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特朗普退出TPP欢呼的同时，中国需要准备好应对特朗普时代经济国家主义

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2015年，苹果公司在全球销售了2.3亿部iPhone、5000万台iPad、2000万台个人电脑。在这些时尚、前卫的高科技产品背后，都用英语印着一行字：“由苹果公司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在苹果产品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苹果公司过去十几年在信息技术上的投入以及在全球信息产品市场上的扩张，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全球消费者对苹果产品的需求就是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
　　然而，如何把苹果产品制造工序搬回美国，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一直是美国决策者的难题。让制造业回流、为美国创造更多就業机会，更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选民的承诺。因此特朗普在当选总统后不久即在与苹果公司总裁蒂姆·库克的通话中说：“苹果公司在美国建设一个或几个大工厂，而不是到中国或越南去，将是我真正的成就。”特朗普向库克许诺税收优惠，鼓励他把苹果制造环节回迁美国。库克没有像他的前辈乔布斯那样直接回绝特朗普的要求，而是模棱两可地说，“我明白了。”
　　苹果公司不仅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高科技公司，也是美国最赚钱的公司之一。 其人均利润超过40万美元，把华尔街投行老大高盛、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全球搜索引擎霸主谷歌都远远甩在后面。但是苹果公司并没有像传统的美国公司如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那样，通过创造大量就业的方式惠及美国中产阶级。苹果目前在美国雇佣的工人不到通用汽车公司高峰时期的15%。
　　苹果公司的高利润和相对较小的雇员规模，是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将产品制造环节外包给日本、德国、韩国、中国等国家的企业来实现的。苹果公司本身则专注于产品设计、软件设计及垄断产品的销售环节，占据了“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最高的部分。
　　设计一个新产品或一款软件仅需要几千名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天分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但是满足全球消费者对苹果产品的需求则需要上百万工人去制造这些产品。苹果公司的这种模式导致了科技创新与大量就业机会在地理上的分割，打破了昔日工业革命时代技术革新带动发源地就业大幅增长的传统。
　　不仅如此，当在中国组装好的苹果产品返销美国时，这些美国公司发明和创造的产品为美国带来了贸易赤字。
　　如果苹果公司把其产品的制造环节搬回美国，不仅可以给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目前全部算作中国高科技出口的苹果产品就会成为美国出口的一部分，从而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库克和苹果公司的高管多次表示，把苹果产品的制造环节搬回美国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国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可以满足苹果公司的需求。这些论调看似合理，却实为借口。如果在富士康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可以组装苹果手机，在美国拿最低工资的蓝领工人应该也可以做同样的工作。
　　真正阻碍苹果公司把制造环节搬回美国的是美国工人的成本。如果美国工人的工资是富士康工人的十倍，在美国组装苹果手机将会导致单机毛利从64%的水平降为50%，这将损害苹果公司股东的利益。苹果公司利用全球化和市场法则向海外公司外包制造和组装环节从而获得最大利益，是合法和无可厚非的企业行为。但是特朗普的当选预示着经济国家主义在美国的崛起。经济国家主义以贸易保护、保护本国企业、保护国内就业为中心，其本质是反全球化的。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家和顾问斯蒂夫·班侬（Steve Bannon）就宣称，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而是经济国家主义者。 在经济政策上，“美国第一”是班侬的信念。
　　如果苹果产品的制造工序逐渐转移回美国，为苹果代工的中国企业将面临倒闭的威胁，在苹果手机组装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将面临失业的风险，中国将是苹果公司制造环节回流美国最大的受害者。因此，在为特朗普退出TPP欢呼的同时，中国需要准备好应对特朗普时代经济国家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作者系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