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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元年(1644)至乾隆五年(1740)，清政府规定造黄铜钱流通，其材质是铜锌合金，其中铜的含量或有变化，通常在50—70％之间(实际操作中常不相符合)。乾隆五年，清廷颁行“青钱”，其材质改为铜、锌、铅、锡四元合金。直至乾隆五十九(1794)年止，几乎整个乾隆朝都在铸行“青钱”。
改铸“青钱”对清政府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其不仅仅意味着铸钱成分、铸钱技术等方面的变化，甚至引起清廷矿业政策的变化，如，铅、锡矿的大量开采；同时，也反映了清前期存在的货币问题，当时货币理论发展水平及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但目前对清代货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白银问题上，对铜钱特别是“青钱”进行的研究不多。彭信威先生、周卫荣先生等虽提及“青钱”问题，也未见作进一步研究。本文拟就铸“青钱”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原因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青钱”产生的背景
有清一代，政府非常注重白银与铜钱的兑换率即银钱比价问题，很多政策的提出如改变币材、减轻钱重等都与此有关。这次改铸“青钱”同样与银钱比价有极大的关系。
1．清政府对银钱比价的重视
清朝银钱并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倚重。凡一切行使，大抵数少用钱，数多则用银。”由于白银和铜钱都是法定货币，从而存在着银钱比价问题。清初，政府规定银钱的比价为1：1000(即一两纹银兑铜钱一千文，每文铜钱合银一厘)，顺治十年所铸的“一厘”钱更是明确在钱的背文上注明该钱值银一厘。清政府就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钱价，库平纹银一两兑钱的数目，如果在1000文以上，谓之银贵钱贱，反之，则谓之银贱钱贵。然而，两种货币的比价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白银和铜本身的价值、供求等情况出现变动，必然会出现银钱比价的波动。
实际上，官方对银钱比价的硬性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当时存在一种随时波动的市场比价，人们多以市场比价进行交易。清代中期以前，一两白银兑铜钱的数目一般都在1000文以下，即银贱钱贵。市场比价的波动给市场运行、军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如，清朝的兵饷以白银计，当钱价很低时，官府仍以1：1000的比例搭放铜钱，士兵的实际收入相应减少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秋天，云南就是因为钱价太贱，兵饷按银钱各半发放，士兵们贫困，从而酿成了兵变。再如，农民纳税也是以白银计，通常贫苦百姓以铜钱交纳，大户的一些零星税款也以铜钱交纳。当钱价很高时，官府仍以1：1000收取铜钱，百姓受到损失，而官吏则将收取的铜钱按市场比价换成白银以渔利。清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清历代皇帝很重视平衡银钱比价，采取各种措施尽量使银钱的市场比价接近政府规定比价。可以说，清前期政府的多数货币政策都是围绕着平抑钱价这个中心而制定的。
虽然清朝银钱并用，而且更注重白银，国家的收支也以白银计，但是，清前期的货币政策只涉及到铜钱，对白银却极少干预。当时的观点认为：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昂。每当银钱比价出现波动时，政府就单方面控制铜钱的生产、流通等方面，以期平衡钱价，而基本忽视白银的作用。
2．乾隆初钱价问题及政府之对策
