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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行善的能力,我希望本书所提到人物与故事能够鼓舞大家、感动人心,并证明公民行动与服务。可以成为改变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动力。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在我成立基金会之初,我根本不知道在过去6年里,我们完成的许多造福他人之事所运用的策略,其实都源自于我们之前亲身参与的每项工作中,从艾滋病的用药、检测工作和检测设备,到卢安达农户肥料的费用和微型贷款的利率,再到美国学校里每个学童都可享用的各式饮料和萨克斯风,而2007年,我则希望全球五大洲的每块大陆上都能开始使用洁净能源产品。
发起资助艾滋病照护
2002年,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前总统)和我结束了在西班牙巴塞罗纳举办的世界艾滋病研讨会后,圣基茨与尼维斯(St.Christopher and Nevis)的总理丹齐尔·道格拉斯(Denzil Douglas)请我协助3个加勒比海的国家,为它们建立并资助艾滋病毒与艾滋病的防治、照护和医疗等相关系统。于是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伊拉·马格辛纳,我仍在白宫时,他曾带领我们的团队致力医疗保健和电子商务方面的工作。我请他组织并主持这个项目计划。
随着团队的运作越来越有系统,我开始请一些较富庶的国家投入一部分为了升级的必要资金补助,并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以及资助他们采购学名药品。爱尔兰和加拿大是我们的第一批捐赠者,挪威、瑞典和法国紧接在后。我基金会的经费都是由私人民间单位所捐赠,遍布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和其他国家。
我们决定购买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学名药(即通用名药,指专利期已过商标药,编注),因为他们的售价实在便宜很多,当时大约每人每年的花费是300美元。巴哈马政府已先让数百人服用过这种学名药。但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他们每人每年却以3500美元购买只需300美元的药品,因为当地的采购都是经由中间商之手,而这些人都从巨额的加成利润中赚取暴利,可见这个市场有多么乱。我们随即修正这个乱象,让巴哈马人得以用他们当时所花的同样金额,购买分量有10倍之多的抗反转录病毒药丸。
整顿市场降低药物费用
接着伊拉即着手开始整顿并扩大相关市场。在几位退休执行长的赞助牵线下,伊拉和印度与南非几家主要的学名药制造商合作,提高生产量并改善供应链的效率,同时又重新交涉协商,将药价从300美元降低到139美元。这些制造商和供货商的重要成员,像是印度大药厂西普拉、印度制药业龙头兰伯西、南非最具规模的药厂艾司朋制药、印度海得拉巴的希特罗制药厂和印度麦崔克司制药厂等,它们都答应将自己原本低产量、高获利但不知何时才能收款的一项交易,转成为高产量、低获利却能掌握收款时间的一桩生意。
伊拉和他的团队很快地与几家美国和欧洲的供货商也达成协议,让具诊断性的检测和相关设备费用获得80%的降价空间。另一次交涉则让快速艾滋病毒检测的费用从一美元降到49至65美分;而在最初服用的药物开始不具成效时,必须紧跟着服用的第二线药物的药价也减了下来;儿童使用的艾滋病药品则从600美元降至196美元。
2006年时,法国课征一小笔的航空税以筹募资金,希望能够帮助改善全球健康。有好几个国家也附议而捐款给这个称作“联合援助计划”的项目。法国邀请我们基金会主导该计划中有关儿童艾滋病的部分,并允诺担负3500万美元的相关医药费。随着这个市场逐渐扩大所带来的前景,另一波协商又再度进行,并让某些孩童的医药费降至每年60美元,而这个费用只是两年前的10%而已。
今天,我们基金会有关艾滋病的计划,已经有超过600人在支持着于全球25个国家中进行的相关工作。2004年时,我们扩大规模,让更多国家在艾滋病相关检测和用药上能够享有我们所提供的低药价,但前提是,这些国家必须遵守我们在国际采购协会协议中,所制定的有关照护的国际质量标准。至今已有69个国家加入,而目前同样额度的费用所能治疗的人数已是过去的2至3倍了。
当我在写这些数据时,有近75万人接受治疗的药物,正是以我们彼此签订合约上的支付费用采购的,而今天大约1/3正在接受治疗的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合作伙伴所制定的低药价和因此而造成的销售量暴增,终于在市场上造成一股涟漪效应,让其他艾滋病学名药的采购者能在短时间内,即可以降价后的合理价格购药。现在制药商所列的一般用药平均价格都在我们的限度内,因此即便不是我们购买团里的成员国也能用他们自己的预算治疗许多人。
串联个人扩大公益服务
具有想法和技能的个人,即使并不富有,他仍有能力来整合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市场。2006年我举办的全球行动计划之后,阿摩斯·欧拉冈久写了封信给我说,他想利用他所得到的专业训练来建造供水设备,并协助将电力延伸到他故乡阿尔及利亚的贫穷村落中。瑟吉·扎宾则写信来说,他想将美国的医院和非洲某几家医院连接起来,以提供辅导、多余的供应品和设备。还有一位自我介绍叫玛丽的女性说,她想将她所住的小区整合起来成立一个称作“家长压力阵线”组织,由受过训练的志工担任组织里的工作人员,希望可以协助那些正面临失去家人、与家人分离、贫穷与家暴虐待等困境的家庭渡过难关。尽管方式各有不同,但上述这些人都将秩序带进了这个曾经杂乱的需求领域中,因而让公众的利益获得提升。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付出,总是能形成一个真善美的世界。而且这些人也因为做了这些事,而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例如大家一起改变消费能源的方式并购买节能的产品,或是让你有机会提高某些人所付出的时间、技能或金钱等等的影响力。 (摘自克林顿《不求回报的给予》第11章)(编辑/袁红)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在我成立基金会之初,我根本不知道在过去6年里,我们完成的许多造福他人之事所运用的策略,其实都源自于我们之前亲身参与的每项工作中,从艾滋病的用药、检测工作和检测设备,到卢安达农户肥料的费用和微型贷款的利率,再到美国学校里每个学童都可享用的各式饮料和萨克斯风,而2007年,我则希望全球五大洲的每块大陆上都能开始使用洁净能源产品。
