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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后“9·11”时代不可被忽视的文学作品，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以少年艾哈迈德的心路历程为主线，展现了被边缘化的宗教力量对于美国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看似包容的文化中的诸多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于《恐怖分子》中所折射出来的文明冲突已有一定的研究，不仅探究不同信仰文化间的对立，更是重审美国文化对于其他文化造成的冲击，本文从成长背景宗教信仰以及人性觉醒三个方面分析艾哈迈德演变为恐怖分子的成长历程，进一步解析《恐怖分子》这部作品中所暗含的人类精神危机和信仰冲突。
【关键词】 后“9·11”时代;宗教信仰;约翰·厄普代克;文明冲突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0-0027-02
美國世贸双子塔的轰然倒地拉开了后“9·11”时代的帷幕，恐怖主义在全球的不断蔓延引发了世人的反思，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将创作目光转向美国少数族裔生存现状，创作出《恐怖分子》这一小说，对美国当今社会存在的种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美国奉行单边霸权主义，各种族裔群体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厄普代克作为美国白人作家，在小说一开始就提出疑问“他们为何仇恨我们”，引发读者思考。
小说主人公无惧死亡，执意以付出生命为代价制造隧道爆炸袭击，除了家庭环境对其的影响和强大的信仰冲击，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不同文化的导向作用。
恐怖主义的盛行不仅体现在不同宗教势力的冲突，更是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碰撞以及人性在善恶之间的博弈，小说中文化与价值观的碰撞则集中体现在了美国少年艾哈迈德身上。
一、成长困境
谈及艾哈迈德，厄普代克指出：“这一阿拉伯裔美国青年的人物形象完全是他想象构造出来的，这只是众多少数族裔青年当中的一个缩影。”
尽管这一青年形象出于作者厄普代克的虚构，但在美国作为边缘化群体的阿拉伯民众在这部作品中开始拥有姓名，以具体的形象走入读者的视线。艾哈迈德成长于在美国单亲家庭，美国高中校园生活令他极度厌恶，在他看来“女学生们都在游手好闲，打情骂俏……男生们则目光呆滞地甩着大步四处闲逛。他们摆出杀人狂魔的架势，肆意发出轻蔑的笑声，经常欺凌他的黑人同学泰诺对他大肆谩骂：‘你这垃圾阿拉伯人！’”
作为完全意义上的美国公民，艾哈迈德却因为自己的种族特征成为被排挤的“他者”，美国公民这一身份无法提供给他足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幼年遭受父亲的遗弃，使得艾哈迈德的成长伴随着身份困惑。他的父亲奥马尔·阿什玛维，本是埃及留学生，之所以娶爱尔兰裔姑娘特蕾莎·马洛伊为妻，是因为“无论她有多垃圾多淫荡，她能帮自己获得美国国籍”。
艾哈迈德和母亲鲜有精神上的交流，特蕾莎对于其独特的民族特性毫不关心，更不会为其解决身份困惑。这些因素都间接导致艾哈迈德走上与美国对立的道路。
艾哈迈德父母的婚姻状况再现了美国部分家庭现状：缺乏家庭责任感，对下一代的教育与精神陪伴极度缺失，难以为多元化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少数族裔后代提供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艾哈迈德期盼有一个父亲，“如果他没有，就会自己虚构一个”。
阿訇·谢赫拉希德和老师杰克·利维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艾哈迈德临时父亲的角色。谢赫拉希德将美国人视为注定要被毁灭的异教徒，为了实现其反美阴谋，极力劝说艾哈迈德放弃大学教育，实施隧道自杀式袭击;利维是美国主流文化的忠实拥护者，极力劝说他读大学以获得更为体面的生活。
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长期占据着少年的内心，家庭教育的缺位和父爱的缺失，对父亲的想象和期待，使得艾哈迈德最终走向了族群文化，不断净化自身血液中的阿拉伯种族身份。
在艾哈迈德看来，信仰的纯洁性始终与喧嚣浮华的美国文化无法共存，价值观的冲突长期占据了少年内心，最终他还是听从了谢赫拉希德的引导，一步一步走向殉道，想要彻底摧毁在他看来如魔鬼一般的异教徒国度，不被接纳不被认可的境地最终导致其人走上极端主义道路。
二、信仰导向
信仰的对峙是文明冲突的表现之一。它对人类个体和集体行为所起的道德指导作用的消失将导致可怕的后果，最终将破坏文明生活。
