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被誉为“蒙学之冠”——《三字经》中的内容，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它道出了东方人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即人生来就是善良的。在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思想观念中，认为人生下来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纯洁、善良，恶是后天形成的！这是中国哲学体系的最根本思想。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来，所有的礼教都是教人向善的，希望通过教化来影响人、教育人，从而塑造社会道德体系，扬善避恶，使社会和谐向上！
　　而西方人和我们恰恰相反，基督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充满了各种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和非本能的欲望，而欲望是万恶之源！这就是原罪！即“人之初，性本恶”。西方人基于对人性的这种认识，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法律体系，以法律为武器，强制规范人的行为准则，压制人性恶的一面，让人性善的一面体现出来！
　　东西文明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截然不同，直接导致东西方社会秩序的构建、治国方略的迥异。
　　东方多推崇以德治国、以对社会管理者的人性教化治国，强调领导者的道德作用（即“人治”）。中国人的做法是，重视教化，通过教育和引导，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即“秩序”），认为只要教育和舆论引导做得好，人性恶的一面就可以得到克制！善的一面就会彰显。法律从属于道德，服从于道德。
　　西方多推崇以法治国、以公民事先制定的宪则或社会契约（即“规则”）治国，强调被领导者公众的监督（即“法制”）。西方法治理论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始终，它是建构在基于人性恶基础上的一种具有防范性质的理论设计。强调法律是第一性的，道德应该从属于法律！这套严格的法律体系保证了人性恶的一面能被充分压制！
　　这两种制度在防止官员贪腐和权力滥用上，谁更有效呢？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
　　中国有句童谣：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从事行政管理的官员往往被称作“父母官”，希望官员应该为民做主，做人民公仆！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往往是事与愿违，历史上有无数鲜活的事例证明，许多经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出身清白、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一旦仕途顺利，走上了高位，他所表现出来的贪婪，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自己崇高的理想，在欲望面前往往变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从科学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私心，人性中都有恶的一面，“无欲则刚”，人谁无欲呢？不在制度上约束“恶欲”，而希望通过官员坚守高尚的道德操守，自己监督约束自己，主体客体行为集于一身，实在是很难的，很难达成效果。
　　对于官员出现的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情况，法律的作用不注重在官员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进行监管，有效地防范人性中的恶，而是重在事后算账。可是官员出现贪污腐败的以后，不管是如何处以重罪，甚至是明朝那样剥皮实草，也只能起到警示作用，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对于如何预防、遏制腐败，东方人希望从道德和自律的方法制约官员的贪腐！从三个代表到党员先进性教育，无不是希望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自觉自愿的去抵制腐败！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其积极的意义，但这种自我约束的办法对遏制贪污腐败未免显得有些单薄无力。西方人信奉“人之初，性本恶”，将人自己实施的主体行为与别人实施的客体监督行为分了开来，让别人或者别的政党来监督当权者，无疑是比较科学的和有效的。
　　关于民主制度和专制的讨论，一样是人性本善和本恶的讨论。西方认为，当权者和官员无论他道德多么高尚，同样是有欲望的，是本恶的。基于这种认识，我需要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中！需要时时刻刻监督你的执政行为，需要像防“贼”一样防止官员作恶，防止权力滥用！这一套监督和制约机制，就是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所以，民主体制是由于对人性本恶的判断而设计的！西方人认为，从一开始，政府就是有原罪的，我必须把你当做惯犯严加看管，不让你犯错！
　　专制体制的出现，就是认为人性本善，当权者一定会以百姓的利益为重，人的欲望可以教育引导，可以放心的把权力交给当权者！没有从根本上认知人性的善恶，导致制度设计上出现的偏差，是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和权力滥用的！
　　现在看来，显然西方的制度更为行之有效！而中国的做法，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监管的力度不够，无法有效遏制人性中恶的一面。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谁都懂，但是在欲望面前，一切道理都是空谈！我认为，人性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如何有效地弘扬人性善的一面的同时，防范、压制恶的一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要从对人性的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本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原则，充分吸纳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构建比较科学的、以法治国的社会秩序，加大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与监督，有效地对人性“恶”的一面进行约束，让官员“习惯在监督的环境下工作、习惯在法治的轨道上用权”，构建一个廉政、民主、和谐的社会。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