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出英杰，乱世有奇情。《延安颂》的词作者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她出身豪门，但却投奔了延安；她创作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延安颂》，但其初恋竟是后来的国民党陆军中将、军统大特务沈醉。
　　1918年2月6日，福建安溪县县长陈铮喜得千金，取名陈淑媛，也就是莫耶。因为前面已生三子，如今诞下一女，陈县长分外欣喜。按照闽南风俗，家中每添一丁，都要向祖先献肉祭祀。之前的三个儿子都是献肉一斤，这次却是破天荒地献了两斤肉。丰裕的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宠爱，使得莫耶自小少受约束，她亦十分争气，慧敏好学，出口成章，是方圆百里公认的才女。
　　“五四”滋养的新一代
　　莫耶成长的时代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她自小就有主见，不裹足，在山涧洗澡，敢于挑战旧的习惯势力和思想观念。她曾偷偷作文讽刺父亲纳妾，同情被冷落的原配母亲，关注腐败黑暗的现实。1932年，她就读于厦门鼓浪屿慈勤女中，在国文老师、中共地下党员陈海天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国内外进步书刊，如《铁流》、《毁灭》、《从军日记》等。这些进步书刊在她尚且年幼的心里种下了向往革命与光明的种子，思想日趋激进。
　　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之余，莫耶开始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诉诸笔端。自她的第一篇习作《我的故乡》在《厦门日报》上发表后，她的写作热情大增。
　　1933年底，莫耶和老师陈海天一起组织创办了左翼刊物《火星》旬刊，其第一篇关注社会底层的小说《黄包车夫》，就发表在《火星》的创刊号上。然而好景不长，她藏在家中的部分《火星》刊物被父亲无意中发现。时任福建讨逆军第三路军副司令的父亲因怕引火烧身，大为震怒，不仅烧掉了刊物，还将她软禁在家中。父亲的专制和《火星》遭遇的厄运激起了她强烈的反抗。1934年秋，她去信求助于上海的《女子月刊》，得到应允后，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偷偷离家前往上海。
　　遭遇重重阻力的初恋
　　奠耶到上海后，化名白云在《女子月刊》当校对、编辑，还一度任主编。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仍坚持创作，出版了第一部独幕剧集《晚饭之前》，在圈内小有名气。出众的才华和俊俏的外表使她很容易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深受“五四”熏陶的她也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就是在1934年，她和一个叫陈沦的年轻记者偶然邂逅。这个所谓“记者”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沈醉，时任上海军统局驻法租界情报组长兼行动组长，化名陈沦，以湖南湘光通讯社记者身份掩护活动。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这份两情相悦的恋情却一反常态地受到重重阻挠。首先是沈醉的母亲极力反对。沈醉父亲早逝，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其母罗裙曾加入过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并写得一手好诗词。按理沈母也曾追求革命，且知书达理，对依稀有自己影子的奠耶本应极为喜爱才对。但事实上其母在选择儿媳上尤为封建，仍以恪守妇道、三从四德等旧道德为准则，在见过几次新女性莫耶后，对其在外抛头露面、一心追求自由和革命大为不满。她严厉地警告沈醉：“你可不能找这样的女孩子做老婆！你看她那身打扮，洋里洋气的，大热天还戴双白手套，笑起来也没遮没拦的，哪像个姑娘家？你要是娶了她，我就永不进你的家门。”
　　其次是戴笠不允许。戴笠对沈醉有知遇之恩，十分赏识他的才干，一直着意培养并委以重任，因而对于这位年轻人的一举一动也分外注意。沈醉与奠耶相恋之事很快被他知道了，戴笠还专门派人探查了莫耶的家世背景。在戴笠眼里，虽然奠耶出身地方望族，其父也是“蓝衣社”（“军统”外围组织）的成员，但本人思想左倾激进，同事、朋友也多是文艺界进步人士或“左联”成员，因而极不可靠。当沈醉向戴笠申请结婚时，被后者断然否决：“不行！和她这种人交交朋友，利用利用，还可以。干我们这行的人，要找上这样的老婆，那以后的麻烦可多了。”
　　诞下一子仍毅然诀别
