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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沟通的重要性，而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工具——翻译与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内热议的话题。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给翻译造成了障碍，其中很多文化的不可译也在跨文化交际中唤起了更多关注。本文将从语言、文化和翻译关系的基础上探究并寻求文化翻译的技巧，从而最大可能地实现翻译的文化对等。
【关键词】：语言；文化；翻译；技巧；对等
一、引言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范存忠1985 ：80 ）在全球一体化的跨文化语境中，翻译和文化紧密相连，翻译不再是语言间的表层对等，而是一种文化的转换和对等。1954年，卡萨格兰德宣称：翻译不是翻译语言，而是翻译文化。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2000：110）也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语言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因此，在国际化语境下的翻译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对等并非一件简单之事，不仅需要译者熟练掌握两种语言，而且更需要译者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在从源语文化介绍到目标语文化时译者自身的文化态度也至关重要，其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了译者的自我定位，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阐释，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好的翻译不仅要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更要做到文化意义上的对等。
二、语言、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对于语言的最基本的定义，普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系统。”（高名凯、石安石 1963：16）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乔姆斯基把语言当做人脑的先天机制，不难发现，这些定义都未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直到近代，语言和社会与文化的联系才得以重视。新法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梅耶明确表示：“语言毫无疑问是社会现象。”而最具代表性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结构是文化结构的本源和决定因素。谈及文化概念，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曾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名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俞佳乐、许钧 2004：39）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是某一社会在某一时期的特有产物，例如：古代希腊文化。“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s，原意为“开发，开化”。汉语中“文化”一词则是19世纪末从日文中转译而来。作为文化沟通的载体——翻译，其本质就是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源语所承載的文化功能。语言文字是民族社会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刘宓庆 1999：47）翻译不能忽视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功能，它正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展现异域文化。从理论上讲，语言不仅具有认知与表达功能，还有储存文化信息和传播文化传统的社会功能。因此，当文字表达一种思想或叙述某个事物时，它不再是单纯的语言传播，而是一种文化的流传。
翻译涉及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因此在信息交流和文化传递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国际多元文化语境这个大环境。“社会文化可以赋予一个词、词组、句子社会文化意义，许多看似平常的词语却蕴含着非常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刘宓庆 2001：319） 例如汉语成语“三顾茅庐”只有放在特定的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下才能被理解。有时，词语的变化正是文化变迁的记载，例如“大白”一词，如今经常使用的“真相大白”一词中的“大白”指的是清楚、明白的意思，但在春秋战国时“大白”指的是白色的旗子，汉代时指酒杯，唐代时指“白帽子”，现今却指迪士尼动画《超能陆战队》中的健康机器人大白（Baymax），其因呆萌的外表和善良的本质获得大家的喜爱。英语中有关颜色的词汇与中文里的文化含义大相径庭，例如蓝色（blue）在中国文化中给人恬静，心旷神怡的感觉，提及蓝色，人们会第一时间想到蓝天、大海，而在英语里常指人的心情忧郁或者沮丧，除此之外在英语里还指黄色的、下流的，如blue talk（下流的言论），blue book（黄色书刊）。
