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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片《秋菊打官司》因凸显了中国法制建设中诸多问题，已引发不少法学、社会学学者关于法律本土化的讨论，而从影片中诉讼当事人秋菊逐渐失去表述机会的过程与原因，同样反映出传统诉讼模式与现代司法诉讼程序的冲突，刚性的司法制度成功地将传统的“诉冤”模式排除在现代诉讼程序之外。
关键词法治诉讼程序传统社会
作者简介：郑金刚，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讲师。
在乐观态度看待中国现代普法进程的法律工作者眼中，影片《秋菊打官司》（下称《秋菊》）既实际反映了中国平民大众法律意识的提升，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法律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中国乡村大众法律知识的缺乏等问题①；而热衷于讨论中国现代司法进程的学者则担忧，秋菊的经历突显公权力在公民生活中的微弱地位。②而更深一层次的解读，如苏力所指出的那样，影片暴露出西方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本土资源的破坏的问题，是“当代法律的运作逻辑与中国社会背景脱节了。”③
仅就电影本身凸现的问题来说，上述解读不乏启发意义。而本文认为，作为传统司法语境向现代法制过渡中被多次解读的文本，“秋菊”们的遭遇实际上更多体现了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传统诉冤模式如何失效，不谙现代司法语境的个人能否通过司法程序进行诉讼的问题。
一、一个“诉冤”故事的多次改写
在影片《秋菊》中，秋菊在县城的“讨说法”的经历，最先遇到的问题却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正确诉说自己“冤情”的问题。在秋菊需要向更高一级的“政府”（实际上是县公安局）陈述自己的“说法”时，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政府”只受理形成文字的“申诉材料”，拒绝口头申诉。无奈之下，秋菊只有花了“20个元”，请县城的“代笔”来叙述自己的遭遇。在这里秋菊的故事第一次经过文字处理，按照“状纸”的规范进行了第一次改写和重新描述。我们看到，经代笔人改写后，秋菊的冤屈已变成一个无辜农民遭遇强横暴力的故事，事件的起因与经过都发生很大改变，完全抽去了秋菊所要的“说法”。
这次改写由于代笔人夸张的文字修饰没有取得效果，最终成为了办案人员的笑料。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伴随着秋菊不断的上告过程，观众可以发现本属于她自己的故事将愈来愈离她远去，经过几次的改写，体现在诉讼文字“材料”上秋菊自己的叙述愈来愈少。一件本来并不复杂的农村纠纷，开始逐渐脱离当事人的掌握，不断地被他人用文字修改重叙，最终面目全非：
市里提请“复议”后不久，上级公安机关维持了县里的调解结果。对于这次裁决，秋菊怀疑其中有“官官相护”的嫌疑，于是再次踏上了上诉之路，来到市里上诉。这一次，好心的局长向秋菊介绍了一名律师，全权代理她的“官司”。在律师事务所里，我们可以看到，秋菊已基本丧失叙述案情的机会，熟悉法律程序的律师，理所当然地将她的官司视作一件行政案件，并不想过问她官司的来龙去脉和她的诉讼目的。尽管在秋菊的一再追问下，律师答应会给她一个“说法”，但他所说的这个“说法”与秋菊自己要讨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由此完全可以预测，熟谙法律专门术语的律师代理秋菊呈交给法院的正式司法文本中，秋菊本人认为重要的“断子绝孙”、“不能踢那个地方”、“说法”等关键词汇将不可能出现。并且作为一件行政复议案件，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秋菊诉讼的对象也已发生了改变，从她认为需要给个“说法”的村长变成了是个“好人”的严局长。在这里，我们看到，对于自己官司的這些变化，作为当事人的秋菊此时已经完全无力掌控，甚至根本就不知情，已开始成为自己官司的局外人。
法院的判决没能解决秋菊的“说法”。秋菊开始又一轮讨说法过程，也从而彻底失去陈述自己官司的机会。在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市法院司法人员已来到家里，让她“受伤”的丈夫进行身体检查。有趣的是，此时无论是秋菊还是她的丈夫，都认为身体已“没有什么事情”，不需要检查，可见对于身体检查在官司中的作用，无论是秋菊还是她丈夫都是一无所知。最终的判决过程，自然也是完全在秋菊的视线之外，法院根据村长造成秋菊丈夫“右侧软组织挫伤”，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轻伤害”的处罚规定，决定对村长进行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从完善法治的角度看，影片《秋菊》确实体现了在现代法治过程中，乡村社会缺乏法律意识、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但换个角度看，我们依旧不禁要问，即使具备了更为完备的司法制度，来自乡村的“秋菊们”就能够真正表达出自己的诉求吗？
