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当代艺术通常以国际性自居,然而今天所说的当代艺术,不管对它作了何种界定,背后都会有某种立场在支撑.当代艺术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不可避免会受到所在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全球当代艺术的多样性景观.遗憾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和理论研究者没能提出自己的当代艺术.我们不是回避当代艺术,就是接受某种外来的当代艺术观念.这种局面严重限制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当代艺术的中国转向,期待早日形成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当代艺术.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代艺术通常以国际性自居,然而今天所说的当代艺术,不管对它作了何种界定,背后都会有某种立场在支撑.当代艺术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不可避免会受到所在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全球当代艺术的多样性景观.遗憾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和理论研究者没能提出自己的当代艺术.我们不是回避当代艺术,就是接受某种外来的当代艺术观念.这种局面严重限制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当代艺术的中国转向,期待早日形成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当代艺术.
其他文献
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朱子关于《论语》“足食足兵”章之诠释表示反对.《读四书大全说》系针对朱子后学与朱子本人而作,一般而言,船山会先批评朱子弟子,不得已时才针对朱子.然而此章却直接批判朱子,对其《四书章句集注》之原文诠释提出异议.船山以为,子贡之问政,是就积弊弱国当为之先务而言,因力有未逮,无法兵、食、信三者一次到位,如此,则该以何者为先,何者为次?而朱子的说法却成了于国家板荡之际,固有之三者顿时无力维持,则此时该将何者先去,何者后去?船山的思考点是弱贫之国的富强之道,而朱子之说则是国家存亡危急应对之
儒家之道贯通天人,而从本质上看,儒家是关于“人道”的学问,“道”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和历史性.张栻认为仁即道,道即仁,仁道即人道,而人道本于天道,从而建构起“仁道本体论”.他对于儒家仁道的阐发,植根于儒家传统,而赋予了时代特色.张栻重视“仁道”的实践性,强调其经世之用,反对“慕高远而屑卑近”,认为如此则“将终身无所进益”.由此出发,他系统论述了修身之道、教育之道、治国理政之道,突出了富有实践性的蜀湘学术特色.
“侵权”风波rn眼前的书房面积不大,家具放得紧凑,只有两张红色的木质书桌、一把工作椅和一个小书橱.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些书籍和几个棕色牛皮纸袋,赵德馨将纸袋里厚厚一摞散装的书稿拿出来给本刊记者看,这是他已经修订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5～1991)》,近50万字,已和出版社签好了合同,正在等待最后的出版.另一张相邻的桌子上则放着赵德馨平时写作用的台式电脑和打字机.电脑前,《楚国的货币》打开倒扣在桌面上.书页已经泛黄,这是赵德馨在1996年出版的专著,正在进行修订,这是他最近工作的重心.
在东吴孙氏统治江东长达85年的历史中,陆逊是一个符号式的代表人物.rn陆逊(183～245年,字伯言)出生于江东大族“陆”家.他21岁入仕,早年以军事才能闻名,黄初三年(222年)在夷陵之战中击败刘备,领荆州牧,赤乌七年(244年)拜为丞相,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但晚年陆逊深陷“二宫构争”,他的死也令人唏嘘不已.
《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光明的观念,不仅影响于文艺和器物的创制,还突出地彰显于理想人格境界的生成.“光明”虽起源于对外在世界的直观感知,也可表示耳目感官的功能,但更重要的则是形容君子内在的智识与德慧,这涵括了忧患、勇敢、诚信、谦卑、恒久、无私、自然等多重价值.光明与幽暗两者相反相成,君子人格修养既要追求光明而克治幽暗,防止幽暗对光明的侵蚀,更要警惕光明本身的异化.《易传》吸收道家玄思,化解了这种困境.光明之境不独是君子的个人追求,也应推之于天下,“其道大光”的状态是其最终境界.
学界对朱熹、戴震“理欲之辨”的研究颇多,学者多认为朱熹之理欲观截然分理欲为二、以理杀人,与戴震之理欲观截然对立.实际上,包括戴震在内的诸多古今学者,由于未对朱熹不同语境下“天理”的适用主体及“人欲”的具体内涵细加分辨,进而夸大了朱熹、戴震理欲观的歧异.如若对朱熹、戴震二人“理”“欲”的概念、“存理去欲”的一致性及其主体进行分殊,可知二者理欲观殊途同归:朱熹、戴震理欲观的主要差异在于适用主体及路径不同,朱熹去“君子”之欲,使“君子”得义;戴震遂“小人”之欲,使“小人”得利.但二者理欲观有着相同的思想旨归,即
从“已完成”到“未完成”rn19世纪中叶,乔治—欧仁·奥斯曼开始主持改造巴黎,这次改造是全球城市发展史中的一个典范,也有人把它看成一件艺术品.在此之前,巴黎一直延续着中世纪时期的城市格局.在奥斯曼大刀阔斧的指挥下,新的街区、林荫大道、下水道取代了原先的肮脏小巷,巴黎开始显现出“大巴黎”的雏形.在这次大改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巴黎被人们看作一座“已完成”的城市,做好了迎接安稳都市生活的准备.
从汉初至王莽的郊祀礼改革,是一个“天”从众神林立中脱离并被逐步确立至尊地位的过程,也是一个天命思想日益被重视的过程.汉初东西异制,风俗各异,神祇众多,此时“逐鹿说”更广为接受.武帝改革郊祀礼,依托泰畤统一了东方诸神.匡衡以“天地以王者为主”的思想改革郊祀礼,将分散于各地的泰畤、后土祠及雍五畤移至长安城内,试图把“王亲祭天”的郊祀礼提升为最高规格的礼.王莽改革,在祭祀仪节中明确将“天”确立为至尊之神,并将“王在王城亲祭天”确立为最高规格的礼,这也成为王者向天下宣告统治合法性的主要方式之一.
澳门“85后”戏剧创作者陈诗琪发现,在婚恋焦虑似乎并不剧烈的澳门年轻人群体中,相亲节目意外流行起来.“前几年,内地突然出现了一系列爆火的相亲节目,铺天盖地,随时打开电视就能看到1～2档,很夸张.”不仅是内地综艺,身边人还会广泛观看日韩同质节目,日本的《双层公寓》、韩国的《单身战争》都颇具人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朋友间的日常聊天中.
“天”在《孟子》中是一个枢纽性概念.《孟子》之天虽内涵宏富,但大体无外乎两类:自然之天与人格化之天.由于前者鲜有思想价值,故研究重点在于后者.对其进行集中诠释显示《孟子》人格化之天具有三重面相,即国家前途的裁决者与推动者、个人际遇的设计者和人性的终极赋予者.殷商以来的天命观、孔子的积极宿命论、郭店儒简《性自命出》和《中庸》的“性”论皆是其重要的思想渊源.同时,孟子还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将天命诠释为民心,将物质性的“气”提升为道德性的浩然之气,将人性之善扩充为具体的“四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