作品中不同人物的信仰暗示美国社会已成为不同宗教文化“较量”的场域。作者将自我边缘化的18岁阿拉伯裔美国学生艾哈迈德和一个中年犹太裔但信奉无神论的辅导员杰克·列维并置于小说中，力图凸现“9·11”事件之后美国当局并未对自己的文化渗透与政策制定做出反思。学校无法给予艾哈迈德正确的引导，“老师们要么是信仰淡漠的基督徒，要么是不受教规的犹太人。他们作秀般地将思想品德与正确的自律精神教授给学生，但闪烁的目光与空洞的话语暴露了他们缺乏信仰的本质”。
在艾哈迈德看来，这些异教徒阻碍了他接近他的神，美国社会永远无法实现《古兰经》中描述的理想世界——遵守教规且坚持修行的人方能进入天堂，永享极乐。
在谢赫拉希德洗脑般的精神控制下，艾哈迈德最终选择成为穆斯林与基督徒、东方与西方冲突之间的一枚棋子，成为政治力量抗衡的工具。
艾哈迈德的母亲作为天主教徒，追求肉体上放纵与享乐，是美国社会中教意识淡漠的一类人的典型。杰克·利维作为高中训导老师，本是一名犹太人，却是坚定的反犹太教者，他的妻子贝丝原本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直言在婚后几十年的生活中，“宗教对她的意义越来越少了”。
厄普代克在小说中刻画具有代表性的教徒形象意在突出美国当今社会已被泛滥的物质文化和享受主义所包围。现行文化难以支撑数代人的精神理想，只剩下艳俗轻薄的流行文化，人性的没落也就变得不足为奇。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利维这一人物刻画却出现了极大的反转，利维与艾哈迈德母亲恋情的结束并未让他陷入沉沦，相反，他仍坚定地担负起作为高中训导老师的职责，在千钧一发的关头说服艾哈迈德，使其放弃恐怖袭击。通过挽救误入歧途的艾哈迈德，利维找回作为教师的爱与责任感，被人性的光辉重新笼罩，与步入殉道歧途的艾哈迈德形成强烈对比。 艾哈迈德为了信仰可以无视无辜民众的性命，而利维老师虽然迷失了信仰，却竭力用自己人性中的善唤醒艾哈迈德残存的良知。这样的对比也进一步重申了厄普代克在小说中提出的思考——如果自己的信仰不被接纳就要去毁灭整个社会吗？信仰的强大在于约束自身的所言所行，而非借着神的名义肆意实施残杀侵害。
三、人性觉醒
利维老师敞开心扉的交谈使得艾哈迈德逐渐放松戒备，直至放弃恐怖袭击。艾哈迈德在信仰与理性的交锋中充满了痛苦，一方面想要心无旁骛地追随自己心中的神，另一方面仍保持着作为人的良知与基本理智，他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毁灭美国，因为那些无辜的民众未曾阻挡他接近自己所信奉的神。
艾哈迈德渴望接近他的神，但他的神未曾教导他去毁灭他人，他的信仰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促使他与美国社会敌对，去实现幕后操纵者卑劣的政治目的。
厄普代克如此安排情节意在说明，人性的复苏终将战胜邪念。人性，就是根植于人类心中的原始本性，包括真、善、美等美好的愿望和思想，也存在着自私、贪婪、残暴等人性本身的弱点。而神性则包含了慈悲、博爱、怜悯、包容、拯救等更为崇高的思想。
在现实中没有人可以完全脱离人性而保留神性，艾哈迈德领悟信仰真谛后才真正接近了他所笃信的神明。后“9·11”时代人类面临的巨大考验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对立与包容，作家厄普代克正是注意到隐藏在繁华社会下的汹涌暗流，通过小说主人公艾哈迈德人性觉醒的历程警醒世人——唯有保持信仰与良知才能使人类重获希望。
《恐怖分子》这部作品指出，虔诚的教徒艾哈迈德是美国熔炉文化中值得被关注的特例，他从事恐怖活动的心理對于研究其他恐怖行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厄普代克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对于不同文明融合进程的担忧，以及对于恐怖主义不断蔓延做出的积极思考。
这部作品最大的意义在于从文学想象的角度为读者和当今世界提供了探究恐怖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思路，帮助大众理解恐怖主义形成的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根源，警示世界各国注重文化包容与理解，避免再度发生类似于“9·11”事件的人类悲剧。
参考文献：
[1]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M].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郝蕴志.从存在主义焦虑到身份意识的转型：从《恐怖分子》看约翰·厄普代克创作主题的时代顺应[J].英美文学研究从论，2018，（29）：200-212.
[3张瑞红.“9·11”后别样的启示与关怀：评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2，（S1）：148-152.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5]王维倩.后“9·11”时代的文明冲突：评约翰·厄普代克小说《恐怖分子》[J].当代外国文学，2013，（2）：136-143.