康熙末年至雍正朝，铜钱的价格逐渐上涨。而且，由于铜料供应的相对不足及白银贬值，铸钱原料价格上涨(以白银计)，造成铸钱成本的上升。为此，雍正五年(1727)清廷降低币材中铜的含量。尽管如此，钱价上涨的势头依然不减。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又将钱重从每文一钱四分减至一钱二分，钱价还是未能平抑。政府规定每库平纹银一两兑钱1000文，而实际上市场兑换率偏离该标准很大，钱价居高不下。这种情况在乾隆初期尤其严重。(见表1)
显然，乾隆初年，银钱市场比价为1：710～830文不等(云南例外，云南铜、铅价低，铸钱多，钱价较低，搭放兵饷时按1：1200)，较官定银钱比价l：1000相差甚远。清廷认为其根源在于铜钱的生产和流通中出现了问题，急欲采取措施平抑钱价。由于清廷极为重视，大臣们积极献计献策，试图找出钱贵之由，从而解决钱价日昂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钱价高昂乃私销铜钱的结果。在引起私销的原因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雍正四年禁造黄铜器以来，民间铜供应不足，铜价上涨，引起私销钱币，从而造成流通的钱币减少、钱价日昂，持此观点的人主张开铜禁，并认为铜料供应充足，钱价就可平减；更多的人认为民间需铜多，而私销钱币又有利可图，当然人们会大量销毁钱币，他们主张严禁私销，也有人提议铸七分小钱，以防止私销(未被采纳)。
2．认为铸钱数目年有常数，而用钱之人逐岁增加，且除宝泉、宝源两局年年开铸外，各省局时开时停，造成钱文不敷、钱价日昂；主张广开鼓铸，多搭放兵饷。
3．认为钱价上涨是经营钱币的店铺经纪把持、哄抬钱价渔利、制钱外流的结果，主张限制、甚至取缔其经营，限制出境带钱的数量。
4．认为钱价上涨是民间囤积钱币的结果，如北方某些富户为了防盗，将铜钱去掉串绳堆放一室，使流通的钱币大量减少。主张严令禁止囤积，违者治罪。
为此，乾隆初年清廷采取了各种措施。
(1)私销方面，乾隆元年(1736)二月，户部尚书兼内务府总管海望列举了铜禁的四大害处，请开铜禁；三月，户部尚书、湖广总督史贻直也以禁铜引起铜价更贵、不利民用、且导致私毁钱币更甚为由，请开铜禁，乾隆很欣赏他的看法。于是该年解除铜禁。同时，由于私销被认为钱价高昂的主要原因，对私销的查禁力度不断加大。实际上，雍正十二年(1734)减钱重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私销。随后，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私销问题，并为此提出申禁令、多铸钱的办法。于是清政府在增加鼓铸的同时，大力查禁私销钱币。
(2)在去除钱铺经纪(各省几乎没有大的钱铺和钱经纪)、严禁贩运和囤积制钱等方面，乾隆元年(1736)始，查禁商民囤积钱币和哄抬钱价，对当铺存钱和当钱的数目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乾隆二、三两年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上述措施都未见成效或收效甚微，有些地方甚至进一步恶化。
这时，铸“青钱”平钱价的方法慢慢浮出了水面。
二、改铸“青钱”方案的提出
1．所谓“青钱”
据《清朝文献通考》：“本朝于是(乾隆五年，1740)始加锡配铸，谓之青钱；旧时未加锡者，谓之黄钱。”说明乾隆五年清政府才要求铸“青钱”，加锡是区别青、黄钱的关键。
为何加锡钱称“青钱”呢?这主要是黄铜中加锡以后，颜色变青的原故。如乾隆五年，张若震在给乾隆的奏折中提到，在黄铜中加入锡后，铜(合金)“果属青色”；福建 在试铸时很注意铜合金的颜色，“臣等曾令炉匠以洋铜五十斤、白铅(锌)三十七斤、黑铅(铅)十斤、点铜(锡)三斤试铸青钱，虽较顺治、康熙钱文颜色微黄，然复令融化试造器皿，过锤即碎、稍曲即折，不能成物。”这里的顺治、康熙钱指的是青钱，该省试铸时颜色稍黄，毕竟颜色还是变青了。
2．初次提出
就在乾隆为平钱价而采取各种措施时，身为两江总督的那苏图，于乾隆三年(1738)七月提出改铸“青钱”以杜绝私销、平抑钱价的方法：
