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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上海人将彩票称为白鸽票，葛元煦《沪游杂记》放白鸽条曰：“豢鸽而放，必裹同类而归，获利数倍。”可见称彩票为白鸽票，是因其能以小钱获巨利。“放白鸽”则是指一种来历不明的妇女，或者卖身，或者自愿出嫁，然后在数月之后，“非卷资遁逃，即诬控拐逃，使买主人财两空”。无论白鸽票还是放白鸽，都是同（治）光（绪）年间十里洋场的时髦用语，外乡人初来乍到一般不懂，所以有“沪游指南”称号的《沪游杂记》才会立出专条名词解释。
同治年间流行于上海滩的白鸽票有外国白鸽票和中国白鸽票之分，外国白鸽票又有吕宋白鸽票和东洋白鸽票两种，其中吕宋白鸽票（后来又简称吕宋票）影响尤大。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1890年记叙“吕宋票之设于上海垂三十年”，也就是说，吕宋票的传入应该在19世纪60年代。但从刊刻于光绪二年（1876年）的《沪游杂记》可知，外国白鸽票是在吕宋（即今菲律宾）发行开奖，“得彩电线报信”，也就是用电报将获奖号码传递到沪。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五日《申报》刊望益纸馆彩票广告曰：
启者英十一月吕宋白鸽票对号已到，贵客欲看者，请至本行来取可也。十二月大票今已接到，从前已定银之客，请带收票来取可也。华十月十五日，望益纸馆启。
华十月十五也就是西历的11月23日，购买彩票的人当月就可在上海销售店看到中奖号码，传递速度如此快捷，靠的应该是“电线报信”。由此推知，上海正式有外国白鸽票，也就是各种报刊小说所谓的吕宋票，应当以海底电缆的铺设为前提。
据张国辉《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企业》记载：同治九年（1870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没有经过清政府同意，就私自将海底电缆铺设到吴淞口大戢山，然后顺长江把水线通到了上海租界；同年，英国大东电报公司胁迫清政府同意，把另一根电缆接到了吴淞口外的船只上收发电报。吕宋白鸽票能在上海迅速流行，就是得益于当时电报通讯的便利。等到同治十年即公元1871年5月11日，本地最早的一家华文报纸《上海新报》就有了一篇详细介绍上海白鸽票的专文刊出：
外国白鸽票有曰吕宋白鸽票，有曰东洋白鸽票。去岁杪吕宋白鸽票，其赌法即出卖五千纸，每纸价五员，共计收洋二万五千员，其票编字号，定于得中者凡二百五拾张，第一张得八千员，余以次递减……其付赢票之洋，每百元扣拾五元，则二万五千员已扣得洋三千七百五拾员矣。每月一局，月计则获利三千七百五拾员，岁计则获利四万五千员矣……
《上海新报》这份材料很可能是上海发行吕宋白鸽票的最早记录，其中“去岁杪吕宋白鸽票”句，指的就是1870年底，即便不是吕宋白鸽票在上海首次出现的时间，也应该是它成功打开上海市场的开始。“去岁杪”共售出彩票5000份，每份5元，总价值25000元。中奖率为10%，其中头奖为8000元，其余等级依次递减，中奖彩票当时称为红票，销彩票商人照例可得15%的回扣。据以上《上海新报》的说法，仅此一项，彩票商一年就可获利45000元。
在吕宋票成功抢滩之后，同治末年，上海滩又出一种东洋白鸽票。发行商考虑到吕宋票单价太高，销售情况时好时坏，于是将东洋白鸽票定价为每张一元，获奖比率则和吕宋票持平，由此一来东洋票“买者益多，趋之若鹜”。租界做彩票生意能赚大钱，因此吸引一帮中国人进租界借洋房，开假洋行，假托洋人的名义印发一元一张的彩票，也是每月开彩一次。这种未经租界当局许可由华人发行的彩票称作“发财票”。以上两种都是由吕宋白鸽票衍生而来。最后还有一类中国白鸽票，有的书上也称为“花会”， 据《上海新报》介绍，是“近年由粤东人来沪在大马路老旗昌街内楼上”开设，玩法是在千字文或百家姓中取八十字，令彩民在其中圈二十字，以猜中多者获奖。这种博彩没有定价，多少都收，猜中者按所付倍率获奖，很像现在流行的乐透彩票，但从发行和开彩方式看，它仍然是一种古老的赌博游戏。流传在闽粤的花会和皖南一带的花鼓会多与此类似，这种游戏的组织者往往有着帮会背景，所以清政府对此查禁尤为严厉。
