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日中天的盛名开始折磨他们，John变得又胖又抑郁，而LSD如同未来先驱一般发出召唤。The Beatles已经改变了他们周遭的世界，现在他们要开始改变自己。
我们不能确定John Lennon和George Harrison的大脑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永久改变的，也许是1965年2月的某个晚上；也有人说是在4月左右。不管怎样，遭遇伦敦顶尖的整形牙医和4个“小糖块”之后，一切都变了。
牙医的名字叫做John Riley，他住在贝斯沃特的一间公寓里。他邀请了Harrison、Lennon和他们的妻子们一起吃晚餐，趁机在咖啡里偷偷放了麦角酰二乙胺。四位客人此时意识到主人似乎在策划一场群P。离开了公寓后，Riley紧跟其后，他们逛了几个夜店：Cynthia Lennon感觉他们被恶魔跟踪了，Pattie Harrison想要砸烂摄政街一路上所有的窗户。这仿佛是电影《王牌大贱谍》中的片段：四人最后回到了Harrison在萨里郡埃舍尔的家里，George开着他们的迷你库伯S，紧贴着马路牙子，据他回忆，一直保持18英里每小时的速度。他的家是一幢现代化平房，Lennon独自待了好几个小时，认为自己身处巨大潜水艇的驾驶舱里。不知道那个潜水艇是不是黄色的，但是你也能想象当时的场景：George Harrison后来回忆道，抽大麻跟“喝几杯啤酒”的感觉差不多，而LSD则像是“飞向月球”。
Paul McCartney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直抵制这种行为。“当迷幻药时髦起来的时候，”他后来说，“我听说这玩意儿会永远改变你：它会改变你的生活，你的思维方式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当时的他“对这种后果很害怕”。但对于其他三个Beatles成员，1965年是一种闪闪发光的新生的开始。1970年末，Lennon激动地回忆自己的第一次迷幻药经历，描述那是怎样一种分水岭般的体验：“我们当时都疯了。在迷幻药的作用下逛伦敦简直是神经不正常……我们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以前读过别人描述的吸食鸦片的感觉。我当时想，我操，原来就是这样。”
这时Dylan走上了电子之路，The Byrds不仅重新演绎了Dylan的“Mr Tambourine Man”，也创造出像“Eight Miles High”这样的经典之作。The Rolling Stones和The Who正值巅峰，Ray Davies正在探索一种崭新的英式流行音乐。伦敦，或者说是这里的顶尖音乐家、艺术家、电影人等等处在发展的中心：依然笼罩着Mod帮的机敏睿智、考究穿着以及高度活跃，但是充满了新声音、新色彩和新体验。这是身为The Beatles成员的好时代，更是尝试新药品的好时代。
在The Beatles的经历中，两首歌清晰地划定了这个时期的起止点。第1首是Lennon与McCartney的合作出品，录制于1965年2月的“Ticket To Ride”，充满了铿锵的吉他声、嗡嗡作响的贝斯声线以及Ringo Starr破碎的鼓声：总之，这首歌与The Beatles以及其他所有人之前发行过的东西都截然不同。是迷幻药还是大麻触发了这首歌的灵感并无定论，但是它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
标志这个时期完结的歌曲是“Tomorrow Never Knows”，录制于1966年4月，这首歌与“Ticket To Ride”的相似之处可能大大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鼓的部分非常相似。两首歌都使用了相同的令人沉醉的低沉震动声。但是“Ticket To Ride”用典型的男孩女孩歌词和直白的摇滚味儿掩盖了自己的奇怪之处，这首新歌却在各种层面上都突破了陈规。Lennon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达赖喇嘛在高山顶上念经”。而歌词直接来自于《西藏生死书》，这首歌由循环母带构成，铺陈在录音室的各处然后汇聚到混音台上。它又是一次彻底的革新，与过去的任何一首歌都完全不同，它被用作The Beatles第7张专辑的结束曲—仿佛乐队很清楚，在当时，这首歌曲绝对无人企及。