窃惟钱文为民间日用之所必需，是以国家每年不惜巨万帑金，设局鼓铸，以裕民用。乃年年铸钱，而钱文转少，钱价转昂。以致上廑宸衷，时劳宵旰。廷臣献纳亦极周详，然以禁铜为便者，而昔年禁止，钱未裕者也；以开禁为便者，而近年驰禁价未平也；于是有以禁经纪之把持、严民间之囤积，或请以钱完赋，或请开矿益铜。条奏不一，要皆仰体圣心，以期钱价平而民用足耳。然行之皆未见其效者。……臣见江南所用钱文，多系国初所铸之康熙青钱，间亦有顺治青钱，而近年所铸之黄钱反不多见。细加访问，始知青铜质脆，除铸镜之外不能打造别项器皿，故青钱无人销毁。至今行用黄铜钱文易于销毁，民间需用甚广，即如烟袋、纽扣、铜丝等项，为物虽微，而货卖者遍行街市。若辈并不购买铜斤，悉皆毁钱为用。闻江浙钱铺惟以青钱兑换交易，遇有黄钱辄行挑出售于铜铺，每钱一千文可易青钱一千一百文……而欲杜私毁之源，必宜改铸青钱，方可为国家经久之计……传询炉头铜匠，知青铜亦系红铜配铅、再加广锡即成青铜。当以每百斤用红铜六十四斤、铅三十二斤、锡四斤之数酌配。试铸青钱一板送验，臣阅其铜质、颜色尚未合式。复又批令：再询谙练铜匠．另配试铸。兹据委员复以百斤用净铜七十斤、铅二十五斤、锡五斤之数酌配．试铸一板，并配出青铜二块，呈送前来。臣阅此番所铸青钱铜质青润、声音响亮，与国初所铸顺治、康熙青钱相同。但恐不能销毁打造别器之说或尚未确，复令在省铜匠将送到青铜试为打造，其铜果遇锤即碎，不能成造器皿。又恐所入锡或可提出，则仍为黄铜，询据老铜匠云：锡一入铜再不能提出，必须用分金炉始能分开，但用分金炉，炭火人工为费甚多，倍于铜价，不但无利而且亏本，且器具什物易露踪迹。故青铜钱文无人销毁。臣令铜匠试提其锡，果不能出……。
那苏图认为：清政府为“平钱价”而采取的开铜禁、严民间钱文囤积等政策都没抓住问题的关键，其结果是“未见其效者”。其次，钱价不平是私销造成的，市面上流通的清初青钱多于近年来铸的黄钱就是明证。他从黄钱少和易于改铸器具出发，得出黄钱多被私销的结论。当然，这里他有两个假设：其一、黄钱是因销毁而少的；其二，铜钱是民间制作铜器的原料。再次，改铸青钱能防止私销。他不仅询问铜匠，而且还多次进行实验，证实加锡后的黄铜的确不适于打造器皿，即“遇锤即碎”，而且加锡后，不易提出。
那苏图的提议在当时可谓有理有据，考虑周详。但是其奏折并没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其原因可能是：
第一、统治者墨守成规。明嘉靖朝开始用黄铜铸钱，到明末，铸钱基本只用铜、锌两种金属，清初一直援用明末旧例。这时提出铸青钱的方法，币材中加入了铅、锡两种金属，变化很大。而封建统治者认为“事事遵奉令典”、“永守成规”才是永葆其统治的良策。
第二、那苏图方案本身的不足。他提出的币材中含铜为70％、铅(锌)25％、锡5％，与政府规定“铜、铅各半”的配比相差很远，即铜、锡的含量过高，而红铜和锡的价格都很高，增加了成本。如乾隆初年，滇铜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洋铜每百斤十四两五钱(部定价格，市场价远高于此)，湖北惠州锡每百斤十二三两；而锌每百斤四两七钱五分，贵州莲花、砂朱等厂出厂锌价只有一两三钱，铅价与锌相仿(雍正时，贵州铅难以销售，每百斤按一两五钱左右就厂销售)。
第三、时机未成熟。当时对钱价不平的原因尚在讨论之中。当很多人认为私销是钱贵的主因时，各地不断加强对私销查处，效果尚未显现，朝廷也许认为钱价会很快平减下去。
第四、人们乐于使用黄钱。从上面奏折中也能看到，黄钱一千文可换青钱一千一百文，表明人们更喜欢黄钱。
实际上，在那苏图试铸青钱的时候，江西也在试铸。在那氏奏折的结尾部分还提到：“又闻现在江西钱局内，管局官于铜、铅照例搭配外，惟于每铜一斤内搀锡五钱试铸，其铜色光照旧，亦不能销毁改打器皿，较为省费而有益。”可见，发现青钱问题并非他自己，而且都在试铸阶段。江西试铸也未能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3．再次提出
一年多后，乾隆四年(1739)九月二十二日，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再次提出铸“青钱”以杜私销的方法：
