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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十岁那年，三叔已离开董村，搬到县城住了。那时，三叔新婚不久，每隔一段时间，便带着三婶回董村看看。
三婶年轻，不过二十出头，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大概姓“姜”，因为奶奶、母亲和二婶总称呼她“小姜”。至于是姜、江还是蒋，我却分不清。有一次，我问母亲，三婶姓的是哪个“姜”，母亲说，当然是洋姜的“姜”了。我对母亲的话将信将疑。又问，三婶叫什么名字。母亲说，小孩子家，别管那么多闲事。又说，哪天见了面，你自己去问。
三婶是城里人，不过，她这个城里人并不纯粹，只能算半个吧。她的娘家住在城郊，也有地，不多，两三亩，种些红薯花生之类的，又不怎么打理，大半荒芜了。半個城里人毕竟也是城里人，跟乡下人是不同的。从穿着打扮就能看出来。那时，我们董村的女子，一律穿藏青色的列宁服，穿黑裤子，穿自己做的方口布鞋。三婶可不那么穿，她穿蝴蝶衫，穿连衣裙，穿白衬衫和背带裤，这些洋气的衣裳，只有在画里才能看到。她还有一双粉色高跟鞋，鞋跟足有拇指那么高。三婶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哒哒响，像村东豆腐坊掌柜敲的梆子声。说话也不一样。董村人说方言，三婶说普通话。管“头晌”叫“上午”，管“洋火”叫“火柴”，管“鹁鸪”叫“鸽子”，管“戏匣子”叫“收音机”。跟我说话时，也说普通话，我一时听不明白，站在原地，愣愣地瞅她。她大概知道我没听懂，就轻轻刮一下我的鼻子，把那些话用方言再说一遍。
她的手指细而柔软，刮在鼻子上不疼，倒是痒痒的。
我觉得普通话比方言好听，便学三婶的样子，也管“头晌”叫“上午”，管“戏匣子”叫“收音机”。我学得不像，生硬，拿捏着，自己都觉得滑稽。
三婶就笑，跟母亲说，这孩子怪让人稀罕的，问我平时爱看什么书，长大以后想干什么。
母亲说，他啊，只顾着疯跑，哪有心思看书，不像你们，识文断字的。
我不服气，插嘴道，才不是呢，我最爱看小人书了！
三婶说，那好啊，爱看书是好习惯，下次给你买小人书来。
我自是无比欢喜，问，下次是什么时候？
三婶想了想说，下次就是下次呗！
三婶走后，我便日日盼着，每隔几天，便到村口的杨树下张望。
母亲说，这孩子，整天五迷三道的，怕是要魔怔了。
2.
三叔三婶回乡的日子，通常在节日里：清明节啊，端午节啊，中秋节啊，春节啊。
逢着这些节日，奶奶便掰着手指盼着，嘴里不住地念叨，小姜他们快回来了吧。母亲也说，小姜他们快该回来了吧。我们小孩们也眼巴巴地等着，只觉得一天一天过得太慢。
处暑过后几天，终于把三叔三婶盼来了。
整个家族变得热闹起来，凑到奶奶这边说话。三婶给我们带了许多礼物：老人用的牛角梳子、龙头拐杖，男人的烟丝、烧酒，女人的围巾、发卡或是碧绿的琉璃耳坠，一样一样摆在炕上，琳琅满目。最欢喜的当是我们侄孙一辈的，万花筒、不倒翁、望远镜，都是乡下孩子们见不到的。
我翻了半天，唯独没找到小人书，顿时沮丧起来，嘟着嘴，不说话。三婶却照旧跟众人说笑，看都不看我。
我便跟他们赌气，故意捣乱，把收音机调大音量，拿筷子敲打桌子，发出刺耳的声音。
母亲发现情况不对，让我到外面去玩儿，别在屋里捣乱。
我跟母亲顶嘴，说不，就不。
三婶见状，赶紧把我揽到一边，低声说，你要的小人书我都给你带来了，呶！
她魔术般从身后变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果然有一摞小人书。我拿出来看，《呼延庆打擂》《薛刚反唐》《哪吒闹海》都有，《西游记》也有，《红楼梦》也有。
三婶问我，怎么样，三婶说话算话吧？
我连连点头，心里乐开了花。把小人书藏好，便跟堂弟堂妹们到院子里玩儿。
躲猫猫，弹杏核，倒老钱，摔元宝，都是平日里常玩的，心气却和往日不同。一群人都铆足了劲儿，要在大人面前好好表现，赢了便跑到屋里去炫耀。屋里的热闹也不逊色。父亲和叔叔他们抽着烟，聊地里的农活儿。母亲、婶子和姑姑她们则在忙着午饭。三婶挽起袖子要帮忙，奶奶不让，说歇着吧，你初来乍到，插不上手。又说，你来了我们就高兴，什么都不做也高兴。把她让进里屋，撂下门帘，只说外头油烟大，熏得人流眼泪，衣服上都是油烟味儿。
三婶待得无聊，便到院子里跟我们一起玩儿。我们自是一百个乐意。给她讲了游戏规则，又手把手教她。三婶呢，像个虚心的学生，认真听我们讲。我们一群人，七嘴八舌的，也讲不出什么门道儿。三婶只囫囵地点着头，似懂非懂的。
三婶不怎么会玩儿，自然是输多赢少。输了便懊恼地噘着嘴，却不认输，说不是她技术不行，是她根本不想赢我们，赢小孩子不算本事。
我们都笑话她，说她是吹牛大王。
三婶说，赢了你们不许哭啊。
我们齐声说，不哭。
三婶假装在思考，过了一会儿说，我想了想，还是怕你们哭了。
我们知道，三婶在逗我们，于是，哄笑起来。
玩弹杏核时三婶竟真的赢了，一弹二连三嘣吃葱，她接连赢了我们好几局，开心地拍着巴掌，说，看看，赢了吧。又把赢了的杏核捏在手里炫耀，得意洋洋的。
我们虽输了游戏，心里却也乐开了花。缠住三婶说，我们不服，再来！
3.