在The Beatles故事的每一页上，最让人着迷的就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是以一种完全无法理解的速度迅猛前进的。“I Want To Hold Your Hand”和“Tomorrow Never Knows”的发行仅仅相隔32个月；举个例子，这比Coldplay发行《Viva La Vida Or Death And All His Friends》和《Mylo Xyloto》的间隔还短了8个月。换种说法，差不多是2010年夏天和2013年春天之间的这段时间：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几乎就是一眨眼之间—而在Beatle标准上则绝对是永恒之久。
1965年中，他们制作了电影《Help！》，举办了史上第一次体育馆演唱会，获得了MBE奖章。他们发行了双A面单曲“Day Tripper”和“We Can Work It Out”。George Harrison开始学习西塔琴；Paul McCartney开始沉浸在伦敦的音乐与艺术先锋圈子里；Ringo也不再是那个爱耍宝的人了，他也正处于创作转型之中，他的演奏技能获得了极其精彩的新质感和声音，他也感受到了LSD的效果。“它让你审视你自己、你的感觉和你的感情，”他说，“它在某种意义上让我更加贴近自然，更靠近自然的力量和自然的美。”他们与猫王Elvis Presley的唯一一次会面也发生在这一年，George Harrison当时“在派对上一直在找人要大麻”。John Lennon正处于他自己描述为“胖子Elvis”阶段，而“Help！”这首歌正是因此发出的呼救。“你看过那电影，”他后来回忆道，“我当时特别胖，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完全迷失了自己……我很胖、很抑郁，我在求救。”
但是Lennon和他们都拥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1965年初，他们制作与电影配套的专辑。这是一件承上启下的作品，带着将来前进方向的指示。“Ticket To Ride”、“Help！”以及“You’ve Got To Hide Your Love Away”都满溢着Lennon这种新的不安和迷失，也许正是被LSD所触发，但也证明他开始感受到一种成长带来的智慧。McCartney的“Yesterday”已经被多年来的过度使用剥夺了精彩的感觉，它也是出自这里。秋天，他们开始录制《Rubber Soul》。 谈论Beatles专辑孰高孰低常常会变成《Sgt. Pepper》和《Revolver》的一争高下，偶尔还有装逼人士提名《The White Album》。但是在其简洁的风格中，《Rubber Soul》也极端出色。除了两三首歌有些墨守成规，整张专辑都带着智慧和成熟的新流行音乐之光，充满不确定性和深度—最好的例子就是Lennon的“Girl”，使用了模糊慵懒的不插电伴奏，弥漫着自我怀疑的歌词令人惊叹：“她年轻时是否听说痛苦会带来欢愉，她是否懂得人说偷闲一日要用艰难劳苦来交换，等他死后她是否依然还相信？”
Lennon唱出最后两个单词时的发音清楚地表现出他是有意为之：当时，流行组合不会谈论生死之事。与“Norwegian Wood（This Bird Has Flown）”、“In My Life”、“Drive My Car”和“The Word”一起，“Girl”发挥了自己的角色，使得这张唱片成为整张完整体验式专辑的先驱：秋季的温暖色彩以及大麻萦绕的气味。The Beach Boys的Brian Wilson第一次听到这张专辑时，他清楚地明白了这个时刻代表了什么：后来，他开始写 “God Only Knows”。（出自专辑《Pet Sounds》，是Brian Wilson被《Rubber Sounds》大大刺激之后卯足了力气写的挑战之作。）
