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是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最集中的一篇讲话，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民族建设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小平提出民族团结是正确的阶级立场，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等重要论述，主张采取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运用“三位一体”的工作方法，实现消除民族隔阂并达到民族团结的中心任务。这篇讲话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对马克思民族理论和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关键词】邓小平民族理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西南少数民族;《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4-0013-10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边疆治理视野下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研究”（17AMZ001）;拉萨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新时代拉萨市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BLMSZ002）
　　 【作者】白江波，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西藏拉萨850000
　　 普布次仁，西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藏拉萨850000
　　 王少明，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西藏拉萨850000
　　 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西南地区工作时，就高度重视解决民族问题。他根据当时西南地区的历史条件，提出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指导性原则、政策和措拖，这集中体现在1950年7月21日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讲话中。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作出了重要论述，提出采取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运用“三位一体”的工作方法，实现消除民族隔阂并达至民族团结的中心任务。邓小平关于西南民族问题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毛泽东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思想同西南地区实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当时西南地区乃至其他解放地区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蕴含的民族团结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一）民族团结是正确的阶级立场
　　 邓小平在谈及在少数民族地区“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时指出：“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①各少数民族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什么样的阶级社会，各民族间的团结就是正确的阶级立场。
　　 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民族团结作为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②，各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人民当家作主更是少不了各少数民族的广泛参与。但各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③。因此，在各少数民族地区不能轻易开展阶级斗争，必须把民族间的团结作为正确的阶级立场，加强各民族的沟通、交流，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凝聚力量，共同建设新中国。
　　 （二）民族团结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在邓小平看来，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的基础是团结，“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④，“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回。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项事业亟待发展，尤其是进步力量较为薄弱、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国家建设、民主改革受到来自封建等残余势力的阻碍。因此，党和国家在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需要积极团结各少数民族。民族团结的对象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二是团结少数民族群体中的关键少数，也就是“上层分子”。少数民族群众中的上层分子，在本民族中影响大、所起的作用也大，“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回。总而言之，“没有各民族团结，就谈不上巩固社会秩序，谈不上国防，同样也谈不上国家建设……有了团结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团结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①。
　　 （三）民族团结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②，民族关系已经转变为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形式。具体而言，民族团结包括了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团结三方面，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体现。
　　一是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邓小平指出：“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同時，“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我们要让“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③在邓小平看来，历史上统治阶级推行大民族主义，利用少数民族内部的利益关系，实行“以夷治夷”的统治方式和手段，造成少数民族内部成为“冤家对头”。因此，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就要首先解决好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
　　 二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④，“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⑤就是民族团结问题。西南地区作为少数民族类别较多、人数众多的特殊区域，民族关系复杂，其民族团结不言而喻地包含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
　　 三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团结。邓小平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⑥在处理西南地区民族团结问题上，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就变得格外重要。因此，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团结，也是民族团结中最为重要的一组关系。 　　 （四）民族团结关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
　　 邓小平指出：“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I解决好。”“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⑦邓小平将民族问题同国防问题联系在一起，从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大局出发，进一步凸显出西南地区民族团结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只有西南各少数民族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才能一致对外，使得西南边境成为保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
　　 二、消除民族隔阂是民族团结的核心要义
　　 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各民族间的隔阂较深，民族工作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敏锐地洞悉到民族隔阂是巩固社会秩序、巩固国防，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障碍，提出搞好团结、消除民族隔阂是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
　　 （一）准确把握好消除民族隔阂的长期性、复杂性特征，是消除民族隔阂的战略前提
　　 邓小平在论述消除民族隔阂时指出：“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①当时在邓小平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民族隔阂有所改善，但是要彻底地消除隔阂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民族隔阂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的综合体。“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②党和政府要把消除民族隔阂作为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的工作来对待，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同时，邓小平认为，在“搞好团结，消除隔阂”的民族工作中不能急切，不能“急性病”，试图在最短时期内解决民族间的隔阂，这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与现实情况相背离的。要有不怕患“慢性病”的战略眼光，要將消除民族隔阂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稳步推进消除民族隔阂的各项工作，最终实现民族团结的战略目标。
　　 （二）正确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是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的现实基础
　　 历史遗留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才能稳固新中国的政权，实现民族团结，和谐共处。从这篇讲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历史遗留的最大问题是民族身份识别问题，以及革命战争时期办了一些“不对的事”两个方面。
　　一是民族身份识别问题。邓小平强调“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以云南、贵州两省为例，云南省“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贵州省的苗族、侗族混淆不清，“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①这种新中国初期民族成分和族称混乱的情况，为新中国处理民族问题带来了定的障碍。尤其是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无法确定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将对代表名额的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要进行民族身份的识别，正确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处理民族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是革命战争年代对各少数民族办了一些“不对的事”。邓小平举例说，“红军I
　　 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使少数民族群众“心里不愿意”。②这些“不对的事”是中国共产党迫于当时的生存压力而采取的无奈之举。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⑧正视这些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要勇于承担，做好解释与赔礼工作，让少数民族群众从“不愿意”转变为“了解”，再到理解，最终变为“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④
　　 （三）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是消除民族隔阂的理论保障
　　 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是有理论保障的。这个理论就是马列主义以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⑤《共同纲领》中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正是这些正确理论的集中体现。例如，《共同纲领》中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民族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I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⑥因此，邓小平坚信：“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⑦同时，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时，在处理民族问题中所形成的中国经验，如内蒙古经验、陕甘宁边区经验等，是我们党在具体的、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宝贵经验和财富，在指导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的执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推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与民族矛盾的挑战，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思想同西南地区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价值的政策措施。
