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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徐悲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作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伟大先驱，其深湛的教育思想，真诚的人格魅力，珍贵的传世名作，闪光的艺术足迹，引起了人们无尽的缅怀、追忆……
1895年7月19日，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农忙时靠种田维持生计，农闲时为邻里写字作画，并在私塾任教。在父亲的启蒙下，悲鸿7岁时开始习书法、练绘画。他13岁时家乡遭受水灾，随父亲开始了流浪艺人的生涯。在动荡的日子里，悲鸿在市井街头得到了不少西洋绘画印刷品，他十分珍爱地反复临摹，产生了出国学习的朦胧愿望。19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悲鸿先在中学执教，后来，虔心专攻绘画并在上海文化界渐有名气。1919年3月，在友人的帮助下，徐悲鸿赴英考察并到巴黎求学。在欧洲8年的留学生涯中，师从弗拉孟及法国古典主义画家达仰等先生，临摹了罗浮宫、凡尔赛宫等不少博物馆中的名家名作，创作了近千幅铅笔、蜡笔、炭笔、粉笔、水墨等素描，经过潜心苦学，获得了广博的艺术修养，具备了精湛的绘画功力，1927年4月离开巴黎，学成回国。
倡导现实主义 振兴中国美术
纵览中西美术界当时的现状，徐悲鸿深知中国画的薄弱，主要在于人物画的衰微。因此，为振兴中国美术，必须倡导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从系统严格的素描入手，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早在1919年出国留学前，徐悲鸿就在北大《绘学杂志》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用者融之。”还说“借助他山，必先自有根基。”在宏观概括和微观真实的辨证关系上，提出“致广大，尽精微。”这种立足传统、推陈出新、批判地吸收西方艺术精华的创作思维和教学方针，今天已被文化领域长期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1928年1月，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组建了上海南国艺术学院，自任绘画科主任，同时又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曾对学生说：“自然主义是泥坑，形式主义也是泥坑。”又说：“不得其正，焉知其变，不懂形象，安得神韵。”精辟地阐明了艺术作品既要讲究造型，又要以形写神，高于生活。他在《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中写到：“中外之艺术家，或穷造化之奇，或探人生究竟，别有会心，便产生杰作。”此意是贴近自然，深入生活，以心造境，以情感人。
徐悲鸿对现实主义美学观的倡导，曾受到不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文人们的抵制、攻击，一些在笔墨上泥古不化，陈陈相因的老画家连篇累牍地撰文，说他“摧残国画”，“毁灭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艺术”，徐悲鸿及其拥护革故鼎新的文艺界同仁齐心协力、投入论战，陆续得到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在上个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徐悲鸿先后创作了约3000件速写、素描、国画、油画、书法等作品，其中有恢弘巨构的油画《田横五百士》、《 奚我后》，中国画《九方皋 》、《愚公移山》、《风雨鸡鸣》等名作，还有大量人物肖像、千姿百态的动物绘画和象征“悲鸿精神”的奔马图卷。随着世事沧桑岁月更迭，这些堪称国宝的艺术品，其准确严谨的造型，丰盈厚重的内涵，鲜明博大的时代精神，蕴藉着真、传递着善、播种着美……已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之作。
广泛团结同仁 热心培养人才