二、空间与城乡语法规则的差异
影片《秋菊》一直在有意识地强调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秋菊的数次上告经历，成为导演借乡村农妇眼睛来展现城乡生活反差的过程。这种反差在影片中直接展现出来的是经济差距，如一车辣子只卖“122个元”，但单请县城代笔写了几张状纸就花掉“20个元”。从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来说，比经济、风俗差异更重要的是，经过从乡下到城市的空间转换，秋菊已不知不觉间脱离了熟悉的乡土语境，逐渐丧失表述自己“案情”的能力。
首先，秋菊叙述自己故事的能力是伴随着空间地逐次转换而逐步失去的，而这种丧失自述故事能力的程度，与“乡村/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远近构成相应比例关系。离开自己熟悉的乡土空间越远，自己叙述能力越弱，而借助他人转述的需求也越大。从村子到乡上，尽管秋菊曾一度隐瞒丈夫骂人“断子绝孙”的情节，但熟悉乡村的李公安很快就据常理推断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这一次讨说法的过程中，可以说秋菊的“官司”本身并无多大改变，基本上还保持原貌（李公安也确实曾努力给秋菊一个“说法”）。但此后的要“说法”过程却表明，随着距离乡村的路程不断增加，她的自述也逐渐不被认可，需要不断经过改写。从县到市，秋菊的故事先是被描述成为一个“官”欺压“民”的故事，然后又被放置在两级政府（“公家”）之间，演化成一个行政案件，最后经市法院介入，又根据原始叙述中没有出现的轻伤害情节，重新改写成为了一个治安案件。在后两次改写过程中，秋菊本人已完全丧失了自我表述的机会，案件的性质也完全改变，最终成为国家“推行行政法”或实现其他法治目的（如普法）中的一个引子。
其次，讲述案情能力的丧失是因为语法规则发生改变。自秋菊来到县城，她就开始不得不按照一种完全不熟悉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讲述方式不仅在形式上需要用文字表述，且有着严格语法规则（司法术语）。在完全不熟悉的语法规则面前，从乡下来到城里的秋菊逐渐“失语”，因而最后完全被排除在整个诉讼过程之外。沿着秋菊上诉的路线，可以感受到这种语法规则逐渐变得严格，县城的“代笔”还可以用使用不规范的文字叙述，但到了市里以后，已变成非专业人员（律师）无法完成的程度。
最后，处在城乡不同空间的人们学习、适应规则的能力也存在极大差距。相对于乡村的秋菊，居住于县、市里的人们更易理解、使用“司法规则”。表面上，这个现象似乎不难解释，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文化程度相对要高于乡村，学习能力相对更强。但是，不能忽略影片中秋菊曾“读过初中”，而当时（上世纪90年代）城里的普通市民也并非人人识字，单纯以受教育程度来解释这种学习能力的差别并不完全合适。城乡之间对“法”的规则熟知程度与学习能力差异的原因，不仅在于文化水平高低，而更多是由于国家制定的语法规则本身更接近于“城里”人的“说话”规矩，因而更易于为“城里”人掌握。以诉讼严局长为例，同是一件与自己日常生活没有多少关系的行政诉讼（刚颁布行政法），秋菊始终不能理解，而她所住旅舍的老板虽同样不明所以，却能从“国家正在推行新颁布的行政法”的信息里，推断秋菊可能打赢官司，因为“国家正要找几个这样民告官的典型”。由此可见，在如何学习、理解法律方面，“城里人”显然强于来自乡下的秋菊，对诉讼策略、技巧的掌握方面也要准确得多。
三、传统“诉冤”模式如何失效
现代司法理论有别于传统司法观念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于司法程序的高度重视。如单纯从语义学的角度说，所谓“程序即是按时间先后或一定顺序安排的工作步骤，事件的展开过程“，但司法程序即法律程序，却“表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的相互关系，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是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其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讼，公平地听取各方的意见，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完善的法律程序，是对于权利的保护。”④由此可见，我们通常所说的严格遵守司法程序，至少隐含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诉讼过程中必须依照的司法程序具有刚性特征，应该是诉讼过程必须遵守的“工作步骤”；其二，司法程序的权威性是来自国家制定的司法制度，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是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正是有了国家司法程序的刚性的存在，让国家司法制度在秋菊们的诉讼中，能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以影片《秋菊》为例，正是现代司法程序排斥传统诉冤模式的刚性规定，最终阻止了秋菊们的“说”法：
