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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是城市发展的产物，也是重要的城市环境问题。以佳木斯市为黑龙江省东部中小城市的代表，通过考察佳木斯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历史，深入研究该地区现阶段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剖析存在的垃圾焚烧发电、BOT模式存在的缺陷、垃圾回收与分类观念不被市民接受等问题，提出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三方联动机制、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垃圾回收分类机制、数字媒体时代下有针对性的宣传等建议。
关键词：环境史龙江东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环境史学科诞生后，学者从最初的关注荒原与农业，逐渐把城市纳入到环境史研究范围，以马丁·麦乐西为代表的环境史学专家们在城市环境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马丁·麦乐西认为，“想研究城市环境问题，从1880-1920年美国肮脏城市中的垃圾和废物问题切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国环境史研究开始起步。改革开放40年，物质生活、经济发展水平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生活垃圾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城市生活垃圾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切片，不仅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发展变迁、物质水平的演变，更能体现出人们的环保态度及影响环境的主要行为方式。本文以佳木斯市为例，探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等问题。
佳木斯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有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变过程，主要以两个重要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为转折点，分为两个时期，垃圾处理方式有所变化。
（一）建国前后
佳木斯市有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文字记载历史可见于龙志网《环保志》，根据其记载，佳木斯最早的环境问题处理办法为1910年颁布的《巡察卫生章程十条》。设18人环卫专业队伍，主要职责是清运粪便与垃圾。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的民国时期，卫生队人数大大增加，清除垃圾的同时还清理死于街头的无主尸体。建国后，卫生队配马车多台，在居民稠密的街道，摇铃收集垃圾，除此之外还在居民聚集的7条主要的街道设置木质垃圾箱1111个，后来因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垃圾产量逐年渐增多，再加上木质垃圾箱容易毁坏，造成街道的垃圾积压量增加，以至于堆积成垃圾山、垃圾场。50年代末政府先后建立东西两座封闭型地沟式垃圾中转站，即由马车运至中转站，再用汽车运往市外，生活垃圾堆积状况才慢慢有所改善。从最早一批来到北大荒的知青老人口述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废弃物较少，大多数都是燃烧后的厨灰、粪便、厨余等可堆肥垃圾，采取的处理方式是直接就近简单填埋。在这段时期，我们的环保观念可以说处于一个朦胧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范围内，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产生的生活垃圾受经济水平、生产力条件的制约，产生的生活垃圾大多数是有机垃圾，会伴随着时间在自然界中降解，因而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二）改革开放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迎来了新的春天。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状态下，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城市生活垃圾也在不斷增加。根据龙志网的（网址附后）记载，从1980年开始，市政府每年增拨设备购置费并用以改装原有的平板车为自卸汽车和增添运输车辆，从而提高卸车效率运输能力。至此，垃圾清运结束了沿街收集、人工装卸的方式，实现了垃圾收集容器化。1980年以后，郊区土地管理部门指定了地点进行倾卸与填埋。1986年依据城乡建设部发表的《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开展了对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研究。1981年环卫部门多方筹资，购置100个铁制垃圾箱，放置在光复、长安、和平路等中心路段。1989年各式垃圾容器增到1556个，全市垃圾收集容器化程度可达90%。据统计，到1989年垃圾清运车再次增加，环卫队日清运垃圾750-850吨，占市区日产垃圾总量的75%;企事业单位每日自运垃圾250-350吨，占日产垃圾总量的25%。而垃圾清运正式成为一项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左右。在这个时期，政府合并松江乡宏力村、长青乡范家村的沼泽地，建立两处垃圾处理场，采用将垃圾堆放重复铺平碾压，再分层喷洒消毒除臭药液，而后用鲜土封场绿化。据此可以看出虽然政府已经有卫生意识、有计划的实施和应对城市生活垃圾问题，但由于采取的方式过于简单，因此对城市郊区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虽然封土绿化遏制了垃圾暴露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病毒传播，但降水下渗会污染地下水，而且在沼泽地修建垃圾场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龙江生物的多样性。