8个月后，《Revolver》发行—8个月！不可思议！从音乐上看，一些歌曲与《Rubber Soul》一脉相承，比如“If I Needed Someone”和“Nowhere Man”，但是气氛完全不同。上一张专辑生机勃勃，充满了对人生的肯定，而《Revolver》很大程度上听起来粗粝、金属、令人惊讶地苦涩。这种感觉基本上都来自于Lennon和Harrison所写的歌曲，指出了迷幻药对他们的影响，而Paul McCartney还没有做过这种尝试：迷幻药使用者体验到脱离尘世的启示感，这种感觉让他们对嬉皮士眼中的“正经人”充满了挫败和不耐烦。Harrison的“Taxman”用指向税务局的仇恨拉开了专辑的帷幕，这首歌像是矛头直指权威的谴责之声；在他的印度风格的“Love You To”里，他提到了“那些围观的人，把你打倒在地，”他们想要“用他们的罪恶充满你，你会知道的”。Lennon在《Revolver》期间录制的“Rain”里，对于冷漠的人群如此鄙视，以至于他们“还不如干脆去死”。听着这些歌，认为药品让The Beatles变成了坚定的和平与爱的贩卖者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他们其实有种微妙的自大和不耐烦—而这些情绪，对于George而言，似乎凝固了直白的愤怒。
Paul McCartney的诸如“Good Day Sunshine”、“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和“Got To Get You Into My Life”等歌曲提供了一剂解药，但即使是他也感受到阴暗情绪的拉扯：“For No One”带着冬天的寒冷，唱着失去的爱情；“Eleanor Rigby”充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片废墟的利物浦景象，可能是The Beatles所创作的最悲伤的歌曲。听着Lennon的“And Your Bird Can Sing”，有人猜测这是隐射Mick Jagger，因为题目可能是指Jagger当时的歌手女友Marianne Faithfull（想想吧）。但是每段歌词结束的句子更加引人注目：“你不了解我”；“你看不见我”；“你听不到我”。听起来，他似乎是在拒绝某个人或者某件事。“She Said She Said”—灵感来自于Lennon、Harrison和Starr在洛杉矶服用LSD的经历，当时他们与The Byrds和演员Peter Fonda在一起，也充满了相同主题，再次提起死亡，还有一句解释一切的供词：“在我还是个小男孩时，一切都好好的。”这一切的厌恶情绪都有充分原因。它们与1965-1966年的其他故事紧密联系着。离开录音室中创造的奇迹，The Beatles在广阔世界中的经历正变得越来越混乱。
电影《Help！》算不上《公民凯恩》一样的杰作；甚至作为《A Hard Day’s Night》的后续也无出彩之处。观影中的最大乐趣可能是猜测拍摄中的The Beatles抽大麻抽得多嗨。尽管是出于艺术模仿生活的角度，电影的奇思妙想也无法支撑起薄弱的故事情节：崇拜死亡的邪教组织打算把可怜的Ringo当作祭品，因而在世界各地追捕The Beatles。在现实世界里，这个情节与他们自己的经历相似—1966年夏末，他们的确被挑战剧作家想象极限的疯狂人群追逐。其中有发展中国家的独裁者和他的妻子（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妇）、日本宗教狂热分子、3K党，美国几个州的居民决定举行焚烧The Beatles篝火大会，在大会上，曾经的歌迷们被鼓励烧掉唱片。
而让The Beatles格外痛苦的是，当他们外出巡演时，总是被困在乏味而千篇一律的框框里。面对观众如同喷射机引擎一般巨大的呼叫声，Ringo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而其他3人也渐渐堕落成他们自己的蹩脚模仿者。他们这个时期的演出曲目就可以说明问题。尽管有时会有一两首新歌，但是主要还是靠“Twist And Shout”、Chuck Berry的“Rock & Roll Music”、1963年Ringo演唱版本的“I Wanna Be Your Man”和McCartney模仿Little Richard的“I’m Down”撑场面。
