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 孙志军

　　由于第二次中亚考察的成功，斯坦因计划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重点考察新疆的吐鲁番、哈密、天山北麓地区以及罗布荒漠，后来又将计划延伸至内蒙古额济纳的哈拉浩特（黑城）遗址。1914年3月16日，斯坦因再次从米兰来到了敦煌，随即开始考察敦煌西部的汉长城。4月2日，他再次造访莫高窟并停留了一周的时间。1928年，斯坦因出版了他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报告《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尽报告》（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and Eastern Iran），书中有40幅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内容涉及敦煌汉长城、敦煌县城、莫高窟以及敦煌周边的自然环境。
　　斯坦因在印度旁遮普大学任注册官时，曾师从梅约艺术学院院长亨利·安德鲁斯（Frederick Henry Andrews，1866 —1957）学习摄影，又曾受聘在印度考古调查局从事考古调查。这样的经历，使得斯坦因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信息量大、影像质量上乘。他的很多照片都纳入了人物作为比例参照，让人们对他所拍摄的遗址有了较为直观和准确的体积感。
　　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广泛流传的藏经洞门外堆满了手稿的照片，由于斯坦因的失误造成原底片二次曝光，最后不得不在藏经洞外观的照片中添加了几堆手稿。斯坦因拍摄的王圆的照片，也是让后人一睹这位道士真容的绝版作品。
　　1908年2月25日，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团长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和他的团员们也来到了莫高窟。先期抵达的探险团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按照莫高窟的大片纵切面完成了对洞窟的编号。测绘师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则绘制了石窟分布平面草图。夏尔·努埃特在短暂的时间里，以迅速而又锐利的目光，几乎抓住了莫高窟中所有最有价值的部分，他系统地拍摄了莫高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南北朝乱世尘埃落定，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终结于隋朝，但是南北朝的崇佛之风依旧延续了下来，莫高窟的营建在盛世图景与帝王弘法的风气中迎来一个重要时期。隋朝短短37年，留下了七十多个石窟，意义非凡——在官府倡导下，译经运动如火如荼;石窟形制、壁画、塑像屡见新意，敦煌工匠、艺术家们在其注入了许多可能性与创造性，活力四现;塑像迅速本土化，富有人文余韻; 壁画中飞天空前增多，降福人间……
　　这种风采延续至初唐，愈发生动，洋溢着人性味。随着唐王朝统治新疆全境及中亚部分地区，丝绸之路臻至全盛，首都长安成为万方辐辏之地。公元705年，大唐国祚重回李氏，敦煌的盛唐时代—— 也是文化上最有成就的时期，随之开启。这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时代，八十余座盛唐窟、四百壁粉墨丹青，占了莫高窟壁画总数的六分之一，至今金碧辉煌，动人心弦。
　　在敦煌百年的东西交流中，中原风貌西传，西域佛教东来，敦煌位居交通要地，得享最新的文化信息。敦煌石窟也因之飞速发展，宏大洞窟频开，彩塑、壁画艺术日趋成熟，俨然成为一条独特的画廊，花团锦簇，秾丽丰富，成为繁华世俗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