　　 （一）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权益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各民族实际情况的当家作主的道路，即在民族地区坚持和施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管理各自事务，实现政治上的平等，这将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在邓小平看来，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尊重各民族的共同意志。邓小平指出：“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要大多数人赞成。”①在具体工作中认真听取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听取他们的利益诉求。正如邓小平在《谨慎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减租退押和土改》中所提出的，“必须是少数民族人民大多数赞成，自己举手通过”②。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听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诉求，取得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同意、赞成，形成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所有改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改革事宜，一定要在少数民族人民自己要求的基础上与各少数民族人民商量解决，急了就要脱离群众”③。因此，要在协商中充分听取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在具体工作中紧紧围绕这些利益诉求而开展，最终形成各民族在协商中团结，在团结中协商，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 　　 第二，尊重各民族的自我管理民族事务的权利。邓小平指出：“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回。他以改革为例，认为当时情况下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应该由各少数民族行使自主权，创造条件后再进行自我改革，而不是由外在力量去干涉。
　　 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利益。邓小平强调：“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不侵犯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⑥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人民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到侵犯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具体的民族工作中，要以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保障好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努力实现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
　　 （二）坚持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工作方法
　　 在邓小平看来，解决民族隔阂问题，实现民族间团结，应采用政治、经济、化“三位一体”的工作方法。邓小平指出：必须“通过事实”O解除历史上民族间的隔阂问题。这些“事实”是指“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②。这就为“三位一体”工作提出了要求和目标。他强调：“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③
　　 第一，在政治方面，主要集中在推进民族地区改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两个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以土地改革作为主要任务，④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区域的各项改革事宜，应迅速而坚决地废除由于过去大汉族主义统治而形成的那些不合理的制度”⑤。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实现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邓小平指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⑥同时，邓小平也特别强调：“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而是“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⑦在邓小平看来，民族隔阂会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的改革，为了“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推动民族地区的改革时，必须要有少数民族内部力量自发进行推动改革，而不能由外部力量去发动阶级斗争和改革。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各少数民族实行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实现各少数民族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在民族区域自治实施上，一方面，邓小平强调：“现在必须开步走，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①如果政策实施不推进，将会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策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将对各民族当家作主、各民族大团结产生消极的影响。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纲领是正确的，但是少数民族重视的是事实，如果只讲不做，他们就会怀疑和反对我们”②。“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就是要用事实让怀疑的人相信，《共同纲领》不仅符合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是要认真实行的。”③同时，这也表明加快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赢得各少数民族的信任，是消除隔阂、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政治前提和保证。另一方面，邓小平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明了需要满足的条件，分别是民|族同胞集中、历史上有工作基础、军民关系良好（少数民族同人民解放军关系）、有进步组织等四个方面。邓小平以康东为例，“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①。只要满足这四个条件就可以“马上去做工作”，要是条件不具备，可以积极创造条件，比如“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在经济方面，强调要处理好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策要遵循因地制宜原则，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经济贸易中获益。首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政治之间紧密相连，息息相关。邓小平认为，经济问题不解决好，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⑥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少数民族区域的贸易工作乃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绝不要以赚钱为目的，只能是以为藏民服务为目的”⑦。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不利于民族团结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更不利于各民族对于新生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可。其次，要因地制宜制定经济政策。邓小平强调：“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⑧他以贵州吃盐问题、西康贸易问题为例，要求在进行经济政策制定和实行时，要结合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特征，因I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政策。在金融税收方面，要求其他区域的政策不能照搬，“而应另订适合于该地区的办法，以不致引起藏民绝大多数人的反感为原则”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第三，要让少数民族群众在贸易过程中经济获益。邓小平认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②。在贸易过程中，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贸易组织，形成自己的贸易市场，使少数民族免受剥削，多获益。邓小平对西康区党委提出要求，“指示贸易机构在进行与彝区贸易工作中使彝民获得好处”，“这将大大帮助对彝民的团结和争取”。
　　 第三，在文化方面，推动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注重发展各少数民族自身文化。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关键在教育，而教育的关键在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多办学校。面对西南地区教育资源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邓小平提出“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進民族学院深造”④，为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西南地区陆续设立了三所民族学院，对于提升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和加强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此外，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问题，邓小平强调“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⑤。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是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的心理保障 　　 实事求是指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问题的一项法宝。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⑥在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工作中，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工作态度贯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的全过程中。在讲话中，邓小平谦虚地讲到：“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⑦这体现了邓小平高度重视从实际出发，正视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存在的经验不足问题，正因为如此，才能实事求是地制定出符合现实的具体政策，有效推动西南地区的民族建设，促进各民族的团结。
　　 在具体处理民族关系时，邓小平提出了“四不”的工作要求，即“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图。这是因为西南民族问题复杂，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各民族对我们党的政策有顾虑、各民族间还有很深的隔阂，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境，实事求是地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⑨进行工作至关重要。邓小平在考虑是否在彝族中进行土改时，就提出“如果少数民族人民不赞成在那一地区，甚至不赞成在那一家实行时，即应坚决不实行”①。正是因为实事求是地根据现实情况，不盲目一味地脱离实际和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才推动西南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在制定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时，邓小平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和特征出发，力求政策措施与工具体实际相适应。在政治上，面对一些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实施条件不足的问题，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②在经济上，邓小平强调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因地制宜，不能照搬其他非民族地区的具体政策。在文化上，邓小平根据民族地区“迫切需要医药”的实际情况，强调“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③，这是将民族地区卫生条件差、急需得到医疗卫生的幫助的现实需求同民族文化工作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总之，邓小平在坚定执行中央民族政策，运用毛泽东民族思想解决具体地区民族问题时进行了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的民族团结观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地区具体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结合的产物，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民族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发展生产力”转变为“平衡发展、充分发展”，从满足“物质文化需求”转变到“美好生活的需要”，邓小平民族团结观对于推动新时代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付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