吃过午饭，商量着去“东天边”收玉米。“东天边”自然不是真正的天边。只是靠东，与邻村的地毗邻。董村人没去过远方，邻村大抵就是天边了。
家里的劳力都去，三叔也要去，唯独留三婶在家。奶奶说，小姜在家吧，地里脏，又有虫子，爬到身上怪吓人的。
三婶却坚持要去，说，一个人在家怪没意思，不如跟大家一起。
于是我也吵着要去。堂弟堂妹们也要去。
母亲说，去吧去吧，都去吧。 父亲、二叔、三叔负责倒玉米秸，母亲、二婶、姑姑盘坐在玉米蒲子上剥玉米。我们也负责剥玉米，只是没常性，剥一会儿就心不在焉，到田野里跑着捉蚂蚱去了。
三婶本就不会干农活儿，见我们跑了，便跟在我们身后，一起捉蚂蚱，照例大呼小叫的，追逐着跑来跑去。三婶穿皮鞋，跑不快，总拖后腿。我却不忍把她丢下，一路走走停停，等到三婶气喘吁吁地赶上来，我们渐渐被甩在后头。
索性不追了，在水道旁坐下。从深井里泵出的水，清澈见底，流过水道，冲刷出整齐的泥沟，几株热蔓草顺着水流的方向伸展开，像水道里生出的长长的触须。三婶伸手捧起一汪水，喝了口，不住咂舌，说，好喝好喝。又撩着水，洗手洗脸，后来索性把鞋脱了，光着脚伸進水里。
嘶——真凉啊。她说。
我也学着三婶的样子，把脚探进水里。
一点都不凉，我说，我都不怕。
三婶瞅了我一眼，从旁边拔了一株野草，说，考考你，这是什么？
我说，牛筋草。
又指着身旁的一株问，这是什么？
我说，刺儿蓬。
三婶说，行啊，竟然难不倒你。
我有些得意，撇着嘴说，那当然。
我也拔了一株草，问三婶，这是什么？
三婶说，我认识，三楞子草呗！
我朝她竖起大拇指，信服地点点头。
于是便说起从前的事。她说，她小时候，家里后院有片菜地，她曾在菜地见过许多野草野花，青青菜、苍耳子、三楞子草、婆婆丁都有。菜地的边上有两棵树，父亲在树干上系了条绳子，做秋千，每天放学，她便跑到菜地里荡秋千，一直荡到很晚。
三婶说，那时，她的父亲终日忙着到县城打理生意，她和继母一起生活。继母是个严厉的人，时常对她冷言冷语，说她是个野丫头，有人生没人养。她不说话，任凭她骂。但心里终究是不服气的，有时骂急了，趁继母不注意，就从地上抓把土扬到她身上，或是猛地冲到她身上，把她撞个趔趄，然后，朝她做个鬼脸，飞快地跑了。继母追不上她，只得原地跺着脚，扬言只要逮住她，一定抽她的筋，扒她的皮。她就跑出去，躲到麦秸垛里，很晚才回家。
后来，她上了戏校，学戏。原本父亲不让她学，说太苦，穷人家的孩子才学。她不干，她决定的事儿，十头牛也拉不回。在戏校……
三婶说到这儿的时候，顿了下，叹口气说，唉，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
过了一会儿，忽然问我，有没有谈恋爱？
我摇摇头。
三婶说，要是有喜欢的女孩子，就告诉人家。千万不要等，等来等去，就老了。
我就脸红了，瞅着三婶，不置可否。
后来三婶便不再说话。胳膊拄在膝盖上，手托着下巴，呆呆地看着远处。我看见她的眼睛湿润着，眼圈红红的。良久，她抽了抽鼻翼，默默站起来，穿好鞋子。
咱们回去吧，她说。
堂弟堂妹们早已等急了，见我和三婶回去，兴奋地把我们围在中间，讲述着他们的见闻。父亲和二叔他们已把剥好的玉米装上拖拉机，此刻一边蹲在路边抽烟，一边低声交谈着。
三婶像是中了邪，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她从地上捡了片树叶，拿在手里，转来转去。
三叔走到跟前，帮她扯扯褶皱的衣角，问她跑哪儿去了，跟个孩子似的。三婶并没有看他，也没有回答。
她仍拿着那片叶子，仔细地端详，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三叔的话。
4.
那是一个忙碌的秋天，收完玉米便忙着浇地，浇完地忙着耕地，耕完地忙着耙地，耙完地忙着耩地。一步挨着一步，一环扣着一环。
奶奶不让三叔下地，她说，在家陪陪小姜吧，她一个人怪闷的。三叔不听，说她那么大人，又不是三两岁的孩子，还用人陪？又转过身问三婶，说得没错吧？
三婶笑了笑，说，对啊，不用人陪着，又不是三两岁的孩子。
我总觉得，三婶的话有些言不由衷，她看起来有些不高兴，笑得也很勉强。
三婶果然再没去地里，她也不再像之前那样跟我们玩游戏。那些日子，她在“练功”。在枣树下吊嗓子，咿咿呀呀的，像唱歌，也像啼哭。也练甩水袖、团扇、舞剑，练走路、台步、圆场，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
我也没再去地里，堂弟堂妹也没再去。每日里，我们就围在三婶身边，看她练功。有时，也学她的样子，咿咿呀呀，甩水袖，走台步，不伦不类的，常把我们自己逗笑。
三婶不管我们，她练功时从不看我们，也丝毫不被我们影响。
有时也唱几句，三婶唱戏时很投入，一板一眼，跟戏里的人物合二为一。戏里人笑她就笑，戏里人哭她就哭。
晚上，母亲从地里回来，我便把白天的经历讲给她。又问母亲，三婶干什么工作？
母亲说，打差。
我问，什么是打差？
母亲说，打差，就是人老了，请戏班子唱戏，唱戏就是打差，一场白事就是一个差。
又说，三婶是唱青衣的，在戏班子里有名气呢，打差的时候，人们都爱点她的戏。
我问，为什么？
母亲说，因为唱得好啊，又会哭，别人唱戏是假哭，干打雷不下雨。她是真哭，边哭边唱，眼泪把妆都弄花了，看热闹的人也跟着掉泪。唱得好，就多挣钱，有时一天跑两三个差。人们都叫她“一朵红”呢。
我心里一颤，默念着，哦，一朵红。
5.
秋收忙完，天也一天天凉了。院子里的枣树开始掉叶子，茄子秧、豆角秧、丝瓜秧都已枯萎，终于在一天清晨，被父亲统统拔掉了。墙角的昆虫们也越来越少，蝲蝲蛄、蚰蜒、老虎虫都不见了踪迹，就连蛐蛐儿的叫声也不像从前那么响亮了。
奶奶说，今年的秋天过得真快。
又说，小姜他们快回去了，赶到集上，看看给她买点什么。
到了集日，奶奶给我们零花钱，让我们自己去赶集买好吃的，我们便拉着三婶一起去。 奶奶对三婶说，去吧去吧，孩子们都稀罕你呢。
又对三叔说，你也跟小姜去吧，凡事有个照应。
三叔便跟我们一起。
我们自然高兴，一路上欢呼着，打闹着，在三婶身边跑过来，跑过去。
三叔跟在我们身后，他对赶集没什么兴趣，没一会儿，就去跟熟人聊天了。等他赶过来，我们已经逛完了。三婶买了一把彩线，一块手绢，一根簪子和一支眉笔。
回去的路上，我们照例兴高采烈，互相追逐着，跑到前面去。
到了奶奶家，又等了半天，三叔三婶才回来。
三婶好像哭了。她的睫毛上湿漉漉的，眼角也有些红。
她一定是哭了。
三叔则气呼呼的，到西屋里躺著去了。
奶奶问三婶，这是怎么了？
三婶不说话，只是又抽泣起来。
奶奶又去问三叔，这是怎么了？
三叔也不说话，看起来也是一肚子委屈。
问急了，终于说，唱个破戏，有什么好？
三婶正在门外，听到三叔的话，哭得更厉害了。
6.
