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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诅咒”论是指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反而比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更为缓慢的现象。本文对“资源诅咒”论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并对其用于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出现不平衡状况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资源诅咒 传导机制 区域经济不平衡
一、“资源诅咒”的内涵
在“资源诅咒”的命题提出之前，人们通常认为，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影响。尤其在传统的经济形态中，农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高，而农业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因此，资源是经济体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存在“资源诅咒”问题。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产业的变革，农业不再是经济体的主导产业，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崛起取代了农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一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现象，也由此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反思。
Prebisch（1959）和Singer（1950）从国际贸易的角度通过实证方式发现，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面临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境况时，不得不出口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以换回等量的工业品。自由贸易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传统贸易理论所预言的贸易利益，反而使自身的增长好处被发达国家无偿占有。这一发现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Auty（1993）在《丰富的资源与经济增长》中第一次提出“资源诅咒”这一概念，其基本涵义为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反而比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慢。此后， Sachs和Warner（1995）以实证方法检验了71个国家1970—1989年自然资源状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性。
国内学者对于“资源诅咒”的研究大多支持这一假说。徐康宁（2005）以各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占全国的相对比重衡量各地区自然资源贫富的差异，证明了最近25年来，中国能源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比能源资源贫穷的地区慢许多。李天籽（2007）利用1989—200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当然，也有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方颖等（2010）利用95个地级市或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检验，表明“资源诅咒”的假说在中国城市层面上不成立。张贡生（2008）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相关概念混淆，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简单化，以至于将资源诅咒错误地看作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刘升学、徐华、谭军红（2010）从GDP的质量、资源与GDP的相关性、资源的广泛性、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现实情况和实证分析可能存在的偏差，指出了“资源诅咒”可能存在的误区。
二、“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西方很多学者对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探索，归纳有以下几种路径：
（一）荷兰病模型
模型建立的背景基于荷兰经济发展事实。20世纪70年代，荷兰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 因此政府大力发展资源和能源产业，出口剧增，贸易顺差大量增加，经济飞速发展。但好景不长，荷兰经济很快进入衰退期，伴随着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和生产率的下降， 经济体出现了各种问题。Sachs和Warner（1995，1997，1999）提出的“荷兰病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一个国家划分为三个部门：可贸易的自然资源类出口部门、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以及非贸易产品部门。资源类出口部门的繁荣将使该部门收入上升，从而增加对可贸易制造业部门和非贸易产品部门产品的需求，从而引起非贸易部门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实际汇率上升，但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中新增需求将会被进口所填补，因此价格不会发生变化。这样，可贸易制造业部门的实际价格不升反降，竞争力将受到打击。另一方面，可贸易资源出口部门的繁荣将提高该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值，这将引发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向可贸易资源出口部门流动，从而使制造业部门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方面成本上升。然而，制造业具有技术溢出和“干中学”的特性，并且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制造业的衰落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衰退。荷兰病模型表明了在许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资本财富要么集中于初级产品的生产，要么流向海外，导致制造业萎缩，经济结构单一化，从而无法摆脱贫穷的困境。
（二）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
一方面，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影响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要素的判断，低估人力资本的作用。政府在进行收入分配时，也必然会忽视教育的投入，从而影响教育水平，导致人力资本缺乏。另一方面，从荷兰病模型来看，由于制造业具有“干中学”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因此制造业的萎靡将影响相应国家或者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三）创新活动激励不足
在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获得资源的成本相对较低，且从事与资源相关的活动获得的回报可能远远要高于创新，于是创新活动就会受到抑制，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Sachs和Warner（2001）指出，这种对企业家才能的约束和对创新行为的挤出所产生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使整个经济缺乏效率和推动力。在长期，创新活动的不足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与升级，使产业水平停留在生产链的低端。