90年代，随着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城市规划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化高速发展，但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城市基础功能不完善，再加上东部城市地广人稀的地域性特点，政府和百姓对环保问题认知远远低于对经济的追求，垃圾处理依旧以简单的填埋为主。
马丁·麦乐西强调城市环境中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核心来评判美国工业化和城市扩张。因为深入研究城市环境问题，就可以更清楚的揭示工业化与城市增长;城市增长与污染;工业化与污染以及污染与城市治理改革之间的关系。进入21世纪，佳木斯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发生了转变。
（一）快速发展的20多年
2007年，佳木斯市政府第一百五十七号文件《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出台，其中规定了“权限内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的处罚”，可以看出政府对生活垃圾的监管力度大大增加。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2009年到2016年佳木斯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波动上升，一方面可以看出政府的监管工作提升，进而提高生活垃圾的处置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分析出佳木斯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表2中，可以看出黑龙江省东部几个城市中仅佳木斯市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其他临近地县级城市还是以简单的卫生填埋为主。 综合来看这个阶段，国家和地方都已将生活垃圾的重要性落入实际，政府运用高科技新型防渗透材料和消毒杀菌压实处理垃圾实现了垃圾处理的无害化，改变了传统简单填埋的处理方式。防渗材料的应用减缓了对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也避免了对环境直接造成的二次污染和病毒疾病的传播。但也存在一定的后患，如占地面积大浪费土地资源;随着时间发展，有害物质对渗滤材料的污染和侵蚀进而污染水源;以政府支出为主，处理成本的费用较高。综合分析黑龙江东部城市，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地方政府对相关法规落实的不到位，垃圾的无害化处置率仍旧偏低，因此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应做好监管落实工作。
（二）当前取得的成绩
从2018年10初开始，佳木斯市新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投入使用。这一时期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看，一是技术手段的改善，二是管理方式的创新。
技术手段方面，征用建设用地面积费用的增加和垃圾产量激增等问题推动了垃圾焚烧方式的转变。现阶段焚烧发电在我国其他城市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和应用，通过焚烧将化学能转换成热能再转换成机械能和电能，比较好的实现了资源再利用。一方面，相对于垃圾填埋，焚烧不仅使垃圾减量达到80%以上，有效解决了占用土地资源、污染地下水等问题，而且在高温焚烧中杀死细菌病毒实现了较高的无害化。另一方面，传统的填埋占用面积大、渗滤液易测漏从而污染周边土壤环境、影响生物多样性、污染地下水。而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备比较完善的排放处理系统，对环境造成的二次污染较低，并且控制程度高、方便监管。
管理方式方面，由之前单纯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成BOT模式，意为“建设-经营-转让”，私业通过承接政府基础项目建设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政府部门与私企签订协议规定各自的责任义务，私企承担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经营与维护，并获取一定回报。BOT的机制对政府和私企是一种双赢。对政府而言，把项目托付给私企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和承担风险，也避免了政府自建自营机制下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对于私企而言，参与政府项目可以获得较稳定的经营利润，并且由于政府介入，BOT模式对于风险的控制和分摊机制减少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一）垃圾焚烧发电存在的问题
虽然垃圾焚烧解决了传统的卫生填埋占地面积广、耗费资金大的问题并且实现了垃圾的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使得该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提升了环境质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实现了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但是结合该市的经济发展的水平、生活垃圾处理水平以及焚烧方式自身存在的弊端，在垃圾焚烧实际过程中仍旧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是垃圾焚烧单位热值低的问题，热值是单位重量的垃圾在一定条件下完全燃烧所释放的热量。热值高低决定了资源可利用程度，但由于燃烧物的水分状态不同以及黑龙江省地区季节差异性，可燃物与不可燃物混合在一起，综合回收利用率低，综合发电量偏低。