三叔三婶回城是在几天后的一个清晨。
临行前，三婶给奶奶塞了些钱，说，留着斗牌花吧，或者给自己添件衣服。又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少抽烟，让她多注意身体。还说等过一段安定下来，把奶奶接进城里住些日子。
奶奶摆摆手说，老了，不中用了，在乡下就挺好，不愁吃不愁穿的。又拉着三婶的手，嘱咐她打差不要太辛苦，多注意身子，放假了还来董村。
三婶点头说，还来，还来。
堂弟堂妹们还小，不知道人情世故，只扯住三婶的衣角，舍不得她走。
我心里也有些不舍，却不知该说些什么，躲在人群中，远远地瞅着。
三婶走过来，揽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别难过，等过年再来董村看你。
我仰起头看着她，没头没脑地问了句，你真的叫一朵红？
三婶愣了一下，显然，她被这个问题吓住了。她呆呆地瞅着我，良久，伸出指头，刮了下我的鼻子，说，傻孩子，有空到县城找我啊，到时候带你去赶庙会。
我问，什么是庙会？
三婶说，庙会就是庙会呗，好玩儿着呢，跑落子的、耍狮子的、跑旱船的、变戏法的、耍杂技的，你肯定爱看。
我说，好啊，不许反悔啊。
三婶说，不反悔。又说，你安心读书，将来到省城，当大官。以后可不许不认我啊！
我用力点点头，说，怎么会呢。
母亲在一旁听见我们谈话，便对奶奶说，这一大一小倒是聊得来呢！
我们送三叔三婶到村口，看着他们上车。三叔朝我们挥手，三婶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也朝我们挥手，说，等到春节还来看你们。
7.
遗憾的是，那年春节，三婶并没再来董村，只有三叔独自一人回来了。
大家都向三叔询问三婶的消息。母亲问，小姜怎么没来？奶奶也这么问。堂弟堂妹们跑到门口张望，期待着三婶能像往常那样，穿着高跟鞋，拉着皮箱，哒哒哒地出现在通往董村的马路上。
然而，三婶并没有来董村。
对此，三叔的解释是，三婶原本打算跟他一起回董村过年的，可是，就在临出发前，戏班的掌班突然通知她，城郊有个大户人家老了人，请人唱对台，点了她的戏，没办法，她只好去应差。三叔向大家保证，正月十五她一定会回来跟大家过节。
三叔的话引起我们的怀疑，按我们乡下的习俗，春节前老了人，是要封锁消息的，丧事要待到过完节再办。既然不办丧事，又怎么会请人唱对台呢？
三叔仍旧住在奶奶家，住在他之前住过的西屋里。那些日子，他像是变了个人。他不怎么说话，每天要做的，就是坐在院子里，看着屋顶的鸽子发呆。他对周围的事物失去了热情。往年，贴对联、写福字、请神、放鞭炮，这些事都是三叔干的，现在，对于这些事他一概不再关心。我们招呼他，他只愣愣地看着我们，摆摆手说，你们去吧。出来进去的，他总是沉着脸，皱着眉，心事重重的。
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他的叹息，唉——
除夕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看起来热闹非凡，却终究觉得少了些什么。
父亲、二叔、三叔在喝酒。三叔喝多了，他的眼圈红红的，低着头，自顾自端起酒杯，一杯一杯地往嘴里倒。
父亲和二叔发现情况不对，拦住他，劝他少喝点儿。
三叔就急了，说，别拦着，谁也别拦着。三叔忽然就哭了，起初是抽泣，到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把三叔拉到另一间屋，喝多酒的缘故吧，三叔的哭声越来越小，后来，他好像没有力气再哭了，他的哭声像火苗一样渐渐熄灭。屋子里只有父亲和二叔的声音，声音很低，隐隐约约的。
我听见他们提到了“小姜”，“这种人”和“那种人”，“好东西”和“坏东西”。二叔还提到了打架，但这个念头很快被父亲打消了。
父亲说，家丑不可外扬。
那一年我十岁，除夕夜，我亲眼目睹了三叔绝望的哭泣。我知道，一些事正在悄然发生，这些事离我很远，但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它，它紧紧地笼罩着我，像一张网。
那天夜里，我竟意外地梦见了三婶，她戴着礼帽，穿着连衣裙，缓缓向我走来，她的高跟鞋走在路上，发出哒哒的响声。她走近我，我才发现，她的眼里满含着泪水。她伸出手指，刮着我的鼻子。后来，三婶不再是三婶，她变成了戏里的人物，化着彩妆，径自低声清唱。见到我，她似乎想说什么，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那是一个芜杂的梦，再后来，三婶不见了。梦里出现一个马戏团，果然很热闹，顶枪尖、上刀山、踩单车、驯狗，什么都有。
遥遥地，我听到耳边传来三婶的声音，她说，看，我没骗你吧。
8.