当他们1965年8月在纽约希亚体育馆给55000名观众演出时，他们取得了当时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娱乐演出票房（30.4万美元，相当于现在大约222万美元），他们看起来快乐而胜利，但是远离舞台的情况不妙，而且越来越糟。巡演路上有许多令他们厌恶的事情：比如必须会见巡演宣传者的家人或者大使和大使夫人，还有常常被带进后台的残疾人，有时候这些人显然希望The Beatles能够奇迹般地治愈他们。“他们总是在威胁说要在媒体上说我们的坏话，如果我们不乖乖地去见他们戴牙套的女儿什么的，”John Lennon说，“总有这些人朝我们涌过来……比如因为我们在拍摄《Help！》，就得跟巴哈马总督坐在一起，然后还要受他妈的攀高枝的中产婊子和混球们侮辱。” 1966年，以上这些情况呈现核爆趋势。《Revolver》完成后，他们第一站是德国，John Lennon给殷勤巴结他们的暖场乐队出了个粗鲁的点子：“别注意听我们演，我们现在特烂。”之后；他们去了日本，被一群极右翼的抗议者包围，因为后者认为让流行乐队在东京武道馆演出是亵渎神圣的当地习俗；在菲律宾，他们拒绝了总统夫人Imelda Marcos的正式晚宴邀请，突然发现自己孤立无援：被剥夺了早已习惯的严密保护，他们似乎真的性命堪忧。回头看，这些穿制服的警察把他们一路踢出马尼拉机场，居然谁都没想过要搜查他们的行李，这真是个奇迹，行李中的大麻足以让他们被无限期拘留。
他们到达美国后，更疯狂的事情还在后面，美国人被John Lennon随口一句“他们比耶稣还出名”激怒了。他已经从“胖子Elvis”时期的体型瘦了下来—因为在巡演中主要吃牛排和蔬菜—他看起来苍白而害怕。“我从来没见过John这么紧张的样子。”Paul McCartney说。而这也事出有因，在孟菲斯，3K党叫嚣自己是一个“恐怖组织”，保证会“给他们几个惊喜”。当晚，在表演过程中有个鞭炮爆炸了，The Beatles的工作人员在短暂的瞬间以为John Lennon遭到了枪击。
21世纪的摇滚乐队不再能承受这样歇斯底里的反应—如果依然有这种事，他们肯定会选择隐居，或者逃到郇山隐修会里。但是The Beatles继续勇敢地坚持了下来。“歌迷有付出，唱片公司有付出，媒体也有付出。但是我们付出的是自己的神经系统。”George Harrison后来回忆道。此时，《Revolver》中的许多地方听起来好像是预言，因为正经人的世界似乎要因为The Beatles的不敬和怪异而复仇，像锤子一样打击他们。围观的人层出不穷，时刻准备着把他们打倒在地，甚至做出更坏的事。
因此，在旧金山完成了美国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之后，他们停下来好好地思考。George Harrison去了印度；John Lennon在Richard Lester的《How I Won The War》中出演了他的角色（Lester曾经监督了《A Hard Day’s Night》和《Help！》的拍摄。）； Paul为新电影《The Family Way》创作了原声音乐；Ringo待在萨里郡的家里，享受和家人相处的时光，“越来越胖”。
他们在艾比路重聚时已经掌握了能够媲美“Tomorrow Never Knows”的素材。那天是1966年11月24日，他们开始制作Lennon写的新歌，再次被LSD所笼罩—然而这次，他的声音不再缺乏耐心与情感，而是在他自己的云朵上飘远了，步履蹒跚地跋涉在他成年人生最动荡不安的一年中，心不在焉地思考着他现在到底是谁。这首歌就是“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而这又开启了The Beatles令人难以置信的新篇章。
如果你喜欢这一时期的The Beatles，你也会喜欢……
Allah-Las
洛杉矶的阿米巴唱片店是这支迷幻四人组的诞生地。去年，他们的同名首张专辑让上世纪60年代迷和独立摇滚小青年都大为惊艳。在阿米巴的库房里打工，Allah-Las因此能够品尝任意的音乐盛宴，但是说到对自己乐队的启发，他们格外中意那段R&B驱动的beat-pop迷幻化岁月。“我们非常喜欢那个时期的音乐。”吉他手Pedrum Siadatian说。乐队的名字也折射出Siadatian的伊朗穆斯林身世。简而言之：他们充满异族风情，张扬的风格，火辣得不得了。文>Andrew Perry 译>Mirk