既然翻译不再是语言表层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对等，那么对文化的转换和翻译是否可以称之为“文化翻译”或是“跨文化翻译”？当代英国译论家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和莫伊拉·考伊（Moria Cowie）在《翻译学词典》中是这样定义“文化翻译”的：文化翻译指任何语言和文化因素敏感的翻译。这种敏感性既包括了对原文中文化因素的转述，也包括了基于原文文化对译语文化词语的重新解释。（魏瑾2009：10）刘宓庆认为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容载或含蕴着文化信息的意义。文化翻译分为广义的文化翻译与狭义的文化翻译。宏观的、广义的文化翻译涵盖容载一切文化信息的意义转换，其中包括语法意义。狭义的文化翻译是我们议论的最多的，指文化矩阵中各层次反应在语言中的意义，集中于词汇、词组、句子、语段（句子的有组织集结）、风格和语言文化心理等层面中。（同上 2009：11：）孙艺风在《翻译与多元之美》中提到：文化翻译与跨文化翻译，虽一字之差，但有重大区别。如果说后者注重的是跨越文化差异，前者的重点则在直面差异，更为直接地涉及文化冲突与融合。（孙艺风 2008：12）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文化翻译和跨文化翻译它们的侧重点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文化本来就是翻译的组成部分。
三、翻译与译者文化态度的关系
从源语文化介绍到目标语文化时译者自身的文化态度也至关重要，其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了译者的自我定位，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阐释，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王岫庐在2014年发表于《中国翻译》的《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及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一文中对“译者的文化态度”这一概念进行了简单梳理，他提到：“译者的文化态度”这一概念实际上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王岫庐 2014：21）众所周知，翻译是需要考虑语境问题的，源文文本一定在某一程度上体现了源语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而译者对其的理解并不是只停留在语言层面，因此译者在译文中再现的相关文化因素也正是其对源文的认识、理解与态度。由于翻译活动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需考虑到目的语语言文化的特征和语言特点，其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将直接影响翻译过程中技巧与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再者，译者作为两种不同文化间的沟通者，其立场是否完全中立？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完全或者绝对的事情，放在翻译中也不无例外。译者对比两种文化，在分析与反思中作出权衡，这个权衡必然是要么偏向于迎合目的与文化，要么侧重于对源语文化的阐释。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译者的文化态度会直接影响译文中文化再现的偏向，如果译者认同源语文化价值，其翻译策略则趋向异化；若译者更看重本土文化传统，则其翻译策略多以归化为主。翻译界内有句话：好的翻译就如同“戴着镣铐跳舞”。不难理解，成功的翻译都是有所限制又有所发挥。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伴随殊荣而来的还有种种质疑。很多人都会问，诺贝尔评委组是看了莫言的中文原著还是葛浩文的英译本或是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才评选出的呢？毋庸置疑，葛浩文的英译本是起到推波之力作用的，他在英译本中准确再现了莫言的风格，对一些独具地方色彩的风俗和现象作了跨文化阐释，消除了语言粗俗的一面，整体上显得更加美妙高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是认同莫言作品中的文化价值以及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因此其翻译过程中肯定趋向的是异化策略。客观来件，莫言的获奖与自身出众的文学写作功底必然分不开，但我们不可否认葛浩文的英译本和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四、文化翻译中的技巧
我们认识到文化差异构成了翻译的障碍，因此文化翻译最为关注的是文化差异，以及由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读、误解和误差。翻译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在源文和目的文之间建立文化对等，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这种文化对等，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探究词语文化内涵
中英文中有大量特殊含义的词语，有关动物和颜色的词在中英文不同环境下的认知和理解大大不同。
例如猫头鹰（owl）在英语中代表的是充满智慧的鸟，在很多儿童故事绘本和漫画中，猫头鹰总是以沉着、冷静、严肃、聪明的形象出现，成语as wise as an owl正好也体现该含义。除此之外，owlish一词也通常形容人聪明、严肃。而汉语中的猫头鹰其意象与英文中的则完全不同。由于猫头鹰经常在夜间活动，叫声凄厉，所以人们常将它的叫声与死人联系，进而出现猫头鹰叫孝的说法，当然这是一种迷信。迷信的人认为看到猫头鹰或者听到其叫声，则家里可能会死人，而“夜猫子进宅”这一说法正好就表示大祸临头，厄运将至。但相同的一点是，由于猫头鹰夜间活动的习惯，英文中的owl可指“经常熬夜的人”或“习惯于夜间活动得人”，这一点与汉语中的“夜猫子”的内在含义正好相吻合。
中英两种语言中牛、马、虎、狮子的角色和形象需要特殊注意，用汉语中文化色彩的表达方式取代英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表达方式。牛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是体格强壮，终日劳碌，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典范，如“力大如牛”、“气壮如牛”、“俯首甘为孺子牛”等都是赞美牛的词语。而英文中牛的特点却是性情暴躁，桀骜不驯，横冲直撞等。因此，中英文中的牛所代表的意象在文化内涵上并不对等，但是有些词语中牛和马的深层含义恰好吻合。如“Talk horse.”表面意思为“谈马”，但实际上深层含义为“吹牛”；“He is really a willing horse.”表面意思为“他真是一匹热心的马”但正确的含义为“他真是头老黄牛”；“He is as strong as a horse.”表面意思为“壮如马”，实际含义为“他气壮如牛”。