春节一过，正月十五也便到了。按董村的习俗，正月里，不出十五仍是年。只是我们仍没等到三婶，她没有来董村。这一次，三叔解释说，三婶正在排练一部新戏，这些日子她忙得团团转。三叔说，三婶虽然很忙，但她一直想着董村，想着大家呢。他向我们保证，清明节三婶肯定回来。 我们于是又盼着清明节。
当然，到了清明节，我们依旧没有等到三婶，劳动节也没有，端午节也没有。
后来，我们不再关心三婶为什么不来董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三婶仿佛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我们都不提她，父亲母亲不提，二叔二婶不提，奶奶也不提。她既然消失，就让她彻底消失吧。只是，三叔的状况看起来越来越糟。他瘦了不少，看起来精神有些恍惚，眼神暗淡无光。有时候，他也笑笑，但是笑得很勉强。
日子就这么流淌着，一天一天，一夜一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到后来，三叔也很少回来了。他越来越忙，即便回来，也只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坐车回去。他说，他太忙了，忙得后脑勺碰脚后跟。
一切都是原来的模样，我再没梦见过三婶。那段日子，我几乎很少做梦。
时间就这么缓慢地前行，一晃便是三年，一晃又是三年。我上了初中，后来又上了高中。高中在县城，三叔也住在县城，母亲却不让我去三叔家。
这些年，我很少见到三叔和三婶。但我对他们并不陌生，每隔一段时间，大人们就会提起他们。也只是只言片语，零碎的，像一块块碎片。我悉心收集着那些碎片，并从中勾勒出三叔和三婶生活的大致状况。
他们吵架了，老三跪在小姜面前求她，这个没出息的，干嘛求她呢。
这么多年了，老三也真够可怜的。
也不知道那个掌班哪儿好，就这么把她勾住了，整天寻死觅活的。
再这么下去——唉！
我无法把父亲口中的小姜与三婶联系起来，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三婶了，我也记不清她的模样。印象中，她说普通话，爱笑，戴礼帽，穿高跟鞋，走起路来像踩在弹簧上。
三婶虽然再没有来过董村，但很显然，她对三叔，对奶奶，对我们整个家族都产生着影响，我们好像都生活在她的阴影中。
一天下午，我正在教室上课，父亲忽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
他说，快，你三叔出事了！
我们匆忙赶到县医院，三叔正躺在病床上。经过连夜地抢救，他总算捡回一条命。见到我们，三叔又哭起来。他哭得很厉害，呜呜呜呜地，哀嚎。父亲劝他，母亲也劝他，二叔二婶也劝他。只是劝不住，依旧哭。后来，他不哭了，却像疯了一样，用巴掌扇自己耳光。病房里很安静，他的耳光听起来格外刺耳。病房的人都看他，也看我们。我们尴尬极了，感觉耳光不仅扇在三叔脸上，也扇在父亲脸上，扇在二叔脸上，扇在我们整个家族的脸上。
二叔拉着我的手说，走，咱们走，找他算账去！
在城南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我们找到了三婶和那个掌班。
三婶发现了我，也发现了二叔。她见到我们时显得有些惊讶，张了张嘴巴，大概想跟我们打招呼吧。然而，没等她说话，二叔便冲上前去，抓住了掌班的头发。二叔的拳头击中了他的鼻梁，又用膝盖踢打他的肚子，一下，一下，一下。他也还手，招呼身旁的人上前帮忙。不过，他们并没有帮忙，而是围在旁边呆呆地看着。他们一定是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
男人被二叔裹挟着，瘫在地上，像一床破旧的棉被，发出沉闷的声响。
三婶尖叫了一声，好像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冲到前面，想要拦住二叔。她说，住手，别打了。愤怒的二叔没有住手，他轻轻一推，便把三婶推在地上。
二叔对我说，打！打她！愣着干吗？
我没有听从二叔的命令，我握了握拳头，但是很快，就放弃了打架的念头。我已经十七岁，不再是那个奔跑在田野里的青涩男孩。我懂得世事芜杂，有些事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瘫在地上的三婶。她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身体不住地颤抖，眼神空洞而迷茫，她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记得，后来，她好像哭了。
9.
几年后，我離开董村到省城上大学，毕业后，找了工作，在省城机关里做行政。两年后，我买了房，结了婚。我的收入不多，但工作还算清闲，平日里跟朋友们喝喝酒，偶尔逛逛书店，打打篮球，日子过得庸常而琐碎。
在董村人眼里，我成了我们家族的骄傲。毕竟，我从董村来到省城，吃上了公家饭，脱离了“农业社”，从此再不用风吹日晒，算是有出息了。他们把我跟当年的三叔相比，他们说，我们都是董村的“出头”。
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带着妻子回董村。
我们回董村，也大都是节日里，清明，端午，中秋，国庆……
过节时，也能碰到三叔。那一年，他跟三婶离婚后，便辞去文化馆的工作，到县化肥厂当了业务员，干了几年，手头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后来化肥厂倒闭，他带着几个人，做起硫酸生意，再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当上了总经理。他回董村时，穿西装，打领带，穿皮鞋，说普通话，像个地道的城里人。
三叔离婚后的第二年，重新结了婚。女方在县城当小学老师，长得不算好看，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她的性格不好，不大搭理奶奶，也不大搭理父亲母亲二叔二婶。她是城里人，他们是乡下人。她跟他们没什么话说。唯独对我还算热情，跟我说城里的房价，说城市的雾霾，说城市哪儿都好，就是开车麻烦，到哪儿都堵车。她还说起旅游，说等她放了假，一定要到省城玩儿一趟。每年假期，她都会出去旅游，青岛，大连，海南，丽江，她都去过。
唯独没去过省城呢，这回好了，大侄子在那，咱也算有个靠山了，她说。
10.
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我常想起董村，想起村口巨大的杨树，杨树后面无边的田野，田野里杂七杂八的野草野花，花丛里飞着的蝴蝶蜜蜂，草稞里藏着的蛐蛐儿老虎虫。
哦，还有三婶，她不再属于我们这个家族，她已经抛弃了我们，或者是被我们抛弃。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她。后来，我再没有见过她。关于她的一切，我也只是听说。
