数千人冒雨参加反日救国会，5月23日，省学联发表了由王尽美等起草的《罢课宣言》，济南全市21所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随后，王尽美等又联合省商会，组织了济南全城大罢市，省学联还组织学生到城关、商埠和市郊商店稽查日货，王尽美带领同学们砸了刊有卖国言论的《昌言报》报馆，惩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文人。
暑假期間，他回到家乡，私下运用亲友、师友关系作为联络桥梁，发动诸城各个学校中的活跃分子，联络组织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印发传单，组成十人团限期禁绝日货、禁运内地物资出口资敌。
王尽美的行动，尤其是暑假回乡运用乡缘、亲缘关系作为联络纽带，在家乡培养了一批运动的骨干分子，亲历了五四运动从大城市辐射到落后乡村的巨大威力，锻炼了宣传和组织能力，其中对群众力量的认识和在运动中积累的经验都为他下一步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罗章龙在1926年曾评价五四运动中的王尽美：“尽美独著论投山东各报，力辟谬论，分析世界政治，条理密察，陈义正雄，确山东舆论界空气为之一变”“在山东青年运动中已崭露头角了”。
重新思考、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径
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是，王尽美的家乡枳沟，查禁的日货，最终被城镇上的乡绅贪污，个别学生被利用承担污名。老师们知道其中真相，但是得罪不起当地乡绅力量，最后不得不愤而辞职。
对此，王尽美和亲历其事并为此苦闷不已的王蔚明谈及这一事件对他的思想触动：“在五四运动中，我跑的地方比你多，了解的情况也多些。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抵制日货没能坚持下去。各种救国团体也都分裂或夭折了。我也曾为此苦闷好久，但我以后到北京去见过北大教授李大钊，到上海去见过上海大学的教授蔡和森这些人的文章，我想你也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早读过的了。这是全国进步青年所仰望的有学识的人，我把这个问题向他们请教过。他们以社会发展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给我解开了思想疙瘩，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出现的腐败现象、学生的分化、救国团体的分裂或夭折，一度让怀揣激情投身运动的王尽美十分苦闷，因此也促使他对运动进行反思，重新思考、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径。
从哪里找答案呢？首先是《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发表的文章。
五四运动中后期，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曾多次到北京进行联络，和北京大学的罗章龙等人建立了联系，并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先生。1920年春，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王尽美成为该研究会的通讯会员。
罗章龙在《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中提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通过他，还介绍了一些别的通讯会员，名字记不清了。后来，他在济南仿照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形式组织了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五四运动从大城市辐射到落后乡村
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到身边。
日本强盗似狼贪，硬立民政官！
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
嗟我祖国，攘我主权，破我好河山。
听听听，山东父老，同胞愤怒声。
送我代表赴北京，质问大总统！
反对卖国廿一条，保护我山东。
堂堂中华，炎黄裔胄，主权最神圣。
1919年，王尽美写下这首《长江歌》歌词。
写这首歌词时，他刚刚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北园分校。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很快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到处怒潮滚滚。山东的学生不但组织了示威游行，而且还推派代表，赴京向北洋政府“大总统”请愿，保护山东的权利。
这首《长江歌》，是王尽美回到家乡诸城为发动群众而作。之所以题为《长江歌》，有人以为以此比拟学生运动，如长江之水，滚滚滔滔，荡涤世界;有人则说王尽美借用了别一首《长江歌》的曲谱，填上了自己新作的歌词。
之所以考取师范院校，他希望自己学成后回乡做个乡村教师，从事乡村教育，改变乡村教育的腐败现状，从最基层进行启蒙，改变国民性。他曾说：“当我之入师范，对于师范教育本抱有极大的希望、无穷的信仰，因为乡村教育的腐败黑暗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村农野叟那样的昏昧无知，较之人家日耳曼族、斯拉夫族的人类，真似20世纪的新人和羲皇上人作比，想我汉族怎能不受天然淘汰。”