发起资助艾滋病照护
2002年,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前总统)和我结束了在西班牙巴塞罗纳举办的世界艾滋病研讨会后,圣基茨与尼维斯(St.Christopher and Nevis)的总理丹齐尔·道格拉斯(Denzil Douglas)请我协助3个加勒比海的国家,为它们建立并资助艾滋病毒与艾滋病的防治、照护和医疗等相关系统。于是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伊拉·马格辛纳,我仍在白宫时,他曾带领我们的团队致力医疗保健和电子商务方面的工作。我请他组织并主持这个项目计划。
随着团队的运作越来越有系统,我开始请一些较富庶的国家投入一部分为了升级的必要资金补助,并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以及资助他们采购学名药品。爱尔兰和加拿大是我们的第一批捐赠者,挪威、瑞典和法国紧接在后。我基金会的经费都是由私人民间单位所捐赠,遍布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和其他国家。
我们决定购买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学名药(即通用名药,指专利期已过商标药,编注),因为他们的售价实在便宜很多,当时大约每人每年的花费是300美元。巴哈马政府已先让数百人服用过这种学名药。但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他们每人每年却以3500美元购买只需300美元的药品,因为当地的采购都是经由中间商之手,而这些人都从巨额的加成利润中赚取暴利,可见这个市场有多么乱。我们随即修正这个乱象,让巴哈马人得以用他们当时所花的同样金额,购买分量有10倍之多的抗反转录病毒药丸。
整顿市场降低药物费用
接着伊拉即着手开始整顿并扩大相关市场。在几位退休执行长的赞助牵线下,伊拉和印度与南非几家主要的学名药制造商合作,提高生产量并改善供应链的效率,同时又重新交涉协商,将药价从300美元降低到139美元。这些制造商和供货商的重要成员,像是印度大药厂西普拉、印度制药业龙头兰伯西、南非最具规模的药厂艾司朋制药、印度海得拉巴的希特罗制药厂和印度麦崔克司制药厂等,它们都答应将自己原本低产量、高获利但不知何时才能收款的一项交易,转成为高产量、低获利却能掌握收款时间的一桩生意。
伊拉和他的团队很快地与几家美国和欧洲的供货商也达成协议,让具诊断性的检测和相关设备费用获得80%的降价空间。另一次交涉则让快速艾滋病毒检测的费用从一美元降到49至65美分;而在最初服用的药物开始不具成效时,必须紧跟着服用的第二线药物的药价也减了下来;儿童使用的艾滋病药品则从600美元降至196美元。
2006年时,法国课征一小笔的航空税以筹募资金,希望能够帮助改善全球健康。有好几个国家也附议而捐款给这个称作“联合援助计划”的项目。法国邀请我们基金会主导该计划中有关儿童艾滋病的部分,并允诺担负3500万美元的相关医药费。随着这个市场逐渐扩大所带来的前景,另一波协商又再度进行,并让某些孩童的医药费降至每年60美元,而这个费用只是两年前的10%而已。
今天,我们基金会有关艾滋病的计划,已经有超过600人在支持着于全球25个国家中进行的相关工作。2004年时,我们扩大规模,让更多国家在艾滋病相关检测和用药上能够享有我们所提供的低药价,但前提是,这些国家必须遵守我们在国际采购协会协议中,所制定的有关照护的国际质量标准。至今已有69个国家加入,而目前同样额度的费用所能治疗的人数已是过去的2至3倍了。
当我在写这些数据时,有近75万人接受治疗的药物,正是以我们彼此签订合约上的支付费用采购的,而今天大约1/3正在接受治疗的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合作伙伴所制定的低药价和因此而造成的销售量暴增,终于在市场上造成一股涟漪效应,让其他艾滋病学名药的采购者能在短时间内,即可以降价后的合理价格购药。现在制药商所列的一般用药平均价格都在我们的限度内,因此即便不是我们购买团里的成员国也能用他们自己的预算治疗许多人。
串联个人扩大公益服务
具有想法和技能的个人,即使并不富有,他仍有能力来整合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市场。2006年我举办的全球行动计划之后,阿摩斯·欧拉冈久写了封信给我说,他想利用他所得到的专业训练来建造供水设备,并协助将电力延伸到他故乡阿尔及利亚的贫穷村落中。瑟吉·扎宾则写信来说,他想将美国的医院和非洲某几家医院连接起来,以提供辅导、多余的供应品和设备。还有一位自我介绍叫玛丽的女性说,她想将她所住的小区整合起来成立一个称作“家长压力阵线”组织,由受过训练的志工担任组织里的工作人员,希望可以协助那些正面临失去家人、与家人分离、贫穷与家暴虐待等困境的家庭渡过难关。尽管方式各有不同,但上述这些人都将秩序带进了这个曾经杂乱的需求领域中,因而让公众的利益获得提升。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付出,总是能形成一个真善美的世界。而且这些人也因为做了这些事,而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例如大家一起改变消费能源的方式并购买节能的产品,或是让你有机会提高某些人所付出的时间、技能或金钱等等的影响力。 (摘自克林顿《不求回报的给予》第11章)(编辑/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