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日，父亲离开20年了。20年很长，我们兄弟姊妹相继成家，有了儿孙，也相继老去。20年很短，父亲仿佛一直都不曾离去。
　　父亲1914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出生于上海浦东，家境贫寒，只读了3年私塾就辍学当了皮革学徒，过早进入了社会，儿时经历让他很早就懂得了吃苦和勤奋。
　　哥哥姐姐小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动乱不安，父母带着他们几兄妹一路逃难，先后在重庆、成都辗转。为了生计，父亲开了个皮革小作坊，制卖皮鞋、皮具、皮带等。父亲技术好，还时常有些新颖的设计，生意一直不错，他在方圆几十里也拥有了很高的声望。日子算是逐渐安稳了下来。
　　解放后，作坊充了公，父亲到国营成都星火皮件厂当了工人，他是当时厂里惟一的八级工，这是技术职称里的最高级别。他一直分管技术工作，一生带出了很多徒弟。
　　“抗美援朝”开始，皮件厂负责为军队生产一些皮革装备。军方只提供了一堆手枪、刺刀等实物，要求生产皮套等配件。没有图纸，父亲带领几个技术骨干整天埋头进行实物测量、手绘图纸、剪裁试用，没日没夜一个月，攻克了难关，生产出了与武器匹配又美观的皮革外套，部队非常满意。父亲很骄傲，直到现在我都能想起，他摆着那双被刀割的粗糙有力的大手，绘声绘色讲述过程时那得意的神情。
　　上世纪60年代，经济大环境很困难，开始技术革新。当时国内真皮稀缺，急需替代品，父亲身先士卒，又带领几个工人成立攻关小组，研制出我们到现在还在用的“人造革”。他在一次实验中被毒气熏到，虽经抢救，仍留下终身后遗症——嗅觉失灵。父亲并未为此抱怨国家和工厂，依然埋头于皮革堆里，全心全责带他的徒弟，依然每周才回一次家。
　　“文革”时期，父亲以“资本家”罪名遭到迫害。我当时在外串联，听说家里来了一大帮红卫兵，翻箱倒柜没抄出什么，倒是找到一堆奖章奖状，把他们吓住了，他们没想到这个“反革命”的老头竟还这般有贡献。他们还算有良心，没毁掉这些荣誉，只带了几本书跑了。后来，这堆奖状奖章就一直在家里珍藏着，凝集了父亲一辈子的心血，也见证了父亲一辈子事业的荣光。
　　“文革”结束没几年，父亲退休了。与皮革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哪里停得下来，经常跑到成都工学院高分子化学系，帮忙解决皮革、机械问题，乐此不疲。学校邀他去讲课，他拒绝了，说自己文化水平低，不要误了人。他是典型务实技术性人才，乐于解决问题，不愿意做前台的演讲者。
　　父亲一生有11个孩子，活下来9个。他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收入虽稳定，但9张嘴等吃喝也让日子很贫苦。为了让家人过好一点，父亲在厂里一些边角旮旯处种了很多菜，平时留些给工友，每到周末就带些回来。那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父亲怕我们抢食，就坐好一人盛上一碗，我们稀里哗啦刨个精光，像过节一样。
　　退休后，他闲不下来，为弥补年轻时少有照顾家庭的愧疚，他开始每天为家人准备早餐，天不亮爬起来，等送走了上学、上班的孩子们，又忙活着把整个院坝和楼道扫了，每月义务为家家户户抄水电表，有的住户没钱，他还主动垫上。
　　我们劝他不要这么辛苦，别累着了。他总笑呵呵说，没事，当锻炼。老来的父亲很受邻居喜欢和尊重，没人不说好的。父亲就这样操劳了一生，心里总装着别人，年轻时为国家，老了为家人和邻里。
　　直到1993年4月1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我接到弟媳的电话，说，爸爸走了。我说，爸爸去哪里了？干嘛不回来？弟媳才说，爸爸去世了。那一刻，我眼前全黑，天一下崩塌了，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后来才知道，父亲在离世前几天，身体已很不好了，全身浮肿，一触一个坑。家人催他去看医生，他说没事——他老说没事，年轻时就是把病假条往兜里一揣，然后去上班，老了还这样！直到他已3天没有小便，才被家人发现送到了医院。严重的肾衰竭，进入医院第二天早上5点，他就离开了。
　　父亲走得太仓促，我没赶到，这成了我终生遗憾的事，多年来都不能释怀。父亲享年79岁，他走得匆忙但平静，没遭受很大的痛苦，我觉得这就是好人的好报。
　　父亲走了20年，我也满头华发，时间并未治愈我对他的思念。感谢他教会我们感恩、努力、勤奋、乐善；感谢他为我们挡风避雨，养育分担。他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