徐悲鸿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深知振兴、发展中国美术只靠少数画家的创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努力造就大批人才。为此，先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主持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科、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创办中国美术学院，直到解放后任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几十年如一日地事必躬亲，既搞教学、又抓行政，有时患病也不误授课，是识才爱才弟子名满天下的现代伯乐。吴作人青年时期崭露头角，先生即协助其赴法留学，并且多次寄函嘱托国外友人给予关照和资助。在江西遇到穷困潦倒的傅抱石，先生看出他是有用人才，便向当地官方推荐，促成其赴日学习。先生发现农家出身的蒋兆和在人物画上具有天赋，热心地收留在家细心指导，日后终成一代宗师。1930年，在江苏高邮作小学教师的滑田友，将自己的雕塑习作寄给徐悲鸿，试探地询问是否可以做他的学生，先生回信说：“中国还没有雕刻这么好的人才，你不必做我的学生了，你是我的朋友。”经悲鸿先生鼎力促成，滑田友赴法留学。后来，他成为雕塑界名家，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作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杭州艺专的李可染举办第一次水彩画个展，徐悲鸿不仅亲自赴展参观，买了他的画，还提出以自己的作品和李可染交换。先生任北平艺专校长时，亲自给李可染送聘书，邀其共事。1940年，先生在新加坡办展，青年画家李曼峰投书求教，先生不仅拨冗安排会见，对其作品细细评点而且赠画鼓励。事后，多次去函探讨画艺并告诫其“勇猛精进，勿满勿懈”。广东番禺人赵少昂，40年代初在重庆两次办展，因其山水、花鸟色彩明丽贴近自然，先生先后撰文给予高度评价。来自解放区的画家在重庆办展时，徐悲鸿对古元、李桦、邵宇等人的佳作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给予充分肯定，促成了这批作品出国展览。解放初期，还是小学生的刘勃舒，曾将自己的习作寄给徐悲鸿求教，得到热情鼓励和具体指导，在北京求学期间继续得到先生的谆谆教诲，最后终成一代画马名家并荣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1920年，悲鸿先生即与齐白石相识并引为良师益友。当时，北平的一些旧文人画家对其没有资历和出身木匠十分轻视并予以诋毁，而悲鸿先生对齐白石笔墨淋漓、意象独特的画风大加赞赏，每次赴西欧各国和苏联举办中国画展，都要介绍齐白石。还亲自三顾茅庐，礼聘齐白石到自己主持的学校荣任教授。对此，齐白石非常感动，诗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他在辞世之前动情地对吴作人说：“我一生最知己、最好的朋友就是徐悲鸿先生！”
徐悲鸿虚怀若谷、坦诚待人，不仅对学生关怀备至、倾心相助，对画界同仁也不持门户之见，广泛礼聘徐燕荪、高剑父、张大千、陈之佛、颜文梁、潘玉良、叶浅予、李苦禅诸先生，以不同的创作风格，扩展学生的视野。对于某些撰文抨击过自己的思想保守的书画家，悲鸿先生也视其专业之长保留教职、以礼相待。这种豁达磊落的襟怀，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悲鸿先生的爱生爱才、虔诚奉献，基于挚爱中华民族振兴美术事业的神圣使命，所以令人崇敬。 推介中国艺术 载誉欧洲巡展
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艺术，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1933年1月，徐悲鸿偕蒋碧微应邀到法国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参观人流络绎不绝。法国政府还收购了15幅作品，辟专馆陈列。嗣后，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个人画展，深受民众欢迎，比利时皇后也莅临参观。又应意大利国立米兰博物馆之邀，举办中国近代画展，展览盛况被拍成电影在意大利公映。接着，又应邀在德国柏林、法兰克福先后办展。在巡展途中，悲鸿先生先后浏览了欧洲诸多名城古迹，考察了很多著名博物馆。通过这些画展，中国绘画在欧洲美术界好评如潮，促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当时，欧洲报刊为报道画展和评价中国绘画艺术，发表了300多篇文章。不久，英国、苏联等国也发来邀请，而且都准备安排在五一节办展，悲鸿先生十分向往十月革命后的伟大的苏联，遂不得不谢绝了其他国家的邀请。在莫斯科国立博物馆举行的中国近代画展，轰动了莫斯科，苏联文艺界和各界代表济济一堂，热烈非凡。很多工人农民也赶来参观，纷纷写信、留言向徐悲鸿和中国艺术家致意。1934年8月，二十个月的欧洲之行宣告结束，悲鸿先生载誉回国。
俯首甘为民仆 横眉冷对强权