再如颜色中的“红”。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红色，由于太阳的赤红颜色，人们对太阳和阳光格外喜爱。阳光温暖，充满活力和力量，使得万物生长，象征着喜庆与美好，所以中国人至今过年过节要贴红对联、红福字、挂大红灯笼，结婚贴红喜字，新娘穿红嫁衣等。除此之外，红色还象征着顺利、成功以及革命和进步，如：生意红红火火代表生意兴旺；中共最早的政权“红色政权”及武装“红军”等。如今的“中国红”一词也已经在全世界传播和流行开来。但是在西方人的观念里，红色容易使人联想到“血”，以及与暴力革命和危险相关的东西，恐惧感极强。他们认为红色象征着血腥、残暴、激进、灾祸等不好的事物。这是因为在《圣经》中，第一条龙就是红色的，也正是恶魔之首撒旦。由此，红色在英文中具有贬义色彩，如red battle（血战）、red hands（沾满血腥的手）、red activities（左派激进运动）、red alert（空袭警报）、red balance（赤字差额）、in the red（经营亏本）等。
综上所述，我们在翻译时一定不能被词语的字面意思所迷惑，而是要将其置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下探究并选择其深层文化内涵，这些表面上很简单的词语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本身的意义，它们中间积淀着深厚的文化信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体现着不同地域的民俗和社会文化内涵。
2.淡化源文文化色彩
通常，对于大众读者而言，判断一个译本的好与坏就是看它是否与目的语文化传统以及读者自身的审美意识相一致，换言之，源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是否实现了等值转换。（王颖 2011：92）在有关文化的翻译中，有一大难点即译者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对应的文化信息，尤其是某些反映民族特点的词语，这就会造成文化缺失。很多学者都曾强调过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目的语读者能和源语读者一样去理解和欣赏文本，只有这样，翻译才是达到了真正的交际功能。所采取的淡化策略在翻译中被称为终极手段，也就是说这时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淡化虽然会造成源文中一些形象化或者比喻的缺失，但肯定的是要强于硬译或者死译。
如带有比喻意义的词语，英国的警察巡逻车因其车身上的黑白条纹形似大熊猫而被称为“Panda car”，若译为“熊猫车”，这就令人无法理解。同理， “apple-polisher”译为马屁精而不是“清洗苹果的人”。成语“来龙去脉”原指山脉的走势和去向像龙体一样起伏，现在比喻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或者一个人的来历，在英译时不必再译出“山势”“龙体”等，整体淡化为“the clue to something”或“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再如一些典故的翻译。众所周知，典故多为生动形象的故事浓缩而成，行文虽然简单，内涵却十分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常以书面的或者口头的形式出现于不同文体中。但是，由于语言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历史背景不同，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典故都有着各自的独特含义。汉语中的典故多为四字结构，如“三顾茅庐”、“愚公移山”等。英语中的典故大多出自于《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神话，如“Trojan Horse（特洛伊木马）”、“Tower of Babel（巴别通天塔）”等。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便长篇大论，因此不能用释译的方式将其典故进行完整的解释说明，此时就需要用淡化源语文化色彩的方式只译出本意即可。如“三顾茅庐”（a repeated and whole-hearted invitation）、“完璧归赵”（return sth. to sb. in good condition）、“百步穿杨”（extremely good at shooting）、“负荆请罪”（making an active apology）、Water Gate（水门，丑闻事件）、Achilles’hell（致命弱点）、Pandora’s box（灾难、祸害之源）、Castles in Spain（空中楼阁、白日梦、空想）等等。
五、结语
语言、文化与翻译三者互为载体，关系密不可分。翻译用不同的语言把一个文本从一种文化语境转换到另一个文化语境，这不仅是语言文字的简单转换，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论作为读者还是译者，我们要以开放、宽容的姿态和跨文化的视野来接收外来文化，从而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尤其作为译者，更需要熟悉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因为译者对其文化的理解将直接在译作中影响读者的感知。在如今全世界文化共享的环境下，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工具，其发展和活动一直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站在宏观的角度上探索如何才能将有关文化的翻译做到更好？而等值转换就是一个目标和原则，这是最直接地实现文化对等的途径。好的翻译可以使读者产生共鸣，从而形成某种精神动力。在文化翻译中善用一些方法与技巧，善于变通，则有助于文化信息的成功传递。
参考文献：
Eugene A. Nida. 2000.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范存忠，1985，《漫谈翻译、翻译理论与技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高名凯，石安石，1963，《语言学概论》[M]。上海：中华书局。