同治十二、十三年，大概为了争取更多彩民，吕宋白鸽票一方面把单价从五元提高到六元，一方面在销售上采取更加灵活的办法：将一张彩票分为十条，每条六角，双张洋12元。分条、四开、半张均照算，彩民可以自由选择。前引《上海新报》1871年文章称吕宋票头奖为8000元，1874年销售吕宋票的别发洋行在《申报》上公布4月份的总奖金为75000元，奖金从50元至25000元不等，其实当时每份按双张12元计算，所以头奖还是每张中奖号12500元。5月份头奖则为15000元。《沪游杂记》记光绪二年吕宋票“一票洋六元，票以号数为凭。头彩得洋一万六千元，其次递减”。可见同治光绪间吕宋票奖金额度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发行吕宋票的是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1898年4月25日，美国对西班牙宣战，战争主要在菲律宾进行，于是，上海销售吕宋票的彩票商便在5月份联合告白：“美国与吕宋失和开战，吕宋电线已断，轮船停止往来，以致信息不通。所以售出之英五月份票，请收票诸公安心静待。”当年8月西班牙战败，割让菲律宾给美国，在十里洋场行销二三十年的吕宋白鸽票就此停发。
《沪游杂记》刊刻于光绪二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曾重修，据这本书说，吕宋白鸽票当时只有别发洋行和望益纸馆两家专卖，但稍后几年，销售吕宋票的商行已经不止这两家。下面是几家商号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申报》所做销售吕宋票的广告：
自运吕宋票，专拆同业，兼售门市。远处信购，原班回件。红票克己兑现。今售九月票，分条六角赐顾。请至上海棋盘街，鸿昌号批发。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代寄闱姓及吕宋票今开收进士闱姓请来投券可也，并有九月吕宋票出售，双张洋12元，分条四开半张均照算。上海棋盘街北首喜得信。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光得大彩专接批发，并收各号红票公道，上年正三六月头彩、四月二彩、本年五月二彩早已声明，现售逐月吕宋票格外克己，函购立奉认明聚宝盆为证。上海棋盘街鸿运通。光绪十八年九月初六
上述三家都位于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其中鸿昌号和鸿运通都是自家直接进货。喜得信还兼营进士闱姓，“闱姓”是我国民间最早带有彩票性质的活动，1880年前后，杭州人刘学询在北京会试时将应试者的姓氏印在纸上定价出售，由购买者填选中榜者的姓，发榜后按猜中多少依次获头、二、三等彩。“闱姓”先风行于广东，光绪初年还抽“闱姓”捐以助军饷。
上面曾说到同治十年除吕宋票外，上海滩还有东洋白鸽票和中国人私自出售的“发财票”，但到葛元煦写《沪游杂记》时，这些彩票都被禁止。“从前吕宋只一家，销场不独在中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外日报》所刊《横财歌》的这句诗，大致反映了吕宋票在晚清上海一家独大的地位。然而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吕宋票在上海的月销量也不过是三四千张。有人以为当时每张彩票单价12元，即使这样算，销量虽比同治十年电报初通时增加一倍，但也就是每年净值四五十万银元。吕宋票单价高数量小，虽然“犹有穷人大受累”，但彩民还是以有钱人为多。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回“珠宝店巨金骗去州县官实价开来”写的就是老板伙计合伙买吕宋票引出的一段奇案：故事说南京城数一数二的珠宝店祥珍号的掌柜与伙计被一个寄居在店内的房客刘某骗取了一大笔的钱财，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幕后策划这场骗局的竟然是自家的老板。