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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要重弹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老调，是因为很多中国人误解了现代管理。企业家们常将现代企业、现代管理、现代产权等挂在嘴边，但他们讲的“现代”是被误解的现代，几乎主流言论都围绕着法律、制度、规章，津津乐道于加强监管、控制。一出问题就是监管不足、法制不够。仔细观察大多数的组织，尤其是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最大的问题是有法不依，而不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加强控制、加强监管、加强法治等就能完全解决的。现在，政府与企业出了问题，其实多是因为行为不确定性很高，全部可以造假，拿到的统计数据也可能全部是伪造的。现代管理在中国已经走火入魔，而我们的经济转型又需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越来越多的管理对象将变成知识工作者，德鲁克的思想在今天需要被重视。
德鲁克于1969年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知识工人”一词。他发现了知识工人与一般蓝领工人的不同，他此后的绝大部分管理思想的出发点，即在于此。之前，泰罗和韦伯所讨论的管理基于对蓝领工人的行为观察，对于蓝领工人，只要监督其行为就可以了。在生产线上的行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监控的，而知识工人的行为则不易被监控。比如，服务业职员的行为后果是不可测的，至少是不易测的，且该行为后果又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显现——专业知识不够或者态度不佳引起顾客不满，引发严重后果，往往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而且承担后果的可能是整个公司，而不是具体个人。
很早，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就谈到组织行为中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问题，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也看到了交易成本现象，后来的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既承继了西蒙，也承继了科斯，开始谈行为的不确定性。行为的不确定性在创新型产业、知识产业中十分典型，因其主要生产力来自于创新。如果员工对公司不满，他可能会做自己的事，而在领导面前装傻，就算被开除，他已经利用公司的设备做了很多实验，可以拿着成果出去创业了。只有他心情愉快，觉得公司是可以终身投靠的地方，他才会好好地为公司服务，把他脑子里的东西全部挖出来。很多人更难想象像台积电这样的知识型企业，正在构建知识型社区，鼓励大家主动分享——我凭什么跟你分享，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我分享了，你升迁了怎么办?所以管理这样的企业，不能指望控制员工的行为。西蒙说要做前提控制，不是控制行为的后果，而是控制行为的前提。企业如果能对忠诚、奉献和分享精神进行控制，才会有之后的成功。
时代的特质
现代社会的标志是工业化、城市化、标准化、规模化，因工业组织的庞大规模而形成了大型科层化，然后产生了泰罗加韦伯式的管理——科学管理加科层管理，紧接着便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然后产生大社会。西方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在四百年中从乡土社会走入了大社会，又从大社会走人全球化社会。伴随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城市化，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以齐一化的方式生活，你怎么消费，我也怎么消费，这样大量消费之后，就形成了广大的市场、流行的文化。但德鲁克已经看到这个时代的特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化——他称之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丹尼尔称之为“后现代社会”。
所谓的现代社会，是以工厂为核心的工业经济社会，是城市化、齐一化、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到了后现代阶段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首先，非大规模生产会越来越多，阿尔文·托夫勒在研究1980年代美国经济时就指出，美国存在着相当可观的非大规模生产，即小批量生产或者个性化生产，而且比例不断上升。在1980年代，贵宾理财并不常见，而现在贵宾理财已经很发达了，贵宾理财就是从大众理财变成了“一对一”理财，从低阶服务转向高阶服务。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餐厅开张以应对消费者越来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旅行社也推出体验游、深度游、休闲游，以一对一、个性化旅游精品取代“七夜八天欧洲九国游”这样的观光游。另外，城市化在继续加速，但城市化走向了城市带化。城市人群不会过分集中在大都市。虽然现今国内地方政府还习惯想方设法从农民那里获得土地，在都市中摊大饼式地扩张，但中央政府已主张“串葡萄”了，就是各地都有各地的产业，产业不要集中在一个都市中，而是丢向卫星城、卫星镇。其实卫星城、卫星镇是最宜居的地方。社会结构变了，消费行为就变了，消费行为变了，生产就变了，生产变了，工人就变了，变成以知识工人为主。企业需要创新、研发、服务，需要大量的以处理信息能力为主的工人，不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管理也在变。这个观念很重要。
