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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号 A
文章编号 1009—96&6(2009)11—0036—03
摘要 从自由价值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阐述自由价值的真正内涵；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质和革命品质，阐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渗透了自由价值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阐述中国人寻求和实现自由价值的必然趋势；进而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东方大国全面实现自由价值的过程。
关键词 自由价值内涵；马克思主义科学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由价值实现过程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一时间论家蜂起，见仁见智，使论坛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但笔者认为，目前话语涉及较多的所谓普世价值，其实是自由价值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因此，笔者也想借此机会，略抒己见。
1 自由价值的真正内涵
如果认真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就会发现，获取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才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遍性价值，才是最原始、最基本、最起码的关于人们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取向。所谓“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等概念，都不过是自由价值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所谓自由价值，就是不同的个体根据自我需要，不受外物影响，不受他人牵引或强制而去寻求自我满足(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的那种价值取向。说通俗一些，就是“各取所需”。而在无数个“各取所需”的追求中，人们发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人类的共同需求，亦即所谓“普世价值”。由此可见。人们发现事物对于人的价值首先是从自由价值开始的。没有无数个不同个体对自由价值的追求，人们就不可能发现普遍性价值的存在。
然而，以上只是从词语角度概述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价值，而从现实生活中自由价值所涉及的领域来看，自由价值观的整个体系，大致应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伦理体系中的自由价值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道主义、人本思想等；第二是哲学体系中的自由价值观——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尊重个体利益、承认物欲等；第三是政治体系中的自由价值观——民主、法治、人权等。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
自由价值观中对“自由”的界说林林总总，其中哈耶克的阐述通俗而且具有代表性。哈耶克分析“自由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状态”、“自由就是指强制的不存在”、“自由意味着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状态与一个人必须服从另一个人的状态，成为对照”。徐火辉在《自由价值辩》一文中，对“自由”概念进一步作了如下解读：
第一，自由指人与人的关系，不指人与物的关系。如果你自愿登山而跃入山峪，进退两难，文学描述说你不自由了，但这种不自由仅仅是物理的。在自由价值观看来，你仍然自由，因为没有人强制你。
第二，自由不同于内在自由。当一个人情绪压倒理性，或意志软弱而不能按成熟的理性行动的时候，则说他失去了内在自由。内在自由也称主观自由，它主要指个人能够根据理性做出选择和行动的意志力，是一种心理素质。而自由指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社会事物。
第三，自由不同于力量。有人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这是把自由看做力量。人们往往认为力量越大，克服外部障碍越易，自由就越多。然而，外部障碍可以是物理事件，强制则完全是社会事件，两者不相同。个人力量是否强大与个人是否自由，也不相同。皇帝的心腹太监远比‘_个百姓有力量，但太监与“耕田而食”的百姓相比，自由少到连肢体健全都不可得。
从上文对自由价值的辨析，说明人只有在挣脱束缚、能主宰自我并成为社会主体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由价值。人类正是在世世代代不懈的追求自由价值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明。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即是人类为实现自由价值而不断寻求、不断斗争、不断创造的记录。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个体自由价值的实现，必须以群体自由价值为前提，单干是没有力量的，是无所作为的。群体是个体的集合，而不是强制，不是对个体自由意志的桎梏。而且群体不能没有领袖，否则是乌合之众。但是有一种观点走向极端，比如科技强势时代的潜意识(即科学万能论)是：依靠科技，能够做到无所不知。解决所有问题。进而形成这种见解：人能完全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全面设计出理想的完美社会。人们之所以迷恋种种乌托邦，即有这种认识背景。哈耶克认为这是错误的，是现代人的自负。但哈耶克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文明不可能由人类通过审慎思考而创造或设计，“人类社会不是天才、领袖设计的结果，而是亿万个体一代代行动积累的结果。”但事实上，社会发展的结果固然与人的预先设计不可能完全符合，甚至大相径庭，但社会的发展毕竟是有规律可寻的，人类不能没有领袖，社会的发展不能没有设计，如果让社会的发展完全象自然界那样自生自灭，那么人类至今还处在原始时代。人类对自由价值的追求，应该是全面的、有组织有目标的、有领袖带领的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
因此可以说，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都是在追求自由价值。无论是生产运动，还是革命运动，无一例外。人们为了取得自由价值，就得破坏旧世界，改变旧秩序，砸碎枷锁，挣得自由，然后才能追求自己所需的价值。任何制度的建立，也必然以选择的自由为前提。自由选择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一旦为人们理解和信奉，则能激发人固有的主体意识，深信自己有权利和能力在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前提下设计自己的人生，追求自己所向往的幸福和理想。追求自由价值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生产劳动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终极目标。资产阶级最先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口号，正是自由价值的集中体现。这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公认的，也是整个理论界无可争辩的事实。