（四）寻租行为与制度弱化
在要素回报高的领域必然容易产生寻租现象，自然资源带来的高额经济租金很可能会引起不同利益集团的各种合法与非法博弈。Torvik（2002）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名义上归政府所有，私人要想在争夺自然资源开采权中获胜——在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就必须向行政人员行贿。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03）的实证研究显示，资源富足常常导致政治权力利益集团的产生，从而诱发贪婪的寻租和腐败行为，这些行为弱化了一国的制度质量，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非线性影响。 三、“资源诅咒”用于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可行性的相关思考
如前所述，国内学者大多数认同“资源诅咒”假设，并以此解释中国不同省市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例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省市资源异常贫乏，但这些地区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都位居全国前列；相反，山西、甘肃等省份资源丰富，但经济总量等指标却远远落后于北上广地区。尽管从很多数据指标看来，“资源诅咒”假说似乎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思考。
（一）资源的界定
“资源诅咒”假说将“资源”仅界定为自然资源。大部分研究在选取度量指标时都选择了数据来源较好的资源，比如煤、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甚至用农产品指标作为代替。这些指标的共同点是可以量化，但就自然资源本身的含义而言，还包括一些不易量化或者不能量化的资源，如气候资源和海洋资源。如果仅将资源局限于几种易于量化的能源资源，从而得出有利于“资源诅咒”的结论，或许有些过于绝对。纵观我国较为发达的省市，如上海、广州、江苏、浙江等地，如果单纯以能源资源储量来看，都属于资源贫乏区，但若从广义的“自然资源”定义来看，把难以量化的港口和海洋资源纳入考虑范围，那么除了沿海的海南和广西，其它沿海省市都处于全国前列，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省市也同样应该划入资源丰裕区，只不过其所拥有的资源性质不同而已。
（二）区位的异质性
不可否认，区位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重要条件。“资源诅咒”命题是否可以引入我国内部不同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东西部差距的悬殊与其说是资源诅咒的结果，更不如说是区位的影响。那些位于沿海的省份有着良好的运输条件与边境资源，这对一个区域的经济起步与腾飞至关重要，区位优势明显的省市更容易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身居内陆的省市，不管资源是丰裕还是贫乏，发展速度都要显著落后于沿海地区。从中国省级层面来看，资源因素的重要性应该远远小于区位因素。不仅在中国如此，即使是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是同样的格局，Rappaport和Sachs（2003）指出，2000年美国52%的人口和57%的公众收入集中分布在占美国大陆国土面积13%的距离海（湖）岸线80公里宽的环状地带。
（三）资源对经济影响力差异问题
资源对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影响，通常而言，是众多经济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个资源很难长久的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换言之，如果一项资源足以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这项资源必须是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资源，并且需要有足够的供给。因此，如果因为某一国家或地区拥有一项丰裕的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大的资源，就认定其资源丰裕，以此证明资源丰裕的地区导致经济的缓慢，似乎有失偏妥。刘升学、徐华、谭俊红（2010）指出，在世界最穷的10个国家中，有少数国家某种矿产资源就很丰裕，但其他资源的条件很差，因此其经济落后的原因并不是“资源诅咒”，而是资源缺乏。
（四）制度因素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存在着很大的政策倾斜度问题。首先，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试点区域都位于具有地理条件优势的沿海区域。而“西部大开发”政策正式提出于1999年，相比改革开放的时间表整整晚了21年。其次，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同样局限于沿海地区，沪深交易服务的范围也重要集中于东部，直至现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都还没有一家证券交易所。再次，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教育、医疗、就业的投入均向东部地区倾斜，严重地失衡。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同时也是不可量化的，完全剔除开制度的影响研究资源对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因此，如何选择好的指标、计量模型和方法，在排除制度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去验证“资源诅咒”的命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
四、结语
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自然资源对于推动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其他资源而言明显弱化，人类认识资源、利用资源并且开发新能源代替短缺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自然资源贫乏区同样可以借助不同的优势条件获得快速发展，甚至获得比自然资源丰裕区更快的发展，但这却并不能够等同于“自然资源丰裕导致经济落后”这一命题。尽管“资源诅咒”命题的合理性与否尚有争议，但不可质疑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众多影响因素合力的结果，自然资源不会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如何开发利用好资源，使资源更好地发挥效益，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才应该是我们更需要深入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参考文献：
①张贡生.“资源诅咒”论：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J]. 财贸研究，2006（6）：14—20
②舒胜兰.“资源诅咒”研究综述[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1（5）：66—67
③李天籽. 自然资源丰裕度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J].经济科学，
2007（6）：68—75
④李影.福音还是诅咒？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经济论坛，2009（3）：9—22
⑤Rappaport J，J D. Sachs.The United States as a Coastal N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8）：5-46