首先，司法程序预设人们“听”故事的方式。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秋菊的“说法”并非始终无人理解。从李公安到严局长，其实对秋菊的“说法”十分清楚，既知道她“冤屈”的原因，实际上也明白她所要的“说法”是什么。但是，尽管这些大小官员都是“好人”，他们依旧对秋菊的诉讼无能为力，国家司法程序规定了他们只能按照一定的方式来“听”秋菊的故事，而这种方式即是由国家司法制度制定、由刚性的司法程序严格限定的语法规则。而这种按照既定程序讲述出来的故事，最后必然会发生偏离，甚至是面目全非的改变。从司法程序上看，秋菊的故事在按照程序，转述成为了一个行政诉讼或一个治安事件后，国家司法机关做出的几次判决，也不存在不当之处——作为一件普通的乡村纠纷，由打人一方赔偿200元，这样的调解结果不仅合法，而且也合情合理，不存在任何司法腐败现象。可以设想，即使象严局长这样的司法官员，面对着已按司法程序转述过的案情，依旧会做出同樣的判决，即使他明知这种判决结果无助于解决秋菊的“说法”，但却是他唯一的选择。
其次，严格的司法程序限制了人们如何“说”的方式。从秋菊的遭遇看，她的诉讼方式一开始就与国家司法制度存在很大的偏差。秋菊们的想法，是希望国家司法制度能够听懂她的故事，还她一个公正的“说法”。但国家司法制度自始至终只提供给她的两个故事诉说模式，一是按照行政诉讼的模式来民告官，二是按照治安事件的模式来处理纠纷。从秋菊的角度看，上述两种模式显然都不能容纳自己的故事，并且与自己的诉讼预期相差太远，因此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讲述的努力，请人代述自己的“冤屈”。这种无奈的选择，使秋菊的诉讼最终脱离她自己的控制，成为国家司法制度自导自演的一场普法表演。在这里，国家司法制度也实际上不过是对“秋菊”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法治教育，借此教会他们以后将如何”依法“诉讼而已。
注释：
①李彦生．喜看秋菊民告官．人民司法．1993．
②桑本谦．秋菊的困惑：一个巧妙的修辞．读书．2005．12．
③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8．
④季卫东．法治秩序的重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
关键词法治诉讼程序传统社会
作者简介：郑金刚，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讲师。
在乐观态度看待中国现代普法进程的法律工作者眼中，影片《秋菊打官司》（下称《秋菊》）既实际反映了中国平民大众法律意识的提升，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法律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中国乡村大众法律知识的缺乏等问题①；而热衷于讨论中国现代司法进程的学者则担忧，秋菊的经历突显公权力在公民生活中的微弱地位。②而更深一层次的解读，如苏力所指出的那样，影片暴露出西方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本土资源的破坏的问题，是“当代法律的运作逻辑与中国社会背景脱节了。”③
仅就电影本身凸现的问题来说，上述解读不乏启发意义。而本文认为，作为传统司法语境向现代法制过渡中被多次解读的文本，“秋菊”们的遭遇实际上更多体现了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传统诉冤模式如何失效，不谙现代司法语境的个人能否通过司法程序进行诉讼的问题。
一、一个“诉冤”故事的多次改写
在影片《秋菊》中，秋菊在县城的“讨说法”的经历，最先遇到的问题却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正确诉说自己“冤情”的问题。在秋菊需要向更高一级的“政府”（实际上是县公安局）陈述自己的“说法”时，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政府”只受理形成文字的“申诉材料”，拒绝口头申诉。无奈之下，秋菊只有花了“20个元”，请县城的“代笔”来叙述自己的遭遇。在这里秋菊的故事第一次经过文字处理，按照“状纸”的规范进行了第一次改写和重新描述。我们看到，经代笔人改写后，秋菊的冤屈已变成一个无辜农民遭遇强横暴力的故事，事件的起因与经过都发生很大改变，完全抽去了秋菊所要的“说法”。