（二）BOT模式存在的缺陷
BOT模式的运行需要政府的辅助，因此政府的环保政策扶持给垃圾处理行业带来了生机，垃圾处理的补贴也成为项目运营公司收益的主要来源之一。BTO模式对于企业的经济实力有着较高要求，由于黑龙江省东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垃圾处理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中，私企起着主管运营的作用，一个城市的垃圾处理面对的不仅仅是技术和政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管理运营中能够准确合理处置好每一道工序和流程。因此政府的监管以及相应的管理条例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BOT在投标后对于项目参与者来说，融资成本较高，在龙江省东部城市中，仅仅佳木斯在2007年后建设了BOT模式垃圾焚烧处理厂。对于私企而言，投资额度大、投资期长、融资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垃圾焚烧BOT模式在东部城市的开展。
（三）垃圾回收与分类观念不被市民接受
现阶段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可燃垃圾、可堆肥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主要包括纸制品、废旧衣物、废弃家具家电以及塑料制品、裝修建筑物等。对于可回收类垃圾，城市居民和拾荒者会卖给废品收购站。虽然促进了资源回收再利用，但只是以单纯的盈利为目的，与环保观念相差甚远。而一些民间物质及废品收购站由于技术、资金条件限制，经营规模较小且分布零散。而对于可燃垃圾、可堆肥垃圾及有害垃圾，由市政集中运送，不利于垃圾的再资源化和回收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焚烧的残渣中含有一定的重金属物质，如果处理不当仍旧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回收和环保观念不明确，垃圾分类回收全凭居民自觉，没有相应规定的约束，因此分类回收效果不好。同期欧美国家通过互联网技术加公司化的形式对垃圾进行有效回收利用，而我国垃圾行业未能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回收的市场化、资源化、产业化。
城市环境史是研究城市与自然环境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人类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应和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努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美丽中国”概念，在此视域下，本文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为突破点，在借鉴外国城市生活垃圾成功处理经验的基础上，指明了城市公共工程存在的“技术路径依赖”现象，提出有关佳木斯市地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对策。
（一）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三方联动机制
我国现阶段环保事业的开展大多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或者相关政策的引导，对此政府一方面要积极有效落实国家的环保政策，另一方面要引导经济和市场参与其中，并且能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例如，美国的再生银行，其模式就是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领域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进而在北美获得成功的案例。具体过程是再生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收购相关环保机构并对其进行整合。之后向政府申请补贴，作为该项目运行的启动资金，并建立回收分类垃圾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每投递可回收垃圾10磅，就可以获得5美元。这个钱每天按时向住户支付，并划到专门为其开立的银行卡上。用这个卡可以到参加该创意计划的任意商家消费，最后商家从持卡居民的消费中获得利润，然后拿出利润的30%支付给再生银行。 在这个模式中政府、企业和个人建立了互惠共赢的三方联动机制。在这个机制下，政府减轻了自身的职能和财政支出压力，以引导者和监管者身份存在，而企业和个人成为实际参与者。个人通过对垃圾分类回收获得一定利益回馈，极大地调动了参与热情和积极性。而企业一方面依靠技术从生活垃圾本身获得价值，另一方面又能从居民间接地消费中再次获利，这样整个垃圾回收链条就运作起来。因此我国政府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式引导多方参与其中，引入市场机制激发垃圾回收行业的生机，促进环保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垃圾回收分类机制
在21世纪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大数据的应用越来越普及。2016年“互联网+政务服务”文件中明确提出要以服务驱动和技术支撑为主线，优化政务服务供给的信息化，从而构建起统一、规范、多极联动的有效保障体系。而基于互联网的垃圾回收做法，早些年在我国的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就已经开展。例如2015年的“回收哥”平台，其主营业务便是上门回收废品包括废纸、废塑料、废家电、废电池以及破铜烂铁等七大电子废弃物，盈利模式是依靠格林美公司的垃圾处理技术，业务范围包括企业、商户、个人，目前该运行平台依旧运行良好。而黑龙江省目前没有类似依托互联网的平台，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国内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将生活垃圾和互联网项目充分结合。