⑥方颖，纪衎，赵扬. 中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J]. 世界经济，2011（4）：144—160
⑦徐康宁，韩剑.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J]. 经济学家，2006（6）：96—102
（张玉荷，1988年生，江西赣州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关键词：资源诅咒 传导机制 区域经济不平衡
一、“资源诅咒”的内涵
在“资源诅咒”的命题提出之前，人们通常认为，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影响。尤其在传统的经济形态中，农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高，而农业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因此，资源是经济体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存在“资源诅咒”问题。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产业的变革，农业不再是经济体的主导产业，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崛起取代了农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一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现象，也由此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反思。
Prebisch（1959）和Singer（1950）从国际贸易的角度通过实证方式发现，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面临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境况时，不得不出口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以换回等量的工业品。自由贸易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传统贸易理论所预言的贸易利益，反而使自身的增长好处被发达国家无偿占有。这一发现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Auty（1993）在《丰富的资源与经济增长》中第一次提出“资源诅咒”这一概念，其基本涵义为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反而比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慢。此后， Sachs和Warner（1995）以实证方法检验了71个国家1970—1989年自然资源状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性。
国内学者对于“资源诅咒”的研究大多支持这一假说。徐康宁（2005）以各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占全国的相对比重衡量各地区自然资源贫富的差异，证明了最近25年来，中国能源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比能源资源贫穷的地区慢许多。李天籽（2007）利用1989—200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当然，也有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方颖等（2010）利用95个地级市或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检验，表明“资源诅咒”的假说在中国城市层面上不成立。张贡生（2008）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相关概念混淆，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简单化，以至于将资源诅咒错误地看作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刘升学、徐华、谭军红（2010）从GDP的质量、资源与GDP的相关性、资源的广泛性、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现实情况和实证分析可能存在的偏差，指出了“资源诅咒”可能存在的误区。
二、“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西方很多学者对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探索，归纳有以下几种路径：
（一）荷兰病模型
模型建立的背景基于荷兰经济发展事实。20世纪70年代，荷兰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 因此政府大力发展资源和能源产业，出口剧增，贸易顺差大量增加，经济飞速发展。但好景不长，荷兰经济很快进入衰退期，伴随着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和生产率的下降， 经济体出现了各种问题。Sachs和Warner（1995，1997，1999）提出的“荷兰病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一个国家划分为三个部门：可贸易的自然资源类出口部门、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以及非贸易产品部门。资源类出口部门的繁荣将使该部门收入上升，从而增加对可贸易制造业部门和非贸易产品部门产品的需求，从而引起非贸易部门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实际汇率上升，但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中新增需求将会被进口所填补，因此价格不会发生变化。这样，可贸易制造业部门的实际价格不升反降，竞争力将受到打击。另一方面，可贸易资源出口部门的繁荣将提高该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值，这将引发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向可贸易资源出口部门流动，从而使制造业部门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方面成本上升。然而，制造业具有技术溢出和“干中学”的特性，并且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制造业的衰落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衰退。荷兰病模型表明了在许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资本财富要么集中于初级产品的生产，要么流向海外，导致制造业萎缩，经济结构单一化，从而无法摆脱贫穷的困境。
（二）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
一方面，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影响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要素的判断，低估人力资本的作用。政府在进行收入分配时，也必然会忽视教育的投入，从而影响教育水平，导致人力资本缺乏。另一方面，从荷兰病模型来看，由于制造业具有“干中学”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因此制造业的萎靡将影响相应国家或者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三）创新活动激励不足
在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获得资源的成本相对较低，且从事与资源相关的活动获得的回报可能远远要高于创新，于是创新活动就会受到抑制，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Sachs和Warner（2001）指出，这种对企业家才能的约束和对创新行为的挤出所产生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使整个经济缺乏效率和推动力。在长期，创新活动的不足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与升级，使产业水平停留在生产链的低端。
（四）寻租行为与制度弱化