这次改写由于代笔人夸张的文字修饰没有取得效果，最终成为了办案人员的笑料。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伴随着秋菊不断的上告过程，观众可以发现本属于她自己的故事将愈来愈离她远去，经过几次的改写，体现在诉讼文字“材料”上秋菊自己的叙述愈来愈少。一件本来并不复杂的农村纠纷，开始逐渐脱离当事人的掌握，不断地被他人用文字修改重叙，最终面目全非：
市里提请“复议”后不久，上级公安机关维持了县里的调解结果。对于这次裁决，秋菊怀疑其中有“官官相护”的嫌疑，于是再次踏上了上诉之路，来到市里上诉。这一次，好心的局长向秋菊介绍了一名律师，全权代理她的“官司”。在律师事务所里，我们可以看到，秋菊已基本丧失叙述案情的机会，熟悉法律程序的律师，理所当然地将她的官司视作一件行政案件，并不想过问她官司的来龙去脉和她的诉讼目的。尽管在秋菊的一再追问下，律师答应会给她一个“说法”，但他所说的这个“说法”与秋菊自己要讨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由此完全可以预测，熟谙法律专门术语的律师代理秋菊呈交给法院的正式司法文本中，秋菊本人认为重要的“断子绝孙”、“不能踢那个地方”、“说法”等关键词汇将不可能出现。并且作为一件行政复议案件，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秋菊诉讼的对象也已发生了改变，从她认为需要给个“说法”的村长变成了是个“好人”的严局长。在这里，我们看到，对于自己官司的這些变化，作为当事人的秋菊此时已经完全无力掌控，甚至根本就不知情，已开始成为自己官司的局外人。
法院的判决没能解决秋菊的“说法”。秋菊开始又一轮讨说法过程，也从而彻底失去陈述自己官司的机会。在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市法院司法人员已来到家里，让她“受伤”的丈夫进行身体检查。有趣的是，此时无论是秋菊还是她的丈夫，都认为身体已“没有什么事情”，不需要检查，可见对于身体检查在官司中的作用，无论是秋菊还是她丈夫都是一无所知。最终的判决过程，自然也是完全在秋菊的视线之外，法院根据村长造成秋菊丈夫“右侧软组织挫伤”，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轻伤害”的处罚规定，决定对村长进行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从完善法治的角度看，影片《秋菊》确实体现了在现代法治过程中，乡村社会缺乏法律意识、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但换个角度看，我们依旧不禁要问，即使具备了更为完备的司法制度，来自乡村的“秋菊们”就能够真正表达出自己的诉求吗？
二、空间与城乡语法规则的差异
影片《秋菊》一直在有意识地强调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秋菊的数次上告经历，成为导演借乡村农妇眼睛来展现城乡生活反差的过程。这种反差在影片中直接展现出来的是经济差距，如一车辣子只卖“122个元”，但单请县城代笔写了几张状纸就花掉“20个元”。从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来说，比经济、风俗差异更重要的是，经过从乡下到城市的空间转换，秋菊已不知不觉间脱离了熟悉的乡土语境，逐渐丧失表述自己“案情”的能力。
首先，秋菊叙述自己故事的能力是伴随着空间地逐次转换而逐步失去的，而这种丧失自述故事能力的程度，与“乡村/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远近构成相应比例关系。离开自己熟悉的乡土空间越远，自己叙述能力越弱，而借助他人转述的需求也越大。从村子到乡上，尽管秋菊曾一度隐瞒丈夫骂人“断子绝孙”的情节，但熟悉乡村的李公安很快就据常理推断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这一次讨说法的过程中，可以说秋菊的“官司”本身并无多大改变，基本上还保持原貌（李公安也确实曾努力给秋菊一个“说法”）。但此后的要“说法”过程却表明，随着距离乡村的路程不断增加，她的自述也逐渐不被认可，需要不断经过改写。从县到市，秋菊的故事先是被描述成为一个“官”欺压“民”的故事，然后又被放置在两级政府（“公家”）之间，演化成一个行政案件，最后经市法院介入，又根据原始叙述中没有出现的轻伤害情节，重新改写成为了一个治安案件。在后两次改写过程中，秋菊本人已完全丧失了自我表述的机会，案件的性质也完全改变，最终成为国家“推行行政法”或实现其他法治目的（如普法）中的一个引子。
其次，讲述案情能力的丧失是因为语法规则发生改变。自秋菊来到县城，她就开始不得不按照一种完全不熟悉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讲述方式不仅在形式上需要用文字表述，且有着严格语法规则（司法术语）。在完全不熟悉的语法规则面前，从乡下来到城里的秋菊逐渐“失语”，因而最后完全被排除在整个诉讼过程之外。沿着秋菊上诉的路线，可以感受到这种语法规则逐渐变得严格，县城的“代笔”还可以用使用不规范的文字叙述，但到了市里以后，已变成非专业人员（律师）无法完成的程度。