三婶过得并不好，她跟三叔离婚后，便跟掌班结了婚。照例四处打差，掌班吹笙，三婶唱戏。三婶的唱功越发老道，唱到动情处，也会哭得稀里哗啦。可惜的是，后来的农村已不比从前，有了电视、电脑、手机，有了明星、选秀、炒作，已经很少有人安心听戏了。打差人的地位每况愈下，没人把他们当回事，人们不再关心他们唱得好不好，大家凑在一起，不为听戏，只为图个热闹。
三婶唱戏时，常有村里的闲散人员，喝了酒，起哄，跟戏班的人叫板，吹口哨，喝倒彩，说些下流的话。工钱也少得可怜，唱一天，累得嗓子冒烟儿，也不过挣个百八十块而已。没办法，三婶只好化了彩妆，去“爬灵”。爬灵是有讲究的，要身穿孝衣孝服，扮作孝子，头戴孝巾，在逝者灵前一圈一圈爬行，边爬边唱，边唱边哭。主家的孝子们，把事先备好的钱塞进爬灵人的孝巾里，算是赏钱。钱多钱少是一回事，关键是，爬灵有失体面，在乡下是贱差，若非不得已，没人愿意做的。
爬灵也并没有让三婶过上更好的生活，因为很快，农村不再流行唱戏，而是兴起了歌舞表演。咿咿呀呀地唱，总比不得热歌辣舞来得尽兴。戏班越来越没落，后来听说，三婶的戏班也改成了歌舞团，三婶不再唱戏，而是到处跑着去跳舞唱歌。
这些也只是听说，不曾亲眼见过。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见她一面，却终究没有见过。
哦，也不是。有一年夏天，我和妻子开车从省城回董村。抵达县城已是午后时分，路过城郊时，恰好逢着一桩丧事。人多，搭着灵棚，车子只能缓缓前行。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不远处传来喧闹的歌舞声。戏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正在跳舞。她跳得十分卖力，台下有掌声，欢呼声，口哨声，也有肆无忌惮的笑声。
我停下车，往台上看了一眼。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我看见空气中闪动的光，忽然感到一阵恍惚。
（孟昭旺，河北南皮人，河北文学院第十二届签约作家，天津文学院第八届签约作家。在《青年文学》《长城》《西湖》《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40余万字。短篇小说《去上庄》《寻羊记》入选“河北小说排行榜”。出版小说集《春风理发馆》。）
编辑：耿凤
我十岁那年，三叔已离开董村，搬到县城住了。那时，三叔新婚不久，每隔一段时间，便带着三婶回董村看看。
三婶年轻，不过二十出头，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大概姓“姜”，因为奶奶、母亲和二婶总称呼她“小姜”。至于是姜、江还是蒋，我却分不清。有一次，我问母亲，三婶姓的是哪个“姜”，母亲说，当然是洋姜的“姜”了。我对母亲的话将信将疑。又问，三婶叫什么名字。母亲说，小孩子家，别管那么多闲事。又说，哪天见了面，你自己去问。
三婶是城里人，不过，她这个城里人并不纯粹，只能算半个吧。她的娘家住在城郊，也有地，不多，两三亩，种些红薯花生之类的，又不怎么打理，大半荒芜了。半個城里人毕竟也是城里人，跟乡下人是不同的。从穿着打扮就能看出来。那时，我们董村的女子，一律穿藏青色的列宁服，穿黑裤子，穿自己做的方口布鞋。三婶可不那么穿，她穿蝴蝶衫，穿连衣裙，穿白衬衫和背带裤，这些洋气的衣裳，只有在画里才能看到。她还有一双粉色高跟鞋，鞋跟足有拇指那么高。三婶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哒哒响，像村东豆腐坊掌柜敲的梆子声。说话也不一样。董村人说方言，三婶说普通话。管“头晌”叫“上午”，管“洋火”叫“火柴”，管“鹁鸪”叫“鸽子”，管“戏匣子”叫“收音机”。跟我说话时，也说普通话，我一时听不明白，站在原地，愣愣地瞅她。她大概知道我没听懂，就轻轻刮一下我的鼻子，把那些话用方言再说一遍。
她的手指细而柔软，刮在鼻子上不疼，倒是痒痒的。
我觉得普通话比方言好听，便学三婶的样子，也管“头晌”叫“上午”，管“戏匣子”叫“收音机”。我学得不像，生硬，拿捏着，自己都觉得滑稽。
三婶就笑，跟母亲说，这孩子怪让人稀罕的，问我平时爱看什么书，长大以后想干什么。
母亲说，他啊，只顾着疯跑，哪有心思看书，不像你们，识文断字的。
我不服气，插嘴道，才不是呢，我最爱看小人书了！
三婶说，那好啊，爱看书是好习惯，下次给你买小人书来。
我自是无比欢喜，问，下次是什么时候？
三婶想了想说，下次就是下次呗！
三婶走后，我便日日盼着，每隔几天，便到村口的杨树下张望。
母亲说，这孩子，整天五迷三道的，怕是要魔怔了。
2.
三叔三婶回乡的日子，通常在节日里：清明节啊，端午节啊，中秋节啊，春节啊。
逢着这些节日，奶奶便掰着手指盼着，嘴里不住地念叨，小姜他们快回来了吧。母亲也说，小姜他们快该回来了吧。我们小孩们也眼巴巴地等着，只觉得一天一天过得太慢。
处暑过后几天，终于把三叔三婶盼来了。
整个家族变得热闹起来，凑到奶奶这边说话。三婶给我们带了许多礼物：老人用的牛角梳子、龙头拐杖，男人的烟丝、烧酒，女人的围巾、发卡或是碧绿的琉璃耳坠，一样一样摆在炕上，琳琅满目。最欢喜的当是我们侄孙一辈的，万花筒、不倒翁、望远镜，都是乡下孩子们见不到的。
我翻了半天，唯独没找到小人书，顿时沮丧起来，嘟着嘴，不说话。三婶却照旧跟众人说笑，看都不看我。
我便跟他们赌气，故意捣乱，把收音机调大音量，拿筷子敲打桌子，发出刺耳的声音。
母亲发现情况不对，让我到外面去玩儿，别在屋里捣乱。
我跟母亲顶嘴，说不，就不。
三婶见状，赶紧把我揽到一边，低声说，你要的小人书我都给你带来了，呶！
她魔术般从身后变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果然有一摞小人书。我拿出来看，《呼延庆打擂》《薛刚反唐》《哪吒闹海》都有，《西游记》也有，《红楼梦》也有。
三婶问我，怎么样，三婶说话算话吧？
我连连点头，心里乐开了花。把小人书藏好，便跟堂弟堂妹们到院子里玩儿。
躲猫猫，弹杏核，倒老钱，摔元宝，都是平日里常玩的，心气却和往日不同。一群人都铆足了劲儿，要在大人面前好好表现，赢了便跑到屋里去炫耀。屋里的热闹也不逊色。父亲和叔叔他们抽着烟，聊地里的农活儿。母亲、婶子和姑姑她们则在忙着午饭。三婶挽起袖子要帮忙，奶奶不让，说歇着吧，你初来乍到，插不上手。又说，你来了我们就高兴，什么都不做也高兴。把她让进里屋，撂下门帘，只说外头油烟大，熏得人流眼泪，衣服上都是油烟味儿。
三婶待得无聊，便到院子里跟我们一起玩儿。我们自是一百个乐意。给她讲了游戏规则，又手把手教她。三婶呢，像个虚心的学生，认真听我们讲。我们一群人，七嘴八舌的，也讲不出什么门道儿。三婶只囫囵地点着头，似懂非懂的。
三婶不怎么会玩儿，自然是输多赢少。输了便懊恼地噘着嘴，却不认输，说不是她技术不行，是她根本不想赢我们，赢小孩子不算本事。
我们都笑话她，说她是吹牛大王。
三婶说，赢了你们不许哭啊。
我们齐声说，不哭。
三婶假装在思考，过了一会儿说，我想了想，还是怕你们哭了。
我们知道，三婶在逗我们，于是，哄笑起来。
玩弹杏核时三婶竟真的赢了，一弹二连三嘣吃葱，她接连赢了我们好几局，开心地拍着巴掌，说，看看，赢了吧。又把赢了的杏核捏在手里炫耀，得意洋洋的。
我们虽输了游戏，心里却也乐开了花。缠住三婶说，我们不服，再来！
3.