“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这是悲鸿先生的一句名言，也是他伟大一生的人格写照。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徐悲鸿就由于人生的坎坷经历和社会的动荡不安，逐渐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和颓废派文人进行过思想上的论战。1935 年，和悲鸿先生共同创办南国艺术学院的田汉先生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徐悲鸿先生不顾风险，和宗白华积极奔走，联名将田汉保释出狱，而且将其全家安顿在自己家中居住。后来，国民党要人张道藩提出请悲鸿先生为蒋介石画像，遭到断然拒绝。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悲鸿先生为了资助前方抗日战士，抚恤烈士们的妻儿，携带自己的大批作品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办展、义卖，感动了当地工商界文化界众多人士，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和众多媒体的盛赞，回国将10余万美元巨款捐献。这是郁达夫赞为“艺术报国之善心”的伟大壮举。
1945年2月，国民党加紧压制国统区的民主活动，郭沫若等人在重庆联名发表《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呼吁取消特务组织，成立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发起签名运动。当时徐悲鸿也积极地签了名。在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恐吓之后，仍不改初衷，还严正声明：“人在曹，心在汉，我的签名，我负责到底！”1946年，国民党政府在北京艺专的师资职员安排上极力插手，但遭到悲鸿先生的坚决抵制：原有教员在日伪统治期间失节者，一律停聘，学业优良思想进步而被教导处除名的，一律恢复学籍，有位“教授”虽赴法留过学，但术业无成，又是特务组织成员，遭到解聘后，竟上告到南京。悲鸿先生不为所动，最后，此人只好离校。国民党为了反动舆论的需要成立了“北平美术会”，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领导下，吴作人等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组织了针锋相对的“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悲鸿先生毅然允诺任名誉会长，而且亲自草拟“论战”文稿并协助举办画展。在反动派制造的“倒徐运动”中，先生正气凛然毫不退缩。在反动派鼓励三青团打手掀起“倒吴作人”风潮，迫害进步学生时，悲鸿先生依据英国文化委员会对吴作人的邀请，协助他出国访问，并千方百计保护校内的进步学生，说服了动摇的职员，粉碎了反动派的阴谋。
1948年底，解放军围困北平，傅作义在宴请各界名流之后的茶会上，提出北平“守”与“和”的问题。当时谁也不敢表态，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徐悲鸿首先发言，他说：“时至今日，傅将军还有什么值得对蒋先生抱幻想的呢？”这时，会场才渐渐活跃起来，纷纷赞成北平和平解放。事后，悲鸿先生动员全体师生，坚决保护学校，拒绝南迁，表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鲜明立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幅先生的书法遗作，正是悲鸿精神爱憎分明的写照。
国宝充盈馆藏 精神万古流芳
上世纪20年代初，悲鸿先生就有在中国建立外国美术陈列馆的设想，当时，曾向政府呼吁先筹资部分，购买欧洲油画原作，但未如愿。在同学、友人的协助下，自己陆续出资收藏了几幅西方名家的原作。悲鸿先生在上海渐有影响之后，结识了不少名门望族和艺术界头面人物，如康有为、蒋梅笙、蔡元培、陈师曾、沈尹默、梅兰芳等，通过交往，接触了大量历代著名书画，经潜心研究，鉴赏能力日益提高，日积月累地逐渐奠定了个人的系列收藏。先生视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就是从外籍收藏家中得到的精品。几十年来，先生除生活必须的开支以外，绝大多数收入用来购买了古今中外名家字画和艺术品，先生在填写人事档案中“擅长专业”一栏不写美术也不写教学，而常常填的是“能鉴别古今中外艺术之优劣。”先生曾说“学画当先学鉴别，为的是目中有画”。这是很有见地的。悲鸿先生在病危之时，嘱托夫人廖静文，将他的1200件作品和多年收藏的1000余件唐宋以来的书画、艺术品和数千件画册资料等全部献给国家。这是多么博大的襟怀！
悲鸿先生英年早逝以后，国家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女士任馆长。几十年来，悲鸿先生的传世名作，多次应邀赴美国、加拿大、罗马尼亚、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及我国各省市办展，得到世界各国艺术界和新闻界的极高评价，被称为“亚洲伟大的艺术家”、“东方第一”、“中国画圣”。
