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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的记忆除了借助文字,还要借助图像。本文以20世纪前期的中国摄影为主要背景,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的影像有了一个认识的脉络,并以此为基础去重建一个时代的记忆。
【关键词】:民国;摄影艺术;精神活动;
摄影艺术的创作,我认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和生产制作活动。它包括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一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和审美认识;二是运用物质媒介材料和技艺手段将这种审美认识表现出来,使其物化。这样,一幅绘画或摄影作品在成为艺术品之前,则要经历两个大的阶段,前者是创作的构思活动阶段,后者是艺术创作的传达活动阶段,这种创作活动是一种追求艺术美的过程。由此,我们又可得出一点启示,当我们称赞一部艺术品优美时,往往是蕴涵着两层意义:一是指这件作品的表现形态非常优美,二是指这件作品的制作技艺非常精湛。这两种不同的评价,前者对物、对作品,后者对人、对艺术家。
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时间虽早,但在国人中被普遍接受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与绘画、书法等传统艺术门类相比,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摄影,在早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一般民众间的影响力可谓微不足道。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摄影在民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独特地位,使得它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乃至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以照片互赠一度成为民国时期有一定经济基础的雅士们的时尚。一时间,康有为、鲁迅、丰子恺、张爱玲、老舍、冰心等主流学者和作家的介入,更是提升了摄影在全社会特别是“五四”一代学人心目中的影响力。
中国摄影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摄影团体是北京的光社。光社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大学,初名“艺术写真研究会”,后更名为“光社”。1924年至1928年,光社先后五次在中央公园举办摄影作品展览。第一次摄影艺术展览结束后,摄影家陈万里从自己参展的作品中选出12幅,辑成《大风集》画册,这是我国已知最早出版的摄影艺术作品集。
20世纪早期的中国摄影在革命与战争的尘埃中摸索前行,首先是现代摄影理论的启蒙和建设。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而有关摄影的知识和理论,自然也成为新文化运动所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是艺术摄影、新闻摄影、商业摄影等门类摄影的专题研究。艺术摄影通过美学阐释者较多,新闻摄影则需要大量媒体摄影实务的经验总结,至于商业摄影更是与工商业和市场关系密切。相对而言,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受到艺术研究范式和仿效美术创建的如展览等各种学术平台的影响,门类摄影研究以艺术摄影研究最为突出。摄影术普及后,对其艺术性的探讨逐渐多了起来,不少画家开始撰文谈论摄影美学,也有摄影者和画家一样追求唯美的画意风格,所以“美术摄影”的提法在当时得到广泛认同。尤其到了30年代,摄影者和画家一样追求唯美的画意风格,美术摄影在当时得到广泛认同,并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文章,如王劳生的《美术摄影的意義》及美术摄影杂话二则》、邵卧云的《美术摄影略谈》等,丰子恺、徐悲鸿、张大千这些大画家也通过为摄影作品撰写序言等方式阐述自己对摄影与绘画关系的理解,再加上郎静山、吴中行等人用摄影的手段追摹以“写意见长”的传统中国画,“美术摄影”在摄影界和绘画界得到最广泛的认同。除了艺术摄影的探讨外,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新闻摄影和商业摄影也进入研究者的视线,摄影门类研究的出现也意味着摄影理论开始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细分阶段。与艺术摄影相比,新闻摄影和商业摄影还欠缺一些成熟的理论,文字并不集中,在商业摄影领域,虽有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等团体的建立,但商业插图始终以绘画为主,在这种背景下,林泽苍、达斋等人独立的新闻摄影文章的出现就显得极其珍贵了。
再次是摄影材料和技法研究。1844年清人邹伯奇自制照相机,到20世纪初期,人们对摄影材料和技法不再感到陌生。除了摄影发烧友,一般的民众也想多了解摄影的技巧与相关内容,关于镜头、测光、构图、冲印等技术类的摄影著述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1911年,杜就田在《东方杂志》连载《摄影术发明之略史及现今之方法》的长文,1917年,广东香山人陈公哲出版了《摄学测光捷径》一书,并提出“哲式测光表”。