刘宓庆，2001，《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宓庆，1999，《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孫艺风，2008，翻译与多元之美[J]，《中国翻译》（4）：12。
魏瑾，2009，《文化介入与翻译的文本行为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王颖，2011，翻译与文化再现[J]，《外国语文》（2）：92。
王岫庐，2014，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及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J]，《中国翻译》（4）：21。
俞佳乐，许钧，2004，翻译的文化社会学观[J]，《中国翻译》（1）：39。
【关键词】：语言；文化；翻译；技巧；对等
一、引言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范存忠1985 ：80 ）在全球一体化的跨文化语境中，翻译和文化紧密相连，翻译不再是语言间的表层对等，而是一种文化的转换和对等。1954年，卡萨格兰德宣称：翻译不是翻译语言，而是翻译文化。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2000：110）也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语言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因此，在国际化语境下的翻译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对等并非一件简单之事，不仅需要译者熟练掌握两种语言，而且更需要译者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在从源语文化介绍到目标语文化时译者自身的文化态度也至关重要，其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了译者的自我定位，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阐释，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好的翻译不仅要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更要做到文化意义上的对等。
二、语言、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对于语言的最基本的定义，普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系统。”（高名凯、石安石 1963：16）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乔姆斯基把语言当做人脑的先天机制，不难发现，这些定义都未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直到近代，语言和社会与文化的联系才得以重视。新法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梅耶明确表示：“语言毫无疑问是社会现象。”而最具代表性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结构是文化结构的本源和决定因素。谈及文化概念，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曾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名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俞佳乐、许钧 2004：39）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是某一社会在某一时期的特有产物，例如：古代希腊文化。“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s，原意为“开发，开化”。汉语中“文化”一词则是19世纪末从日文中转译而来。作为文化沟通的载体——翻译，其本质就是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源语所承載的文化功能。语言文字是民族社会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刘宓庆 1999：47）翻译不能忽视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功能，它正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展现异域文化。从理论上讲，语言不仅具有认知与表达功能，还有储存文化信息和传播文化传统的社会功能。因此，当文字表达一种思想或叙述某个事物时，它不再是单纯的语言传播，而是一种文化的流传。
翻译涉及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因此在信息交流和文化传递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国际多元文化语境这个大环境。“社会文化可以赋予一个词、词组、句子社会文化意义，许多看似平常的词语却蕴含着非常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刘宓庆 2001：319） 例如汉语成语“三顾茅庐”只有放在特定的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下才能被理解。有时，词语的变化正是文化变迁的记载，例如“大白”一词，如今经常使用的“真相大白”一词中的“大白”指的是清楚、明白的意思，但在春秋战国时“大白”指的是白色的旗子，汉代时指酒杯，唐代时指“白帽子”，现今却指迪士尼动画《超能陆战队》中的健康机器人大白（Baymax），其因呆萌的外表和善良的本质获得大家的喜爱。英语中有关颜色的词汇与中文里的文化含义大相径庭，例如蓝色（blue）在中国文化中给人恬静，心旷神怡的感觉，提及蓝色，人们会第一时间想到蓝天、大海，而在英语里常指人的心情忧郁或者沮丧，除此之外在英语里还指黄色的、下流的，如blue talk（下流的言论），blue book（黄色书刊）。