在要素回报高的领域必然容易产生寻租现象，自然资源带来的高额经济租金很可能会引起不同利益集团的各种合法与非法博弈。Torvik（2002）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名义上归政府所有，私人要想在争夺自然资源开采权中获胜——在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就必须向行政人员行贿。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03）的实证研究显示，资源富足常常导致政治权力利益集团的产生，从而诱发贪婪的寻租和腐败行为，这些行为弱化了一国的制度质量，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非线性影响。 三、“资源诅咒”用于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可行性的相关思考
如前所述，国内学者大多数认同“资源诅咒”假设，并以此解释中国不同省市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例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省市资源异常贫乏，但这些地区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都位居全国前列；相反，山西、甘肃等省份资源丰富，但经济总量等指标却远远落后于北上广地区。尽管从很多数据指标看来，“资源诅咒”假说似乎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思考。
（一）资源的界定
“资源诅咒”假说将“资源”仅界定为自然资源。大部分研究在选取度量指标时都选择了数据来源较好的资源，比如煤、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甚至用农产品指标作为代替。这些指标的共同点是可以量化，但就自然资源本身的含义而言，还包括一些不易量化或者不能量化的资源，如气候资源和海洋资源。如果仅将资源局限于几种易于量化的能源资源，从而得出有利于“资源诅咒”的结论，或许有些过于绝对。纵观我国较为发达的省市，如上海、广州、江苏、浙江等地，如果单纯以能源资源储量来看，都属于资源贫乏区，但若从广义的“自然资源”定义来看，把难以量化的港口和海洋资源纳入考虑范围，那么除了沿海的海南和广西，其它沿海省市都处于全国前列，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省市也同样应该划入资源丰裕区，只不过其所拥有的资源性质不同而已。
（二）区位的异质性
不可否认，区位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重要条件。“资源诅咒”命题是否可以引入我国内部不同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东西部差距的悬殊与其说是资源诅咒的结果，更不如说是区位的影响。那些位于沿海的省份有着良好的运输条件与边境资源，这对一个区域的经济起步与腾飞至关重要，区位优势明显的省市更容易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身居内陆的省市，不管资源是丰裕还是贫乏，发展速度都要显著落后于沿海地区。从中国省级层面来看，资源因素的重要性应该远远小于区位因素。不仅在中国如此，即使是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是同样的格局，Rappaport和Sachs（2003）指出，2000年美国52%的人口和57%的公众收入集中分布在占美国大陆国土面积13%的距离海（湖）岸线80公里宽的环状地带。
（三）资源对经济影响力差异问题
资源对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影响，通常而言，是众多经济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个资源很难长久的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换言之，如果一项资源足以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这项资源必须是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资源，并且需要有足够的供给。因此，如果因为某一国家或地区拥有一项丰裕的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大的资源，就认定其资源丰裕，以此证明资源丰裕的地区导致经济的缓慢，似乎有失偏妥。刘升学、徐华、谭俊红（2010）指出，在世界最穷的10个国家中，有少数国家某种矿产资源就很丰裕，但其他资源的条件很差，因此其经济落后的原因并不是“资源诅咒”，而是资源缺乏。
（四）制度因素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存在着很大的政策倾斜度问题。首先，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试点区域都位于具有地理条件优势的沿海区域。而“西部大开发”政策正式提出于1999年，相比改革开放的时间表整整晚了21年。其次，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同样局限于沿海地区，沪深交易服务的范围也重要集中于东部，直至现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都还没有一家证券交易所。再次，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教育、医疗、就业的投入均向东部地区倾斜，严重地失衡。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同时也是不可量化的，完全剔除开制度的影响研究资源对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因此，如何选择好的指标、计量模型和方法，在排除制度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去验证“资源诅咒”的命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
四、结语
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自然资源对于推动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其他资源而言明显弱化，人类认识资源、利用资源并且开发新能源代替短缺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自然资源贫乏区同样可以借助不同的优势条件获得快速发展，甚至获得比自然资源丰裕区更快的发展，但这却并不能够等同于“自然资源丰裕导致经济落后”这一命题。尽管“资源诅咒”命题的合理性与否尚有争议，但不可质疑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众多影响因素合力的结果，自然资源不会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如何开发利用好资源，使资源更好地发挥效益，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才应该是我们更需要深入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参考文献：
①张贡生.“资源诅咒”论：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J]. 财贸研究，2006（6）：14—20
②舒胜兰.“资源诅咒”研究综述[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1（5）：66—67
③李天籽. 自然资源丰裕度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J].经济科学，
2007（6）：68—75
④李影.福音还是诅咒？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经济论坛，2009（3）：9—22
⑤Rappaport J，J D. Sachs.The United States as a Coastal N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8）：5-46
⑥方颖，纪衎，赵扬. 中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J]. 世界经济，2011（4）：144—160
⑦徐康宁，韩剑.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J]. 经济学家，2006（6）：96—102
（张玉荷，1988年生，江西赣州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