原来那祥珍号的东家名包道守，外号“包到手”，“到上海去，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余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当下银两交割清楚。过得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中了头彩，自然是大家欢喜。到上海去取了六万块洋钱回来：他占了三万，掌柜的三条是一万八，其余万二，是众伙计分了。当下这包到手，便要那掌柜合些股份在店里，那掌柜不肯。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谁知那些伙计们，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看着洋钱吃饭的，没有一个答应。因此他怀了恨了，下了这个毒手”。
吕宋票的头奖都是一万五千左右，即使祥珍号东家买的是双张，奖金加倍也只有三万，吴趼人笔下何以出现六万大奖，这里只能暂且存疑。清末上海滩本来就是个藏污纳垢之地，买彩票原就是一场赌博，“天地原为大骗场，发财海上出奇方。欲从万里赢头彩，买票争投别发行”。光绪年间一首竹枝词道出了上海人对彩票的认识。其实同治光绪年间上海以摸彩抓阄进行的商业活动还不止发售吕宋白鸽票一项，同治十二年，亨达利洋行就曾以摇奖方式促销价值1500英洋的金刚钻戒指和金刚钻圈，方法是先立100股，每股15英洋，顾客前来认购，候全部认购完集中来店摇奖。摇法用骰子三粒连摇三次合计点子第一者得金刚钻戒指一只，第二者亦获金刚钻戒指一只，点子最小者得金刚钻圈一副。
彩票不同于赌博的地方是它能为社会公益活动集资，所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1567年就建立了英国最早的政府彩票。1776年，法王路易十五发行了一种皇家彩票，所筹资金被用于缓解国家的债务。路易十五因而开创了彩票的专利事业，成为发行国家彩票的先驱。由于彩票业利润高的缘故，荷兰（1726年）、丹麦（1754年）、西班牙（1763年）、葡萄牙（1785年）、奥地利（1781年），都先后把发行彩票作为政府一种新的收入来源。上海发行吕宋票，租界当局和地方政府多少得益，但获利最多的恐怕是西班牙政府。
19世纪末，在吕宋票停办前后，又有几家境外彩票抢滩上海，最先发行的为澳门彩票，后来还有长崎彩票、先令彩票等。1899年4月23日，上海广济公司发行江南义赈票，在张园开彩，广济是中国第一家由朝廷认可的彩票公司，他们办彩票的名义是为了赈济江苏受灾农民。此后，外国商人纷纷来上海开彩票公司，到1900年底，先后就已开出6家公司，总计每月发行彩票7万张，一年金额420万元，是华商广济公司的7倍，吕宋票的8倍。1901年，上海租界取缔了外商的彩票公司，但各省官商仍然纷纷设立彩票公司，因为租界不能销售彩票，这些彩票公司都开在了上海南市。陆士谔1909年写的《新上海》，其中第十四回就有一段描写当时上海彩票市场的风情：
……只见店铺鳞次栉比，招牌儿密密层层，金书大字，什么必得利咧，快发财咧，亿屡中咧，更有红纸牌儿写着头彩志喜、三彩志喜、明日开彩、快请发财等，五花八门，几于目不暇接。耳朵里只听得湖北票后日开彩，还剩一张头彩，可要买了去！江南票可要买两张，上月的头彩是小号卖出的呢！那边又道喂头彩不要错过了，快来买，快来买！只见每家柜台里头都靠着一人或是两人，手里高擎着彩票儿，高声喊嚷。
彩票泛滥，推销彩票手段也层出不穷：
先生买张发财票，娇声呖呖耳边叫，头彩尚在莫错过，包买票子包对号。兜票向来男子多，谁晓近来有女魔。宅堂公馆多跑到，搜刮资产可奈何？
这是《图画日报》营业写真专栏介绍上门兜售彩票的女推销员。《图画日报》还有一首《横财勿富命穷人》则写了彩民屡试不中后的失望心情：
