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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嘉德秋拍现场，中国近代杰出国画大师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以1.84亿元落槌，成为这位“海内外拍卖过亿元最多的画家之一”的第5件过亿元画作。也是在那一年，记者见到李小可，听年逾古稀的他讲述在西藏创作途中邂逅的种种。父亲的遗篇巨制在拍场上连创佳绩，仿佛对他并没有影响。
时隔4年，再度拜访是在他京郊的居所内。静心清雅的环境里，李小可就这么守着满堂书香，探求于笔墨诗意间。人生无常和名利起伏，他依旧持有处变不惊的格局与态度，一边供养着李家山水艺术，一边镌写出属于自己的万千天地。
“实者”的人生态度
悲鸿画马，白石画虾，可染画牛，苦禅画鹰。这些光辉的名字与印迹，深深拓印在中国美术的历史上，其中的“可染”，正是李小可的父亲李可染。
“家教是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最早接受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其一生对待事业和生活的态度。”继承了父亲的艺术“衣缽”，但言及其影响，艺术并不是李小可眼中的“第一要紧事”，而把家学家教看得分量厚重。祖父母是平民，最早靠打鱼谋生，“虽然他们并不识字，但父亲后来回忆起来说，祖父母的淳朴、忠厚、脚踏实地，是他最好的家学。”家学给了李可染最根本的人生态度，穷其一生，无论求艺或待人，他足不踏空，并潜移默化地熏染着陪伴左右的李小可。
在李小可看来，坚韧、朴实的生活信条，使父亲的人生持有一种罕见的真性与情感。李可染晚年间推崇的“实者慧”，被李小可视为诠释家族文化基因的最好注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才是真正智慧的人。“‘实者’是父亲艺术观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包含着他对生活、对艺术、对人和事物的态度，我认为，它是作为家风传承下来的。”
在父亲过世后，李小可的母亲邹佩珠曾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4句话：渔人之子，李白后人，中华庶民，齐黄之徒。“这是父亲八十几岁时回顾自己一生写下的。渔人之子，是说他的根来自家庭，父母对他的培养和最初思想的树立产生了一生的影响;李白后人，指的是文化的传承，他这一生在文化传承上是东方的;中华庶民，讲虽然今天他有一些名气，但还是跟普通人一样，只不过在职业里通过努力有一些成绩;齐黄之徒，表示他的创造是和老师朋友们的指引帮助密不可分的。”
娓娓道来的质朴情愫，凝练着父亲毕生的哲学，也沉淀在李小可的生命中。“实者慧”思想深深影响着他，让李小可对待生活有一种不虚华的坚持，一步一个脚印。“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内心需要有基本的良知，包含着责任、爱和对自己的反思，才能把事情做得差不多。”
足不踏空的精神奠基了家族的品格，亦同母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遇见父亲之前，母亲是杭州美专的“尖子生”;与父亲结婚后，母亲结束了单身的洒脱，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父亲因病去世的前妻留下的四个子女，还要接济父亲老家的亲人。母亲一边在中央美院教书，一边到外面的中学兼职，补贴家用。同时她负责美院雕塑系的招生工作，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女雕塑家;并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武昌起义部分的起草和定稿工作。然而，正是如此好强的母亲，渐渐放弃了事业，全心全意地支持着父亲。“文革”期间，父亲遭受冲击，母亲给予了他莫大的精神安慰，“每天笑脸迎接父亲，为他洗掉头上的糨糊，让父亲觉得波折终究会过去”。及至父亲仙去，母亲希望以他的艺术精神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实现其“东方既白”的愿望奔走到老。
“母亲晚年谈‘贵在奉献’，这是她一生的命运，没有怨言。”由此及彼，母亲对旁人同样充满了热心：支持青年人艺术的发展，关心周围朋友的饮食起居，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对李小可影响颇深，每每带学生外出写生，在看过学生的作品并指点后，李小可便立刻下场作画。虽然舟车劳顿导致他可能尚未完全进入状态，但惦记着满足学生看老师做示范的愿望，于是一切倍感值得。
“画二代”坎坷求艺路