美国在1850年时，最大的工厂也不过就七八百人，韦伯的“科层制”加上泰罗的“科学管理”产生之后，企业的规模变大了，效率提高了，二战后，几十万人的大企业比比皆是。这便是管理革命，即知识用在了管理技术上，它带来了不起的成就，而之前的工业革命是知识用在了生产技术上。德鲁克说，在工业革命、管理革命之后是知识革命。知识革命的特征是知识用在知识上，像是美国太空总署这样的知识组织体，几千人上万人在其中一起创造知识。最初生产力来自于工具，之后生产力来自于管理，最后生产力来自于创新。很多中国企业只知道去做大规模，降低成本，压榨劳力，这已经是过时的管理方法。后工业化、后现代时代的企业的一个新发展，就是企业要为消费者的特殊需求量身制造。一个工人能非常敏锐地感受消费者的不同，生产随时在变，不再拼成本。比如在四川的农家乐打一夜麻将，价格80元，但在台湾住民居听农民讲故事则需要支付500元。都市人为了体验农村，愿意出六七倍的价钱。消费者变了，生产方式就变了，德鲁克看到了美国从1969到1992年间(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出书之日)的这种变化。
贝克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人事部就变成了人力资源部，雷蒙德·迈尔斯(Raymond E.Miles)进一步提出人力资源部该变成人力投资部，人力不再是资源，每个人都像是一个小老板，公司像是创投，投资每个人力资源，使每个员工都像是创业者。这进一步从德鲁克所说的组织结构中的成本中心制度变成内部创业和自我导向团队制度。负责制应该变成当责制。这就是生产方式该有的变化。
组织的三种形态
社会形态发了变化，消费者变了，生产方式变了，企业组织形态也在变化。德鲁克说组织有三种：一种叫做军队型，一种叫做交响乐团型，一种叫做网球双打型。顾名思义，军队型就强调大家齐一的动作、一模一样的高度服从、一模一样的管理，把每个人的个性全部消磨掉，然后变成一个生产机械上的小链条。我们经常看到的管理是定规则，行赏罚，往往是没事就罚。为什么“中国制造”想转型为“中国创造”这么的困难?因为我们在军队型管理之下 思想没法解放，我记得当年的台湾联考有一个笑话，当局希望下面思想解放，故意出了一个作文题——《推动摇篮的手》，要大家写自己母亲的感人故事，但90％的考生都会如是写：台湾就是那个摇篮，蒋经国就是那只手。
交响乐团型的管理最典型的代表叫做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它需要很专业的知识，但却又是呼应大规模生产需求的。比如一旦发生重大车祸，有人送进医院，一群医生护士就冲出去，量血压的、输血的、止血的、抬担架的，送到急诊室，外科医生怎么做，做什么，谁带什么东西进来都井然有序，里面充满了各种专业知识，背后有一套“脚本”，如同乐谱。
网球双打型的特色在于所有的员工是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应付层出不穷的状况。每一次面对的情况都不同，要靠大家的默契来完成。这种组织将越来越多，它的毛利率会在50％以上，而现在工厂的毛利率只有3％～5％。
再回过头来看劳动力，当企业变成知识型企业的时候，尽管员工还在组织里上班，但生产工具却在员工的脑子里，每个人都可以将生产工具随身带，有了电脑之后就更简单了，离职时，只要用U盘把公司电脑上的资料弄走，再把资料删除，生产工具就全部被搬走了，其他什么都不用带，就算不删除，人脉、知识都带走了，资料留给企业了，但企业不一定有能力使用。怎样管理这样的人，东西都在他们的脑子里，在他们的技术中，他们带着生产工具，爱来就来、爱走就走。管理因此要发生重大变革，今天的管理不可能再使用控制他人行为的方式，只能让每个人接管公司。
当责不是负责，负责是有一个工作流程，当责是说有某个方向，大家共同往那个方向走，某人负责一个团队，把它带到山头，攻下山头，这是方向。自定目标、自定行动、自定工作法则、自定规章流程，甚至将人事权下放，自己挑自己的团队成员，再甚至由自己管理财务，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在财务上是集中管制的，财务权不见得能全部下放。规章、制度、流程那都是员工自己的事，只要方向一致，甚至工作目标都可以挑，从前德鲁克讲目标管理时，就开始有这样的观点。因为他发觉知识劳工是有发言权的，所以工作目标是谈出来的。
我们的企业还没有学会将知识用在知识上，诺大一个中国，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而一个IBM实验室可以产生一堆诺贝尔奖得主，它是怎么管理的?这需要我们的企业家们思考。
无为而治