2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品质和革命品质并渗透着自由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欧洲，因此，马克思主义无疑属于西方文化。实际上，早在清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年代，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就把视线投向了西方，企图用西方文化来拯救中国的危亡提出“中体西用”、“洋为中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口号，但那时尚未找到马克思主义，清王朝在形式上仿效那些西方文明，羡慕人家的“船坚炮利”，搞了一系列“洋务运动”，但并未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中山先生主张的“三民主义”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才在苦苦寻觅中找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中国觉醒的先进的知识分子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而没有选择别的理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品质和革命品质并且渗透着自由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质，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在于它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品质，在于它启迪和指引被压迫人民自我解放并追求自由价值。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革命的贡献。中 国历代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未能成功，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理论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而文化是有价值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是一种价值，而且是一种最大限度和最高标准的自由价值，它的最大价值在于解放全人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博大和崇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特别强调了个人自由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过去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今天仍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没有变，而眼下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找到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点”。这些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合理论本身的逻辑。一种正确的革命理论，本身就是普遍性价值的反映，践行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实现人类普遍性价值，即人类共同追求的自由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的大量论述里看出来。马克思继承古典主义的宝贵遗产，肯定“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同上第1卷第67页)。他认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同上第101页)。他把自由列为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同上第23卷第649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第1卷第273页)。恩格斯也谈到：这种制度将“给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同上第21卷第570页)，使他们“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同上第19卷第247页)。在他晚年的著作里，以赞许的口气引用摩尔根的话说：“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同上第21卷第203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未来的人类社会，正是实现了普遍性的自由价值的社会。
对于民主问题，马克思在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曾有过较多的论述，如他认为民主制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他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同上第1卷第281页)。
马克思对于民主问题的认识，从理论观点上看并没有局限在上述的范围里。在他看来，民主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在国家制度上的表现，这从前面引述的关于民主制是“人的自由产物”的论断就可以了解。他后来说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同上第19卷第30页)，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更为明确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民主属于自由的范畴，仍然是对自由价值的肯定。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寻求自由价值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固然具有科学品质和革命品质并且渗透自由价值观，但是，如果只是把它作为宗教膜拜，或作为观赏品陈列，而不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再好的理论也是一纸空文。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3卷第820页)具备这样的认识论并不难，难的是具备这样的方法论。从理论上都能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将其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然而困难的是如何结合?掌握怎样的分寸才恰到好处?这个分寸谈何容易，过去左的和右的错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幸运的是，中国人经历了种种挫折和艰辛探索之后，终于找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径：要想办好中国的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或形式上的理论联系实际，也不是泛泛的肤浅的理论联系实际，而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对这一命题随即作了浅释，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是“每一表现”。而不是一时表现、偶尔表现或局部表现。所谓“化”，就是完全、彻底、贯通的意思，即“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通过民族形式”，依笔者理解，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民情风俗、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需求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导航指针和中国人民向往未来的精神支柱。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缘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鉴于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两次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革命几乎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革命者，终于认识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贻误革命，断送革命；进而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革命的必然趋势，也就是中国人民寻求和实现自由价值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也是中国人民寻求自由价值的经验总结，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产生和新理论成果。两者都是一个东方大国追求自由价值的理论形态。中国民主革命的宗旨是图生存，是最基本的自由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宗旨是谋发展，是更高层次的自由价值的实现过程。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是中国人民寻求和实现自由价值这一必然趋势的深化和发展。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东方大国全面实现自由价值的过程
人类对价值的追求都是具体的，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利益群体，其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人们所需求的内容和层次在不断的增长和提升，所以价值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变动，时代的变更往往赋予价值以新的内容。中国 古代所谓“天人合一”、“民乃邦之本”、“民以食为天”、“民为本，君为轻”、“藏富于民”、“教民”、“富民”等观念都是人类早期对自由价值的呼喊。
