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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受邀出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95周年院庆系列活动，并以《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为主题做学术讲座。
吴敬琏深入分析了中共十八大重启改革的背景，对反腐败、缩小收入差别、克服旧型城镇化等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还就如何落实改革提出了“最小一揽子”总体改革的设想，包括一个核心目标和四个配套的改革。
“中国模式”和“重庆模式”歧途
据吴敬琏介绍，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一种增量改革的办法，在存量基本不动的情况下，通过增量来扩大市场趋向，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及其产生的矛盾，外界称之为“双重体制焦灼对峙”。
这也导致旧有的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型步履维艰，其带来低效率、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以及内外经济失衡等各种问题。同时，两种体制并存造成一种寻租环境，行政权力进入经济活动，腐败滋生蔓延。
这种情况正在愈演愈烈。吴敬琏分析称，这个双重体制的发展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是通过改革政府逐渐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建立法治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市场制度；其二是强化双重体制中的旧制度遗产，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推行威权发展主义的政策，以强势政府和政府所动员的海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也是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曾经的发展路线，而中国政府表现得更为强势。
由于改革进度不快、改革不彻底，所以近年来中国向威权发展主义或者说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径演进的迹象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另一种倾向则是走回头路，由于腐败的猖獗，使得一些支持旧体制的人们用所谓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去诱导群众，提出要回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两条路其实是殊途同归。
吴敬琏表示，近年来所谓的“北京共识”，或者说“中国模式”，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其归根到底就是依靠强势政府，用海量投资来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它甚至成了世界的榜样，因为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海啸后面对系统性危机，政府也会动用一些国家力量去支持和收购，这被认为西方国家也学“中国模式”。但随着他们津津乐道的这种模式的两个“奇迹”——“高铁奇迹”和“重庆奇迹”先后出现问题，社会上呼吁改革的声音又重新起来。
高铁大跃进暴露出了严重腐败和高额负债，而重庆“完全践踏法治，用各种办法来搜刮资金，支撑GDP连续四年增长14%-15%，它的表面现象和短期收益背后，将是长期的恶果”。
对于处在这样一个三岔路口，十八大不负众望，作出了一个原则性的回答——就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吴敬琏颇感欣慰。
十八大提出了“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经济改革方面明确“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治改革上，则基本是重申了之前历次党代会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些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关于腐败、收入差别及城镇化
就重启改革后需要面对的腐败、收入差距等体制性问题，吴敬琏认为，对于缩小收入差别，百姓和领导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但是过分强调“民生工程”，把注意力过多放在二次分配上，政策取向不一定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因为二次分配主要是动用政府的力量，它就存在一个副作用的问题。而且政府财力也无法支撑，如果为此加税，就削弱了共同富裕的基础。
吴敬琏说，收入差别拉大的基础在于生产中劳动收入的份额降低，而劳动者又大多数是农民工，是没有多少知识、技术的劳动者。有一些地方规定了每年工资要增长百分之多少，在不能够有更多的价值创造的情况下，这样一来企业就难以支撑，特别是当前整个经济形势不好，一些企业家就有很多抱怨。因为本来产品附加值就很低，利润很微薄，增加工资以后就可能亏损，最终不得不选择歇业。
吴敬琏表示，“中国分配的基础性问题，是由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导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称，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资本的收入相比劳动力的收入就增长得更快，这造成了贫困化，这种情况至少对我们农民工来说是类似的。
他建议，要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劳动者的问题，还要从生产上着手，要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使其创造更多价值。加上遏制腐败和垄断，才可以解决收入差别的问题。
关于克服旧型城镇化弊端的问题，吴敬琏表示，造成旧型城镇化的制度基础是土地产权制度缺陷、政府职能错位和财政体制缺陷。
在中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城市土地是国有，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征收土地的差价就变成一个非常诱人的蛋糕。而“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导致的货币超发的苗头最近有所显现，”吴敬琏表示。
他还表示，腐败最重要的体制性原因就是寻租的制度基础，即行政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而这个权力又没有受到监督和制约。
“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
吴敬琏说，十八大决心要推进改革，要全面深化改革，但这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怎么落实，在于要解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并通过脚踏实地的改革落实到制度上。
“为了避免四处出击，需要权衡轻重缓急，挑选出关系最为密切的改革项目，形成‘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方案。”吴敬琏提出了个人对于“最小一揽子”总体改革的设想——一个核心的目标和四个配套的改革。
他认为，改革的核心目标在于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这里又包括：要放开商品和要素价格；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得到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消除行政垄断和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厉行法治，将现时的监管改为事后监管，从实质性审批转为合规性监管。
核心目标之外有四个配套的改革。第一个是财税体制改革，要回归公共财政，减少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介入。增加地方预算的本级收入，提高中央预算的支出责任（目前社会保障责任、业务教育的支出责任都在县及县以下政府）；减少专项转移支付（中央预算的本级收入占比将近60%，而支出只占全部预算支出的不到20%，更多是通过转移支付），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和公众对预算的监督。
第二个是金融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壮大公司债券市场；加快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改革，放宽对个人和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三个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总结过去三年医疗改革的经验，保证其公平正义，并增强可持续性；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和国企收益，充实个人社保账户；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逐步实现全国统筹。
第四个则是国有经济改革。要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从管理国有企业到运营国有资本的转变；继续推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开列竞争性行业的名录，国有资本逐步从这类行业退出；允许地方政府出售国有股权，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基金等支出的不足；加快国企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的改革。