吃过午饭，商量着去“东天边”收玉米。“东天边”自然不是真正的天边。只是靠东，与邻村的地毗邻。董村人没去过远方，邻村大抵就是天边了。
家里的劳力都去，三叔也要去，唯独留三婶在家。奶奶说，小姜在家吧，地里脏，又有虫子，爬到身上怪吓人的。
三婶却坚持要去，说，一个人在家怪没意思，不如跟大家一起。
于是我也吵着要去。堂弟堂妹们也要去。
母亲说，去吧去吧，都去吧。 父亲、二叔、三叔负责倒玉米秸，母亲、二婶、姑姑盘坐在玉米蒲子上剥玉米。我们也负责剥玉米，只是没常性，剥一会儿就心不在焉，到田野里跑着捉蚂蚱去了。
三婶本就不会干农活儿，见我们跑了，便跟在我们身后，一起捉蚂蚱，照例大呼小叫的，追逐着跑来跑去。三婶穿皮鞋，跑不快，总拖后腿。我却不忍把她丢下，一路走走停停，等到三婶气喘吁吁地赶上来，我们渐渐被甩在后头。
索性不追了，在水道旁坐下。从深井里泵出的水，清澈见底，流过水道，冲刷出整齐的泥沟，几株热蔓草顺着水流的方向伸展开，像水道里生出的长长的触须。三婶伸手捧起一汪水，喝了口，不住咂舌，说，好喝好喝。又撩着水，洗手洗脸，后来索性把鞋脱了，光着脚伸進水里。
嘶——真凉啊。她说。
我也学着三婶的样子，把脚探进水里。
一点都不凉，我说，我都不怕。
三婶瞅了我一眼，从旁边拔了一株野草，说，考考你，这是什么？
我说，牛筋草。
又指着身旁的一株问，这是什么？
我说，刺儿蓬。
三婶说，行啊，竟然难不倒你。
我有些得意，撇着嘴说，那当然。
我也拔了一株草，问三婶，这是什么？
三婶说，我认识，三楞子草呗！
我朝她竖起大拇指，信服地点点头。
于是便说起从前的事。她说，她小时候，家里后院有片菜地，她曾在菜地见过许多野草野花，青青菜、苍耳子、三楞子草、婆婆丁都有。菜地的边上有两棵树，父亲在树干上系了条绳子，做秋千，每天放学，她便跑到菜地里荡秋千，一直荡到很晚。
三婶说，那时，她的父亲终日忙着到县城打理生意，她和继母一起生活。继母是个严厉的人，时常对她冷言冷语，说她是个野丫头，有人生没人养。她不说话，任凭她骂。但心里终究是不服气的，有时骂急了，趁继母不注意，就从地上抓把土扬到她身上，或是猛地冲到她身上，把她撞个趔趄，然后，朝她做个鬼脸，飞快地跑了。继母追不上她，只得原地跺着脚，扬言只要逮住她，一定抽她的筋，扒她的皮。她就跑出去，躲到麦秸垛里，很晚才回家。
后来，她上了戏校，学戏。原本父亲不让她学，说太苦，穷人家的孩子才学。她不干，她决定的事儿，十头牛也拉不回。在戏校……
三婶说到这儿的时候，顿了下，叹口气说，唉，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
过了一会儿，忽然问我，有没有谈恋爱？
我摇摇头。
三婶说，要是有喜欢的女孩子，就告诉人家。千万不要等，等来等去，就老了。
我就脸红了，瞅着三婶，不置可否。
后来三婶便不再说话。胳膊拄在膝盖上，手托着下巴，呆呆地看着远处。我看见她的眼睛湿润着，眼圈红红的。良久，她抽了抽鼻翼，默默站起来，穿好鞋子。
咱们回去吧，她说。
堂弟堂妹们早已等急了，见我和三婶回去，兴奋地把我们围在中间，讲述着他们的见闻。父亲和二叔他们已把剥好的玉米装上拖拉机，此刻一边蹲在路边抽烟，一边低声交谈着。
三婶像是中了邪，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她从地上捡了片树叶，拿在手里，转来转去。
三叔走到跟前，帮她扯扯褶皱的衣角，问她跑哪儿去了，跟个孩子似的。三婶并没有看他，也没有回答。
她仍拿着那片叶子，仔细地端详，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三叔的话。
4.
那是一个忙碌的秋天，收完玉米便忙着浇地，浇完地忙着耕地，耕完地忙着耙地，耙完地忙着耩地。一步挨着一步，一环扣着一环。
奶奶不让三叔下地，她说，在家陪陪小姜吧，她一个人怪闷的。三叔不听，说她那么大人，又不是三两岁的孩子，还用人陪？又转过身问三婶，说得没错吧？
三婶笑了笑，说，对啊，不用人陪着，又不是三两岁的孩子。
我总觉得，三婶的话有些言不由衷，她看起来有些不高兴，笑得也很勉强。
三婶果然再没去地里，她也不再像之前那样跟我们玩游戏。那些日子，她在“练功”。在枣树下吊嗓子，咿咿呀呀的，像唱歌，也像啼哭。也练甩水袖、团扇、舞剑，练走路、台步、圆场，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
我也没再去地里，堂弟堂妹也没再去。每日里，我们就围在三婶身边，看她练功。有时，也学她的样子，咿咿呀呀，甩水袖，走台步，不伦不类的，常把我们自己逗笑。
三婶不管我们，她练功时从不看我们，也丝毫不被我们影响。
有时也唱几句，三婶唱戏时很投入，一板一眼，跟戏里的人物合二为一。戏里人笑她就笑，戏里人哭她就哭。
晚上，母亲从地里回来，我便把白天的经历讲给她。又问母亲，三婶干什么工作？
母亲说，打差。
我问，什么是打差？
母亲说，打差，就是人老了，请戏班子唱戏，唱戏就是打差，一场白事就是一个差。
又说，三婶是唱青衣的，在戏班子里有名气呢，打差的时候，人们都爱点她的戏。
我问，为什么？
母亲说，因为唱得好啊，又会哭，别人唱戏是假哭，干打雷不下雨。她是真哭，边哭边唱，眼泪把妆都弄花了，看热闹的人也跟着掉泪。唱得好，就多挣钱，有时一天跑两三个差。人们都叫她“一朵红”呢。
我心里一颤，默念着，哦，一朵红。
5.
秋收忙完，天也一天天凉了。院子里的枣树开始掉叶子，茄子秧、豆角秧、丝瓜秧都已枯萎，终于在一天清晨，被父亲统统拔掉了。墙角的昆虫们也越来越少，蝲蝲蛄、蚰蜒、老虎虫都不见了踪迹，就连蛐蛐儿的叫声也不像从前那么响亮了。
奶奶说，今年的秋天过得真快。
又说，小姜他们快回去了，赶到集上，看看给她买点什么。
到了集日，奶奶给我们零花钱，让我们自己去赶集买好吃的，我们便拉着三婶一起去。 奶奶对三婶说，去吧去吧，孩子们都稀罕你呢。
又对三叔说，你也跟小姜去吧，凡事有个照应。
三叔便跟我们一起。
我们自然高兴，一路上欢呼着，打闹着，在三婶身边跑过来，跑过去。
三叔跟在我们身后，他对赶集没什么兴趣，没一会儿，就去跟熟人聊天了。等他赶过来，我们已经逛完了。三婶买了一把彩线，一块手绢，一根簪子和一支眉笔。
回去的路上，我们照例兴高采烈，互相追逐着，跑到前面去。
到了奶奶家，又等了半天，三叔三婶才回来。
三婶好像哭了。她的睫毛上湿漉漉的，眼角也有些红。
她一定是哭了。
三叔则气呼呼的，到西屋里躺著去了。
奶奶问三婶，这是怎么了？
三婶不说话，只是又抽泣起来。
奶奶又去问三叔，这是怎么了？
三叔也不说话，看起来也是一肚子委屈。
问急了，终于说，唱个破戏，有什么好？
三婶正在门外，听到三叔的话，哭得更厉害了。
6.