……他如器皿之类，则有铸铜与打铜之分。铸铜止堪作镜及乐器等用，民间呼为响铜；其打铜，则不拘何物可造。凡市卖铜器，大者论斤而不论件，小者论件而不论斤。论斤则利微，利微故不销制钱；论件则利厚，利厚故将制钱销毁。而打铜之家，镕铜炉灶乃其现成，无论避人，销化难以觉察，即使有人在前，而钱入炉中顷刻化为铜汁，全无私销形迹可指，谁敢轻易举首：所以趋利之徒恣意销毁，无所底止，而查拿竞成具文。臣愚以为钱价之贵在于钱少，钱少之故实由私毁，欲清其弊，当先绝其源。臣自少至壮，伏见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时所铸顺治通宝、康熙通宝多系青钱，现今外省行用青钱居其大半，鼓铸既久，历时亦远，何以向日之青钱转多，近日黄钱较少。臣留心体察，访之老年炉匠，佥云：每配合铜铅一百斤之内，加点铜(锡)三斤即成青钱，不加点铜便是黄铜。点铜为铜铅之母，一经搀入，复投炉内不能铜自为铜，而铅自为铅。设有销毁只可改作乐器，此即所谓响铜，仅能论斤出卖，难作小件，民间无利可图，是以青钱至今无人销毁，非若不加点铜之黄钱，可以镕化改作别物。臣犹未敢遂信，密传炉匠进署试铸数文，一加点铜果属青色，钱质与顺治、康熙年间仿佛相等，堪以垂久，再核算工本亦与京局不相上下。若京局概铸青钱，则私毁之弊可除，而钱价也不致于日贵…一。
张若震的论述较那苏图更有条理。他认为“钱价之贵在于钱少，钱少之故实由私毁”；民间毁钱为铜者，只能打制小件才有利可图，而加锡后铜不能用于打制，因此铸青钱可防止私销。此外，他提出的铸青钱方案，铜的含量没变，加锡量不大，对铸钱的成本影响很小，这一点可能非常关键。既可杜私销，又不增加成本，这是清政府一直想做的事。这次奏议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乾隆接到奏折后立即批示：大学士、九卿详议具奏。他们不敢怠慢，对该折公议后认为，“改铸青钱所费工本既于京局不相上下，而铸出钱文可杜私毁之弊，于民用实有裨益。”令京局炉匠试铸，但试铸结果总不 满意，于是迅速上报皇帝，奏请从浙江聘炉匠来京指导改铸“青钱”，乾隆当即朱批：依议速行。到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初时，张若震已经选好炉匠启程赴京了，前后只有两个多月，清钱币史上一个重大的改革就这么决定下来了。可见，清廷对这件事非常重视。
清廷对铸“青钱”方案态度的转变是有原因的。
首先，统治者对私销问题越来越重视。乾隆初年，“平钱价”的各种方法均不奏效，一种观点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钱价高昂，源于钱少，而钱少之由，在于私销为器。为什么在禁铜和查禁私销未果的情况下仍认为私销是钱价高昂的原因呢?虽然没有私销的实据，但是他们仍认为私销很多，只是私销钱币不易发现而已。如，乾隆四年(1739)七月，浙江巡抚卢焯奏称：“……臣屡经审查明禁(私销)迄无成效，盖因私铸有各项器具易于查拿，销毁钱文随便熔化，并无形迹查拿。”同年九月，张若震也认为：“……而打铜之家，镕铜炉灶乃其现成，无论避人，销化难以觉察，即使有人在前，而钱入炉中顷刻化为铜汁，全无私毁形迹可指，谁敢轻易举首。所以趋利之徒恣意销毁，无所底止，而查拿竞成具文。”这些大臣们认为毁钱有利可图，“打铜之家”为获利就一定会私销铜钱；没拿获私销者，不是不存在私销，而是不易拿获而已。因此，虽然没有私销的事实，但乾隆君臣仍认定私销乃钱价高昂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经济因素。张若震称铸青钱“核算工本亦与京局不相上下”，这是其奏议能被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一百斤铜料中，只加锡二斤，铅价与锌相差不大或稍低，对铸钱成本影响很小。
我们看到，乾隆初年钱价较高，在多种平抑钱价措施无效的情况下，私销被认为是钱价高昂的主要原因。改铸“青钱”从奏议到实施，其主旨就是防止私销以平抑钱价。据《清朝文献通考》： “经大学士、九卿议定：鼓铸钱文专为便民利用，既可永杜私销，虽工本稍有加增，自应酌量变通。嗣后户、工二局应照式铸造青钱，与现在黄钱相兼行使，并行令开局各省一体遵照改铸。”这是清廷要求各钱局改铸“青钱”的政令。目的是“永杜私销”。为此，即使稍加工本也在所不惜。
同时，乾隆三至四年(1738—1739)，有据可考的试铸“青钱”的事有三次。从那苏图、张若震两人的奏折看，他们都是为解决钱价高的问题，注意到市场上青钱多而黄钱少的情况，由此得出同一结论：这是私销的结果；又都是从炉匠处认识到加锡后铜性的变化，然后进行实验。两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铸“青钱”政策的出台在当时情况下只是时间问题。