“画二代”，如今听起来值得骄傲的身份，在李小可成长的过程里，却伴随诸多坎坷。动荡岁月里，应征入伍的李小可前途黯淡，复员后的他成了北京内燃机总厂锻工车间的工人。打铁10年，最好的青春待在劳动强度最高的岗位，他总能从家庭中汲取精神养料，在业余时间里默默挥舞着画笔。从基层劳动者身上，李小可学会了看待生活的多元视角，对世界的亲近和包容增添了许多，帮他度过了艰难的时光。1979年，李小可进入北京画院，缘分轮回，还是走上了专业道路。
转入专业层面，传统和父亲成了绕不过的命题。“作为名人后代，大家很容易知道你的存在，你也会接触到许多旁人无法接触的人和事。但是大众审视你的眼光会更严苛，个人需要依靠极大努力和对艺术的自觉，才可能摆脱‘李可染儿子’的标签。”
站在巨人肩头，如何面对自身的成长？如何定位自我的存在？李小可深谙，前辈的艺术成就不是凭空出世的，追求的成绩必经自己锻造。父亲讲“千难一易”给了他莫大的启发，“条件决定结果。个人风格必须依靠不断地积累，才能不断突破盲点，达到自如随性的状态，实际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艰难过程”。为了使自己在造型结构上更充实，李小可到中央美院进修，强化基础训练和创新意识，也是这个时期，他确立了“重表现”的艺术思想。
“父亲小时候在徐州老家，常看一种叫‘拉魂腔’的地方戏。街头艺人沿着黄河表演，表现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催人泪下。艺术必须要有真切的情感，打动人心，也就是父亲提倡的‘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中‘魂’的内涵。”所谓“重表现”，即建立在对“魂”的理解和内化基础上：“如果没有从心出发，艺术就没有灵魂和个性，其本质是个人感动的表现，表现对生活时代的一种恋情。”这同样是所有知识习得的智慧：咀嚼、打碎、萃取、沉淀，才能终至运用自如的状态。
为了塑造令他魂牵梦萦的西藏，李小可深入藏地30多次，思考着怎样以传统水墨为载体传递瑰丽与苍茫相间的意境。他大胆运用黑白对比，突出了雪域高原雄浑的气势;同时把墨与彩有机融合，以墨为主，用色彩渲染韵律与生机。运笔蘸墨中交织着对自然环境的关切，敲击着观者的视觉神经。 无论是个人痕迹鲜明的西藏系列，还是可居可游的北京故事，抑或是深入程式化语言研究的黄山题材，李小可始终在探寻传统的路途上披荆斩棘。他坦陈，任何一门学问的深入都不可能是朝夕速成的，学步、问道、以学为进，缺一不可。“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如同学步一样，解决问题;光是学习和努力不够，还要思考它的内在规律是什么，也就是问道;把学问和生活连接起来是无尽的过程，以学为进，持久的学习才能换回一点点进步。今年我75岁，这依然是对自己的要求。”
传统文化教育重在良知教育
北京市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李小可艺术人生里闪光熠熠的原点。那时候，在徐悲鸿的推动下，中央美院成立，坐落于东城区的胡同小院是学校的家属宿舍。1948年，李可染一家也住了进来。“这里曾住过叶浅予、李苦禅、董希文、李瑞年、王朝闻、祝大年、吴冠中、张仃、周令钊、侯一民等，还有我父亲，以及一批工艺美术大师，白石老人也是常客。”熟稔于心的名单，串出了半部新中国美术史——随着李小可长大，他才发现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叔伯们，在这个院子里完成了美术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第一幅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画像;人民币的设计……创生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传奇。
“这个院子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家园，于我而言是‘文化寺院’，是‘文化大宅门’。小院很小很挤，但这批日后美术界各个领域的重要奠基人，在徐悲鸿先生的引領下，为了共同的理想聚集于此，营造出一种和谐且充满学术讨论的氛围。”父辈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理念，恒久而深刻地润泽着李小可的成长。
近年来，伴随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国学热”。各种打着传统文化旗号、教师无教学资质的“国学班”涌现出来，实则是囿于利益驱动。李小可指出，这般迎合功利需求而产生的畸形学习班，从根本上偏离了传统文化的要义，导致教育的失色与缺位。