要发横财须掘窖，其次还是买彩票。算命问卜更求神，拣定某票第某号。全张难买买几条，坐立不安望电报。电报到时先脱空，痴心再望号单到。新老北门闹纷纷，今朝号单到春申。各家彩店人挤满，对明号码付彩银。一千八百亦常有，恭维财主何殷勤。惟我一月倒有数回买，算来从未中分文。看人得彩徒眼热，方信横财勿富命穷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同治年间流行于上海滩的白鸽票有外国白鸽票和中国白鸽票之分，外国白鸽票又有吕宋白鸽票和东洋白鸽票两种，其中吕宋白鸽票（后来又简称吕宋票）影响尤大。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1890年记叙“吕宋票之设于上海垂三十年”，也就是说，吕宋票的传入应该在19世纪60年代。但从刊刻于光绪二年（1876年）的《沪游杂记》可知，外国白鸽票是在吕宋（即今菲律宾）发行开奖，“得彩电线报信”，也就是用电报将获奖号码传递到沪。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五日《申报》刊望益纸馆彩票广告曰：
启者英十一月吕宋白鸽票对号已到，贵客欲看者，请至本行来取可也。十二月大票今已接到，从前已定银之客，请带收票来取可也。华十月十五日，望益纸馆启。
华十月十五也就是西历的11月23日，购买彩票的人当月就可在上海销售店看到中奖号码，传递速度如此快捷，靠的应该是“电线报信”。由此推知，上海正式有外国白鸽票，也就是各种报刊小说所谓的吕宋票，应当以海底电缆的铺设为前提。
据张国辉《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企业》记载：同治九年（1870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没有经过清政府同意，就私自将海底电缆铺设到吴淞口大戢山，然后顺长江把水线通到了上海租界；同年，英国大东电报公司胁迫清政府同意，把另一根电缆接到了吴淞口外的船只上收发电报。吕宋白鸽票能在上海迅速流行，就是得益于当时电报通讯的便利。等到同治十年即公元1871年5月11日，本地最早的一家华文报纸《上海新报》就有了一篇详细介绍上海白鸽票的专文刊出：
外国白鸽票有曰吕宋白鸽票，有曰东洋白鸽票。去岁杪吕宋白鸽票，其赌法即出卖五千纸，每纸价五员，共计收洋二万五千员，其票编字号，定于得中者凡二百五拾张，第一张得八千员，余以次递减……其付赢票之洋，每百元扣拾五元，则二万五千员已扣得洋三千七百五拾员矣。每月一局，月计则获利三千七百五拾员，岁计则获利四万五千员矣……
《上海新报》这份材料很可能是上海发行吕宋白鸽票的最早记录，其中“去岁杪吕宋白鸽票”句，指的就是1870年底，即便不是吕宋白鸽票在上海首次出现的时间，也应该是它成功打开上海市场的开始。“去岁杪”共售出彩票5000份，每份5元，总价值25000元。中奖率为10%，其中头奖为8000元，其余等级依次递减，中奖彩票当时称为红票，销彩票商人照例可得15%的回扣。据以上《上海新报》的说法，仅此一项，彩票商一年就可获利45000元。
在吕宋票成功抢滩之后，同治末年，上海滩又出一种东洋白鸽票。发行商考虑到吕宋票单价太高，销售情况时好时坏，于是将东洋白鸽票定价为每张一元，获奖比率则和吕宋票持平，由此一来东洋票“买者益多，趋之若鹜”。租界做彩票生意能赚大钱，因此吸引一帮中国人进租界借洋房，开假洋行，假托洋人的名义印发一元一张的彩票，也是每月开彩一次。这种未经租界当局许可由华人发行的彩票称作“发财票”。以上两种都是由吕宋白鸽票衍生而来。最后还有一类中国白鸽票，有的书上也称为“花会”， 据《上海新报》介绍，是“近年由粤东人来沪在大马路老旗昌街内楼上”开设，玩法是在千字文或百家姓中取八十字，令彩民在其中圈二十字，以猜中多者获奖。这种博彩没有定价，多少都收，猜中者按所付倍率获奖，很像现在流行的乐透彩票，但从发行和开彩方式看，它仍然是一种古老的赌博游戏。流传在闽粤的花会和皖南一带的花鼓会多与此类似，这种游戏的组织者往往有着帮会背景，所以清政府对此查禁尤为严厉。