(责任编辑 高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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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铸“青钱”对清政府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其不仅仅意味着铸钱成分、铸钱技术等方面的变化，甚至引起清廷矿业政策的变化，如，铅、锡矿的大量开采；同时，也反映了清前期存在的货币问题，当时货币理论发展水平及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但目前对清代货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白银问题上，对铜钱特别是“青钱”进行的研究不多。彭信威先生、周卫荣先生等虽提及“青钱”问题，也未见作进一步研究。本文拟就铸“青钱”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原因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青钱”产生的背景
有清一代，政府非常注重白银与铜钱的兑换率即银钱比价问题，很多政策的提出如改变币材、减轻钱重等都与此有关。这次改铸“青钱”同样与银钱比价有极大的关系。
1．清政府对银钱比价的重视
清朝银钱并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倚重。凡一切行使，大抵数少用钱，数多则用银。”由于白银和铜钱都是法定货币，从而存在着银钱比价问题。清初，政府规定银钱的比价为1：1000(即一两纹银兑铜钱一千文，每文铜钱合银一厘)，顺治十年所铸的“一厘”钱更是明确在钱的背文上注明该钱值银一厘。清政府就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钱价，库平纹银一两兑钱的数目，如果在1000文以上，谓之银贵钱贱，反之，则谓之银贱钱贵。然而，两种货币的比价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白银和铜本身的价值、供求等情况出现变动，必然会出现银钱比价的波动。
实际上，官方对银钱比价的硬性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当时存在一种随时波动的市场比价，人们多以市场比价进行交易。清代中期以前，一两白银兑铜钱的数目一般都在1000文以下，即银贱钱贵。市场比价的波动给市场运行、军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如，清朝的兵饷以白银计，当钱价很低时，官府仍以1：1000的比例搭放铜钱，士兵的实际收入相应减少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秋天，云南就是因为钱价太贱，兵饷按银钱各半发放，士兵们贫困，从而酿成了兵变。再如，农民纳税也是以白银计，通常贫苦百姓以铜钱交纳，大户的一些零星税款也以铜钱交纳。当钱价很高时，官府仍以1：1000收取铜钱，百姓受到损失，而官吏则将收取的铜钱按市场比价换成白银以渔利。清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清历代皇帝很重视平衡银钱比价，采取各种措施尽量使银钱的市场比价接近政府规定比价。可以说，清前期政府的多数货币政策都是围绕着平抑钱价这个中心而制定的。
虽然清朝银钱并用，而且更注重白银，国家的收支也以白银计，但是，清前期的货币政策只涉及到铜钱，对白银却极少干预。当时的观点认为：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昂。每当银钱比价出现波动时，政府就单方面控制铜钱的生产、流通等方面，以期平衡钱价，而基本忽视白银的作用。
2．乾隆初钱价问题及政府之对策