与古人相隔千年的我们必须形成一种“冷思考”：学生需要怎样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过程中，需要如何理解与诠释其内涵？“我们重视传统文化，一是由于它带有地区独特性，是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之一;二是它和时代变革有关，以往没有足够重视，而当下呼吁回归和弘扬传统文化。但在看待传统文化方面，尤其是对儿童的教育方面，必须以长远的眼光审视。”李小可表示，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一个渐进、开放的过程，并要站在大文化的视野和古今中外的比较下来传达。古代的“童子功”偏向基本功训练，更适合专业的艺术工作者;而对于普通儿童来说，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一个了解、热爱自身文化的渠道。“孩子的发展是广阔的，不仅是某一两项传统文化的内容。传统文化教育不要画地为牢，而应该培养孩子的想象力、感知力以及对待事物开放的心性。”
对于研习传统一生的李小可来说，传统文化是一种日积月累的文化自信，能够赋予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丰富、选择发展的方向，新的实践和世界可借鉴的文化随时可能变成新的文化遗产。教育要给孩子提供一种广义的传统经验，重在培养再学习、再发展的能力以及面对人生的立场。”这种立场，李小可从大雅宝的叔叔伯伯们燃烧生命锻造艺术的经历里，参悟出一股不骄矜的态度。“这么多新中国美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我几乎从未发现哪一位说自己的作品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人在面对成绩时如何看待自己，应该成为当今传统文化教育的落脚点之一。”
许多往事，随时光的淘洗愈发清晰。少年时，他看过画《开国大典》的董希文的一张照片：尚在读书的董希文，西装革履，风神潇洒，明星一般耀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希文为了探索油画新的表现题材，重走长征路，又数度进西藏，艰苦的创作过程换来一次次突破，期间也遭受过运动的冲击，但依旧满腔热情地对待人生。“晚年时的一张家庭合照里，他坐在中间，面容像一个饱经劳作与沧桑的农民;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把我放平’。这让我产生了巨大的感动。”感动源于画家面对人生起伏的努力和执着，即使磨砺再多，也挡不住画布上奔腾而出的热切感触。
年岁渐长，李小可亦触碰过诸多人生无常，更透彻地理解：生活中挫折难以避免，关键取决于能否持有积极光明的态度。“一个人哪怕拥有再高的学历，但如果遇到一点挫折便自杀或杀人，那么他的价值观是缺乏真善美的，无法以宽阔的胸襟认知自我和世界的关系。”这位老人的眼中闪烁着灼灼笃定的光芒，“传统文化教育，便要扎根人性最基本的良知层面，持续一生发挥着力量。”
时隔4年，再度拜访是在他京郊的居所内。静心清雅的环境里，李小可就这么守着满堂书香，探求于笔墨诗意间。人生无常和名利起伏，他依旧持有处变不惊的格局与态度，一边供养着李家山水艺术，一边镌写出属于自己的万千天地。
“实者”的人生态度
悲鸿画马，白石画虾，可染画牛，苦禅画鹰。这些光辉的名字与印迹，深深拓印在中国美术的历史上，其中的“可染”，正是李小可的父亲李可染。
“家教是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最早接受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其一生对待事业和生活的态度。”继承了父亲的艺术“衣缽”，但言及其影响，艺术并不是李小可眼中的“第一要紧事”，而把家学家教看得分量厚重。祖父母是平民，最早靠打鱼谋生，“虽然他们并不识字，但父亲后来回忆起来说，祖父母的淳朴、忠厚、脚踏实地，是他最好的家学。”家学给了李可染最根本的人生态度，穷其一生，无论求艺或待人，他足不踏空，并潜移默化地熏染着陪伴左右的李小可。
在李小可看来，坚韧、朴实的生活信条，使父亲的人生持有一种罕见的真性与情感。李可染晚年间推崇的“实者慧”，被李小可视为诠释家族文化基因的最好注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才是真正智慧的人。“‘实者’是父亲艺术观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包含着他对生活、对艺术、对人和事物的态度，我认为，它是作为家风传承下来的。”
在父亲过世后，李小可的母亲邹佩珠曾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4句话：渔人之子，李白后人，中华庶民，齐黄之徒。“这是父亲八十几岁时回顾自己一生写下的。渔人之子，是说他的根来自家庭，父母对他的培养和最初思想的树立产生了一生的影响;李白后人，指的是文化的传承，他这一生在文化传承上是东方的;中华庶民，讲虽然今天他有一些名气，但还是跟普通人一样，只不过在职业里通过努力有一些成绩;齐黄之徒，表示他的创造是和老师朋友们的指引帮助密不可分的。”