在现阶段，在我国社会几经周折后的今天，人们的普遍追求是什么?相对于过去人们单纯追求温饱而言，追求的层次虽然有所提高，虽然有某种程度的精神追求，但是，人们的主要追求仍在于物质，因为物质毕竟是第一性的东西，经济永远是基础，而且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没有这种追求，社会也就停滞了。当今中国社会有两大共同话语：一是致富；二是和谐。“致富”属于物质层面，是目的；“和谐”属于精神层面，是条件。而和谐的基础仍在于物质。发展与和谐，这就是中国当前最引人入胜、人人都关注的民生问题的核心。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是自由价值的两个方面，两个层次。民生问题所体现的都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自由价值。而对民生问题的承诺与兑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也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本质和历史使命。
在引领中华民族全面实现自由价值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始终把发展放在首位。发展意味着什么?这里的发展首先是指经济的增长，物质的增长，生产力的增长。经济、物质、生产力都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最基本、最现实的自由价值。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大部分时间是用于战争，革命战争本身就是对自由价值的直接实现过程。但是，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年代，毛泽东也没有只抓打仗，不抓生产，不发展经济，只要稍有间隙，就发动军民投入生产和建设。1940年，毛泽东就在《论政策》一文中提出：“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2卷第768页)这说明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注重抓经济，注重了抓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注重了抓实业建设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些固然是当时战争给养的需要，但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胚胎。随后在延安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但使根据地军民“丰衣足食”，而且带动了整个解放区经济的繁荣。甚至在敌我势力犬牙交错的游击区也用种种办法进行军民式的生产，而且要求部队百分之百的自给，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可以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无论是战争过程，还是生产和建设过程，都是自由价值的实现过程。
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立刻就着手经济建设，并且用他的大手笔勾画了宏伟蓝图。首先用三年时间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紧接着用四年时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未变的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关系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本身；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以每五年为时段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城乡、改造人本身的一系列的浩大而宏伟的建设工程，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有这些，都是关于民生问题的举措，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浩浩众生对最基本最具体的自由价值的追求和实现过程。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中国特性更鲜明，理论创新度更大，创新频率更高，以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三个历史性阶段，这三个理论与时俱进，它们的一脉相承，更体现在发展问题上。这个理论体系的每一理念，每一举措，无不是在谋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鉴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就意味着必须谋发展。因此，贯穿邓小平理论始终的主题就是发展。邓小平率先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的著名论断，他多次地、反复地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同上第2卷第257页)“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同上第314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上第3卷第63页)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上第373页)概括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他对改革开放的科学设计，他去南方视察的谈话，都显示了他谋发展的紧迫感，显示了解放思想之后的中国人追求和实现自由价值的迫切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这是对发展意义的扩大和升华，是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是什么?执政兴国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理论虽然是从政党建设的视觉切入，而目的仍然是为了国计民生。仍在于追求和实现自由价值。从“三个代表”的整个内涵来看，这里的发展不是单指生产力，也不是单指经济领域，而是指社会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382页)这里充分说明，人类对价值的追求，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含精神领域，而且精神领域有着更广泛更高层次的自由价值。社会的全面发展，意味着自由价值的全面实现。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方略作了更科学更系统的总结，除了上述全面发展的理念外，还增加了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展理念从一维扩展到三维，也就是由平面发展转变为立体发展。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价值论和发展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3页)可见以人为本是自由价值的最大化，是一切发展的终极目的。发展理念的这种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是21世纪初的中国人多角度、全方位、宽领域、立体地实现自由价值的历史性举措。全面发展的极致是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是人类理想的最高境界，是最高层次的自由价值，也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理论是相继诞生的姊妹篇，这两个理论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熠熠生辉的双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发展战略理论(尤其是对小康社会的设计)，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关于执政兴国理论、关于民主法治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无不渗透着普遍性自由价值的内涵。这些理论环环相扣，组成了一根粗壮而坚韧的链条，这根链条已成为中国人民不可偏离的生命线，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对自由价值更全面更高层次的追求。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无论是经济现代化，还是政治民主化，都是对自由价值的实现。这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是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实现自由价值。而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全面实现自由价值的过程。
要在一个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多灾多难而又极贫极弱的东方大国全面实现自由价值(包括制度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一个长期的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和极其宏伟的建筑工程，非一日之功，需要几代人为之不懈的奋斗。笔者深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伟大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将射出灿烂的曙光。