同治十二、十三年，大概为了争取更多彩民，吕宋白鸽票一方面把单价从五元提高到六元，一方面在销售上采取更加灵活的办法：将一张彩票分为十条，每条六角，双张洋12元。分条、四开、半张均照算，彩民可以自由选择。前引《上海新报》1871年文章称吕宋票头奖为8000元，1874年销售吕宋票的别发洋行在《申报》上公布4月份的总奖金为75000元，奖金从50元至25000元不等，其实当时每份按双张12元计算，所以头奖还是每张中奖号12500元。5月份头奖则为15000元。《沪游杂记》记光绪二年吕宋票“一票洋六元，票以号数为凭。头彩得洋一万六千元，其次递减”。可见同治光绪间吕宋票奖金额度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发行吕宋票的是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1898年4月25日，美国对西班牙宣战，战争主要在菲律宾进行，于是，上海销售吕宋票的彩票商便在5月份联合告白：“美国与吕宋失和开战，吕宋电线已断，轮船停止往来，以致信息不通。所以售出之英五月份票，请收票诸公安心静待。”当年8月西班牙战败，割让菲律宾给美国，在十里洋场行销二三十年的吕宋白鸽票就此停发。
《沪游杂记》刊刻于光绪二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曾重修，据这本书说，吕宋白鸽票当时只有别发洋行和望益纸馆两家专卖，但稍后几年，销售吕宋票的商行已经不止这两家。下面是几家商号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申报》所做销售吕宋票的广告：
自运吕宋票，专拆同业，兼售门市。远处信购，原班回件。红票克己兑现。今售九月票，分条六角赐顾。请至上海棋盘街，鸿昌号批发。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代寄闱姓及吕宋票今开收进士闱姓请来投券可也，并有九月吕宋票出售，双张洋12元，分条四开半张均照算。上海棋盘街北首喜得信。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光得大彩专接批发，并收各号红票公道，上年正三六月头彩、四月二彩、本年五月二彩早已声明，现售逐月吕宋票格外克己，函购立奉认明聚宝盆为证。上海棋盘街鸿运通。光绪十八年九月初六
上述三家都位于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其中鸿昌号和鸿运通都是自家直接进货。喜得信还兼营进士闱姓，“闱姓”是我国民间最早带有彩票性质的活动，1880年前后，杭州人刘学询在北京会试时将应试者的姓氏印在纸上定价出售，由购买者填选中榜者的姓，发榜后按猜中多少依次获头、二、三等彩。“闱姓”先风行于广东，光绪初年还抽“闱姓”捐以助军饷。
上面曾说到同治十年除吕宋票外，上海滩还有东洋白鸽票和中国人私自出售的“发财票”，但到葛元煦写《沪游杂记》时，这些彩票都被禁止。“从前吕宋只一家，销场不独在中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外日报》所刊《横财歌》的这句诗，大致反映了吕宋票在晚清上海一家独大的地位。然而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吕宋票在上海的月销量也不过是三四千张。有人以为当时每张彩票单价12元，即使这样算，销量虽比同治十年电报初通时增加一倍，但也就是每年净值四五十万银元。吕宋票单价高数量小，虽然“犹有穷人大受累”，但彩民还是以有钱人为多。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回“珠宝店巨金骗去州县官实价开来”写的就是老板伙计合伙买吕宋票引出的一段奇案：故事说南京城数一数二的珠宝店祥珍号的掌柜与伙计被一个寄居在店内的房客刘某骗取了一大笔的钱财，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幕后策划这场骗局的竟然是自家的老板。