娓娓道来的质朴情愫，凝练着父亲毕生的哲学，也沉淀在李小可的生命中。“实者慧”思想深深影响着他，让李小可对待生活有一种不虚华的坚持，一步一个脚印。“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内心需要有基本的良知，包含着责任、爱和对自己的反思，才能把事情做得差不多。”
足不踏空的精神奠基了家族的品格，亦同母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遇见父亲之前，母亲是杭州美专的“尖子生”;与父亲结婚后，母亲结束了单身的洒脱，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父亲因病去世的前妻留下的四个子女，还要接济父亲老家的亲人。母亲一边在中央美院教书，一边到外面的中学兼职，补贴家用。同时她负责美院雕塑系的招生工作，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女雕塑家;并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武昌起义部分的起草和定稿工作。然而，正是如此好强的母亲，渐渐放弃了事业，全心全意地支持着父亲。“文革”期间，父亲遭受冲击，母亲给予了他莫大的精神安慰，“每天笑脸迎接父亲，为他洗掉头上的糨糊，让父亲觉得波折终究会过去”。及至父亲仙去，母亲希望以他的艺术精神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实现其“东方既白”的愿望奔走到老。
“母亲晚年谈‘贵在奉献’，这是她一生的命运，没有怨言。”由此及彼，母亲对旁人同样充满了热心：支持青年人艺术的发展，关心周围朋友的饮食起居，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对李小可影响颇深，每每带学生外出写生，在看过学生的作品并指点后，李小可便立刻下场作画。虽然舟车劳顿导致他可能尚未完全进入状态，但惦记着满足学生看老师做示范的愿望，于是一切倍感值得。
“画二代”坎坷求艺路
“画二代”，如今听起来值得骄傲的身份，在李小可成长的过程里，却伴随诸多坎坷。动荡岁月里，应征入伍的李小可前途黯淡，复员后的他成了北京内燃机总厂锻工车间的工人。打铁10年，最好的青春待在劳动强度最高的岗位，他总能从家庭中汲取精神养料，在业余时间里默默挥舞着画笔。从基层劳动者身上，李小可学会了看待生活的多元视角，对世界的亲近和包容增添了许多，帮他度过了艰难的时光。1979年，李小可进入北京画院，缘分轮回，还是走上了专业道路。
转入专业层面，传统和父亲成了绕不过的命题。“作为名人后代，大家很容易知道你的存在，你也会接触到许多旁人无法接触的人和事。但是大众审视你的眼光会更严苛，个人需要依靠极大努力和对艺术的自觉，才可能摆脱‘李可染儿子’的标签。”
站在巨人肩头，如何面对自身的成长？如何定位自我的存在？李小可深谙，前辈的艺术成就不是凭空出世的，追求的成绩必经自己锻造。父亲讲“千难一易”给了他莫大的启发，“条件决定结果。个人风格必须依靠不断地积累，才能不断突破盲点，达到自如随性的状态，实际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艰难过程”。为了使自己在造型结构上更充实，李小可到中央美院进修，强化基础训练和创新意识，也是这个时期，他确立了“重表现”的艺术思想。
“父亲小时候在徐州老家，常看一种叫‘拉魂腔’的地方戏。街头艺人沿着黄河表演，表现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催人泪下。艺术必须要有真切的情感，打动人心，也就是父亲提倡的‘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中‘魂’的内涵。”所谓“重表现”，即建立在对“魂”的理解和内化基础上：“如果没有从心出发，艺术就没有灵魂和个性，其本质是个人感动的表现，表现对生活时代的一种恋情。”这同样是所有知识习得的智慧：咀嚼、打碎、萃取、沉淀，才能终至运用自如的状态。
为了塑造令他魂牵梦萦的西藏，李小可深入藏地30多次，思考着怎样以传统水墨为载体传递瑰丽与苍茫相间的意境。他大胆运用黑白对比，突出了雪域高原雄浑的气势;同时把墨与彩有机融合，以墨为主，用色彩渲染韵律与生机。运笔蘸墨中交织着对自然环境的关切，敲击着观者的视觉神经。 无论是个人痕迹鲜明的西藏系列，还是可居可游的北京故事，抑或是深入程式化语言研究的黄山题材，李小可始终在探寻传统的路途上披荆斩棘。他坦陈，任何一门学问的深入都不可能是朝夕速成的，学步、问道、以学为进，缺一不可。“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如同学步一样，解决问题;光是学习和努力不够，还要思考它的内在规律是什么，也就是问道;把学问和生活连接起来是无尽的过程，以学为进，持久的学习才能换回一点点进步。今年我75岁，这依然是对自己的要求。”
传统文化教育重在良知教育