文献标识号 A
文章编号 1009—96&6(2009)11—0036—03
摘要 从自由价值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阐述自由价值的真正内涵；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质和革命品质，阐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渗透了自由价值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阐述中国人寻求和实现自由价值的必然趋势；进而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东方大国全面实现自由价值的过程。
关键词 自由价值内涵；马克思主义科学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由价值实现过程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一时间论家蜂起，见仁见智，使论坛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但笔者认为，目前话语涉及较多的所谓普世价值，其实是自由价值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因此，笔者也想借此机会，略抒己见。
1 自由价值的真正内涵
如果认真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就会发现，获取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才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遍性价值，才是最原始、最基本、最起码的关于人们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取向。所谓“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等概念，都不过是自由价值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所谓自由价值，就是不同的个体根据自我需要，不受外物影响，不受他人牵引或强制而去寻求自我满足(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的那种价值取向。说通俗一些，就是“各取所需”。而在无数个“各取所需”的追求中，人们发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人类的共同需求，亦即所谓“普世价值”。由此可见。人们发现事物对于人的价值首先是从自由价值开始的。没有无数个不同个体对自由价值的追求，人们就不可能发现普遍性价值的存在。
然而，以上只是从词语角度概述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价值，而从现实生活中自由价值所涉及的领域来看，自由价值观的整个体系，大致应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伦理体系中的自由价值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道主义、人本思想等；第二是哲学体系中的自由价值观——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尊重个体利益、承认物欲等；第三是政治体系中的自由价值观——民主、法治、人权等。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
自由价值观中对“自由”的界说林林总总，其中哈耶克的阐述通俗而且具有代表性。哈耶克分析“自由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状态”、“自由就是指强制的不存在”、“自由意味着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状态与一个人必须服从另一个人的状态，成为对照”。徐火辉在《自由价值辩》一文中，对“自由”概念进一步作了如下解读：
第一，自由指人与人的关系，不指人与物的关系。如果你自愿登山而跃入山峪，进退两难，文学描述说你不自由了，但这种不自由仅仅是物理的。在自由价值观看来，你仍然自由，因为没有人强制你。
第二，自由不同于内在自由。当一个人情绪压倒理性，或意志软弱而不能按成熟的理性行动的时候，则说他失去了内在自由。内在自由也称主观自由，它主要指个人能够根据理性做出选择和行动的意志力，是一种心理素质。而自由指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社会事物。
第三，自由不同于力量。有人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这是把自由看做力量。人们往往认为力量越大，克服外部障碍越易，自由就越多。然而，外部障碍可以是物理事件，强制则完全是社会事件，两者不相同。个人力量是否强大与个人是否自由，也不相同。皇帝的心腹太监远比‘_个百姓有力量，但太监与“耕田而食”的百姓相比，自由少到连肢体健全都不可得。
从上文对自由价值的辨析，说明人只有在挣脱束缚、能主宰自我并成为社会主体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由价值。人类正是在世世代代不懈的追求自由价值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明。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即是人类为实现自由价值而不断寻求、不断斗争、不断创造的记录。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个体自由价值的实现，必须以群体自由价值为前提，单干是没有力量的，是无所作为的。群体是个体的集合，而不是强制，不是对个体自由意志的桎梏。而且群体不能没有领袖，否则是乌合之众。但是有一种观点走向极端，比如科技强势时代的潜意识(即科学万能论)是：依靠科技，能够做到无所不知。解决所有问题。进而形成这种见解：人能完全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全面设计出理想的完美社会。人们之所以迷恋种种乌托邦，即有这种认识背景。哈耶克认为这是错误的，是现代人的自负。但哈耶克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文明不可能由人类通过审慎思考而创造或设计，“人类社会不是天才、领袖设计的结果，而是亿万个体一代代行动积累的结果。”但事实上，社会发展的结果固然与人的预先设计不可能完全符合，甚至大相径庭，但社会的发展毕竟是有规律可寻的，人类不能没有领袖，社会的发展不能没有设计，如果让社会的发展完全象自然界那样自生自灭，那么人类至今还处在原始时代。人类对自由价值的追求，应该是全面的、有组织有目标的、有领袖带领的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
因此可以说，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都是在追求自由价值。无论是生产运动，还是革命运动，无一例外。人们为了取得自由价值，就得破坏旧世界，改变旧秩序，砸碎枷锁，挣得自由，然后才能追求自己所需的价值。任何制度的建立，也必然以选择的自由为前提。自由选择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一旦为人们理解和信奉，则能激发人固有的主体意识，深信自己有权利和能力在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前提下设计自己的人生，追求自己所向往的幸福和理想。追求自由价值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生产劳动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终极目标。资产阶级最先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口号，正是自由价值的集中体现。这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公认的，也是整个理论界无可争辩的事实。
2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品质和革命品质并渗透着自由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欧洲，因此，马克思主义无疑属于西方文化。实际上，早在清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年代，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就把视线投向了西方，企图用西方文化来拯救中国的危亡提出“中体西用”、“洋为中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口号，但那时尚未找到马克思主义，清王朝在形式上仿效那些西方文明，羡慕人家的“船坚炮利”，搞了一系列“洋务运动”，但并未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中山先生主张的“三民主义”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才在苦苦寻觅中找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中国觉醒的先进的知识分子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而没有选择别的理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品质和革命品质并且渗透着自由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质，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在于它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品质，在于它启迪和指引被压迫人民自我解放并追求自由价值。