三叔三婶回城是在几天后的一个清晨。
临行前，三婶给奶奶塞了些钱，说，留着斗牌花吧，或者给自己添件衣服。又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少抽烟，让她多注意身体。还说等过一段安定下来，把奶奶接进城里住些日子。
奶奶摆摆手说，老了，不中用了，在乡下就挺好，不愁吃不愁穿的。又拉着三婶的手，嘱咐她打差不要太辛苦，多注意身子，放假了还来董村。
三婶点头说，还来，还来。
堂弟堂妹们还小，不知道人情世故，只扯住三婶的衣角，舍不得她走。
我心里也有些不舍，却不知该说些什么，躲在人群中，远远地瞅着。
三婶走过来，揽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别难过，等过年再来董村看你。
我仰起头看着她，没头没脑地问了句，你真的叫一朵红？
三婶愣了一下，显然，她被这个问题吓住了。她呆呆地瞅着我，良久，伸出指头，刮了下我的鼻子，说，傻孩子，有空到县城找我啊，到时候带你去赶庙会。
我问，什么是庙会？
三婶说，庙会就是庙会呗，好玩儿着呢，跑落子的、耍狮子的、跑旱船的、变戏法的、耍杂技的，你肯定爱看。
我说，好啊，不许反悔啊。
三婶说，不反悔。又说，你安心读书，将来到省城，当大官。以后可不许不认我啊！
我用力点点头，说，怎么会呢。
母亲在一旁听见我们谈话，便对奶奶说，这一大一小倒是聊得来呢！
我们送三叔三婶到村口，看着他们上车。三叔朝我们挥手，三婶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也朝我们挥手，说，等到春节还来看你们。
7.
遗憾的是，那年春节，三婶并没再来董村，只有三叔独自一人回来了。
大家都向三叔询问三婶的消息。母亲问，小姜怎么没来？奶奶也这么问。堂弟堂妹们跑到门口张望，期待着三婶能像往常那样，穿着高跟鞋，拉着皮箱，哒哒哒地出现在通往董村的马路上。
然而，三婶并没有来董村。
对此，三叔的解释是，三婶原本打算跟他一起回董村过年的，可是，就在临出发前，戏班的掌班突然通知她，城郊有个大户人家老了人，请人唱对台，点了她的戏，没办法，她只好去应差。三叔向大家保证，正月十五她一定会回来跟大家过节。
三叔的话引起我们的怀疑，按我们乡下的习俗，春节前老了人，是要封锁消息的，丧事要待到过完节再办。既然不办丧事，又怎么会请人唱对台呢？
三叔仍旧住在奶奶家，住在他之前住过的西屋里。那些日子，他像是变了个人。他不怎么说话，每天要做的，就是坐在院子里，看着屋顶的鸽子发呆。他对周围的事物失去了热情。往年，贴对联、写福字、请神、放鞭炮，这些事都是三叔干的，现在，对于这些事他一概不再关心。我们招呼他，他只愣愣地看着我们，摆摆手说，你们去吧。出来进去的，他总是沉着脸，皱着眉，心事重重的。
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他的叹息，唉——
除夕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看起来热闹非凡，却终究觉得少了些什么。
父亲、二叔、三叔在喝酒。三叔喝多了，他的眼圈红红的，低着头，自顾自端起酒杯，一杯一杯地往嘴里倒。
父亲和二叔发现情况不对，拦住他，劝他少喝点儿。
三叔就急了，说，别拦着，谁也别拦着。三叔忽然就哭了，起初是抽泣，到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把三叔拉到另一间屋，喝多酒的缘故吧，三叔的哭声越来越小，后来，他好像没有力气再哭了，他的哭声像火苗一样渐渐熄灭。屋子里只有父亲和二叔的声音，声音很低，隐隐约约的。
我听见他们提到了“小姜”，“这种人”和“那种人”，“好东西”和“坏东西”。二叔还提到了打架，但这个念头很快被父亲打消了。
父亲说，家丑不可外扬。
那一年我十岁，除夕夜，我亲眼目睹了三叔绝望的哭泣。我知道，一些事正在悄然发生，这些事离我很远，但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它，它紧紧地笼罩着我，像一张网。
那天夜里，我竟意外地梦见了三婶，她戴着礼帽，穿着连衣裙，缓缓向我走来，她的高跟鞋走在路上，发出哒哒的响声。她走近我，我才发现，她的眼里满含着泪水。她伸出手指，刮着我的鼻子。后来，三婶不再是三婶，她变成了戏里的人物，化着彩妆，径自低声清唱。见到我，她似乎想说什么，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那是一个芜杂的梦，再后来，三婶不见了。梦里出现一个马戏团，果然很热闹，顶枪尖、上刀山、踩单车、驯狗，什么都有。
遥遥地，我听到耳边传来三婶的声音，她说，看，我没骗你吧。
8.