（三）数字媒体时代下有针对性地宣传
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这一整个垃圾处理的链条中，政府是宏觀政策的制定者和引导者，垃圾处理厂是这一环节的末端，而这一切的源头便是垃圾的产生者--城市居民。
传统有关于环保观念的教育宣传仅仅局限于学校的环保教育、问卷传单的分发、环保公益活动引导等。这些做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居民萌生环保意识与垃圾分类回收观念，但在缺乏客观利益的诱导和法律制约的背景下，简单的宣传教育对实际行动的影响其实作用并不大，甚至效果甚微。在数字媒体时代背景下应制定更加行之有效的策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居民对垃圾回收事业的认知度、参与度。例如通过佳木斯媒体电视台或者广播来开展关于垃圾分类回收的宣传工作，让居民真正了解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建立垃圾分类回收的微信公众号并设置签到积分活动，通过答题赚取积分换取礼品等让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以此来调动环保事业中的中老年群体，让环保事业的开展不再空洞单调，让广大的市民能够参与其中，从而推动黑龙江省东部城市垃圾回收事业向前发展，更好的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1]徐延松.马丁·麦乐西与美国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探析[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4.
[2]谭昌岚.浅析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法[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9（02）.
[3]张岚.BTO运行模式推广应用研究[J].上海汽车，2015（09）.
[4]胡莎莎，张菏潇.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困境及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9（03）.
[5]厉金燕，杨海真.基于互联网+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对策[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8（11）.
[6]刘艳菊，余蔚青，韩蕙.西雅图的生活垃圾分类与回收[J].世界环境，2018（04）.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世纪以来黑龙江省三江地区环境史资料的采集、整理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6SSD04）;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建设美丽中国进程中龙江东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研究”（项目编号：201810222051）阶段性成果〕
〔刘兴宇，佳木斯大学。张虹萍（通讯作者），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环境史龙江东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环境史学科诞生后，学者从最初的关注荒原与农业，逐渐把城市纳入到环境史研究范围，以马丁·麦乐西为代表的环境史学专家们在城市环境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马丁·麦乐西认为，“想研究城市环境问题，从1880-1920年美国肮脏城市中的垃圾和废物问题切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国环境史研究开始起步。改革开放40年，物质生活、经济发展水平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生活垃圾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城市生活垃圾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切片，不仅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发展变迁、物质水平的演变，更能体现出人们的环保态度及影响环境的主要行为方式。本文以佳木斯市为例，探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等问题。
一、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演变过程
佳木斯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有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变过程，主要以两个重要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为转折点，分为两个时期，垃圾处理方式有所变化。
（一）建国前后