最后是摄影评论的展开。当一种艺术门类开始成熟,相应的艺术评论也开始展开。20世纪前期随着摄影实践不断增加,迫切的需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总结。在当时摄影实践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陈万里、丁悚、金石声等许多著名摄影家开始介入摄影评论。这种摄影评论与前述摄影研究不同,它是通过随笔、点评的形式,紧贴某一件摄影作品或某场摄影展览,并紧密联系个人实践经验,对其成败得失进行价值判断。《良友》杂志1934年第88期发表的著名摄影家陈嘉震拍摄的一组《上海之高阔大》拼贴画,其中把镜头对准30年代大上海的繁华:女子的高跟鞋、摩天大楼、戏院、双层巴士以及无处不在的广告。此时,摄影已经成为民国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新闻摄影和广告摄影丰富了摄影的题材范围,摄影不再是某个个体的精彩瞬间,它也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的真实记录。
整体来看,民国时期的摄影研究算得上博大,但还称不上精深。这个时期的摄影理论发展与“西学东渐”的时代思潮紧密相关。早期的中国摄影理论偏重于形而下的描述,以点评、感想和体验居多,而且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剧烈动荡的时期,也是整个摄影理论史的奠基期,摄影自身“术”大于“学”的特点,使得从学科建设角度把摄影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来审视,进而与其他的学科对话。这种艺术格局为后来的摄影艺术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新与旧、中与西的对照,寻求西方现代性以及这种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调和是我们始终要探讨的问题。现实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正是以这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多彩的现实生活为源泉而创造的,摄影艺术也是如此,美的价值具有超越性,在自然美中,它超越自然,而达到仿佛拟人化的理性结构。而在人类的艺术中,它又超越了人类,仿佛回到了本色的自然,返噗归真。在这个意义上,作品的艺术美,是真、善、美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的,在艺术审美经验中得到了融合。艺术理想的本质在于这样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当代艺术》.鲁热(法).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
[2]《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反思》.李倍雷.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
[3]《艺术格调》.邵大箴.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年;
[4]《民国摄影文化》.祝帅、杨简如.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年5月。
【关键词】:民国;摄影艺术;精神活动;
摄影艺术的创作,我认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和生产制作活动。它包括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一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和审美认识;二是运用物质媒介材料和技艺手段将这种审美认识表现出来,使其物化。这样,一幅绘画或摄影作品在成为艺术品之前,则要经历两个大的阶段,前者是创作的构思活动阶段,后者是艺术创作的传达活动阶段,这种创作活动是一种追求艺术美的过程。由此,我们又可得出一点启示,当我们称赞一部艺术品优美时,往往是蕴涵着两层意义:一是指这件作品的表现形态非常优美,二是指这件作品的制作技艺非常精湛。这两种不同的评价,前者对物、对作品,后者对人、对艺术家。
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时间虽早,但在国人中被普遍接受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与绘画、书法等传统艺术门类相比,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摄影,在早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一般民众间的影响力可谓微不足道。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摄影在民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独特地位,使得它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乃至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以照片互赠一度成为民国时期有一定经济基础的雅士们的时尚。一时间,康有为、鲁迅、丰子恺、张爱玲、老舍、冰心等主流学者和作家的介入,更是提升了摄影在全社会特别是“五四”一代学人心目中的影响力。
中国摄影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摄影团体是北京的光社。光社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大学,初名“艺术写真研究会”,后更名为“光社”。1924年至1928年,光社先后五次在中央公园举办摄影作品展览。第一次摄影艺术展览结束后,摄影家陈万里从自己参展的作品中选出12幅,辑成《大风集》画册,这是我国已知最早出版的摄影艺术作品集。