最后，处在城乡不同空间的人们学习、适应规则的能力也存在极大差距。相对于乡村的秋菊，居住于县、市里的人们更易理解、使用“司法规则”。表面上，这个现象似乎不难解释，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文化程度相对要高于乡村，学习能力相对更强。但是，不能忽略影片中秋菊曾“读过初中”，而当时（上世纪90年代）城里的普通市民也并非人人识字，单纯以受教育程度来解释这种学习能力的差别并不完全合适。城乡之间对“法”的规则熟知程度与学习能力差异的原因，不仅在于文化水平高低，而更多是由于国家制定的语法规则本身更接近于“城里”人的“说话”规矩，因而更易于为“城里”人掌握。以诉讼严局长为例，同是一件与自己日常生活没有多少关系的行政诉讼（刚颁布行政法），秋菊始终不能理解，而她所住旅舍的老板虽同样不明所以，却能从“国家正在推行新颁布的行政法”的信息里，推断秋菊可能打赢官司，因为“国家正要找几个这样民告官的典型”。由此可见，在如何学习、理解法律方面，“城里人”显然强于来自乡下的秋菊，对诉讼策略、技巧的掌握方面也要准确得多。
三、传统“诉冤”模式如何失效
现代司法理论有别于传统司法观念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于司法程序的高度重视。如单纯从语义学的角度说，所谓“程序即是按时间先后或一定顺序安排的工作步骤，事件的展开过程“，但司法程序即法律程序，却“表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的相互关系，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是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其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讼，公平地听取各方的意见，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完善的法律程序，是对于权利的保护。”④由此可见，我们通常所说的严格遵守司法程序，至少隐含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诉讼过程中必须依照的司法程序具有刚性特征，应该是诉讼过程必须遵守的“工作步骤”；其二，司法程序的权威性是来自国家制定的司法制度，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是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正是有了国家司法程序的刚性的存在，让国家司法制度在秋菊们的诉讼中，能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以影片《秋菊》为例，正是现代司法程序排斥传统诉冤模式的刚性规定，最终阻止了秋菊们的“说”法：
首先，司法程序预设人们“听”故事的方式。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秋菊的“说法”并非始终无人理解。从李公安到严局长，其实对秋菊的“说法”十分清楚，既知道她“冤屈”的原因，实际上也明白她所要的“说法”是什么。但是，尽管这些大小官员都是“好人”，他们依旧对秋菊的诉讼无能为力，国家司法程序规定了他们只能按照一定的方式来“听”秋菊的故事，而这种方式即是由国家司法制度制定、由刚性的司法程序严格限定的语法规则。而这种按照既定程序讲述出来的故事，最后必然会发生偏离，甚至是面目全非的改变。从司法程序上看，秋菊的故事在按照程序，转述成为了一个行政诉讼或一个治安事件后，国家司法机关做出的几次判决，也不存在不当之处——作为一件普通的乡村纠纷，由打人一方赔偿200元，这样的调解结果不仅合法，而且也合情合理，不存在任何司法腐败现象。可以设想，即使象严局长这样的司法官员，面对着已按司法程序转述过的案情，依旧会做出同樣的判决，即使他明知这种判决结果无助于解决秋菊的“说法”，但却是他唯一的选择。
其次，严格的司法程序限制了人们如何“说”的方式。从秋菊的遭遇看，她的诉讼方式一开始就与国家司法制度存在很大的偏差。秋菊们的想法，是希望国家司法制度能够听懂她的故事，还她一个公正的“说法”。但国家司法制度自始至终只提供给她的两个故事诉说模式，一是按照行政诉讼的模式来民告官，二是按照治安事件的模式来处理纠纷。从秋菊的角度看，上述两种模式显然都不能容纳自己的故事，并且与自己的诉讼预期相差太远，因此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讲述的努力，请人代述自己的“冤屈”。这种无奈的选择，使秋菊的诉讼最终脱离她自己的控制，成为国家司法制度自导自演的一场普法表演。在这里，国家司法制度也实际上不过是对“秋菊”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法治教育，借此教会他们以后将如何”依法“诉讼而已。
注释：
①李彦生．喜看秋菊民告官．人民司法．1993．
②桑本谦．秋菊的困惑：一个巧妙的修辞．读书．2005．12．
③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8．
④季卫东．法治秩序的重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