中国商道最呼应后现代社会的管理或信息化社会的管理。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放任自己设计的意思，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定规章、自定流程、自设目标，自己完成结果，简单来讲就似“裂土封侯”。刘邦找了一群哥们儿，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团队，让手下开疆扩土，让其经营一方，并享用部分成果，这和西周那种以血缘远近来分封土地不太一样。中国的这种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特别容易形成圈子，圈子就很有战斗力，要让战斗力发挥作用，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圈子里的头头和整个圈子里的人商议好怎么分利。至今为止，中国人的这种精神还是非常发达，虽然人们老喜欢批评它是前现代，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将现代的管理知识，尤其是德鲁克的知识与它结合起来。
新的社会是多元的，回归地方主义的，回归多元文化的，回归一个超越国家又超越区域的全球化，却又在全球化中实现地方化，深入基层、深入草根，深入各个小社区中寻找多元。越是地区的就越全球，这是一种口号，听起来很矛盾，但这也是中国人常说的对立统一理论。
创业来自于多元，怎样完成一个多元包容而动态前进的系统，就变成社会管理者最重要的责任。美国是个大政府，越来越大的政府，所以称它为万能型政府和保姆型政府，这是彻底失败的。彻底失败的政府出路在哪里?德鲁克说要重建民间社会，我们讲我们的公民社会不足，美国这种公民社会也不足，也是被政府和市场两方夹击下的不足。美国人的总体社会资本在下降，美国人开始不再参加社团，不再组织各式各样的兴趣团体，不再有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不再聚会，断绝了关系。
因此美国也面临重建社会的问题，重建社会其实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东西，我记得德鲁克讲过现在的美国实际上已经有1/4的GDP是来自于第三部门，他估计到2050年美国应该有1/3的GDP来自于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主要是指NGO(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教会、协会这类组织，它们是重建民间的核心。在美国，一个小教会基本是一个5000人规模的小镇的核心，总体社会资本下降与教会的衰萎是有关的。形成的社区生活是地方稳定的基石，大都市化使这种基石被侵害得很厉害。很多教会会办医院、慈善团体，办各式各样的培训，这也是GDP，非常可观。
德鲁克强调社区以及社群才是未来社会最重要的出路，因为它补足了“万能国家”和“万能保姆”的不足，像中国的古代社会既没有社会福利系统，没有社会保障系统，但社会很“抗震”。“皇权不下乡”的现象使得地方自治成为一种自我保障系统，在城市活不下去回到乡村，乡村有一套自我保障系统。今天当然不可能再建乡土社会，但城市中的社群与社区却可以成为这种自我保障系统。
德鲁克于1969年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知识工人”一词。他发现了知识工人与一般蓝领工人的不同，他此后的绝大部分管理思想的出发点，即在于此。之前，泰罗和韦伯所讨论的管理基于对蓝领工人的行为观察，对于蓝领工人，只要监督其行为就可以了。在生产线上的行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监控的，而知识工人的行为则不易被监控。比如，服务业职员的行为后果是不可测的，至少是不易测的，且该行为后果又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显现——专业知识不够或者态度不佳引起顾客不满，引发严重后果，往往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而且承担后果的可能是整个公司，而不是具体个人。
很早，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就谈到组织行为中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问题，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也看到了交易成本现象，后来的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既承继了西蒙，也承继了科斯，开始谈行为的不确定性。行为的不确定性在创新型产业、知识产业中十分典型，因其主要生产力来自于创新。如果员工对公司不满，他可能会做自己的事，而在领导面前装傻，就算被开除，他已经利用公司的设备做了很多实验，可以拿着成果出去创业了。只有他心情愉快，觉得公司是可以终身投靠的地方，他才会好好地为公司服务，把他脑子里的东西全部挖出来。很多人更难想象像台积电这样的知识型企业，正在构建知识型社区，鼓励大家主动分享——我凭什么跟你分享，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我分享了，你升迁了怎么办?所以管理这样的企业，不能指望控制员工的行为。西蒙说要做前提控制，不是控制行为的后果，而是控制行为的前提。企业如果能对忠诚、奉献和分享精神进行控制，才会有之后的成功。
时代的特质
现代社会的标志是工业化、城市化、标准化、规模化，因工业组织的庞大规模而形成了大型科层化，然后产生了泰罗加韦伯式的管理——科学管理加科层管理，紧接着便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然后产生大社会。西方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在四百年中从乡土社会走入了大社会，又从大社会走人全球化社会。伴随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城市化，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以齐一化的方式生活，你怎么消费，我也怎么消费，这样大量消费之后，就形成了广大的市场、流行的文化。但德鲁克已经看到这个时代的特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化——他称之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丹尼尔称之为“后现代社会”。