　　作为新青年，来自封建伦理、家庭长辈的阻挠只会成为他们追求个人幸福的注脚，外界的阻力反而更易拉近了两人的距离。莫耶和沈醉的感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淡后，又因后者的受伤再度出现了转机。一次，沈醉在抓捕进步人士的行动中，从三楼楼顶意外摔下，身受重伤，左眼差点完全失明。不明真相的莫耶得知情况后，马上回到了沈醉身边，无微不至地照料其生活起居。有妇如此，夫复何求？于是沈醉亦对母亲和戴笠的反对置之罔闻，干脆和莫耶同居起来。一年后，莫耶为他生下一子，沈醉欣喜异常，但毕竟顾忌母亲和戴笠的意见，于是想借此机会，劝她从此在家相夫教子，不再出去工作。但奠耶很干脆地拒绝了，她直率地说道：“那不行，你想把我关在家里，做个贤妻良母，靠男人生活？我办不到。如果那样的话，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能不工作。”无奈之下，沈醉只好将孩子托绐一个姓苏的部属代为抚养，莫耶又回杂志社上班了。
　　此时，日本妄图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暴露，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不绝于耳，各地纷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至次年5月期间，莫耶特意回乡组织创办了一个抗日妇女识字班，号召妇女起来抗日保国。1937年，她又与戏剧家左明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担任编剧和文字宣传。随着上海战事吃紧和国民政府对进步人士爱国活动的刁难日益加剧，陕甘宁边区成为众多热血青年向往之地。“第五队”也想转到西北大后方进行抗日宣传，寻机前往延安。莫耶本想让沈醉随她一同离开上海，却不料此举让她陷入了窘境。因为沈醉的真正工作是捕杀危及蒋氏政权的共产党人及反蒋人士，眼下让他前往延安，岂非自寻死路'不过基于对这份感情的珍惜，沈醉还是鼓起勇气向莫耶说出了自己的真正职业，阐明不能前往的苦衷，同时希望得到莫耶的理解，并打消去延安的念头。但莫耶看得更远，深知此次去留，并非为逃难计，而是信仰立场的根本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说追求个性自由、追求妇女解放是其原来的人生目标，那么现在则已代之以改革社会弊病、追求民族解放。她毅然选择了放手，独自跟随“第五队”前往了延安。
　　终生不知初恋就是沈醉
　　1937年10月，莫耶顺利抵达延安，从此翻开了她人生新的一页。延安“安适的生活供给，平等的人际关系，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积极进取的学习风尚，清廉高效的政府职能”，深深地吸引了年仅20岁的奠耶，她“走路想跳，开口想唱”，1938年，她在鲁艺学习期间创作出了《延安颂》歌词，经郑律成谱曲后成为延安时代的标志性记忆。
　　而沈醉仍对莫耶念念不忘。1938年底，他被派往远离前线的湖南临澧特训班当教官，一落脚立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寻人启事，寻找莫耶的下落。该报并不在延安发行，却恰好被时在四川的莫耶好友赵清阁无意看到，于是辗转告知莫耶。毕竟莫耶与沈醉有过一段真挚的感情，还有一个孩子，她很快便和沈醉取得了联系，两人开始通信。但此举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动。名义上国共两党已开始第二次合作，实则貌合神离，延安需严加排查敌特，戴笠也反复告诫特训班师生不得与延安亲友通信。特训班副主任也是沈醉姐夫的余乐醒不久发现此事，立即严厉制止。加之沈醉在信中多次提及希望莫耶离开延安重续旧情均遭拒绝，两人不久便中断了书信往来，从此人各天涯。
　　1950年，莫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1979年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986年病逝于兰州解放军医院。其间她和沈醉还有过一次“交集”。“文革”中有人找沈醉佐证莫耶在上海时是否加入特务组织，沈醉当即予以否定。也就是这次，他才知道自己的初恋情人是改名后的奠耶。然而这只从安溪飞出的金凤凰再也没有回过头，对此事毫不知情，至死都不知道她当年深爱过的陈沦即是沈醉。
　　历史终于尘埃落定。如今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在那时仅是广大新女性追求自身幸福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例子，只因二人身后的历史地位才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深受战争戕害，任一方面都打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这也使我们很容易顺着惯性思维淹没在历史的大是大非中，而忽略了的它本来面目。当然还需略微交代的是他俩的孩子。莫耶走后，沈醉将孩子送给那个苏姓下属作为养子，并让他们迅速撤离上海回老家避难。孩子长大后，沈醉又将其送入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大陆解放前夕，沈醉因率部起义留在了大陆，孩子则随学校一同转至台湾，从此杳无音讯。乱世的爱情恰如乱世的英雄，华丽的帷幕落下，竟是这般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