推荐曲目：Allah-Las，《Allah-Las》（2012年专辑）
我们不能确定John Lennon和George Harrison的大脑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永久改变的，也许是1965年2月的某个晚上；也有人说是在4月左右。不管怎样，遭遇伦敦顶尖的整形牙医和4个“小糖块”之后，一切都变了。
牙医的名字叫做John Riley，他住在贝斯沃特的一间公寓里。他邀请了Harrison、Lennon和他们的妻子们一起吃晚餐，趁机在咖啡里偷偷放了麦角酰二乙胺。四位客人此时意识到主人似乎在策划一场群P。离开了公寓后，Riley紧跟其后，他们逛了几个夜店：Cynthia Lennon感觉他们被恶魔跟踪了，Pattie Harrison想要砸烂摄政街一路上所有的窗户。这仿佛是电影《王牌大贱谍》中的片段：四人最后回到了Harrison在萨里郡埃舍尔的家里，George开着他们的迷你库伯S，紧贴着马路牙子，据他回忆，一直保持18英里每小时的速度。他的家是一幢现代化平房，Lennon独自待了好几个小时，认为自己身处巨大潜水艇的驾驶舱里。不知道那个潜水艇是不是黄色的，但是你也能想象当时的场景：George Harrison后来回忆道，抽大麻跟“喝几杯啤酒”的感觉差不多，而LSD则像是“飞向月球”。
Paul McCartney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直抵制这种行为。“当迷幻药时髦起来的时候，”他后来说，“我听说这玩意儿会永远改变你：它会改变你的生活，你的思维方式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当时的他“对这种后果很害怕”。但对于其他三个Beatles成员，1965年是一种闪闪发光的新生的开始。1970年末，Lennon激动地回忆自己的第一次迷幻药经历，描述那是怎样一种分水岭般的体验：“我们当时都疯了。在迷幻药的作用下逛伦敦简直是神经不正常……我们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以前读过别人描述的吸食鸦片的感觉。我当时想，我操，原来就是这样。”
这时Dylan走上了电子之路，The Byrds不仅重新演绎了Dylan的“Mr Tambourine Man”，也创造出像“Eight Miles High”这样的经典之作。The Rolling Stones和The Who正值巅峰，Ray Davies正在探索一种崭新的英式流行音乐。伦敦，或者说是这里的顶尖音乐家、艺术家、电影人等等处在发展的中心：依然笼罩着Mod帮的机敏睿智、考究穿着以及高度活跃，但是充满了新声音、新色彩和新体验。这是身为The Beatles成员的好时代，更是尝试新药品的好时代。
在The Beatles的经历中，两首歌清晰地划定了这个时期的起止点。第1首是Lennon与McCartney的合作出品，录制于1965年2月的“Ticket To Ride”，充满了铿锵的吉他声、嗡嗡作响的贝斯声线以及Ringo Starr破碎的鼓声：总之，这首歌与The Beatles以及其他所有人之前发行过的东西都截然不同。是迷幻药还是大麻触发了这首歌的灵感并无定论，但是它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
标志这个时期完结的歌曲是“Tomorrow Never Knows”，录制于1966年4月，这首歌与“Ticket To Ride”的相似之处可能大大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鼓的部分非常相似。两首歌都使用了相同的令人沉醉的低沉震动声。但是“Ticket To Ride”用典型的男孩女孩歌词和直白的摇滚味儿掩盖了自己的奇怪之处，这首新歌却在各种层面上都突破了陈规。Lennon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达赖喇嘛在高山顶上念经”。而歌词直接来自于《西藏生死书》，这首歌由循环母带构成，铺陈在录音室的各处然后汇聚到混音台上。它又是一次彻底的革新，与过去的任何一首歌都完全不同，它被用作The Beatles第7张专辑的结束曲—仿佛乐队很清楚，在当时，这首歌曲绝对无人企及。