一个世纪以来，徐悲鸿先生作为艺术家和教育家，作为一代画圣，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是伟大辉煌的。先生的教育思想和艺术作品，将继续对我国和世界的人民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895年7月19日，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农忙时靠种田维持生计，农闲时为邻里写字作画，并在私塾任教。在父亲的启蒙下，悲鸿7岁时开始习书法、练绘画。他13岁时家乡遭受水灾，随父亲开始了流浪艺人的生涯。在动荡的日子里，悲鸿在市井街头得到了不少西洋绘画印刷品，他十分珍爱地反复临摹，产生了出国学习的朦胧愿望。19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悲鸿先在中学执教，后来，虔心专攻绘画并在上海文化界渐有名气。1919年3月，在友人的帮助下，徐悲鸿赴英考察并到巴黎求学。在欧洲8年的留学生涯中，师从弗拉孟及法国古典主义画家达仰等先生，临摹了罗浮宫、凡尔赛宫等不少博物馆中的名家名作，创作了近千幅铅笔、蜡笔、炭笔、粉笔、水墨等素描，经过潜心苦学，获得了广博的艺术修养，具备了精湛的绘画功力，1927年4月离开巴黎，学成回国。
倡导现实主义 振兴中国美术
纵览中西美术界当时的现状，徐悲鸿深知中国画的薄弱，主要在于人物画的衰微。因此，为振兴中国美术，必须倡导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从系统严格的素描入手，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早在1919年出国留学前，徐悲鸿就在北大《绘学杂志》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用者融之。”还说“借助他山，必先自有根基。”在宏观概括和微观真实的辨证关系上，提出“致广大，尽精微。”这种立足传统、推陈出新、批判地吸收西方艺术精华的创作思维和教学方针，今天已被文化领域长期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1928年1月，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组建了上海南国艺术学院，自任绘画科主任，同时又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曾对学生说：“自然主义是泥坑，形式主义也是泥坑。”又说：“不得其正，焉知其变，不懂形象，安得神韵。”精辟地阐明了艺术作品既要讲究造型，又要以形写神，高于生活。他在《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中写到：“中外之艺术家，或穷造化之奇，或探人生究竟，别有会心，便产生杰作。”此意是贴近自然，深入生活，以心造境，以情感人。
徐悲鸿对现实主义美学观的倡导，曾受到不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文人们的抵制、攻击，一些在笔墨上泥古不化，陈陈相因的老画家连篇累牍地撰文，说他“摧残国画”，“毁灭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艺术”，徐悲鸿及其拥护革故鼎新的文艺界同仁齐心协力、投入论战，陆续得到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在上个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徐悲鸿先后创作了约3000件速写、素描、国画、油画、书法等作品，其中有恢弘巨构的油画《田横五百士》、《 奚我后》，中国画《九方皋 》、《愚公移山》、《风雨鸡鸣》等名作，还有大量人物肖像、千姿百态的动物绘画和象征“悲鸿精神”的奔马图卷。随着世事沧桑岁月更迭，这些堪称国宝的艺术品，其准确严谨的造型，丰盈厚重的内涵，鲜明博大的时代精神，蕴藉着真、传递着善、播种着美……已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之作。
广泛团结同仁 热心培养人才
徐悲鸿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深知振兴、发展中国美术只靠少数画家的创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努力造就大批人才。为此，先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主持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科、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创办中国美术学院，直到解放后任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几十年如一日地事必躬亲，既搞教学、又抓行政，有时患病也不误授课，是识才爱才弟子名满天下的现代伯乐。