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终，本应说点开心的事，但在过去的这一年，尽管尊重民众权利的趋势日益强烈，但现实发生的事情和一些经济学家的言论，不仅让人寒心，也让人对一些经济学家感到失望。
　　在此仪举几例笔者所闻之事实，亮一亮部分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
　　第一例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在一个主题为“中国经济的未来”的研讨会上，认为决策者假如天天往底下跑，看着农民和矿工的眼泪、基于怜悯而不是基于理性来决策，那就可能犯错误。
　　第二例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某专家在抛出“物价涨几个点无需着急，中国要想成为强国必须要有三高：即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观点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说：中国物价不涨不行，咱们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
　　第三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一位刚退休的教授，在一个沙龙上对笔者说，中国农民其实不贫穷，他们有自己的土地，住着大房子，折算成价格，比很多北大教授还富有。
　　这些观点表面看似有点道理，但似是而非，有些纯粹是瞎掰。作为知识精英，他们表露出的对底层弱势群体的漠视和“冷血”，令人非常担心。
　　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不把眼光放到底层，不关注农民和矿工等底层群体，难道还要整天关怀上层富裕阶层吗?物价上涨了，老百姓都买不起东西了，中国就超英赶美、成为强国了?既然有土地和大房子住的农民比北大教授富裕，那这么多人拼命考硕士博士，想挤入北大教授行列，为的是什么?
　　这些本是常识性道理，可在这些经济学教授的头脑里，却被解读成市场原理和经济学效率所决定，貌似高深，但缺乏人文英怀。在他们眼里，竞争和丛林法则是至高无上的经济规则，而活生生的个体“人”，却成了空泛的概念，为了发展，是可以牺牲底层群体利益的。这和正在热映电影《让子弹飞》里面那个不顾百姓死活、只顾自己牟利的汤师爷，有什么区别?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惜一切代价谋发展，这样的时代，有其历史背景，我们不去苛求。我们也没必要脱离实际地去迎合各种需求，但我们不应漠视来自底层民众最基本的权利保障。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应该考虑人人共享增长成果的问题了，因为这是我们增长的终极目标。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溅服也。”民为邦本，只有以人为本、切实增加人民福祉，才是悦仁服德、可持续、受欢迎的增长。
　　当我们宣称要推进发展时，就意味着这是一个以13亿人口为主体的发展。中国这样的大国，要让两三亿人富起来并不难，难的是13亿人的共同富裕。
　　“穷人就应该买不起房”，“城市不是谁想进来就能进来的”，如果这只是一些尤良商人的说辞，那么，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精英，就应该跟他们有所区别，而不是沆瀣一气。
　　经济学既是一门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利用的学科，同时也是“经世济民”的科学。世者，人类社会也；民者，社会主体也。在希腊文中，经济学是南家庭、家族、财产权以及法律组成，它指的是家族管理或政府管理。
　　由是观之，效率优先和“效用最大化”尽管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这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从整个政府管理的角度看，经济学家不能只考虑效率，只为强者说话，而应有道德和人文关怀，关注社会底层群体。西奥多·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阿马蒂亚·森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平等与饥荒问题的研究，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因此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值得中国经济学家好好学习。
　　中国经济正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些现象也在发生变化，两难和传统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日益增多，这需要一批深入调查，精于研究和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提供智慧和洞见。但现实情况是，一些经济学家不实事求是、不做深入研究，只是罔顾事实作惊人之语。这样的所谓经济学家应该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