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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所的管理上，李迅雷始终抱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2000年，这种心态带动了国泰君安研究向服务外部客户的市场化转型，如今，他对于研究视野、人才流动的开放心态，同样着眼于研究所的长远发展。
从对内服务到拓展市场化外部服务，从粗放式服务到更细致、深入的针对性服务，获得“杰出研究领袖奖”的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作为国内证券研究行业的领军者之一，以其不断探索影响着证券研究行业的发展方向。
研究市场化带动经纪业务增长
李迅雷与证券业结缘于1989年。那时，他正在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常常需要翻译世界银行的出版物。此时，中国证券业刚刚萌芽，市场上几乎没有证券基础知识方面的书籍，受万国证券委托，他根据港台、西方金融投资学方面的资料，参加编写了《万国证券实用手册》，也对这个市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他对证券市场也有了近距离的观察。毕业后留校从事财经研究工作的李迅雷，开始陆续在证券类媒体上开设专栏，并成为一些券商营业部的投资顾问。1996年，他正式加入君安证券研究所，从事宏观研究。令他至今仍感自豪的是，这一年，面对市场的狂热，他已撰文表示内地股市走向成熟需要20－30年，呼吁投资者要客观理性。“我对全球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作过全面比较，感到股市的发展不可能脱离经济、金融的发展水平。因此，比内地更早设立的台湾股市至今仍是新兴市场。”
1997年，他升任所长助理，1998年担任副所长。1999年君安与国泰证券合并，2000年起，李迅雷开始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正是在这一年，他有感于券商研究只服务于内部，属于垄断性服务，提升研究的水准和有效性很困难，且公司各业务部门对研究支持的满意度也很低，因此提出“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倡导券商研究注重商业价值，根据外部机构客户的需求确定研究内容。他的心态很开放：“如果内部服务不能满足业务部门的需要，我也主张业务部门到外部去找服务支持。”
这一市场化方向，引起了很多争议。“虽然这时约有10只基金，但它们给予券商的分仓还很少，2000年国泰君安的分仓量排在十名以外，只有几百万的佣金，因此，对外服务值不值，研究所内部争议也很大。”李迅雷认为，研究部门对外服务，实际上还是为券商的经纪业务服务，“虽然那时外部服务还看不到未来，但长远来看，机构客户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这也是很多成熟市场的特征。他们的研究机构都是为机构和有钱人服务的。我们那时讲的多的是为营业部的零售客户服务，因为那时是散户市场，但是研究机构与散户的理念是不一致的，这是做不了的服务。而且，为机构客户服务的成本低于散户，收益也比散户更高，研究部门和机构在专业性、理念上也匹配。”
李迅雷的坚持，令国泰君安研究团队的优势显现。“我们对于技术分析比较排斥，觉得纯粹通过对盘面的分析来提出投资建议缺乏说服力，所以就提倡搞上市公司调研，算是开行业公司研究之先河。当时，也没想到要评最佳分析师，只想在价值投资理念上得到市场的认同。那时，基金全是封闭式，也比较好发行，对券商的基金代销业务依赖比较少，因此对券商研究的需求更纯粹，研究对于分仓的提升作用也更大。”到2001年，国泰君安的基金佣金分仓量已有了突飞猛进，排名位居第四，到2002年更跃居第一，并一直保持到现在。其数额从1999年的200多万元，到今年可望超过1亿元，近几年来，基金的交易量一直占公司经纪业务总量的1／10左右。“今年，公司成立了销售交易总部，原来的争议也就没有了，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消失了。”
从粗放服务到个性服务
李迅雷认为，券商研究部门的负责人，职责在于实现人员、资源的优化配置，把握研究的方向。执著于思考的他，也不断探索券商研究的方向，如何“做出特色，不入俗套”，并根据市场需求予以调整：从较早成立行业公司部、市场研究部，到针对QFII提供英文报告、因应IPO成立新股研究小组。在人员的配置上，他注重研究所的梯队建设，在一些行业中实行以老带新的团队研究制，并希望寻找一个胜任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加强与QFII等机构的沟通。