20世纪早期的中国摄影在革命与战争的尘埃中摸索前行,首先是现代摄影理论的启蒙和建设。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而有关摄影的知识和理论,自然也成为新文化运动所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是艺术摄影、新闻摄影、商业摄影等门类摄影的专题研究。艺术摄影通过美学阐释者较多,新闻摄影则需要大量媒体摄影实务的经验总结,至于商业摄影更是与工商业和市场关系密切。相对而言,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受到艺术研究范式和仿效美术创建的如展览等各种学术平台的影响,门类摄影研究以艺术摄影研究最为突出。摄影术普及后,对其艺术性的探讨逐渐多了起来,不少画家开始撰文谈论摄影美学,也有摄影者和画家一样追求唯美的画意风格,所以“美术摄影”的提法在当时得到广泛认同。尤其到了30年代,摄影者和画家一样追求唯美的画意风格,美术摄影在当时得到广泛认同,并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文章,如王劳生的《美术摄影的意義》及美术摄影杂话二则》、邵卧云的《美术摄影略谈》等,丰子恺、徐悲鸿、张大千这些大画家也通过为摄影作品撰写序言等方式阐述自己对摄影与绘画关系的理解,再加上郎静山、吴中行等人用摄影的手段追摹以“写意见长”的传统中国画,“美术摄影”在摄影界和绘画界得到最广泛的认同。除了艺术摄影的探讨外,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新闻摄影和商业摄影也进入研究者的视线,摄影门类研究的出现也意味着摄影理论开始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细分阶段。与艺术摄影相比,新闻摄影和商业摄影还欠缺一些成熟的理论,文字并不集中,在商业摄影领域,虽有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等团体的建立,但商业插图始终以绘画为主,在这种背景下,林泽苍、达斋等人独立的新闻摄影文章的出现就显得极其珍贵了。
再次是摄影材料和技法研究。1844年清人邹伯奇自制照相机,到20世纪初期,人们对摄影材料和技法不再感到陌生。除了摄影发烧友,一般的民众也想多了解摄影的技巧与相关内容,关于镜头、测光、构图、冲印等技术类的摄影著述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1911年,杜就田在《东方杂志》连载《摄影术发明之略史及现今之方法》的长文,1917年,广东香山人陈公哲出版了《摄学测光捷径》一书,并提出“哲式测光表”。
最后是摄影评论的展开。当一种艺术门类开始成熟,相应的艺术评论也开始展开。20世纪前期随着摄影实践不断增加,迫切的需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总结。在当时摄影实践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陈万里、丁悚、金石声等许多著名摄影家开始介入摄影评论。这种摄影评论与前述摄影研究不同,它是通过随笔、点评的形式,紧贴某一件摄影作品或某场摄影展览,并紧密联系个人实践经验,对其成败得失进行价值判断。《良友》杂志1934年第88期发表的著名摄影家陈嘉震拍摄的一组《上海之高阔大》拼贴画,其中把镜头对准30年代大上海的繁华:女子的高跟鞋、摩天大楼、戏院、双层巴士以及无处不在的广告。此时,摄影已经成为民国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新闻摄影和广告摄影丰富了摄影的题材范围,摄影不再是某个个体的精彩瞬间,它也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的真实记录。
整体来看,民国时期的摄影研究算得上博大,但还称不上精深。这个时期的摄影理论发展与“西学东渐”的时代思潮紧密相关。早期的中国摄影理论偏重于形而下的描述,以点评、感想和体验居多,而且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剧烈动荡的时期,也是整个摄影理论史的奠基期,摄影自身“术”大于“学”的特点,使得从学科建设角度把摄影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来审视,进而与其他的学科对话。这种艺术格局为后来的摄影艺术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新与旧、中与西的对照,寻求西方现代性以及这种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调和是我们始终要探讨的问题。现实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正是以这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多彩的现实生活为源泉而创造的,摄影艺术也是如此,美的价值具有超越性,在自然美中,它超越自然,而达到仿佛拟人化的理性结构。而在人类的艺术中,它又超越了人类,仿佛回到了本色的自然,返噗归真。在这个意义上,作品的艺术美,是真、善、美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的,在艺术审美经验中得到了融合。艺术理想的本质在于这样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当代艺术》.鲁热(法).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
[2]《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反思》.李倍雷.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
[3]《艺术格调》.邵大箴.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年;
[4]《民国摄影文化》.祝帅、杨简如.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