在The Beatles故事的每一页上，最让人着迷的就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是以一种完全无法理解的速度迅猛前进的。“I Want To Hold Your Hand”和“Tomorrow Never Knows”的发行仅仅相隔32个月；举个例子，这比Coldplay发行《Viva La Vida Or Death And All His Friends》和《Mylo Xyloto》的间隔还短了8个月。换种说法，差不多是2010年夏天和2013年春天之间的这段时间：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几乎就是一眨眼之间—而在Beatle标准上则绝对是永恒之久。
1965年中，他们制作了电影《Help！》，举办了史上第一次体育馆演唱会，获得了MBE奖章。他们发行了双A面单曲“Day Tripper”和“We Can Work It Out”。George Harrison开始学习西塔琴；Paul McCartney开始沉浸在伦敦的音乐与艺术先锋圈子里；Ringo也不再是那个爱耍宝的人了，他也正处于创作转型之中，他的演奏技能获得了极其精彩的新质感和声音，他也感受到了LSD的效果。“它让你审视你自己、你的感觉和你的感情，”他说，“它在某种意义上让我更加贴近自然，更靠近自然的力量和自然的美。”他们与猫王Elvis Presley的唯一一次会面也发生在这一年，George Harrison当时“在派对上一直在找人要大麻”。John Lennon正处于他自己描述为“胖子Elvis”阶段，而“Help！”这首歌正是因此发出的呼救。“你看过那电影，”他后来回忆道，“我当时特别胖，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完全迷失了自己……我很胖、很抑郁，我在求救。”
但是Lennon和他们都拥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1965年初，他们制作与电影配套的专辑。这是一件承上启下的作品，带着将来前进方向的指示。“Ticket To Ride”、“Help！”以及“You’ve Got To Hide Your Love Away”都满溢着Lennon这种新的不安和迷失，也许正是被LSD所触发，但也证明他开始感受到一种成长带来的智慧。McCartney的“Yesterday”已经被多年来的过度使用剥夺了精彩的感觉，它也是出自这里。秋天，他们开始录制《Rubber Soul》。 谈论Beatles专辑孰高孰低常常会变成《Sgt. Pepper》和《Revolver》的一争高下，偶尔还有装逼人士提名《The White Album》。但是在其简洁的风格中，《Rubber Soul》也极端出色。除了两三首歌有些墨守成规，整张专辑都带着智慧和成熟的新流行音乐之光，充满不确定性和深度—最好的例子就是Lennon的“Girl”，使用了模糊慵懒的不插电伴奏，弥漫着自我怀疑的歌词令人惊叹：“她年轻时是否听说痛苦会带来欢愉，她是否懂得人说偷闲一日要用艰难劳苦来交换，等他死后她是否依然还相信？”
Lennon唱出最后两个单词时的发音清楚地表现出他是有意为之：当时，流行组合不会谈论生死之事。与“Norwegian Wood（This Bird Has Flown）”、“In My Life”、“Drive My Car”和“The Word”一起，“Girl”发挥了自己的角色，使得这张唱片成为整张完整体验式专辑的先驱：秋季的温暖色彩以及大麻萦绕的气味。The Beach Boys的Brian Wilson第一次听到这张专辑时，他清楚地明白了这个时刻代表了什么：后来，他开始写 “God Only Knows”。（出自专辑《Pet Sounds》，是Brian Wilson被《Rubber Sounds》大大刺激之后卯足了力气写的挑战之作。）