吴作人青年时期崭露头角，先生即协助其赴法留学，并且多次寄函嘱托国外友人给予关照和资助。在江西遇到穷困潦倒的傅抱石，先生看出他是有用人才，便向当地官方推荐，促成其赴日学习。先生发现农家出身的蒋兆和在人物画上具有天赋，热心地收留在家细心指导，日后终成一代宗师。1930年，在江苏高邮作小学教师的滑田友，将自己的雕塑习作寄给徐悲鸿，试探地询问是否可以做他的学生，先生回信说：“中国还没有雕刻这么好的人才，你不必做我的学生了，你是我的朋友。”经悲鸿先生鼎力促成，滑田友赴法留学。后来，他成为雕塑界名家，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作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杭州艺专的李可染举办第一次水彩画个展，徐悲鸿不仅亲自赴展参观，买了他的画，还提出以自己的作品和李可染交换。先生任北平艺专校长时，亲自给李可染送聘书，邀其共事。1940年，先生在新加坡办展，青年画家李曼峰投书求教，先生不仅拨冗安排会见，对其作品细细评点而且赠画鼓励。事后，多次去函探讨画艺并告诫其“勇猛精进，勿满勿懈”。广东番禺人赵少昂，40年代初在重庆两次办展，因其山水、花鸟色彩明丽贴近自然，先生先后撰文给予高度评价。来自解放区的画家在重庆办展时，徐悲鸿对古元、李桦、邵宇等人的佳作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给予充分肯定，促成了这批作品出国展览。解放初期，还是小学生的刘勃舒，曾将自己的习作寄给徐悲鸿求教，得到热情鼓励和具体指导，在北京求学期间继续得到先生的谆谆教诲，最后终成一代画马名家并荣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1920年，悲鸿先生即与齐白石相识并引为良师益友。当时，北平的一些旧文人画家对其没有资历和出身木匠十分轻视并予以诋毁，而悲鸿先生对齐白石笔墨淋漓、意象独特的画风大加赞赏，每次赴西欧各国和苏联举办中国画展，都要介绍齐白石。还亲自三顾茅庐，礼聘齐白石到自己主持的学校荣任教授。对此，齐白石非常感动，诗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他在辞世之前动情地对吴作人说：“我一生最知己、最好的朋友就是徐悲鸿先生！”
徐悲鸿虚怀若谷、坦诚待人，不仅对学生关怀备至、倾心相助，对画界同仁也不持门户之见，广泛礼聘徐燕荪、高剑父、张大千、陈之佛、颜文梁、潘玉良、叶浅予、李苦禅诸先生，以不同的创作风格，扩展学生的视野。对于某些撰文抨击过自己的思想保守的书画家，悲鸿先生也视其专业之长保留教职、以礼相待。这种豁达磊落的襟怀，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悲鸿先生的爱生爱才、虔诚奉献，基于挚爱中华民族振兴美术事业的神圣使命，所以令人崇敬。 推介中国艺术 载誉欧洲巡展
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艺术，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1933年1月，徐悲鸿偕蒋碧微应邀到法国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参观人流络绎不绝。法国政府还收购了15幅作品，辟专馆陈列。嗣后，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个人画展，深受民众欢迎，比利时皇后也莅临参观。又应意大利国立米兰博物馆之邀，举办中国近代画展，展览盛况被拍成电影在意大利公映。接着，又应邀在德国柏林、法兰克福先后办展。在巡展途中，悲鸿先生先后浏览了欧洲诸多名城古迹，考察了很多著名博物馆。通过这些画展，中国绘画在欧洲美术界好评如潮，促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当时，欧洲报刊为报道画展和评价中国绘画艺术，发表了300多篇文章。不久，英国、苏联等国也发来邀请，而且都准备安排在五一节办展，悲鸿先生十分向往十月革命后的伟大的苏联，遂不得不谢绝了其他国家的邀请。在莫斯科国立博物馆举行的中国近代画展，轰动了莫斯科，苏联文艺界和各界代表济济一堂，热烈非凡。很多工人农民也赶来参观，纷纷写信、留言向徐悲鸿和中国艺术家致意。1934年8月，二十个月的欧洲之行宣告结束，悲鸿先生载誉回国。
俯首甘为民仆 横眉冷对强权