康熙末年至雍正朝，铜钱的价格逐渐上涨。而且，由于铜料供应的相对不足及白银贬值，铸钱原料价格上涨(以白银计)，造成铸钱成本的上升。为此，雍正五年(1727)清廷降低币材中铜的含量。尽管如此，钱价上涨的势头依然不减。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又将钱重从每文一钱四分减至一钱二分，钱价还是未能平抑。政府规定每库平纹银一两兑钱1000文，而实际上市场兑换率偏离该标准很大，钱价居高不下。这种情况在乾隆初期尤其严重。(见表1)
显然，乾隆初年，银钱市场比价为1：710～830文不等(云南例外，云南铜、铅价低，铸钱多，钱价较低，搭放兵饷时按1：1200)，较官定银钱比价l：1000相差甚远。清廷认为其根源在于铜钱的生产和流通中出现了问题，急欲采取措施平抑钱价。由于清廷极为重视，大臣们积极献计献策，试图找出钱贵之由，从而解决钱价日昂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钱价高昂乃私销铜钱的结果。在引起私销的原因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雍正四年禁造黄铜器以来，民间铜供应不足，铜价上涨，引起私销钱币，从而造成流通的钱币减少、钱价日昂，持此观点的人主张开铜禁，并认为铜料供应充足，钱价就可平减；更多的人认为民间需铜多，而私销钱币又有利可图，当然人们会大量销毁钱币，他们主张严禁私销，也有人提议铸七分小钱，以防止私销(未被采纳)。
2．认为铸钱数目年有常数，而用钱之人逐岁增加，且除宝泉、宝源两局年年开铸外，各省局时开时停，造成钱文不敷、钱价日昂；主张广开鼓铸，多搭放兵饷。
3．认为钱价上涨是经营钱币的店铺经纪把持、哄抬钱价渔利、制钱外流的结果，主张限制、甚至取缔其经营，限制出境带钱的数量。
4．认为钱价上涨是民间囤积钱币的结果，如北方某些富户为了防盗，将铜钱去掉串绳堆放一室，使流通的钱币大量减少。主张严令禁止囤积，违者治罪。
为此，乾隆初年清廷采取了各种措施。
(1)私销方面，乾隆元年(1736)二月，户部尚书兼内务府总管海望列举了铜禁的四大害处，请开铜禁；三月，户部尚书、湖广总督史贻直也以禁铜引起铜价更贵、不利民用、且导致私毁钱币更甚为由，请开铜禁，乾隆很欣赏他的看法。于是该年解除铜禁。同时，由于私销被认为钱价高昂的主要原因，对私销的查禁力度不断加大。实际上，雍正十二年(1734)减钱重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私销。随后，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私销问题，并为此提出申禁令、多铸钱的办法。于是清政府在增加鼓铸的同时，大力查禁私销钱币。
(2)在去除钱铺经纪(各省几乎没有大的钱铺和钱经纪)、严禁贩运和囤积制钱等方面，乾隆元年(1736)始，查禁商民囤积钱币和哄抬钱价，对当铺存钱和当钱的数目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乾隆二、三两年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上述措施都未见成效或收效甚微，有些地方甚至进一步恶化。
这时，铸“青钱”平钱价的方法慢慢浮出了水面。
二、改铸“青钱”方案的提出
1．所谓“青钱”
据《清朝文献通考》：“本朝于是(乾隆五年，1740)始加锡配铸，谓之青钱；旧时未加锡者，谓之黄钱。”说明乾隆五年清政府才要求铸“青钱”，加锡是区别青、黄钱的关键。
为何加锡钱称“青钱”呢?这主要是黄铜中加锡以后，颜色变青的原故。如乾隆五年，张若震在给乾隆的奏折中提到，在黄铜中加入锡后，铜(合金)“果属青色”；福建 在试铸时很注意铜合金的颜色，“臣等曾令炉匠以洋铜五十斤、白铅(锌)三十七斤、黑铅(铅)十斤、点铜(锡)三斤试铸青钱，虽较顺治、康熙钱文颜色微黄，然复令融化试造器皿，过锤即碎、稍曲即折，不能成物。”这里的顺治、康熙钱指的是青钱，该省试铸时颜色稍黄，毕竟颜色还是变青了。
2．初次提出
就在乾隆为平钱价而采取各种措施时，身为两江总督的那苏图，于乾隆三年(1738)七月提出改铸“青钱”以杜绝私销、平抑钱价的方法：