8个月后，《Revolver》发行—8个月！不可思议！从音乐上看，一些歌曲与《Rubber Soul》一脉相承，比如“If I Needed Someone”和“Nowhere Man”，但是气氛完全不同。上一张专辑生机勃勃，充满了对人生的肯定，而《Revolver》很大程度上听起来粗粝、金属、令人惊讶地苦涩。这种感觉基本上都来自于Lennon和Harrison所写的歌曲，指出了迷幻药对他们的影响，而Paul McCartney还没有做过这种尝试：迷幻药使用者体验到脱离尘世的启示感，这种感觉让他们对嬉皮士眼中的“正经人”充满了挫败和不耐烦。Harrison的“Taxman”用指向税务局的仇恨拉开了专辑的帷幕，这首歌像是矛头直指权威的谴责之声；在他的印度风格的“Love You To”里，他提到了“那些围观的人，把你打倒在地，”他们想要“用他们的罪恶充满你，你会知道的”。Lennon在《Revolver》期间录制的“Rain”里，对于冷漠的人群如此鄙视，以至于他们“还不如干脆去死”。听着这些歌，认为药品让The Beatles变成了坚定的和平与爱的贩卖者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他们其实有种微妙的自大和不耐烦—而这些情绪，对于George而言，似乎凝固了直白的愤怒。
Paul McCartney的诸如“Good Day Sunshine”、“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和“Got To Get You Into My Life”等歌曲提供了一剂解药，但即使是他也感受到阴暗情绪的拉扯：“For No One”带着冬天的寒冷，唱着失去的爱情；“Eleanor Rigby”充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片废墟的利物浦景象，可能是The Beatles所创作的最悲伤的歌曲。听着Lennon的“And Your Bird Can Sing”，有人猜测这是隐射Mick Jagger，因为题目可能是指Jagger当时的歌手女友Marianne Faithfull（想想吧）。但是每段歌词结束的句子更加引人注目：“你不了解我”；“你看不见我”；“你听不到我”。听起来，他似乎是在拒绝某个人或者某件事。“She Said She Said”—灵感来自于Lennon、Harrison和Starr在洛杉矶服用LSD的经历，当时他们与The Byrds和演员Peter Fonda在一起，也充满了相同主题，再次提起死亡，还有一句解释一切的供词：“在我还是个小男孩时，一切都好好的。”这一切的厌恶情绪都有充分原因。它们与1965-1966年的其他故事紧密联系着。离开录音室中创造的奇迹，The Beatles在广阔世界中的经历正变得越来越混乱。
电影《Help！》算不上《公民凯恩》一样的杰作；甚至作为《A Hard Day’s Night》的后续也无出彩之处。观影中的最大乐趣可能是猜测拍摄中的The Beatles抽大麻抽得多嗨。尽管是出于艺术模仿生活的角度，电影的奇思妙想也无法支撑起薄弱的故事情节：崇拜死亡的邪教组织打算把可怜的Ringo当作祭品，因而在世界各地追捕The Beatles。在现实世界里，这个情节与他们自己的经历相似—1966年夏末，他们的确被挑战剧作家想象极限的疯狂人群追逐。其中有发展中国家的独裁者和他的妻子（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妇）、日本宗教狂热分子、3K党，美国几个州的居民决定举行焚烧The Beatles篝火大会，在大会上，曾经的歌迷们被鼓励烧掉唱片。
而让The Beatles格外痛苦的是，当他们外出巡演时，总是被困在乏味而千篇一律的框框里。面对观众如同喷射机引擎一般巨大的呼叫声，Ringo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而其他3人也渐渐堕落成他们自己的蹩脚模仿者。他们这个时期的演出曲目就可以说明问题。尽管有时会有一两首新歌，但是主要还是靠“Twist And Shout”、Chuck Berry的“Rock & Roll Music”、1963年Ringo演唱版本的“I Wanna Be Your Man”和McCartney模仿Little Richard的“I’m Down”撑场面。