“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这是悲鸿先生的一句名言，也是他伟大一生的人格写照。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徐悲鸿就由于人生的坎坷经历和社会的动荡不安，逐渐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和颓废派文人进行过思想上的论战。1935 年，和悲鸿先生共同创办南国艺术学院的田汉先生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徐悲鸿先生不顾风险，和宗白华积极奔走，联名将田汉保释出狱，而且将其全家安顿在自己家中居住。后来，国民党要人张道藩提出请悲鸿先生为蒋介石画像，遭到断然拒绝。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悲鸿先生为了资助前方抗日战士，抚恤烈士们的妻儿，携带自己的大批作品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办展、义卖，感动了当地工商界文化界众多人士，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和众多媒体的盛赞，回国将10余万美元巨款捐献。这是郁达夫赞为“艺术报国之善心”的伟大壮举。
1945年2月，国民党加紧压制国统区的民主活动，郭沫若等人在重庆联名发表《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呼吁取消特务组织，成立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发起签名运动。当时徐悲鸿也积极地签了名。在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恐吓之后，仍不改初衷，还严正声明：“人在曹，心在汉，我的签名，我负责到底！”1946年，国民党政府在北京艺专的师资职员安排上极力插手，但遭到悲鸿先生的坚决抵制：原有教员在日伪统治期间失节者，一律停聘，学业优良思想进步而被教导处除名的，一律恢复学籍，有位“教授”虽赴法留过学，但术业无成，又是特务组织成员，遭到解聘后，竟上告到南京。悲鸿先生不为所动，最后，此人只好离校。国民党为了反动舆论的需要成立了“北平美术会”，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领导下，吴作人等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组织了针锋相对的“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悲鸿先生毅然允诺任名誉会长，而且亲自草拟“论战”文稿并协助举办画展。在反动派制造的“倒徐运动”中，先生正气凛然毫不退缩。在反动派鼓励三青团打手掀起“倒吴作人”风潮，迫害进步学生时，悲鸿先生依据英国文化委员会对吴作人的邀请，协助他出国访问，并千方百计保护校内的进步学生，说服了动摇的职员，粉碎了反动派的阴谋。
1948年底，解放军围困北平，傅作义在宴请各界名流之后的茶会上，提出北平“守”与“和”的问题。当时谁也不敢表态，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徐悲鸿首先发言，他说：“时至今日，傅将军还有什么值得对蒋先生抱幻想的呢？”这时，会场才渐渐活跃起来，纷纷赞成北平和平解放。事后，悲鸿先生动员全体师生，坚决保护学校，拒绝南迁，表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鲜明立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幅先生的书法遗作，正是悲鸿精神爱憎分明的写照。
国宝充盈馆藏 精神万古流芳
上世纪20年代初，悲鸿先生就有在中国建立外国美术陈列馆的设想，当时，曾向政府呼吁先筹资部分，购买欧洲油画原作，但未如愿。在同学、友人的协助下，自己陆续出资收藏了几幅西方名家的原作。悲鸿先生在上海渐有影响之后，结识了不少名门望族和艺术界头面人物，如康有为、蒋梅笙、蔡元培、陈师曾、沈尹默、梅兰芳等，通过交往，接触了大量历代著名书画，经潜心研究，鉴赏能力日益提高，日积月累地逐渐奠定了个人的系列收藏。先生视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就是从外籍收藏家中得到的精品。几十年来，先生除生活必须的开支以外，绝大多数收入用来购买了古今中外名家字画和艺术品，先生在填写人事档案中“擅长专业”一栏不写美术也不写教学，而常常填的是“能鉴别古今中外艺术之优劣。”先生曾说“学画当先学鉴别，为的是目中有画”。这是很有见地的。悲鸿先生在病危之时，嘱托夫人廖静文，将他的1200件作品和多年收藏的1000余件唐宋以来的书画、艺术品和数千件画册资料等全部献给国家。这是多么博大的襟怀！
悲鸿先生英年早逝以后，国家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女士任馆长。几十年来，悲鸿先生的传世名作，多次应邀赴美国、加拿大、罗马尼亚、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及我国各省市办展，得到世界各国艺术界和新闻界的极高评价，被称为“亚洲伟大的艺术家”、“东方第一”、“中国画圣”。
一个世纪以来，徐悲鸿先生作为艺术家和教育家，作为一代画圣，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是伟大辉煌的。先生的教育思想和艺术作品，将继续对我国和世界的人民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