原来那祥珍号的东家名包道守，外号“包到手”，“到上海去，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余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当下银两交割清楚。过得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中了头彩，自然是大家欢喜。到上海去取了六万块洋钱回来：他占了三万，掌柜的三条是一万八，其余万二，是众伙计分了。当下这包到手，便要那掌柜合些股份在店里，那掌柜不肯。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谁知那些伙计们，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看着洋钱吃饭的，没有一个答应。因此他怀了恨了，下了这个毒手”。
吕宋票的头奖都是一万五千左右，即使祥珍号东家买的是双张，奖金加倍也只有三万，吴趼人笔下何以出现六万大奖，这里只能暂且存疑。清末上海滩本来就是个藏污纳垢之地，买彩票原就是一场赌博，“天地原为大骗场，发财海上出奇方。欲从万里赢头彩，买票争投别发行”。光绪年间一首竹枝词道出了上海人对彩票的认识。其实同治光绪年间上海以摸彩抓阄进行的商业活动还不止发售吕宋白鸽票一项，同治十二年，亨达利洋行就曾以摇奖方式促销价值1500英洋的金刚钻戒指和金刚钻圈，方法是先立100股，每股15英洋，顾客前来认购，候全部认购完集中来店摇奖。摇法用骰子三粒连摇三次合计点子第一者得金刚钻戒指一只，第二者亦获金刚钻戒指一只，点子最小者得金刚钻圈一副。
彩票不同于赌博的地方是它能为社会公益活动集资，所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1567年就建立了英国最早的政府彩票。1776年，法王路易十五发行了一种皇家彩票，所筹资金被用于缓解国家的债务。路易十五因而开创了彩票的专利事业，成为发行国家彩票的先驱。由于彩票业利润高的缘故，荷兰（1726年）、丹麦（1754年）、西班牙（1763年）、葡萄牙（1785年）、奥地利（1781年），都先后把发行彩票作为政府一种新的收入来源。上海发行吕宋票，租界当局和地方政府多少得益，但获利最多的恐怕是西班牙政府。
19世纪末，在吕宋票停办前后，又有几家境外彩票抢滩上海，最先发行的为澳门彩票，后来还有长崎彩票、先令彩票等。1899年4月23日，上海广济公司发行江南义赈票，在张园开彩，广济是中国第一家由朝廷认可的彩票公司，他们办彩票的名义是为了赈济江苏受灾农民。此后，外国商人纷纷来上海开彩票公司，到1900年底，先后就已开出6家公司，总计每月发行彩票7万张，一年金额420万元，是华商广济公司的7倍，吕宋票的8倍。1901年，上海租界取缔了外商的彩票公司，但各省官商仍然纷纷设立彩票公司，因为租界不能销售彩票，这些彩票公司都开在了上海南市。陆士谔1909年写的《新上海》，其中第十四回就有一段描写当时上海彩票市场的风情：
……只见店铺鳞次栉比，招牌儿密密层层，金书大字，什么必得利咧，快发财咧，亿屡中咧，更有红纸牌儿写着头彩志喜、三彩志喜、明日开彩、快请发财等，五花八门，几于目不暇接。耳朵里只听得湖北票后日开彩，还剩一张头彩，可要买了去！江南票可要买两张，上月的头彩是小号卖出的呢！那边又道喂头彩不要错过了，快来买，快来买！只见每家柜台里头都靠着一人或是两人，手里高擎着彩票儿，高声喊嚷。
彩票泛滥，推销彩票手段也层出不穷：
先生买张发财票，娇声呖呖耳边叫，头彩尚在莫错过，包买票子包对号。兜票向来男子多，谁晓近来有女魔。宅堂公馆多跑到，搜刮资产可奈何？
这是《图画日报》营业写真专栏介绍上门兜售彩票的女推销员。《图画日报》还有一首《横财勿富命穷人》则写了彩民屡试不中后的失望心情：
要发横财须掘窖，其次还是买彩票。算命问卜更求神，拣定某票第某号。全张难买买几条，坐立不安望电报。电报到时先脱空，痴心再望号单到。新老北门闹纷纷，今朝号单到春申。各家彩店人挤满，对明号码付彩银。一千八百亦常有，恭维财主何殷勤。惟我一月倒有数回买，算来从未中分文。看人得彩徒眼热，方信横财勿富命穷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