北京市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李小可艺术人生里闪光熠熠的原点。那时候，在徐悲鸿的推动下，中央美院成立，坐落于东城区的胡同小院是学校的家属宿舍。1948年，李可染一家也住了进来。“这里曾住过叶浅予、李苦禅、董希文、李瑞年、王朝闻、祝大年、吴冠中、张仃、周令钊、侯一民等，还有我父亲，以及一批工艺美术大师，白石老人也是常客。”熟稔于心的名单，串出了半部新中国美术史——随着李小可长大，他才发现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叔伯们，在这个院子里完成了美术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第一幅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画像;人民币的设计……创生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传奇。
“这个院子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家园，于我而言是‘文化寺院’，是‘文化大宅门’。小院很小很挤，但这批日后美术界各个领域的重要奠基人，在徐悲鸿先生的引領下，为了共同的理想聚集于此，营造出一种和谐且充满学术讨论的氛围。”父辈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理念，恒久而深刻地润泽着李小可的成长。
近年来，伴随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国学热”。各种打着传统文化旗号、教师无教学资质的“国学班”涌现出来，实则是囿于利益驱动。李小可指出，这般迎合功利需求而产生的畸形学习班，从根本上偏离了传统文化的要义，导致教育的失色与缺位。
与古人相隔千年的我们必须形成一种“冷思考”：学生需要怎样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过程中，需要如何理解与诠释其内涵？“我们重视传统文化，一是由于它带有地区独特性，是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之一;二是它和时代变革有关，以往没有足够重视，而当下呼吁回归和弘扬传统文化。但在看待传统文化方面，尤其是对儿童的教育方面，必须以长远的眼光审视。”李小可表示，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一个渐进、开放的过程，并要站在大文化的视野和古今中外的比较下来传达。古代的“童子功”偏向基本功训练，更适合专业的艺术工作者;而对于普通儿童来说，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一个了解、热爱自身文化的渠道。“孩子的发展是广阔的，不仅是某一两项传统文化的内容。传统文化教育不要画地为牢，而应该培养孩子的想象力、感知力以及对待事物开放的心性。”
对于研习传统一生的李小可来说，传统文化是一种日积月累的文化自信，能够赋予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丰富、选择发展的方向，新的实践和世界可借鉴的文化随时可能变成新的文化遗产。教育要给孩子提供一种广义的传统经验，重在培养再学习、再发展的能力以及面对人生的立场。”这种立场，李小可从大雅宝的叔叔伯伯们燃烧生命锻造艺术的经历里，参悟出一股不骄矜的态度。“这么多新中国美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我几乎从未发现哪一位说自己的作品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人在面对成绩时如何看待自己，应该成为当今传统文化教育的落脚点之一。”
许多往事，随时光的淘洗愈发清晰。少年时，他看过画《开国大典》的董希文的一张照片：尚在读书的董希文，西装革履，风神潇洒，明星一般耀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希文为了探索油画新的表现题材，重走长征路，又数度进西藏，艰苦的创作过程换来一次次突破，期间也遭受过运动的冲击，但依旧满腔热情地对待人生。“晚年时的一张家庭合照里，他坐在中间，面容像一个饱经劳作与沧桑的农民;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把我放平’。这让我产生了巨大的感动。”感动源于画家面对人生起伏的努力和执着，即使磨砺再多，也挡不住画布上奔腾而出的热切感触。
年岁渐长，李小可亦触碰过诸多人生无常，更透彻地理解：生活中挫折难以避免，关键取决于能否持有积极光明的态度。“一个人哪怕拥有再高的学历，但如果遇到一点挫折便自杀或杀人，那么他的价值观是缺乏真善美的，无法以宽阔的胸襟认知自我和世界的关系。”这位老人的眼中闪烁着灼灼笃定的光芒，“传统文化教育，便要扎根人性最基本的良知层面，持续一生发挥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