吴敬琏表示，新政府重启改革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是随着民众高涨的改革诉求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改革注定将是一场复杂的利益博弈。
吴敬琏深入分析了中共十八大重启改革的背景，对反腐败、缩小收入差别、克服旧型城镇化等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还就如何落实改革提出了“最小一揽子”总体改革的设想，包括一个核心目标和四个配套的改革。
“中国模式”和“重庆模式”歧途
据吴敬琏介绍，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一种增量改革的办法，在存量基本不动的情况下，通过增量来扩大市场趋向，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及其产生的矛盾，外界称之为“双重体制焦灼对峙”。
这也导致旧有的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型步履维艰，其带来低效率、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以及内外经济失衡等各种问题。同时，两种体制并存造成一种寻租环境，行政权力进入经济活动，腐败滋生蔓延。
这种情况正在愈演愈烈。吴敬琏分析称，这个双重体制的发展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是通过改革政府逐渐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建立法治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市场制度；其二是强化双重体制中的旧制度遗产，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推行威权发展主义的政策，以强势政府和政府所动员的海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也是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曾经的发展路线，而中国政府表现得更为强势。
由于改革进度不快、改革不彻底，所以近年来中国向威权发展主义或者说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径演进的迹象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另一种倾向则是走回头路，由于腐败的猖獗，使得一些支持旧体制的人们用所谓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去诱导群众，提出要回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两条路其实是殊途同归。
吴敬琏表示，近年来所谓的“北京共识”，或者说“中国模式”，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其归根到底就是依靠强势政府，用海量投资来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它甚至成了世界的榜样，因为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海啸后面对系统性危机，政府也会动用一些国家力量去支持和收购，这被认为西方国家也学“中国模式”。但随着他们津津乐道的这种模式的两个“奇迹”——“高铁奇迹”和“重庆奇迹”先后出现问题，社会上呼吁改革的声音又重新起来。
高铁大跃进暴露出了严重腐败和高额负债，而重庆“完全践踏法治，用各种办法来搜刮资金，支撑GDP连续四年增长14%-15%，它的表面现象和短期收益背后，将是长期的恶果”。
对于处在这样一个三岔路口，十八大不负众望，作出了一个原则性的回答——就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吴敬琏颇感欣慰。
十八大提出了“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经济改革方面明确“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治改革上，则基本是重申了之前历次党代会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些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关于腐败、收入差别及城镇化
就重启改革后需要面对的腐败、收入差距等体制性问题，吴敬琏认为，对于缩小收入差别，百姓和领导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但是过分强调“民生工程”，把注意力过多放在二次分配上，政策取向不一定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因为二次分配主要是动用政府的力量，它就存在一个副作用的问题。而且政府财力也无法支撑，如果为此加税，就削弱了共同富裕的基础。
吴敬琏说，收入差别拉大的基础在于生产中劳动收入的份额降低，而劳动者又大多数是农民工，是没有多少知识、技术的劳动者。有一些地方规定了每年工资要增长百分之多少，在不能够有更多的价值创造的情况下，这样一来企业就难以支撑，特别是当前整个经济形势不好，一些企业家就有很多抱怨。因为本来产品附加值就很低，利润很微薄，增加工资以后就可能亏损，最终不得不选择歇业。
吴敬琏表示，“中国分配的基础性问题，是由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导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称，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资本的收入相比劳动力的收入就增长得更快，这造成了贫困化，这种情况至少对我们农民工来说是类似的。
他建议，要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劳动者的问题，还要从生产上着手，要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使其创造更多价值。加上遏制腐败和垄断，才可以解决收入差别的问题。
关于克服旧型城镇化弊端的问题，吴敬琏表示，造成旧型城镇化的制度基础是土地产权制度缺陷、政府职能错位和财政体制缺陷。
在中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城市土地是国有，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征收土地的差价就变成一个非常诱人的蛋糕。而“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导致的货币超发的苗头最近有所显现，”吴敬琏表示。
他还表示，腐败最重要的体制性原因就是寻租的制度基础，即行政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而这个权力又没有受到监督和制约。
“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
吴敬琏说，十八大决心要推进改革，要全面深化改革，但这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怎么落实，在于要解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并通过脚踏实地的改革落实到制度上。
“为了避免四处出击，需要权衡轻重缓急，挑选出关系最为密切的改革项目，形成‘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方案。”吴敬琏提出了个人对于“最小一揽子”总体改革的设想——一个核心的目标和四个配套的改革。
他认为，改革的核心目标在于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这里又包括：要放开商品和要素价格；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得到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消除行政垄断和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厉行法治，将现时的监管改为事后监管，从实质性审批转为合规性监管。
核心目标之外有四个配套的改革。第一个是财税体制改革，要回归公共财政，减少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介入。增加地方预算的本级收入，提高中央预算的支出责任（目前社会保障责任、业务教育的支出责任都在县及县以下政府）；减少专项转移支付（中央预算的本级收入占比将近60%，而支出只占全部预算支出的不到20%，更多是通过转移支付），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和公众对预算的监督。
第二个是金融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壮大公司债券市场；加快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改革，放宽对个人和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三个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总结过去三年医疗改革的经验，保证其公平正义，并增强可持续性；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和国企收益，充实个人社保账户；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逐步实现全国统筹。
第四个则是国有经济改革。要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从管理国有企业到运营国有资本的转变；继续推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开列竞争性行业的名录，国有资本逐步从这类行业退出；允许地方政府出售国有股权，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基金等支出的不足；加快国企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的改革。
吴敬琏表示，新政府重启改革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是随着民众高涨的改革诉求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改革注定将是一场复杂的利益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