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革命的贡献。中 国历代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未能成功，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理论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而文化是有价值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是一种价值，而且是一种最大限度和最高标准的自由价值，它的最大价值在于解放全人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博大和崇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特别强调了个人自由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过去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今天仍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没有变，而眼下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找到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点”。这些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合理论本身的逻辑。一种正确的革命理论，本身就是普遍性价值的反映，践行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实现人类普遍性价值，即人类共同追求的自由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的大量论述里看出来。马克思继承古典主义的宝贵遗产，肯定“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同上第1卷第67页)。他认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同上第101页)。他把自由列为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同上第23卷第649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第1卷第273页)。恩格斯也谈到：这种制度将“给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同上第21卷第570页)，使他们“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同上第19卷第247页)。在他晚年的著作里，以赞许的口气引用摩尔根的话说：“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同上第21卷第203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未来的人类社会，正是实现了普遍性的自由价值的社会。
对于民主问题，马克思在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曾有过较多的论述，如他认为民主制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他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同上第1卷第281页)。
马克思对于民主问题的认识，从理论观点上看并没有局限在上述的范围里。在他看来，民主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在国家制度上的表现，这从前面引述的关于民主制是“人的自由产物”的论断就可以了解。他后来说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同上第19卷第30页)，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更为明确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民主属于自由的范畴，仍然是对自由价值的肯定。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寻求自由价值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固然具有科学品质和革命品质并且渗透自由价值观，但是，如果只是把它作为宗教膜拜，或作为观赏品陈列，而不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再好的理论也是一纸空文。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3卷第820页)具备这样的认识论并不难，难的是具备这样的方法论。从理论上都能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将其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然而困难的是如何结合?掌握怎样的分寸才恰到好处?这个分寸谈何容易，过去左的和右的错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幸运的是，中国人经历了种种挫折和艰辛探索之后，终于找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径：要想办好中国的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或形式上的理论联系实际，也不是泛泛的肤浅的理论联系实际，而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对这一命题随即作了浅释，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是“每一表现”。而不是一时表现、偶尔表现或局部表现。所谓“化”，就是完全、彻底、贯通的意思，即“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通过民族形式”，依笔者理解，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民情风俗、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需求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导航指针和中国人民向往未来的精神支柱。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缘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鉴于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两次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革命几乎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革命者，终于认识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贻误革命，断送革命；进而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革命的必然趋势，也就是中国人民寻求和实现自由价值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也是中国人民寻求自由价值的经验总结，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产生和新理论成果。两者都是一个东方大国追求自由价值的理论形态。中国民主革命的宗旨是图生存，是最基本的自由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宗旨是谋发展，是更高层次的自由价值的实现过程。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是中国人民寻求和实现自由价值这一必然趋势的深化和发展。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东方大国全面实现自由价值的过程
人类对价值的追求都是具体的，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利益群体，其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人们所需求的内容和层次在不断的增长和提升，所以价值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变动，时代的变更往往赋予价值以新的内容。中国 古代所谓“天人合一”、“民乃邦之本”、“民以食为天”、“民为本，君为轻”、“藏富于民”、“教民”、“富民”等观念都是人类早期对自由价值的呼喊。