[6]高俊丽，杜丽华.英美文学中“人性”和“神性”的抗争[J].长城，2012，（10）：127-128.
作者简介：
张宇宏，女，汉族，山西朔州人，硕士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关键词】 后“9·11”时代;宗教信仰;约翰·厄普代克;文明冲突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0-0027-02
美國世贸双子塔的轰然倒地拉开了后“9·11”时代的帷幕，恐怖主义在全球的不断蔓延引发了世人的反思，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将创作目光转向美国少数族裔生存现状，创作出《恐怖分子》这一小说，对美国当今社会存在的种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美国奉行单边霸权主义，各种族裔群体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厄普代克作为美国白人作家，在小说一开始就提出疑问“他们为何仇恨我们”，引发读者思考。
小说主人公无惧死亡，执意以付出生命为代价制造隧道爆炸袭击，除了家庭环境对其的影响和强大的信仰冲击，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不同文化的导向作用。
恐怖主义的盛行不仅体现在不同宗教势力的冲突，更是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碰撞以及人性在善恶之间的博弈，小说中文化与价值观的碰撞则集中体现在了美国少年艾哈迈德身上。
一、成长困境
谈及艾哈迈德，厄普代克指出：“这一阿拉伯裔美国青年的人物形象完全是他想象构造出来的，这只是众多少数族裔青年当中的一个缩影。”
尽管这一青年形象出于作者厄普代克的虚构，但在美国作为边缘化群体的阿拉伯民众在这部作品中开始拥有姓名，以具体的形象走入读者的视线。艾哈迈德成长于在美国单亲家庭，美国高中校园生活令他极度厌恶，在他看来“女学生们都在游手好闲，打情骂俏……男生们则目光呆滞地甩着大步四处闲逛。他们摆出杀人狂魔的架势，肆意发出轻蔑的笑声，经常欺凌他的黑人同学泰诺对他大肆谩骂：‘你这垃圾阿拉伯人！’”
作为完全意义上的美国公民，艾哈迈德却因为自己的种族特征成为被排挤的“他者”，美国公民这一身份无法提供给他足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幼年遭受父亲的遗弃，使得艾哈迈德的成长伴随着身份困惑。他的父亲奥马尔·阿什玛维，本是埃及留学生，之所以娶爱尔兰裔姑娘特蕾莎·马洛伊为妻，是因为“无论她有多垃圾多淫荡，她能帮自己获得美国国籍”。
艾哈迈德和母亲鲜有精神上的交流，特蕾莎对于其独特的民族特性毫不关心，更不会为其解决身份困惑。这些因素都间接导致艾哈迈德走上与美国对立的道路。
艾哈迈德父母的婚姻状况再现了美国部分家庭现状：缺乏家庭责任感，对下一代的教育与精神陪伴极度缺失，难以为多元化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少数族裔后代提供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艾哈迈德期盼有一个父亲，“如果他没有，就会自己虚构一个”。
阿訇·谢赫拉希德和老师杰克·利维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艾哈迈德临时父亲的角色。谢赫拉希德将美国人视为注定要被毁灭的异教徒，为了实现其反美阴谋，极力劝说艾哈迈德放弃大学教育，实施隧道自杀式袭击;利维是美国主流文化的忠实拥护者，极力劝说他读大学以获得更为体面的生活。
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长期占据着少年的内心，家庭教育的缺位和父爱的缺失，对父亲的想象和期待，使得艾哈迈德最终走向了族群文化，不断净化自身血液中的阿拉伯种族身份。
在艾哈迈德看来，信仰的纯洁性始终与喧嚣浮华的美国文化无法共存，价值观的冲突长期占据了少年内心，最终他还是听从了谢赫拉希德的引导，一步一步走向殉道，想要彻底摧毁在他看来如魔鬼一般的异教徒国度，不被接纳不被认可的境地最终导致其人走上极端主义道路。
二、信仰导向
信仰的对峙是文明冲突的表现之一。它对人类个体和集体行为所起的道德指导作用的消失将导致可怕的后果，最终将破坏文明生活。
作品中不同人物的信仰暗示美国社会已成为不同宗教文化“较量”的场域。作者将自我边缘化的18岁阿拉伯裔美国学生艾哈迈德和一个中年犹太裔但信奉无神论的辅导员杰克·列维并置于小说中，力图凸现“9·11”事件之后美国当局并未对自己的文化渗透与政策制定做出反思。学校无法给予艾哈迈德正确的引导，“老师们要么是信仰淡漠的基督徒，要么是不受教规的犹太人。他们作秀般地将思想品德与正确的自律精神教授给学生，但闪烁的目光与空洞的话语暴露了他们缺乏信仰的本质”。