窃惟钱文为民间日用之所必需，是以国家每年不惜巨万帑金，设局鼓铸，以裕民用。乃年年铸钱，而钱文转少，钱价转昂。以致上廑宸衷，时劳宵旰。廷臣献纳亦极周详，然以禁铜为便者，而昔年禁止，钱未裕者也；以开禁为便者，而近年驰禁价未平也；于是有以禁经纪之把持、严民间之囤积，或请以钱完赋，或请开矿益铜。条奏不一，要皆仰体圣心，以期钱价平而民用足耳。然行之皆未见其效者。……臣见江南所用钱文，多系国初所铸之康熙青钱，间亦有顺治青钱，而近年所铸之黄钱反不多见。细加访问，始知青铜质脆，除铸镜之外不能打造别项器皿，故青钱无人销毁。至今行用黄铜钱文易于销毁，民间需用甚广，即如烟袋、纽扣、铜丝等项，为物虽微，而货卖者遍行街市。若辈并不购买铜斤，悉皆毁钱为用。闻江浙钱铺惟以青钱兑换交易，遇有黄钱辄行挑出售于铜铺，每钱一千文可易青钱一千一百文……而欲杜私毁之源，必宜改铸青钱，方可为国家经久之计……传询炉头铜匠，知青铜亦系红铜配铅、再加广锡即成青铜。当以每百斤用红铜六十四斤、铅三十二斤、锡四斤之数酌配。试铸青钱一板送验，臣阅其铜质、颜色尚未合式。复又批令：再询谙练铜匠．另配试铸。兹据委员复以百斤用净铜七十斤、铅二十五斤、锡五斤之数酌配．试铸一板，并配出青铜二块，呈送前来。臣阅此番所铸青钱铜质青润、声音响亮，与国初所铸顺治、康熙青钱相同。但恐不能销毁打造别器之说或尚未确，复令在省铜匠将送到青铜试为打造，其铜果遇锤即碎，不能成造器皿。又恐所入锡或可提出，则仍为黄铜，询据老铜匠云：锡一入铜再不能提出，必须用分金炉始能分开，但用分金炉，炭火人工为费甚多，倍于铜价，不但无利而且亏本，且器具什物易露踪迹。故青铜钱文无人销毁。臣令铜匠试提其锡，果不能出……。
那苏图认为：清政府为“平钱价”而采取的开铜禁、严民间钱文囤积等政策都没抓住问题的关键，其结果是“未见其效者”。其次，钱价不平是私销造成的，市面上流通的清初青钱多于近年来铸的黄钱就是明证。他从黄钱少和易于改铸器具出发，得出黄钱多被私销的结论。当然，这里他有两个假设：其一、黄钱是因销毁而少的；其二，铜钱是民间制作铜器的原料。再次，改铸青钱能防止私销。他不仅询问铜匠，而且还多次进行实验，证实加锡后的黄铜的确不适于打造器皿，即“遇锤即碎”，而且加锡后，不易提出。
那苏图的提议在当时可谓有理有据，考虑周详。但是其奏折并没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其原因可能是：
第一、统治者墨守成规。明嘉靖朝开始用黄铜铸钱，到明末，铸钱基本只用铜、锌两种金属，清初一直援用明末旧例。这时提出铸青钱的方法，币材中加入了铅、锡两种金属，变化很大。而封建统治者认为“事事遵奉令典”、“永守成规”才是永葆其统治的良策。
第二、那苏图方案本身的不足。他提出的币材中含铜为70％、铅(锌)25％、锡5％，与政府规定“铜、铅各半”的配比相差很远，即铜、锡的含量过高，而红铜和锡的价格都很高，增加了成本。如乾隆初年，滇铜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洋铜每百斤十四两五钱(部定价格，市场价远高于此)，湖北惠州锡每百斤十二三两；而锌每百斤四两七钱五分，贵州莲花、砂朱等厂出厂锌价只有一两三钱，铅价与锌相仿(雍正时，贵州铅难以销售，每百斤按一两五钱左右就厂销售)。
第三、时机未成熟。当时对钱价不平的原因尚在讨论之中。当很多人认为私销是钱贵的主因时，各地不断加强对私销查处，效果尚未显现，朝廷也许认为钱价会很快平减下去。
第四、人们乐于使用黄钱。从上面奏折中也能看到，黄钱一千文可换青钱一千一百文，表明人们更喜欢黄钱。
实际上，在那苏图试铸青钱的时候，江西也在试铸。在那氏奏折的结尾部分还提到：“又闻现在江西钱局内，管局官于铜、铅照例搭配外，惟于每铜一斤内搀锡五钱试铸，其铜色光照旧，亦不能销毁改打器皿，较为省费而有益。”可见，发现青钱问题并非他自己，而且都在试铸阶段。江西试铸也未能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3．再次提出
一年多后，乾隆四年(1739)九月二十二日，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再次提出铸“青钱”以杜私销的方法：
……他如器皿之类，则有铸铜与打铜之分。铸铜止堪作镜及乐器等用，民间呼为响铜；其打铜，则不拘何物可造。凡市卖铜器，大者论斤而不论件，小者论件而不论斤。论斤则利微，利微故不销制钱；论件则利厚，利厚故将制钱销毁。而打铜之家，镕铜炉灶乃其现成，无论避人，销化难以觉察，即使有人在前，而钱入炉中顷刻化为铜汁，全无私销形迹可指，谁敢轻易举首：所以趋利之徒恣意销毁，无所底止，而查拿竞成具文。臣愚以为钱价之贵在于钱少，钱少之故实由私毁，欲清其弊，当先绝其源。臣自少至壮，伏见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时所铸顺治通宝、康熙通宝多系青钱，现今外省行用青钱居其大半，鼓铸既久，历时亦远，何以向日之青钱转多，近日黄钱较少。臣留心体察，访之老年炉匠，佥云：每配合铜铅一百斤之内，加点铜(锡)三斤即成青钱，不加点铜便是黄铜。点铜为铜铅之母，一经搀入，复投炉内不能铜自为铜，而铅自为铅。设有销毁只可改作乐器，此即所谓响铜，仅能论斤出卖，难作小件，民间无利可图，是以青钱至今无人销毁，非若不加点铜之黄钱，可以镕化改作别物。臣犹未敢遂信，密传炉匠进署试铸数文，一加点铜果属青色，钱质与顺治、康熙年间仿佛相等，堪以垂久，再核算工本亦与京局不相上下。若京局概铸青钱，则私毁之弊可除，而钱价也不致于日贵…一。