既然翻译不再是语言表层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对等，那么对文化的转换和翻译是否可以称之为“文化翻译”或是“跨文化翻译”？当代英国译论家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和莫伊拉·考伊（Moria Cowie）在《翻译学词典》中是这样定义“文化翻译”的：文化翻译指任何语言和文化因素敏感的翻译。这种敏感性既包括了对原文中文化因素的转述，也包括了基于原文文化对译语文化词语的重新解释。（魏瑾2009：10）刘宓庆认为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容载或含蕴着文化信息的意义。文化翻译分为广义的文化翻译与狭义的文化翻译。宏观的、广义的文化翻译涵盖容载一切文化信息的意义转换，其中包括语法意义。狭义的文化翻译是我们议论的最多的，指文化矩阵中各层次反应在语言中的意义，集中于词汇、词组、句子、语段（句子的有组织集结）、风格和语言文化心理等层面中。（同上 2009：11：）孙艺风在《翻译与多元之美》中提到：文化翻译与跨文化翻译，虽一字之差，但有重大区别。如果说后者注重的是跨越文化差异，前者的重点则在直面差异，更为直接地涉及文化冲突与融合。（孙艺风 2008：12）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文化翻译和跨文化翻译它们的侧重点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文化本来就是翻译的组成部分。
三、翻译与译者文化态度的关系
从源语文化介绍到目标语文化时译者自身的文化态度也至关重要，其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了译者的自我定位，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阐释，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王岫庐在2014年发表于《中国翻译》的《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及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一文中对“译者的文化态度”这一概念进行了简单梳理，他提到：“译者的文化态度”这一概念实际上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王岫庐 2014：21）众所周知，翻译是需要考虑语境问题的，源文文本一定在某一程度上体现了源语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而译者对其的理解并不是只停留在语言层面，因此译者在译文中再现的相关文化因素也正是其对源文的认识、理解与态度。由于翻译活动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需考虑到目的语语言文化的特征和语言特点，其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将直接影响翻译过程中技巧与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再者，译者作为两种不同文化间的沟通者，其立场是否完全中立？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完全或者绝对的事情，放在翻译中也不无例外。译者对比两种文化，在分析与反思中作出权衡，这个权衡必然是要么偏向于迎合目的与文化，要么侧重于对源语文化的阐释。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译者的文化态度会直接影响译文中文化再现的偏向，如果译者认同源语文化价值，其翻译策略则趋向异化；若译者更看重本土文化传统，则其翻译策略多以归化为主。翻译界内有句话：好的翻译就如同“戴着镣铐跳舞”。不难理解，成功的翻译都是有所限制又有所发挥。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伴随殊荣而来的还有种种质疑。很多人都会问，诺贝尔评委组是看了莫言的中文原著还是葛浩文的英译本或是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才评选出的呢？毋庸置疑，葛浩文的英译本是起到推波之力作用的，他在英译本中准确再现了莫言的风格，对一些独具地方色彩的风俗和现象作了跨文化阐释，消除了语言粗俗的一面，整体上显得更加美妙高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是认同莫言作品中的文化价值以及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因此其翻译过程中肯定趋向的是异化策略。客观来件，莫言的获奖与自身出众的文学写作功底必然分不开，但我们不可否认葛浩文的英译本和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四、文化翻译中的技巧
我们认识到文化差异构成了翻译的障碍，因此文化翻译最为关注的是文化差异，以及由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读、误解和误差。翻译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在源文和目的文之间建立文化对等，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这种文化对等，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探究词语文化内涵
中英文中有大量特殊含义的词语，有关动物和颜色的词在中英文不同环境下的认知和理解大大不同。
例如猫头鹰（owl）在英语中代表的是充满智慧的鸟，在很多儿童故事绘本和漫画中，猫头鹰总是以沉着、冷静、严肃、聪明的形象出现，成语as wise as an owl正好也体现该含义。除此之外，owlish一词也通常形容人聪明、严肃。而汉语中的猫头鹰其意象与英文中的则完全不同。由于猫头鹰经常在夜间活动，叫声凄厉，所以人们常将它的叫声与死人联系，进而出现猫头鹰叫孝的说法，当然这是一种迷信。迷信的人认为看到猫头鹰或者听到其叫声，则家里可能会死人，而“夜猫子进宅”这一说法正好就表示大祸临头，厄运将至。但相同的一点是，由于猫头鹰夜间活动的习惯，英文中的owl可指“经常熬夜的人”或“习惯于夜间活动得人”，这一点与汉语中的“夜猫子”的内在含义正好相吻合。
中英两种语言中牛、马、虎、狮子的角色和形象需要特殊注意，用汉语中文化色彩的表达方式取代英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表达方式。牛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是体格强壮，终日劳碌，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典范，如“力大如牛”、“气壮如牛”、“俯首甘为孺子牛”等都是赞美牛的词语。而英文中牛的特点却是性情暴躁，桀骜不驯，横冲直撞等。因此，中英文中的牛所代表的意象在文化内涵上并不对等，但是有些词语中牛和马的深层含义恰好吻合。如“Talk horse.”表面意思为“谈马”，但实际上深层含义为“吹牛”；“He is really a willing horse.”表面意思为“他真是一匹热心的马”但正确的含义为“他真是头老黄牛”；“He is as strong as a horse.”表面意思为“壮如马”，实际含义为“他气壮如牛”。
