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我妈送给了我一只猫，我就下定决心忘记以前经常拱我的那只猪，但是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发现，很显然地，我能够选择遗忘却又放不下的，不仅仅是那只猪，还有那只猪旁边的女孩。
　　在所谓的城市里生活，家里养着一只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比如像现在这样的天气，冬至已经过了，理论上冬天已经来了，但是你在大马路上看不见一个人戴着手套的时候，觉着自己即使冷了，也不能戴手套，因为这就是异端，会被别人以为是疯子的。
　　陈潇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在乎别人眼光的异端，要是她高兴，她可以牵着一头猪在各种场合出入，当然，除了在像她老爸那样的人面前。她老爸是警察，而且是一个非常一丝不苟的警察，这就意味着那只猪最终只能在她外婆家附近溜达。
　　有些时候牵着猪到随意的场合只能算作偶尔一次的旅游，连郊游都不算，她外婆家那地方离郊区十分远，并且郊区还在她爸的范围内。
　　每次陈潇要是想带上那只猪，她准是一脸谄媚地看着我，然后不说话。我最怕女孩子直盯着我看，还不说话。
　　于是只要她一这样子盯着我看，我就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只有这样我才能躲避她，更重要的是躲避那只猪。
　　我觉得我上辈子肯定是屠夫，跟猪有仇，那只猪每回只要一闻到我的气息，就会在陈潇外婆给它安置的窝里暴跳如雷，然后冲着我的方向哼哼直叫。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辈子它肯定不想再当猪，但是因为某种理由，或者说是，为了接近我，于是又成了一头猪，只不过这辈子它的待遇很好，猪圈相当有品位，又不用担心被人宰了当猪肉卖。
　　我曾经把我的臆想告诉陈潇，然后自顾自地在边上哈哈大笑。
　　那次我很悲惨，地点就在我们中學门口，陈潇用一种“我服了你”的眼神扫视了我一圈，然后走了。我在原地大笑一分钟之后才发现有一些路人用“这个學生怎么了”的眼神看着我。
　　大概他们都认为我是被學校里的作业给逼的，那时候作业已经把我们的中指上磨出了一个老趼。然后每个學生都会有意无意抬着自己的中指，以显示谁的老趼更大更硬，好像这样就是认真的标准。
　　二
　　老师在课上布置的作文，就像大多数老师都布置过的～样，让我们在狭小的教室里透过窗户看看我们的校园，然后写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
　　对于荒芜的校园，唯一树立的旗杆是我们必然要写的景物。
　　当所有人都写着“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的时候，只有我写“五星红旗耷拉在校园上空”。于是很荣幸地被语文老师请喝下午茶。
　　那天天气异常晴朗，是整个星期里面唯一的晴天，所有人都被放回家。我却被放在办公室里面，就像校园里的五星红旗一样，耷拉着脸贴在办公桌上。
　　没有人进来看我，也没有老师进来，因为留守的老师都忙着给學生上课，每个晚自习上课的老师都有补贴。
　　甚至让我有一种错觉，语文老师让我留下的意图就是陪着她不吃晚饭，理由是她还没备好晚上上课的内容。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其隐晦的意图。而这个想法自然是我耷拉了一个多小时的成果。
　　在那个时候，陈潇有理由不上晚自习，因为她是班里唯一一个敢把《晚自习同意书》给她妈并且让她妈同意在家自习的人。
　　她妈跟她一样都是奇人，并且令我畏惧。我害怕她妈的眼睛，尽管我没有做过坏事，也没有做过影响市容的事。但同时她妈又相当无法容忍那头猪，原因是她认为她无法跟那头猪沟通。
　　那天把我救出办公室的就是那头无法沟通的猪，当然还有幕后主使者陈潇。我说过，只要她愿意，她能把这头猪的脚印遍布整座城市。
　　那头猪也是从那一天起扬名整个校区。
　　很多人都同时看见了一头猪在撞着校园里唯一的一根旗杆。
　　三
　　每段友情的结束都会有一个阻碍者，所以就算是我跟陈潇这样，说得俗气一点是情同姐妹的两个人，也会在某个时间段，忽然就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个阻碍者会是一只猪，那只陪我们度过了一整个高一时间的猪。也没有想到，我们都那么彻底，彻底得仿佛再也没有出现。
　　很对，这件事发生很忽然，忽然到之前我们还好得一塌糊涂，后来却分道扬镳。但是这件事上没有对错，只有立场不同。我们俩都没有曾经试着去说服对方，而是在那个不算老但是也不算年轻的岁月里互相拿着自己所谓的尊严，然后互相背对着背，渐行渐远。
　　它是在我手上被捕的，被一些我们都认识的大人。
　　或者说得清楚一点，是我爸，和一些我们都叫着叔叔的中年人。中间没有陈潇的母亲和我的母亲。
　　我在想，或者当时，如果有一位母亲在场的话，可能结局就会好看很多。至少，我们会相信她们对于我们的一种谎言。
　　那时候盛行的一种流感被描述成一种极其可怕的疾病，虽然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跟猪身上的病毒有关。所以我们伙同陈潇的外婆把猪藏在了距离我家很近的那个垃圾站。然后在每天放學的时候给它喂食，或许它也知道它自身很不安全，所以那几天是唯一它没有朝我哼哼的时候，直到后来，它哼哼不起来。
　　那头猪的身体好像就是在证实着猪身上真的是有病毒的这一传言。它越来越赢弱，就像是病入膏肓的老年人一样，没精打采，整天只能在一块地方哼哼。
　　我害怕了，我极其害怕。
　　就是在我跟陈潇说“我们要不然把它交给我爸吧”的第二天下午，我看见那头猪被好多人逮着，那群人虽然都戴着口罩，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谁。尤其里面还有我爸。
　　陈潇正被原先教育过我的语文老师请去，讨论着市里作文竞赛的事。陈潇跟我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同样一种意思，她总是能以一种委婉的表达令人不觉得有问题。
　　比如说那次“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事件，她是这么写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尽管当时并没有风。
　　她的执拗远比她的委婉来得更加深入人心。
　　她一直认为那天是我把那头猪交给我爸的。
　　而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反驳，因为在那头猪被捕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轻松了”，第二反应才想到那头猪要死了，接着才是陈潇。
　　我觉得我对不起她，所以我没有反驳。
　　但是我没想到就是因为我唯一一次不反驳，而失去了一段我们曾经好得一塌糊涂，被不少同學说成是臭味相投的两个人的友谊。
　　四
　　第一次遇见陈潇的地方，那是中午放學的时候，随着人潮赶去學校后门的小吃街吃饭。她就站在那棵树下，柔柔弱弱地笑着等着随行的同學。刚洗过的长发在阳光下随意而下。
　　她一直在北楼，我一直在南楼，那些青春的年月里一直都是，隔着一片天空。
　　我不是超人也没有机器猫，所以能远远望着便是枯燥的學习生活里最美好的时光。
　　每个放學的午后都假装待在这里排队买牛奶冻，等着她过来。
　　那么多年过去了，再次站在这里远远地望着那棵树，心情复杂得难以叙述，就像当年她远远地走来。
　　那时候，我们还未成年，现在二十多岁，很多事都不一样了。
　　忽然想起，我对于她的记忆，满满当当都是快乐。
　　我在等待着，有一天，亲口对她说我们和好吧。
　　编辑　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