他希望，充当“研究所灵魂”的策略小组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策略研究对行业研究、行业研究对公司研究的指导，从“自下而上的研究”过渡为“自上而下的研究”。同时，由于研究机构的服务对象又增加了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机构，他提出，以前粗放的策略研究必须改变，“一级厨师是会配料的厨师。我们策略研究的落脚点也应该是配料，要针对不同类型与风险偏好的客户，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有操作性的组合投资方案”，这将是国泰君安2007年研究的新亮点。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他提醒研究员学习摩根士丹利、UBS等大行着眼全球配置资产的视野，要研究谁在买中国股票。“不同地区的投资者对于资产的回报预期不同。美国利率较高，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要求也比较高，而日本的资金显然不同。目前，购买中国股票的资金主要来自日本、中东，因此A股的估价空间比较大，可以看高一线。”
平和、低调的李迅雷，在业内享有极高的威望。他自认“管理风格比较平等”，因为“国泰君安的研究员平均年龄最大，特长各异，管理上不能推行生产流水线方式”。在他的带领下，国泰君安明星分析师辈出，研究水平与人员一直相对稳定。在一些研究所担心人才流失时，他却心态开放，认为流动性太低也会影响分析师的学习能力与进取心，所以，他强调分析师的学习能力，自己也身体力行，并乐于将自己对新方法、新工具的学习体会与研究员们分享。比如，他提醒他们尝试以行为金融学分析市场，也以此分析研究员：“我们对近几年分析师的预测和上市公司的业绩作了调查，发现牛市行情中，分析师普遍存在乐观情绪，他们的预期平均高出公司实际业绩20％。这一方面有牛市对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分析师希望多分佣金的因素，但并不能就此指责分析师的立场。”他认为，就分析师的职业操守而言，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内部交易、市场操纵。
见证中国证券市场成长的他，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对历史的兴趣，是对于未来的兴趣。”他说，“生命短促，所以经济和市场的短暂波动往往被人们当作拐点”，而他习惯以十年的长度来度量A股市场的发展，以求更好地把握。因为研究历史，他认为，牛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而且一旦形成趋势，很难逆转，因此，投资者寻找拐点不如顺应趋势。在《探寻拐点还是追随趋势》(详见本刊7月号)的PPT首页，他特意放了自己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拍的照片：“人们置身于此，往往会以为这是一个拐点，但实际上，滔滔江水的走向并没有因180度的转弯而改变大方向。”
2000年，这种心态带动了国泰君安研究向服务外部客户的市场化转型，如今，他对于研究视野、人才流动的开放心态，同样着眼于研究所的长远发展。
从对内服务到拓展市场化外部服务，从粗放式服务到更细致、深入的针对性服务，获得“杰出研究领袖奖”的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作为国内证券研究行业的领军者之一，以其不断探索影响着证券研究行业的发展方向。
研究市场化带动经纪业务增长
李迅雷与证券业结缘于1989年。那时，他正在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常常需要翻译世界银行的出版物。此时，中国证券业刚刚萌芽，市场上几乎没有证券基础知识方面的书籍，受万国证券委托，他根据港台、西方金融投资学方面的资料，参加编写了《万国证券实用手册》，也对这个市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他对证券市场也有了近距离的观察。毕业后留校从事财经研究工作的李迅雷，开始陆续在证券类媒体上开设专栏，并成为一些券商营业部的投资顾问。1996年，他正式加入君安证券研究所，从事宏观研究。令他至今仍感自豪的是，这一年，面对市场的狂热，他已撰文表示内地股市走向成熟需要20－30年，呼吁投资者要客观理性。“我对全球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作过全面比较，感到股市的发展不可能脱离经济、金融的发展水平。因此，比内地更早设立的台湾股市至今仍是新兴市场。”
1997年，他升任所长助理，1998年担任副所长。1999年君安与国泰证券合并，2000年起，李迅雷开始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正是在这一年，他有感于券商研究只服务于内部，属于垄断性服务，提升研究的水准和有效性很困难，且公司各业务部门对研究支持的满意度也很低，因此提出“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倡导券商研究注重商业价值，根据外部机构客户的需求确定研究内容。他的心态很开放：“如果内部服务不能满足业务部门的需要，我也主张业务部门到外部去找服务支持。”
