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法国波尔多是当今世界葡萄酒文化的核心，大概不会有人提出异议。波尔多最辉煌的也许不是今天，而是16世纪末到18世界末这两百年中间。这200年是法国宫廷最辉煌的黄金时代，整个欧洲的宫廷生活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和竞赛也在那一刻登峰造极。围绕着它的整个欧洲最终成为了现在全世界的文化中心，他们提供了高雅生活的榜样。事实是：今天欧洲大陆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富豪们是以法国宫廷为理想的，而全世界是在向他们看齐。在君主制已经彻底溃败的今天，君主及他们手下的统治集团成员—贵族们的华丽高贵的生活，仍然在作为一个终极梦想诱惑着每一个人，并由此来指导甚至决定我们的生活。这也就是我们为何会觉得葡萄酒芳香馥郁，高雅浪漫的最大原因。
　　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代里，美好的生活和快乐都源自于宫廷，宫廷是一切社会活力的源泉。而这一切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酒。欧洲宫廷的奢华生活首先是由教皇们发起的，他们曾经是宫廷里的真正主人。耶稣曾经说过：葡萄酒是我的血，面包是我的肉，所以那些掌控宫廷的教皇们一向是以引用高级葡萄酒为己任的。彼得拉克呆着某种愤怒的情绪留下了大量描写教皇宫廷的文字：
　　天上的巴比伦贪婪可恨，
　　用它的罪恶装满了酒瓶，跪拜邪教神和巨龙。
　　雅典娜和朱皮特声名狼藉，酒神举杯欢庆……
　　虽然彼得拉克的记录带着某种成见，但是他的记录是真实的。实际上中世纪宫廷在那个阶段已经呈现出了许多新生活的特征，具备了走向新生活的更多条件：骑士等级的衰落，贵族的城市化、绝对统治的产生、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社会风度的培养，巨额财富的积累等。
　　从保罗二世到利奥十世，这些文艺复兴中的伟大教皇统治时期，圣彼得堡的每一位继任者都力图在奢华和排场上超过前人，“带着古代帝国时期戏剧性的辉煌，异教的精神弥漫于城市。世俗的排场成为教皇的必需之物”。狂欢的宴饮始于保罗二世，其宫殿富丽堂皇，他自己完全沉浸在世俗的欢乐之中，他赋予罗马狂欢节以世俗的、异教的特征，而且把他视为自己生活的象征。当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莱奥诺拉在1473年到达罗马的时候，所举行的宴会以其疯狂挥霍让人叹为观止。
　　文化上法国是意大利的后继者，法国比意大利的公国更大，更富有，奢华生活在他们的宫廷中登峰造极一点也不奇怪。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每年都有150万埃居供宫廷开销，150万埃居在当时相当于1000万法郎。而到了路易十四统治的晚期这个数字达到了顶峰，在每年约10064万里弗尔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大约有2900万被用于国王的个人开销。价值1400万法郎的外套、22000里弗尔的饰带、数万法郎的酒杯堆满了宫廷的每个角落。他还圈养着1.2万匹良种马，为了这些马匹配备数千名饲养员，每次履行伴游者达到8000人。更让人惊叹的是，路易十四为了博取情人路易斯和枫丹白露小姐的欢心，大肆建造城堡和宫殿，其花费绝不比慈禧太后修圆明园花的少。
　　在此背景之下，葡萄酒的酿造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个时代，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们只能在本已寡淡的再兑上水稀释后嘬上几口。而富人和贵族们对葡萄酒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王公贵族们每逢邀请客人举办晚宴，都要上一百多种菜肴。据说健康的年轻人几乎可以将百种佳肴悉数尝便，于是对于每次间隙滋润喉咙的葡萄酒的要求也随之高了起来，要求必须适应菜肴的味道。种植葡萄的农民们为了迎合权势者，开始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提高葡萄酒的品质，保持味觉的平衡。例如香槟地区和勃艮第地区的农民，为了独享皇室的荣宠，整个世纪都剑拔弩张，最终被打败的一方，香槟地区的农民不甘心输给勃艮第和波尔多，决定设法酿造出更高级的葡萄酒，苦心经营中终于发明了光辉灿烂的发泡酒：香槟。正是在宫廷奢华生活的拉动和示范之下，葡萄酒酿造的技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葡萄酒本身也被赋予了高贵和奢华的属性。
　　盛行于宫廷的奢侈之风，逐渐向以宫廷为榜样的富人集团蔓延，伟大的路易向他们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力。在所有的事情中，路易十四喜欢辉煌、壮丽和挥霍，在家庭用具和建筑上，在宴会和玩纸牌上大把的花钱是赢得他的欢心或称赞的稳妥途径。国王像神一样受到崇敬，在巴黎路易十四就是趣味的评定者。巴黎一直不知疲倦地，笨拙地模仿宫廷，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富豪们，在这方面最不遗余力，他们渴望被宫廷和贵族接受，进而获得与其财富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可能向血缘与家族传统去找根据，也没有游吟诗人和画家的才华，唯有奢华生活这一点上他们能够做到。随着巨额财富的迅速积累，奢华生活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扩张。而对于那些种植葡萄的农民和以酿造葡萄酒为生的酒商来说，他们也获得了更大的市场，葡萄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北纬32度和55度中间的欧洲土地上，满山遍野开满了葡萄花，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为葡萄酒酿造提供了更多的科学工具，酿造技术开始突飞猛进，更加香醇可口，更加晶莹剔透的葡萄酒陆续问世，整个欧洲沉醉在葡萄酒的芳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