春节一过，正月十五也便到了。按董村的习俗，正月里，不出十五仍是年。只是我们仍没等到三婶，她没有来董村。这一次，三叔解释说，三婶正在排练一部新戏，这些日子她忙得团团转。三叔说，三婶虽然很忙，但她一直想着董村，想着大家呢。他向我们保证，清明节三婶肯定回来。 我们于是又盼着清明节。
当然，到了清明节，我们依旧没有等到三婶，劳动节也没有，端午节也没有。
后来，我们不再关心三婶为什么不来董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三婶仿佛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我们都不提她，父亲母亲不提，二叔二婶不提，奶奶也不提。她既然消失，就让她彻底消失吧。只是，三叔的状况看起来越来越糟。他瘦了不少，看起来精神有些恍惚，眼神暗淡无光。有时候，他也笑笑，但是笑得很勉强。
日子就这么流淌着，一天一天，一夜一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到后来，三叔也很少回来了。他越来越忙，即便回来，也只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坐车回去。他说，他太忙了，忙得后脑勺碰脚后跟。
一切都是原来的模样，我再没梦见过三婶。那段日子，我几乎很少做梦。
时间就这么缓慢地前行，一晃便是三年，一晃又是三年。我上了初中，后来又上了高中。高中在县城，三叔也住在县城，母亲却不让我去三叔家。
这些年，我很少见到三叔和三婶。但我对他们并不陌生，每隔一段时间，大人们就会提起他们。也只是只言片语，零碎的，像一块块碎片。我悉心收集着那些碎片，并从中勾勒出三叔和三婶生活的大致状况。
他们吵架了，老三跪在小姜面前求她，这个没出息的，干嘛求她呢。
这么多年了，老三也真够可怜的。
也不知道那个掌班哪儿好，就这么把她勾住了，整天寻死觅活的。
再这么下去——唉！
我无法把父亲口中的小姜与三婶联系起来，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三婶了，我也记不清她的模样。印象中，她说普通话，爱笑，戴礼帽，穿高跟鞋，走起路来像踩在弹簧上。
三婶虽然再没有来过董村，但很显然，她对三叔，对奶奶，对我们整个家族都产生着影响，我们好像都生活在她的阴影中。
一天下午，我正在教室上课，父亲忽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
他说，快，你三叔出事了！
我们匆忙赶到县医院，三叔正躺在病床上。经过连夜地抢救，他总算捡回一条命。见到我们，三叔又哭起来。他哭得很厉害，呜呜呜呜地，哀嚎。父亲劝他，母亲也劝他，二叔二婶也劝他。只是劝不住，依旧哭。后来，他不哭了，却像疯了一样，用巴掌扇自己耳光。病房里很安静，他的耳光听起来格外刺耳。病房的人都看他，也看我们。我们尴尬极了，感觉耳光不仅扇在三叔脸上，也扇在父亲脸上，扇在二叔脸上，扇在我们整个家族的脸上。
二叔拉着我的手说，走，咱们走，找他算账去！
在城南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我们找到了三婶和那个掌班。
三婶发现了我，也发现了二叔。她见到我们时显得有些惊讶，张了张嘴巴，大概想跟我们打招呼吧。然而，没等她说话，二叔便冲上前去，抓住了掌班的头发。二叔的拳头击中了他的鼻梁，又用膝盖踢打他的肚子，一下，一下，一下。他也还手，招呼身旁的人上前帮忙。不过，他们并没有帮忙，而是围在旁边呆呆地看着。他们一定是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
男人被二叔裹挟着，瘫在地上，像一床破旧的棉被，发出沉闷的声响。
三婶尖叫了一声，好像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冲到前面，想要拦住二叔。她说，住手，别打了。愤怒的二叔没有住手，他轻轻一推，便把三婶推在地上。
二叔对我说，打！打她！愣着干吗？
我没有听从二叔的命令，我握了握拳头，但是很快，就放弃了打架的念头。我已经十七岁，不再是那个奔跑在田野里的青涩男孩。我懂得世事芜杂，有些事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瘫在地上的三婶。她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身体不住地颤抖，眼神空洞而迷茫，她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记得，后来，她好像哭了。
9.
几年后，我離开董村到省城上大学，毕业后，找了工作，在省城机关里做行政。两年后，我买了房，结了婚。我的收入不多，但工作还算清闲，平日里跟朋友们喝喝酒，偶尔逛逛书店，打打篮球，日子过得庸常而琐碎。
在董村人眼里，我成了我们家族的骄傲。毕竟，我从董村来到省城，吃上了公家饭，脱离了“农业社”，从此再不用风吹日晒，算是有出息了。他们把我跟当年的三叔相比，他们说，我们都是董村的“出头”。
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带着妻子回董村。
我们回董村，也大都是节日里，清明，端午，中秋，国庆……
过节时，也能碰到三叔。那一年，他跟三婶离婚后，便辞去文化馆的工作，到县化肥厂当了业务员，干了几年，手头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后来化肥厂倒闭，他带着几个人，做起硫酸生意，再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当上了总经理。他回董村时，穿西装，打领带，穿皮鞋，说普通话，像个地道的城里人。
三叔离婚后的第二年，重新结了婚。女方在县城当小学老师，长得不算好看，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她的性格不好，不大搭理奶奶，也不大搭理父亲母亲二叔二婶。她是城里人，他们是乡下人。她跟他们没什么话说。唯独对我还算热情，跟我说城里的房价，说城市的雾霾，说城市哪儿都好，就是开车麻烦，到哪儿都堵车。她还说起旅游，说等她放了假，一定要到省城玩儿一趟。每年假期，她都会出去旅游，青岛，大连，海南，丽江，她都去过。
唯独没去过省城呢，这回好了，大侄子在那，咱也算有个靠山了，她说。
10.
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我常想起董村，想起村口巨大的杨树，杨树后面无边的田野，田野里杂七杂八的野草野花，花丛里飞着的蝴蝶蜜蜂，草稞里藏着的蛐蛐儿老虎虫。
哦，还有三婶，她不再属于我们这个家族，她已经抛弃了我们，或者是被我们抛弃。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她。后来，我再没有见过她。关于她的一切，我也只是听说。
三婶过得并不好，她跟三叔离婚后，便跟掌班结了婚。照例四处打差，掌班吹笙，三婶唱戏。三婶的唱功越发老道，唱到动情处，也会哭得稀里哗啦。可惜的是，后来的农村已不比从前，有了电视、电脑、手机，有了明星、选秀、炒作，已经很少有人安心听戏了。打差人的地位每况愈下，没人把他们当回事，人们不再关心他们唱得好不好，大家凑在一起，不为听戏，只为图个热闹。
三婶唱戏时，常有村里的闲散人员，喝了酒，起哄，跟戏班的人叫板，吹口哨，喝倒彩，说些下流的话。工钱也少得可怜，唱一天，累得嗓子冒烟儿，也不过挣个百八十块而已。没办法，三婶只好化了彩妆，去“爬灵”。爬灵是有讲究的，要身穿孝衣孝服，扮作孝子，头戴孝巾，在逝者灵前一圈一圈爬行，边爬边唱，边唱边哭。主家的孝子们，把事先备好的钱塞进爬灵人的孝巾里，算是赏钱。钱多钱少是一回事，关键是，爬灵有失体面，在乡下是贱差，若非不得已，没人愿意做的。
爬灵也并没有让三婶过上更好的生活，因为很快，农村不再流行唱戏，而是兴起了歌舞表演。咿咿呀呀地唱，总比不得热歌辣舞来得尽兴。戏班越来越没落，后来听说，三婶的戏班也改成了歌舞团，三婶不再唱戏，而是到处跑着去跳舞唱歌。
这些也只是听说，不曾亲眼见过。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见她一面，却终究没有见过。
哦，也不是。有一年夏天，我和妻子开车从省城回董村。抵达县城已是午后时分，路过城郊时，恰好逢着一桩丧事。人多，搭着灵棚，车子只能缓缓前行。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不远处传来喧闹的歌舞声。戏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正在跳舞。她跳得十分卖力，台下有掌声，欢呼声，口哨声，也有肆无忌惮的笑声。
我停下车，往台上看了一眼。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我看见空气中闪动的光，忽然感到一阵恍惚。
（孟昭旺，河北南皮人，河北文学院第十二届签约作家，天津文学院第八届签约作家。在《青年文学》《长城》《西湖》《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40余万字。短篇小说《去上庄》《寻羊记》入选“河北小说排行榜”。出版小说集《春风理发馆》。）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