再如颜色中的“红”。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红色，由于太阳的赤红颜色，人们对太阳和阳光格外喜爱。阳光温暖，充满活力和力量，使得万物生长，象征着喜庆与美好，所以中国人至今过年过节要贴红对联、红福字、挂大红灯笼，结婚贴红喜字，新娘穿红嫁衣等。除此之外，红色还象征着顺利、成功以及革命和进步，如：生意红红火火代表生意兴旺；中共最早的政权“红色政权”及武装“红军”等。如今的“中国红”一词也已经在全世界传播和流行开来。但是在西方人的观念里，红色容易使人联想到“血”，以及与暴力革命和危险相关的东西，恐惧感极强。他们认为红色象征着血腥、残暴、激进、灾祸等不好的事物。这是因为在《圣经》中，第一条龙就是红色的，也正是恶魔之首撒旦。由此，红色在英文中具有贬义色彩，如red battle（血战）、red hands（沾满血腥的手）、red activities（左派激进运动）、red alert（空袭警报）、red balance（赤字差额）、in the red（经营亏本）等。
综上所述，我们在翻译时一定不能被词语的字面意思所迷惑，而是要将其置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下探究并选择其深层文化内涵，这些表面上很简单的词语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本身的意义，它们中间积淀着深厚的文化信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体现着不同地域的民俗和社会文化内涵。
2.淡化源文文化色彩
通常，对于大众读者而言，判断一个译本的好与坏就是看它是否与目的语文化传统以及读者自身的审美意识相一致，换言之，源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是否实现了等值转换。（王颖 2011：92）在有关文化的翻译中，有一大难点即译者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对应的文化信息，尤其是某些反映民族特点的词语，这就会造成文化缺失。很多学者都曾强调过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目的语读者能和源语读者一样去理解和欣赏文本，只有这样，翻译才是达到了真正的交际功能。所采取的淡化策略在翻译中被称为终极手段，也就是说这时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淡化虽然会造成源文中一些形象化或者比喻的缺失，但肯定的是要强于硬译或者死译。
如带有比喻意义的词语，英国的警察巡逻车因其车身上的黑白条纹形似大熊猫而被称为“Panda car”，若译为“熊猫车”，这就令人无法理解。同理， “apple-polisher”译为马屁精而不是“清洗苹果的人”。成语“来龙去脉”原指山脉的走势和去向像龙体一样起伏，现在比喻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或者一个人的来历，在英译时不必再译出“山势”“龙体”等，整体淡化为“the clue to something”或“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再如一些典故的翻译。众所周知，典故多为生动形象的故事浓缩而成，行文虽然简单，内涵却十分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常以书面的或者口头的形式出现于不同文体中。但是，由于语言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历史背景不同，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典故都有着各自的独特含义。汉语中的典故多为四字结构，如“三顾茅庐”、“愚公移山”等。英语中的典故大多出自于《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神话，如“Trojan Horse（特洛伊木马）”、“Tower of Babel（巴别通天塔）”等。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便长篇大论，因此不能用释译的方式将其典故进行完整的解释说明，此时就需要用淡化源语文化色彩的方式只译出本意即可。如“三顾茅庐”（a repeated and whole-hearted invitation）、“完璧归赵”（return sth. to sb. in good condition）、“百步穿杨”（extremely good at shooting）、“负荆请罪”（making an active apology）、Water Gate（水门，丑闻事件）、Achilles’hell（致命弱点）、Pandora’s box（灾难、祸害之源）、Castles in Spain（空中楼阁、白日梦、空想）等等。
五、结语
语言、文化与翻译三者互为载体，关系密不可分。翻译用不同的语言把一个文本从一种文化语境转换到另一个文化语境，这不仅是语言文字的简单转换，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论作为读者还是译者，我们要以开放、宽容的姿态和跨文化的视野来接收外来文化，从而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尤其作为译者，更需要熟悉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因为译者对其文化的理解将直接在译作中影响读者的感知。在如今全世界文化共享的环境下，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工具，其发展和活动一直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站在宏观的角度上探索如何才能将有关文化的翻译做到更好？而等值转换就是一个目标和原则，这是最直接地实现文化对等的途径。好的翻译可以使读者产生共鸣，从而形成某种精神动力。在文化翻译中善用一些方法与技巧，善于变通，则有助于文化信息的成功传递。
参考文献：
Eugene A. Nida. 2000.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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