当他们1965年8月在纽约希亚体育馆给55000名观众演出时，他们取得了当时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娱乐演出票房（30.4万美元，相当于现在大约222万美元），他们看起来快乐而胜利，但是远离舞台的情况不妙，而且越来越糟。巡演路上有许多令他们厌恶的事情：比如必须会见巡演宣传者的家人或者大使和大使夫人，还有常常被带进后台的残疾人，有时候这些人显然希望The Beatles能够奇迹般地治愈他们。“他们总是在威胁说要在媒体上说我们的坏话，如果我们不乖乖地去见他们戴牙套的女儿什么的，”John Lennon说，“总有这些人朝我们涌过来……比如因为我们在拍摄《Help！》，就得跟巴哈马总督坐在一起，然后还要受他妈的攀高枝的中产婊子和混球们侮辱。” 1966年，以上这些情况呈现核爆趋势。《Revolver》完成后，他们第一站是德国，John Lennon给殷勤巴结他们的暖场乐队出了个粗鲁的点子：“别注意听我们演，我们现在特烂。”之后；他们去了日本，被一群极右翼的抗议者包围，因为后者认为让流行乐队在东京武道馆演出是亵渎神圣的当地习俗；在菲律宾，他们拒绝了总统夫人Imelda Marcos的正式晚宴邀请，突然发现自己孤立无援：被剥夺了早已习惯的严密保护，他们似乎真的性命堪忧。回头看，这些穿制服的警察把他们一路踢出马尼拉机场，居然谁都没想过要搜查他们的行李，这真是个奇迹，行李中的大麻足以让他们被无限期拘留。
他们到达美国后，更疯狂的事情还在后面，美国人被John Lennon随口一句“他们比耶稣还出名”激怒了。他已经从“胖子Elvis”时期的体型瘦了下来—因为在巡演中主要吃牛排和蔬菜—他看起来苍白而害怕。“我从来没见过John这么紧张的样子。”Paul McCartney说。而这也事出有因，在孟菲斯，3K党叫嚣自己是一个“恐怖组织”，保证会“给他们几个惊喜”。当晚，在表演过程中有个鞭炮爆炸了，The Beatles的工作人员在短暂的瞬间以为John Lennon遭到了枪击。
21世纪的摇滚乐队不再能承受这样歇斯底里的反应—如果依然有这种事，他们肯定会选择隐居，或者逃到郇山隐修会里。但是The Beatles继续勇敢地坚持了下来。“歌迷有付出，唱片公司有付出，媒体也有付出。但是我们付出的是自己的神经系统。”George Harrison后来回忆道。此时，《Revolver》中的许多地方听起来好像是预言，因为正经人的世界似乎要因为The Beatles的不敬和怪异而复仇，像锤子一样打击他们。围观的人层出不穷，时刻准备着把他们打倒在地，甚至做出更坏的事。
因此，在旧金山完成了美国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之后，他们停下来好好地思考。George Harrison去了印度；John Lennon在Richard Lester的《How I Won The War》中出演了他的角色（Lester曾经监督了《A Hard Day’s Night》和《Help！》的拍摄。）； Paul为新电影《The Family Way》创作了原声音乐；Ringo待在萨里郡的家里，享受和家人相处的时光，“越来越胖”。
他们在艾比路重聚时已经掌握了能够媲美“Tomorrow Never Knows”的素材。那天是1966年11月24日，他们开始制作Lennon写的新歌，再次被LSD所笼罩—然而这次，他的声音不再缺乏耐心与情感，而是在他自己的云朵上飘远了，步履蹒跚地跋涉在他成年人生最动荡不安的一年中，心不在焉地思考着他现在到底是谁。这首歌就是“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而这又开启了The Beatles令人难以置信的新篇章。
如果你喜欢这一时期的The Beatles，你也会喜欢……
Allah-Las
洛杉矶的阿米巴唱片店是这支迷幻四人组的诞生地。去年，他们的同名首张专辑让上世纪60年代迷和独立摇滚小青年都大为惊艳。在阿米巴的库房里打工，Allah-Las因此能够品尝任意的音乐盛宴，但是说到对自己乐队的启发，他们格外中意那段R&B驱动的beat-pop迷幻化岁月。“我们非常喜欢那个时期的音乐。”吉他手Pedrum Siadatian说。乐队的名字也折射出Siadatian的伊朗穆斯林身世。简而言之：他们充满异族风情，张扬的风格，火辣得不得了。文>Andrew Perry 译>Mirk
推荐曲目：Allah-Las，《Allah-Las》（2012年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