佳木斯市有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文字记载历史可见于龙志网《环保志》，根据其记载，佳木斯最早的环境问题处理办法为1910年颁布的《巡察卫生章程十条》。设18人环卫专业队伍，主要职责是清运粪便与垃圾。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的民国时期，卫生队人数大大增加，清除垃圾的同时还清理死于街头的无主尸体。建国后，卫生队配马车多台，在居民稠密的街道，摇铃收集垃圾，除此之外还在居民聚集的7条主要的街道设置木质垃圾箱1111个，后来因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垃圾产量逐年渐增多，再加上木质垃圾箱容易毁坏，造成街道的垃圾积压量增加，以至于堆积成垃圾山、垃圾场。50年代末政府先后建立东西两座封闭型地沟式垃圾中转站，即由马车运至中转站，再用汽车运往市外，生活垃圾堆积状况才慢慢有所改善。从最早一批来到北大荒的知青老人口述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废弃物较少，大多数都是燃烧后的厨灰、粪便、厨余等可堆肥垃圾，采取的处理方式是直接就近简单填埋。在这段时期，我们的环保观念可以说处于一个朦胧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范围内，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产生的生活垃圾受经济水平、生产力条件的制约，产生的生活垃圾大多数是有机垃圾，会伴随着时间在自然界中降解，因而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二）改革开放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迎来了新的春天。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状态下，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城市生活垃圾也在不斷增加。根据龙志网的（网址附后）记载，从1980年开始，市政府每年增拨设备购置费并用以改装原有的平板车为自卸汽车和增添运输车辆，从而提高卸车效率运输能力。至此，垃圾清运结束了沿街收集、人工装卸的方式，实现了垃圾收集容器化。1980年以后，郊区土地管理部门指定了地点进行倾卸与填埋。1986年依据城乡建设部发表的《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开展了对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研究。1981年环卫部门多方筹资，购置100个铁制垃圾箱，放置在光复、长安、和平路等中心路段。1989年各式垃圾容器增到1556个，全市垃圾收集容器化程度可达90%。据统计，到1989年垃圾清运车再次增加，环卫队日清运垃圾750-850吨，占市区日产垃圾总量的75%;企事业单位每日自运垃圾250-350吨，占日产垃圾总量的25%。而垃圾清运正式成为一项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左右。在这个时期，政府合并松江乡宏力村、长青乡范家村的沼泽地，建立两处垃圾处理场，采用将垃圾堆放重复铺平碾压，再分层喷洒消毒除臭药液，而后用鲜土封场绿化。据此可以看出虽然政府已经有卫生意识、有计划的实施和应对城市生活垃圾问题，但由于采取的方式过于简单，因此对城市郊区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虽然封土绿化遏制了垃圾暴露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病毒传播，但降水下渗会污染地下水，而且在沼泽地修建垃圾场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龙江生物的多样性。
90年代，随着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城市规划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化高速发展，但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城市基础功能不完善，再加上东部城市地广人稀的地域性特点，政府和百姓对环保问题认知远远低于对经济的追求，垃圾处理依旧以简单的填埋为主。
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马丁·麦乐西强调城市环境中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核心来评判美国工业化和城市扩张。因为深入研究城市环境问题，就可以更清楚的揭示工业化与城市增长;城市增长与污染;工业化与污染以及污染与城市治理改革之间的关系。进入21世纪，佳木斯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发生了转变。
（一）快速发展的20多年
2007年，佳木斯市政府第一百五十七号文件《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出台，其中规定了“权限内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的处罚”，可以看出政府对生活垃圾的监管力度大大增加。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2009年到2016年佳木斯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波动上升，一方面可以看出政府的监管工作提升，进而提高生活垃圾的处置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分析出佳木斯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表2中，可以看出黑龙江省东部几个城市中仅佳木斯市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其他临近地县级城市还是以简单的卫生填埋为主。 综合来看这个阶段，国家和地方都已将生活垃圾的重要性落入实际，政府运用高科技新型防渗透材料和消毒杀菌压实处理垃圾实现了垃圾处理的无害化，改变了传统简单填埋的处理方式。防渗材料的应用减缓了对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也避免了对环境直接造成的二次污染和病毒疾病的传播。但也存在一定的后患，如占地面积大浪费土地资源;随着时间发展，有害物质对渗滤材料的污染和侵蚀进而污染水源;以政府支出为主，处理成本的费用较高。综合分析黑龙江东部城市，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地方政府对相关法规落实的不到位，垃圾的无害化处置率仍旧偏低，因此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应做好监管落实工作。
（二）当前取得的成绩
从2018年10初开始，佳木斯市新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投入使用。这一时期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看，一是技术手段的改善，二是管理方式的创新。
