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这段话，是国立西南聯大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是当初为了准备《金岳霖先生》一课而摘录的，这节课自己已经上过不止一遍，可每次读到这段话，便心潮起伏，始终无法平静——那到底是怎样一段如风云般激荡的岁月？到底是怎样一群挽狂澜于既倒的大师？
　　后来，就邂逅了汪兆骞先生的《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在这本书中，那些大师们的嬉笑怒骂如在眼前。可以说，他拉近了两个时代的距离，每一个人，都能透过书中的文字，感受到大师们鲜活的灵魂。
　　这让我想到了季羡林先生，他曾被誉为“最后的大师”，在他去世后，有媒体甚至说“他的离世代表了大儒时代的终结”，可他本人却一直拒绝“大师”的称号，这不禁令人深思，到底怎样的人，才能称为“大师”呢？
　　这本书给了我们答案。
　　蔡元培接手北京大学时，辛亥革命举步维艰，北京大学乌烟瘴气，许多学生依旧整天“吃花酒”“捧戏子”“打麻将”“混日子”，而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从此，暮气沉沉的北京大学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终生向往的学术殿堂。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陈独秀正面临亲手创办的《新青年》濒临分裂、胡适等当初的伙伴和战友因政见不同渐行渐远最后分道扬镳、国内的反动势力虎视眈眈、共产国际借着“国际统一领导”的名义对国内的共产运动指手画脚的局面。这时的他，却毅然提出了“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这个口号。试问，这样的魄力和品格，举世能有几人？
　　鲁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时，刘和珍等47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群众已惨死在段祺瑞政府的枪下，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他的悲愤，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就在同一年，林长民（林徽因之父）、邵飘萍等名流因抗议巴黎和会、发表《山东亡矣！》被反动当局杀害，在那个年代里，正义的声音真的会让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可即便如此，除了鲁迅之外，发声抨击反动政府的还有朱自清、周作人、林语堂、郑振铎、叶圣陶……
　　作者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动，就在于他用编年体的方式，将这群大师们的选择放在了一个更为真实而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后世无人不仰慕大师们卓绝的才华和高超的学术造诣，但往往忽略了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和心态中达成的这些成就。下面这段文字，揭示了民国最真实的面貌：
　　1927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义士喋血，大师殒命。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空前屠杀，血流成河……
　　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环境下，一个人要放弃原则就是瞬间之事，当年曾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如此悲壮诗句的汪精卫，后来的结果尽人皆知。除他之外，我们无从得知又有多少人在那个纷乱的时代汇入滚滚浊流。而这便是清流存在的意义，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些在绝望和黑暗之中摸索前行的身影，终于成了后世的精神图腾。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追思这群大师们，但也有一些所谓的“国粉”，提到民国，“学术自由”“社会精英”之类词语便不绝于口，甚至借大师们的名义厚古薄今。在我看来，大师们的令人敬仰，从某种方面上来说是那个黑暗动荡的时代凸显出来的，换句话说，呼唤大师绝不等于否定现在，更不是逃避现实。当然，当代社会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学术造假、利己主义、享乐之风都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浊浪”，面对不同价值观念的冲击，很多人会自我怀疑，无法取舍。那么，就请打开这套《民国清流》吧。在这里，大师们会用远去的背影，指引你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