在现阶段，在我国社会几经周折后的今天，人们的普遍追求是什么?相对于过去人们单纯追求温饱而言，追求的层次虽然有所提高，虽然有某种程度的精神追求，但是，人们的主要追求仍在于物质，因为物质毕竟是第一性的东西，经济永远是基础，而且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没有这种追求，社会也就停滞了。当今中国社会有两大共同话语：一是致富；二是和谐。“致富”属于物质层面，是目的；“和谐”属于精神层面，是条件。而和谐的基础仍在于物质。发展与和谐，这就是中国当前最引人入胜、人人都关注的民生问题的核心。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是自由价值的两个方面，两个层次。民生问题所体现的都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自由价值。而对民生问题的承诺与兑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也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本质和历史使命。
在引领中华民族全面实现自由价值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始终把发展放在首位。发展意味着什么?这里的发展首先是指经济的增长，物质的增长，生产力的增长。经济、物质、生产力都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最基本、最现实的自由价值。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大部分时间是用于战争，革命战争本身就是对自由价值的直接实现过程。但是，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年代，毛泽东也没有只抓打仗，不抓生产，不发展经济，只要稍有间隙，就发动军民投入生产和建设。1940年，毛泽东就在《论政策》一文中提出：“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2卷第768页)这说明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注重抓经济，注重了抓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注重了抓实业建设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些固然是当时战争给养的需要，但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胚胎。随后在延安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但使根据地军民“丰衣足食”，而且带动了整个解放区经济的繁荣。甚至在敌我势力犬牙交错的游击区也用种种办法进行军民式的生产，而且要求部队百分之百的自给，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可以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无论是战争过程，还是生产和建设过程，都是自由价值的实现过程。
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立刻就着手经济建设，并且用他的大手笔勾画了宏伟蓝图。首先用三年时间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紧接着用四年时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未变的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关系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本身；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以每五年为时段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城乡、改造人本身的一系列的浩大而宏伟的建设工程，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有这些，都是关于民生问题的举措，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浩浩众生对最基本最具体的自由价值的追求和实现过程。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中国特性更鲜明，理论创新度更大，创新频率更高，以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三个历史性阶段，这三个理论与时俱进，它们的一脉相承，更体现在发展问题上。这个理论体系的每一理念，每一举措，无不是在谋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鉴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就意味着必须谋发展。因此，贯穿邓小平理论始终的主题就是发展。邓小平率先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的著名论断，他多次地、反复地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同上第2卷第257页)“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同上第314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上第3卷第63页)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上第373页)概括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他对改革开放的科学设计，他去南方视察的谈话，都显示了他谋发展的紧迫感，显示了解放思想之后的中国人追求和实现自由价值的迫切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这是对发展意义的扩大和升华，是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是什么?执政兴国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理论虽然是从政党建设的视觉切入，而目的仍然是为了国计民生。仍在于追求和实现自由价值。从“三个代表”的整个内涵来看，这里的发展不是单指生产力，也不是单指经济领域，而是指社会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382页)这里充分说明，人类对价值的追求，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含精神领域，而且精神领域有着更广泛更高层次的自由价值。社会的全面发展，意味着自由价值的全面实现。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方略作了更科学更系统的总结，除了上述全面发展的理念外，还增加了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展理念从一维扩展到三维，也就是由平面发展转变为立体发展。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价值论和发展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3页)可见以人为本是自由价值的最大化，是一切发展的终极目的。发展理念的这种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是21世纪初的中国人多角度、全方位、宽领域、立体地实现自由价值的历史性举措。全面发展的极致是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是人类理想的最高境界，是最高层次的自由价值，也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理论是相继诞生的姊妹篇，这两个理论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熠熠生辉的双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发展战略理论(尤其是对小康社会的设计)，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关于执政兴国理论、关于民主法治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无不渗透着普遍性自由价值的内涵。这些理论环环相扣，组成了一根粗壮而坚韧的链条，这根链条已成为中国人民不可偏离的生命线，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对自由价值更全面更高层次的追求。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无论是经济现代化，还是政治民主化，都是对自由价值的实现。这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是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实现自由价值。而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全面实现自由价值的过程。
要在一个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多灾多难而又极贫极弱的东方大国全面实现自由价值(包括制度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一个长期的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和极其宏伟的建筑工程，非一日之功，需要几代人为之不懈的奋斗。笔者深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伟大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将射出灿烂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