技术手段方面，征用建设用地面积费用的增加和垃圾产量激增等问题推动了垃圾焚烧方式的转变。现阶段焚烧发电在我国其他城市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和应用，通过焚烧将化学能转换成热能再转换成机械能和电能，比较好的实现了资源再利用。一方面，相对于垃圾填埋，焚烧不仅使垃圾减量达到80%以上，有效解决了占用土地资源、污染地下水等问题，而且在高温焚烧中杀死细菌病毒实现了较高的无害化。另一方面，传统的填埋占用面积大、渗滤液易测漏从而污染周边土壤环境、影响生物多样性、污染地下水。而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备比较完善的排放处理系统，对环境造成的二次污染较低，并且控制程度高、方便监管。
管理方式方面，由之前单纯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成BOT模式，意为“建设-经营-转让”，私业通过承接政府基础项目建设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政府部门与私企签订协议规定各自的责任义务，私企承担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经营与维护，并获取一定回报。BOT的机制对政府和私企是一种双赢。对政府而言，把项目托付给私企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和承担风险，也避免了政府自建自营机制下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对于私企而言，参与政府项目可以获得较稳定的经营利润，并且由于政府介入，BOT模式对于风险的控制和分摊机制减少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三、综合分析存在问题
（一）垃圾焚烧发电存在的问题
虽然垃圾焚烧解决了传统的卫生填埋占地面积广、耗费资金大的问题并且实现了垃圾的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使得该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提升了环境质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实现了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但是结合该市的经济发展的水平、生活垃圾处理水平以及焚烧方式自身存在的弊端，在垃圾焚烧实际过程中仍旧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是垃圾焚烧单位热值低的问题，热值是单位重量的垃圾在一定条件下完全燃烧所释放的热量。热值高低决定了资源可利用程度，但由于燃烧物的水分状态不同以及黑龙江省地区季节差异性，可燃物与不可燃物混合在一起，综合回收利用率低，综合发电量偏低。
（二）BOT模式存在的缺陷
BOT模式的运行需要政府的辅助，因此政府的环保政策扶持给垃圾处理行业带来了生机，垃圾处理的补贴也成为项目运营公司收益的主要来源之一。BTO模式对于企业的经济实力有着较高要求，由于黑龙江省东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垃圾处理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中，私企起着主管运营的作用，一个城市的垃圾处理面对的不仅仅是技术和政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管理运营中能够准确合理处置好每一道工序和流程。因此政府的监管以及相应的管理条例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BOT在投标后对于项目参与者来说，融资成本较高，在龙江省东部城市中，仅仅佳木斯在2007年后建设了BOT模式垃圾焚烧处理厂。对于私企而言，投资额度大、投资期长、融资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垃圾焚烧BOT模式在东部城市的开展。
（三）垃圾回收与分类观念不被市民接受
现阶段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可燃垃圾、可堆肥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主要包括纸制品、废旧衣物、废弃家具家电以及塑料制品、裝修建筑物等。对于可回收类垃圾，城市居民和拾荒者会卖给废品收购站。虽然促进了资源回收再利用，但只是以单纯的盈利为目的，与环保观念相差甚远。而一些民间物质及废品收购站由于技术、资金条件限制，经营规模较小且分布零散。而对于可燃垃圾、可堆肥垃圾及有害垃圾，由市政集中运送，不利于垃圾的再资源化和回收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焚烧的残渣中含有一定的重金属物质，如果处理不当仍旧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回收和环保观念不明确，垃圾分类回收全凭居民自觉，没有相应规定的约束，因此分类回收效果不好。同期欧美国家通过互联网技术加公司化的形式对垃圾进行有效回收利用，而我国垃圾行业未能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回收的市场化、资源化、产业化。
四、建议
城市环境史是研究城市与自然环境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人类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应和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努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美丽中国”概念，在此视域下，本文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为突破点，在借鉴外国城市生活垃圾成功处理经验的基础上，指明了城市公共工程存在的“技术路径依赖”现象，提出有关佳木斯市地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对策。
（一）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三方联动机制