这一市场化方向，引起了很多争议。“虽然这时约有10只基金，但它们给予券商的分仓还很少，2000年国泰君安的分仓量排在十名以外，只有几百万的佣金，因此，对外服务值不值，研究所内部争议也很大。”李迅雷认为，研究部门对外服务，实际上还是为券商的经纪业务服务，“虽然那时外部服务还看不到未来，但长远来看，机构客户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这也是很多成熟市场的特征。他们的研究机构都是为机构和有钱人服务的。我们那时讲的多的是为营业部的零售客户服务，因为那时是散户市场，但是研究机构与散户的理念是不一致的，这是做不了的服务。而且，为机构客户服务的成本低于散户，收益也比散户更高，研究部门和机构在专业性、理念上也匹配。”
李迅雷的坚持，令国泰君安研究团队的优势显现。“我们对于技术分析比较排斥，觉得纯粹通过对盘面的分析来提出投资建议缺乏说服力，所以就提倡搞上市公司调研，算是开行业公司研究之先河。当时，也没想到要评最佳分析师，只想在价值投资理念上得到市场的认同。那时，基金全是封闭式，也比较好发行，对券商的基金代销业务依赖比较少，因此对券商研究的需求更纯粹，研究对于分仓的提升作用也更大。”到2001年，国泰君安的基金佣金分仓量已有了突飞猛进，排名位居第四，到2002年更跃居第一，并一直保持到现在。其数额从1999年的200多万元，到今年可望超过1亿元，近几年来，基金的交易量一直占公司经纪业务总量的1／10左右。“今年，公司成立了销售交易总部，原来的争议也就没有了，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消失了。”
从粗放服务到个性服务
李迅雷认为，券商研究部门的负责人，职责在于实现人员、资源的优化配置，把握研究的方向。执著于思考的他，也不断探索券商研究的方向，如何“做出特色，不入俗套”，并根据市场需求予以调整：从较早成立行业公司部、市场研究部，到针对QFII提供英文报告、因应IPO成立新股研究小组。在人员的配置上，他注重研究所的梯队建设，在一些行业中实行以老带新的团队研究制，并希望寻找一个胜任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加强与QFII等机构的沟通。
他希望，充当“研究所灵魂”的策略小组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策略研究对行业研究、行业研究对公司研究的指导，从“自下而上的研究”过渡为“自上而下的研究”。同时，由于研究机构的服务对象又增加了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机构，他提出，以前粗放的策略研究必须改变，“一级厨师是会配料的厨师。我们策略研究的落脚点也应该是配料，要针对不同类型与风险偏好的客户，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有操作性的组合投资方案”，这将是国泰君安2007年研究的新亮点。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他提醒研究员学习摩根士丹利、UBS等大行着眼全球配置资产的视野，要研究谁在买中国股票。“不同地区的投资者对于资产的回报预期不同。美国利率较高，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要求也比较高，而日本的资金显然不同。目前，购买中国股票的资金主要来自日本、中东，因此A股的估价空间比较大，可以看高一线。”
平和、低调的李迅雷，在业内享有极高的威望。他自认“管理风格比较平等”，因为“国泰君安的研究员平均年龄最大，特长各异，管理上不能推行生产流水线方式”。在他的带领下，国泰君安明星分析师辈出，研究水平与人员一直相对稳定。在一些研究所担心人才流失时，他却心态开放，认为流动性太低也会影响分析师的学习能力与进取心，所以，他强调分析师的学习能力，自己也身体力行，并乐于将自己对新方法、新工具的学习体会与研究员们分享。比如，他提醒他们尝试以行为金融学分析市场，也以此分析研究员：“我们对近几年分析师的预测和上市公司的业绩作了调查，发现牛市行情中，分析师普遍存在乐观情绪，他们的预期平均高出公司实际业绩20％。这一方面有牛市对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分析师希望多分佣金的因素，但并不能就此指责分析师的立场。”他认为，就分析师的职业操守而言，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内部交易、市场操纵。
见证中国证券市场成长的他，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对历史的兴趣，是对于未来的兴趣。”他说，“生命短促，所以经济和市场的短暂波动往往被人们当作拐点”，而他习惯以十年的长度来度量A股市场的发展，以求更好地把握。因为研究历史，他认为，牛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而且一旦形成趋势，很难逆转，因此，投资者寻找拐点不如顺应趋势。在《探寻拐点还是追随趋势》(详见本刊7月号)的PPT首页，他特意放了自己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拍的照片：“人们置身于此，往往会以为这是一个拐点，但实际上，滔滔江水的走向并没有因180度的转弯而改变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