他认为要提高平民的知识，非从教育着手不可，而师范教育则是提高平民知识、进行平民教育的中坚力量，希望“师范里一位学生就是发达教育的一个孢子，将来能把我四万万同胞的腐败脑筋洗刷净尽，更换上光明纯洁的思想”。
此时的他，试图走乡村教育改变社会拯救国家的道路。这应该是他去济南考取官费师范的主要出发点。因此，他在一师期间学习很用功。据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杨一辰回忆：“在校期间，他学习认真，课外博览群籍，于学无所不窥，尤精通文史，为同学中的佼佼者，他善写文章，为当时师生所共赏。他爱好艺术，精于汉字书法，也善绘画，对于音乐，更为精湛娴熟。他对中国的管乐器如笙、管、笛、箫都能吹奏，更擅长吹笙;他对中国的弦乐器，如琵琶、二胡、月琴、四弦全会弹拉，尤其精于三弦。因为他多才多艺，得到全校师生的敬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尽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一革命洪流中。据沈嘉禄撰《王尽美：未尽的才情》一文记载，王尽美被同学们推选为省一师北园分校代表，积极联络学生建立爱国反日组织，带领同学参加集会、游行，开展宣传活动。在他和石愚山、朱孟武等的倡导下，1919年5月7日晚，一师联合济南共21所学校学生代表70余人在省议会开会，正式成立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王尽美被推选为学联负责人之一。
省学联成立后，与各地学生爱国运动遥相呼应，迅速投入斗争。5月10日，省学联组织驻济各校学生数千人冒雨参加反日救国会，5月23日，省学联发表了由王尽美等起草的《罢课宣言》，济南全市21所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随后，王尽美等又联合省商会，组织了济南全城大罢市，省学联还组织学生到城关、商埠和市郊商店稽查日货，王尽美带领同学们砸了刊有卖国言论的《昌言报》报馆，惩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文人。
暑假期間，他回到家乡，私下运用亲友、师友关系作为联络桥梁，发动诸城各个学校中的活跃分子，联络组织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印发传单，组成十人团限期禁绝日货、禁运内地物资出口资敌。
王尽美的行动，尤其是暑假回乡运用乡缘、亲缘关系作为联络纽带，在家乡培养了一批运动的骨干分子，亲历了五四运动从大城市辐射到落后乡村的巨大威力，锻炼了宣传和组织能力，其中对群众力量的认识和在运动中积累的经验都为他下一步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罗章龙在1926年曾评价五四运动中的王尽美：“尽美独著论投山东各报，力辟谬论，分析世界政治，条理密察，陈义正雄，确山东舆论界空气为之一变”“在山东青年运动中已崭露头角了”。
重新思考、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径
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是，王尽美的家乡枳沟，查禁的日货，最终被城镇上的乡绅贪污，个别学生被利用承担污名。老师们知道其中真相，但是得罪不起当地乡绅力量，最后不得不愤而辞职。
对此，王尽美和亲历其事并为此苦闷不已的王蔚明谈及这一事件对他的思想触动：“在五四运动中，我跑的地方比你多，了解的情况也多些。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抵制日货没能坚持下去。各种救国团体也都分裂或夭折了。我也曾为此苦闷好久，但我以后到北京去见过北大教授李大钊，到上海去见过上海大学的教授蔡和森这些人的文章，我想你也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早读过的了。这是全国进步青年所仰望的有学识的人，我把这个问题向他们请教过。他们以社会发展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给我解开了思想疙瘩，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出现的腐败现象、学生的分化、救国团体的分裂或夭折，一度让怀揣激情投身运动的王尽美十分苦闷，因此也促使他对运动进行反思，重新思考、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径。
从哪里找答案呢？首先是《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发表的文章。
五四运动中后期，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曾多次到北京进行联络，和北京大学的罗章龙等人建立了联系，并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先生。1920年春，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王尽美成为该研究会的通讯会员。
罗章龙在《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中提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通过他，还介绍了一些别的通讯会员，名字记不清了。后来，他在济南仿照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形式组织了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