我国现阶段环保事业的开展大多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或者相关政策的引导，对此政府一方面要积极有效落实国家的环保政策，另一方面要引导经济和市场参与其中，并且能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例如，美国的再生银行，其模式就是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领域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进而在北美获得成功的案例。具体过程是再生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收购相关环保机构并对其进行整合。之后向政府申请补贴，作为该项目运行的启动资金，并建立回收分类垃圾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每投递可回收垃圾10磅，就可以获得5美元。这个钱每天按时向住户支付，并划到专门为其开立的银行卡上。用这个卡可以到参加该创意计划的任意商家消费，最后商家从持卡居民的消费中获得利润，然后拿出利润的30%支付给再生银行。 在这个模式中政府、企业和个人建立了互惠共赢的三方联动机制。在这个机制下，政府减轻了自身的职能和财政支出压力，以引导者和监管者身份存在，而企业和个人成为实际参与者。个人通过对垃圾分类回收获得一定利益回馈，极大地调动了参与热情和积极性。而企业一方面依靠技术从生活垃圾本身获得价值，另一方面又能从居民间接地消费中再次获利，这样整个垃圾回收链条就运作起来。因此我国政府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式引导多方参与其中，引入市场机制激发垃圾回收行业的生机，促进环保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垃圾回收分类机制
在21世纪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大数据的应用越来越普及。2016年“互联网+政务服务”文件中明确提出要以服务驱动和技术支撑为主线，优化政务服务供给的信息化，从而构建起统一、规范、多极联动的有效保障体系。而基于互联网的垃圾回收做法，早些年在我国的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就已经开展。例如2015年的“回收哥”平台，其主营业务便是上门回收废品包括废纸、废塑料、废家电、废电池以及破铜烂铁等七大电子废弃物，盈利模式是依靠格林美公司的垃圾处理技术，业务范围包括企业、商户、个人，目前该运行平台依旧运行良好。而黑龙江省目前没有类似依托互联网的平台，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国内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将生活垃圾和互联网项目充分结合。
（三）数字媒体时代下有针对性地宣传
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这一整个垃圾处理的链条中，政府是宏觀政策的制定者和引导者，垃圾处理厂是这一环节的末端，而这一切的源头便是垃圾的产生者--城市居民。
传统有关于环保观念的教育宣传仅仅局限于学校的环保教育、问卷传单的分发、环保公益活动引导等。这些做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居民萌生环保意识与垃圾分类回收观念，但在缺乏客观利益的诱导和法律制约的背景下，简单的宣传教育对实际行动的影响其实作用并不大，甚至效果甚微。在数字媒体时代背景下应制定更加行之有效的策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居民对垃圾回收事业的认知度、参与度。例如通过佳木斯媒体电视台或者广播来开展关于垃圾分类回收的宣传工作，让居民真正了解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建立垃圾分类回收的微信公众号并设置签到积分活动，通过答题赚取积分换取礼品等让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以此来调动环保事业中的中老年群体，让环保事业的开展不再空洞单调，让广大的市民能够参与其中，从而推动黑龙江省东部城市垃圾回收事业向前发展，更好的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徐延松.马丁·麦乐西与美国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探析[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4.
[2]谭昌岚.浅析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法[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9（02）.
[3]张岚.BTO运行模式推广应用研究[J].上海汽车，2015（09）.
[4]胡莎莎，张菏潇.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困境及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9（03）.
[5]厉金燕，杨海真.基于互联网+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对策[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8（11）.
[6]刘艳菊，余蔚青，韩蕙.西雅图的生活垃圾分类与回收[J].世界环境，2018（04）.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世纪以来黑龙江省三江地区环境史资料的采集、整理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6SSD04）;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建设美丽中国进程中龙江东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研究”（项目编号：201810222051）阶段性成果〕
〔刘兴宇，佳木斯大学。张虹萍（通讯作者），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