在艾哈迈德看来，这些异教徒阻碍了他接近他的神，美国社会永远无法实现《古兰经》中描述的理想世界——遵守教规且坚持修行的人方能进入天堂，永享极乐。
在谢赫拉希德洗脑般的精神控制下，艾哈迈德最终选择成为穆斯林与基督徒、东方与西方冲突之间的一枚棋子，成为政治力量抗衡的工具。
艾哈迈德的母亲作为天主教徒，追求肉体上放纵与享乐，是美国社会中教意识淡漠的一类人的典型。杰克·利维作为高中训导老师，本是一名犹太人，却是坚定的反犹太教者，他的妻子贝丝原本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直言在婚后几十年的生活中，“宗教对她的意义越来越少了”。
厄普代克在小说中刻画具有代表性的教徒形象意在突出美国当今社会已被泛滥的物质文化和享受主义所包围。现行文化难以支撑数代人的精神理想，只剩下艳俗轻薄的流行文化，人性的没落也就变得不足为奇。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利维这一人物刻画却出现了极大的反转，利维与艾哈迈德母亲恋情的结束并未让他陷入沉沦，相反，他仍坚定地担负起作为高中训导老师的职责，在千钧一发的关头说服艾哈迈德，使其放弃恐怖袭击。通过挽救误入歧途的艾哈迈德，利维找回作为教师的爱与责任感，被人性的光辉重新笼罩，与步入殉道歧途的艾哈迈德形成强烈对比。 艾哈迈德为了信仰可以无视无辜民众的性命，而利维老师虽然迷失了信仰，却竭力用自己人性中的善唤醒艾哈迈德残存的良知。这样的对比也进一步重申了厄普代克在小说中提出的思考——如果自己的信仰不被接纳就要去毁灭整个社会吗？信仰的强大在于约束自身的所言所行，而非借着神的名义肆意实施残杀侵害。
三、人性觉醒
利维老师敞开心扉的交谈使得艾哈迈德逐渐放松戒备，直至放弃恐怖袭击。艾哈迈德在信仰与理性的交锋中充满了痛苦，一方面想要心无旁骛地追随自己心中的神，另一方面仍保持着作为人的良知与基本理智，他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毁灭美国，因为那些无辜的民众未曾阻挡他接近自己所信奉的神。
艾哈迈德渴望接近他的神，但他的神未曾教导他去毁灭他人，他的信仰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促使他与美国社会敌对，去实现幕后操纵者卑劣的政治目的。
厄普代克如此安排情节意在说明，人性的复苏终将战胜邪念。人性，就是根植于人类心中的原始本性，包括真、善、美等美好的愿望和思想，也存在着自私、贪婪、残暴等人性本身的弱点。而神性则包含了慈悲、博爱、怜悯、包容、拯救等更为崇高的思想。
在现实中没有人可以完全脱离人性而保留神性，艾哈迈德领悟信仰真谛后才真正接近了他所笃信的神明。后“9·11”时代人类面临的巨大考验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对立与包容，作家厄普代克正是注意到隐藏在繁华社会下的汹涌暗流，通过小说主人公艾哈迈德人性觉醒的历程警醒世人——唯有保持信仰与良知才能使人类重获希望。
《恐怖分子》这部作品指出，虔诚的教徒艾哈迈德是美国熔炉文化中值得被关注的特例，他从事恐怖活动的心理對于研究其他恐怖行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厄普代克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对于不同文明融合进程的担忧，以及对于恐怖主义不断蔓延做出的积极思考。
这部作品最大的意义在于从文学想象的角度为读者和当今世界提供了探究恐怖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思路，帮助大众理解恐怖主义形成的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根源，警示世界各国注重文化包容与理解，避免再度发生类似于“9·11”事件的人类悲剧。
参考文献：
[1]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M].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郝蕴志.从存在主义焦虑到身份意识的转型：从《恐怖分子》看约翰·厄普代克创作主题的时代顺应[J].英美文学研究从论，2018，（29）：200-212.
[3张瑞红.“9·11”后别样的启示与关怀：评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2，（S1）：148-152.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5]王维倩.后“9·11”时代的文明冲突：评约翰·厄普代克小说《恐怖分子》[J].当代外国文学，2013，（2）：136-143.
[6]高俊丽，杜丽华.英美文学中“人性”和“神性”的抗争[J].长城，2012，（10）：127-128.
作者简介：
张宇宏，女，汉族，山西朔州人，硕士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