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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藏团徽50年
周颂今
我是一名老共青团员，至今还珍藏着当年佩戴的团徽。这枚陪伴我走过50年的团徽，时时让我回忆起当年的许多往事。
我是1955年佩戴着红领巾由农村小学考入吉安一中的。当时因家里很穷，靠政府的助学金资助就学，因此我读书很刻苦，成绩优秀，先后被评为“优良学生”、“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我当班上少先队中队长时，吉安一中获得全市唯一的“优秀中队”旗帜，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吉安五中召开的授旗大会。那时学校老师常教导我们：“入队、入团、入党是人生的三个光荣里程碑。”所以，我对团组织充满向往，认真学习有关共青团的基本知识，知道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讲进步、讲奉献，加入共青团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经团组织的教育培养，我1956年下半年就光荣加入了共青团组织。那时入团的标准非常严格，不仅要学习优秀、思想进步，还必须通过政审。
1959年5月4日，共青团中央首次颁发团徽，我得到团徽后戴在胸前觉得特别光荣。此后这枚红色的团徽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当上了团支部和学生会的干部，当上了“优秀共青团员”。我还戴着她，参加了吉安市的修河堤、修大道、修铁路和大炼钢铁烧木炭等劳动。1961年7月，我高中即将毕业时，上级“选干”未让我参加高考，而将我选调到地委宣传部工作。自此，我就走上了革命工作道路。参加工作后，我仍戴着这枚来之不易而又可爱的团徽工作着、生活着。后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这枚团徽我却把她珍藏了下来。我现已退休，这枚珍贵的团徽将继续鼓励我珍重退休生活，保持晚节，直到永远!
难忘的《劳动手册》
刘学贵
退休前的41年工作中，有37年是在农村基层度过的。想起过去有不少事值得怀念，但我最难忘的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劳动手册》。
对农民来说，当时的《劳动手册》是记工分取得劳动报酬的依据：而由县委组织部门印发的干部《劳动手册》，则是下乡蹲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记录，也是当时考核干部的一种依據。1967年3月，我作为原万合区委工作组的一名成员，来到泰和县万合公社罗家大队第六生产队蹲点，也领到一本干部《劳动手册》。当时规定，蹲点干部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根据职务不同，每月参加劳动时间最少不少于10天(每8小时为一天)，劳动后要生产队长签名才有效。
我在工作组中是一名普通队员，除参加一些会议和完成中心工作规定的任务外，有空便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犁、耙、插秧、挑肥下田、耘田、收割，样样农活都干。这样做，不仅与社员交了朋友，了解了民情。而且锻炼了肩膀，磨炼了自己。有一次，公社组织的检查组来到我的试验田检查插秧规格。上级定的规格为4×5、5×5(寸)，但我的试验田基本上是5×6(寸)甚至6×6(寸)，还专设了通风行。检查组认为不符合规格，要用耙耙光后重插。我与检查组论理，说这是浓田，每亩下了牛栏肥60担，适当放宽行株距有利禾苗生长发育。经过一番争论，并说由我自己负全责后，禾苗才免于耙光再插。后来经过精心管理，试验田获得了常规稻种亩产超过820斤、跨了《纲要》的好成绩。还有一次，我在耘田中观察发现不少蜒虫，每兜禾超过30只。这是蜒虫大发生的预兆。我及时组织打农药，使所蹲点的生产队受损失最小。我在蹲点的9个月中，共参加集体劳动132天，平均每月接近15天，工作组在总结工作时对我提出了表扬。
周颂今
我是一名老共青团员，至今还珍藏着当年佩戴的团徽。这枚陪伴我走过50年的团徽，时时让我回忆起当年的许多往事。
我是1955年佩戴着红领巾由农村小学考入吉安一中的。当时因家里很穷，靠政府的助学金资助就学，因此我读书很刻苦，成绩优秀，先后被评为“优良学生”、“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我当班上少先队中队长时，吉安一中获得全市唯一的“优秀中队”旗帜，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吉安五中召开的授旗大会。那时学校老师常教导我们：“入队、入团、入党是人生的三个光荣里程碑。”所以，我对团组织充满向往，认真学习有关共青团的基本知识，知道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讲进步、讲奉献，加入共青团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经团组织的教育培养，我1956年下半年就光荣加入了共青团组织。那时入团的标准非常严格，不仅要学习优秀、思想进步，还必须通过政审。
1959年5月4日，共青团中央首次颁发团徽，我得到团徽后戴在胸前觉得特别光荣。此后这枚红色的团徽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当上了团支部和学生会的干部，当上了“优秀共青团员”。我还戴着她，参加了吉安市的修河堤、修大道、修铁路和大炼钢铁烧木炭等劳动。1961年7月，我高中即将毕业时，上级“选干”未让我参加高考，而将我选调到地委宣传部工作。自此，我就走上了革命工作道路。参加工作后，我仍戴着这枚来之不易而又可爱的团徽工作着、生活着。后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这枚团徽我却把她珍藏了下来。我现已退休，这枚珍贵的团徽将继续鼓励我珍重退休生活，保持晚节，直到永远!
难忘的《劳动手册》
刘学贵
退休前的41年工作中，有37年是在农村基层度过的。想起过去有不少事值得怀念，但我最难忘的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劳动手册》。
对农民来说，当时的《劳动手册》是记工分取得劳动报酬的依据：而由县委组织部门印发的干部《劳动手册》，则是下乡蹲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记录，也是当时考核干部的一种依據。1967年3月，我作为原万合区委工作组的一名成员，来到泰和县万合公社罗家大队第六生产队蹲点，也领到一本干部《劳动手册》。当时规定，蹲点干部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根据职务不同，每月参加劳动时间最少不少于10天(每8小时为一天)，劳动后要生产队长签名才有效。
我在工作组中是一名普通队员，除参加一些会议和完成中心工作规定的任务外，有空便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犁、耙、插秧、挑肥下田、耘田、收割，样样农活都干。这样做，不仅与社员交了朋友，了解了民情。而且锻炼了肩膀，磨炼了自己。有一次，公社组织的检查组来到我的试验田检查插秧规格。上级定的规格为4×5、5×5(寸)，但我的试验田基本上是5×6(寸)甚至6×6(寸)，还专设了通风行。检查组认为不符合规格，要用耙耙光后重插。我与检查组论理，说这是浓田，每亩下了牛栏肥60担，适当放宽行株距有利禾苗生长发育。经过一番争论，并说由我自己负全责后，禾苗才免于耙光再插。后来经过精心管理，试验田获得了常规稻种亩产超过820斤、跨了《纲要》的好成绩。还有一次，我在耘田中观察发现不少蜒虫，每兜禾超过30只。这是蜒虫大发生的预兆。我及时组织打农药，使所蹲点的生产队受损失最小。我在蹲点的9个月中，共参加集体劳动132天，平均每月接近15天，工作组在总结工作时对我提出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