张若震的论述较那苏图更有条理。他认为“钱价之贵在于钱少，钱少之故实由私毁”；民间毁钱为铜者，只能打制小件才有利可图，而加锡后铜不能用于打制，因此铸青钱可防止私销。此外，他提出的铸青钱方案，铜的含量没变，加锡量不大，对铸钱的成本影响很小，这一点可能非常关键。既可杜私销，又不增加成本，这是清政府一直想做的事。这次奏议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乾隆接到奏折后立即批示：大学士、九卿详议具奏。他们不敢怠慢，对该折公议后认为，“改铸青钱所费工本既于京局不相上下，而铸出钱文可杜私毁之弊，于民用实有裨益。”令京局炉匠试铸，但试铸结果总不 满意，于是迅速上报皇帝，奏请从浙江聘炉匠来京指导改铸“青钱”，乾隆当即朱批：依议速行。到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初时，张若震已经选好炉匠启程赴京了，前后只有两个多月，清钱币史上一个重大的改革就这么决定下来了。可见，清廷对这件事非常重视。
清廷对铸“青钱”方案态度的转变是有原因的。
首先，统治者对私销问题越来越重视。乾隆初年，“平钱价”的各种方法均不奏效，一种观点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钱价高昂，源于钱少，而钱少之由，在于私销为器。为什么在禁铜和查禁私销未果的情况下仍认为私销是钱价高昂的原因呢?虽然没有私销的实据，但是他们仍认为私销很多，只是私销钱币不易发现而已。如，乾隆四年(1739)七月，浙江巡抚卢焯奏称：“……臣屡经审查明禁(私销)迄无成效，盖因私铸有各项器具易于查拿，销毁钱文随便熔化，并无形迹查拿。”同年九月，张若震也认为：“……而打铜之家，镕铜炉灶乃其现成，无论避人，销化难以觉察，即使有人在前，而钱入炉中顷刻化为铜汁，全无私毁形迹可指，谁敢轻易举首。所以趋利之徒恣意销毁，无所底止，而查拿竞成具文。”这些大臣们认为毁钱有利可图，“打铜之家”为获利就一定会私销铜钱；没拿获私销者，不是不存在私销，而是不易拿获而已。因此，虽然没有私销的事实，但乾隆君臣仍认定私销乃钱价高昂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经济因素。张若震称铸青钱“核算工本亦与京局不相上下”，这是其奏议能被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一百斤铜料中，只加锡二斤，铅价与锌相差不大或稍低，对铸钱成本影响很小。
我们看到，乾隆初年钱价较高，在多种平抑钱价措施无效的情况下，私销被认为是钱价高昂的主要原因。改铸“青钱”从奏议到实施，其主旨就是防止私销以平抑钱价。据《清朝文献通考》： “经大学士、九卿议定：鼓铸钱文专为便民利用，既可永杜私销，虽工本稍有加增，自应酌量变通。嗣后户、工二局应照式铸造青钱，与现在黄钱相兼行使，并行令开局各省一体遵照改铸。”这是清廷要求各钱局改铸“青钱”的政令。目的是“永杜私销”。为此，即使稍加工本也在所不惜。
同时，乾隆三至四年(1738—1739)，有据可考的试铸“青钱”的事有三次。从那苏图、张若震两人的奏折看，他们都是为解决钱价高的问题，注意到市场上青钱多而黄钱少的情况，由此得出同一结论：这是私销的结果；又都是从炉匠处认识到加锡后铜性的变化，然后进行实验。两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铸“青钱”政策的出台在当时情况下只是时间问题。
(责任编辑 高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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