所谓的现代社会，是以工厂为核心的工业经济社会，是城市化、齐一化、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到了后现代阶段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首先，非大规模生产会越来越多，阿尔文·托夫勒在研究1980年代美国经济时就指出，美国存在着相当可观的非大规模生产，即小批量生产或者个性化生产，而且比例不断上升。在1980年代，贵宾理财并不常见，而现在贵宾理财已经很发达了，贵宾理财就是从大众理财变成了“一对一”理财，从低阶服务转向高阶服务。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餐厅开张以应对消费者越来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旅行社也推出体验游、深度游、休闲游，以一对一、个性化旅游精品取代“七夜八天欧洲九国游”这样的观光游。另外，城市化在继续加速，但城市化走向了城市带化。城市人群不会过分集中在大都市。虽然现今国内地方政府还习惯想方设法从农民那里获得土地，在都市中摊大饼式地扩张，但中央政府已主张“串葡萄”了，就是各地都有各地的产业，产业不要集中在一个都市中，而是丢向卫星城、卫星镇。其实卫星城、卫星镇是最宜居的地方。社会结构变了，消费行为就变了，消费行为变了，生产就变了，生产变了，工人就变了，变成以知识工人为主。企业需要创新、研发、服务，需要大量的以处理信息能力为主的工人，不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管理也在变。这个观念很重要。
美国在1850年时，最大的工厂也不过就七八百人，韦伯的“科层制”加上泰罗的“科学管理”产生之后，企业的规模变大了，效率提高了，二战后，几十万人的大企业比比皆是。这便是管理革命，即知识用在了管理技术上，它带来了不起的成就，而之前的工业革命是知识用在了生产技术上。德鲁克说，在工业革命、管理革命之后是知识革命。知识革命的特征是知识用在知识上，像是美国太空总署这样的知识组织体，几千人上万人在其中一起创造知识。最初生产力来自于工具，之后生产力来自于管理，最后生产力来自于创新。很多中国企业只知道去做大规模，降低成本，压榨劳力，这已经是过时的管理方法。后工业化、后现代时代的企业的一个新发展，就是企业要为消费者的特殊需求量身制造。一个工人能非常敏锐地感受消费者的不同，生产随时在变，不再拼成本。比如在四川的农家乐打一夜麻将，价格80元，但在台湾住民居听农民讲故事则需要支付500元。都市人为了体验农村，愿意出六七倍的价钱。消费者变了，生产方式就变了，德鲁克看到了美国从1969到1992年间(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出书之日)的这种变化。
贝克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人事部就变成了人力资源部，雷蒙德·迈尔斯(Raymond E.Miles)进一步提出人力资源部该变成人力投资部，人力不再是资源，每个人都像是一个小老板，公司像是创投，投资每个人力资源，使每个员工都像是创业者。这进一步从德鲁克所说的组织结构中的成本中心制度变成内部创业和自我导向团队制度。负责制应该变成当责制。这就是生产方式该有的变化。
组织的三种形态
社会形态发了变化，消费者变了，生产方式变了，企业组织形态也在变化。德鲁克说组织有三种：一种叫做军队型，一种叫做交响乐团型，一种叫做网球双打型。顾名思义，军队型就强调大家齐一的动作、一模一样的高度服从、一模一样的管理，把每个人的个性全部消磨掉，然后变成一个生产机械上的小链条。我们经常看到的管理是定规则，行赏罚，往往是没事就罚。为什么“中国制造”想转型为“中国创造”这么的困难?因为我们在军队型管理之下 思想没法解放，我记得当年的台湾联考有一个笑话，当局希望下面思想解放，故意出了一个作文题——《推动摇篮的手》，要大家写自己母亲的感人故事，但90％的考生都会如是写：台湾就是那个摇篮，蒋经国就是那只手。
交响乐团型的管理最典型的代表叫做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它需要很专业的知识，但却又是呼应大规模生产需求的。比如一旦发生重大车祸，有人送进医院，一群医生护士就冲出去，量血压的、输血的、止血的、抬担架的，送到急诊室，外科医生怎么做，做什么，谁带什么东西进来都井然有序，里面充满了各种专业知识，背后有一套“脚本”，如同乐谱。
网球双打型的特色在于所有的员工是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应付层出不穷的状况。每一次面对的情况都不同，要靠大家的默契来完成。这种组织将越来越多，它的毛利率会在50％以上，而现在工厂的毛利率只有3％～5％。
再回过头来看劳动力，当企业变成知识型企业的时候，尽管员工还在组织里上班，但生产工具却在员工的脑子里，每个人都可以将生产工具随身带，有了电脑之后就更简单了，离职时，只要用U盘把公司电脑上的资料弄走，再把资料删除，生产工具就全部被搬走了，其他什么都不用带，就算不删除，人脉、知识都带走了，资料留给企业了，但企业不一定有能力使用。怎样管理这样的人，东西都在他们的脑子里，在他们的技术中，他们带着生产工具，爱来就来、爱走就走。管理因此要发生重大变革，今天的管理不可能再使用控制他人行为的方式，只能让每个人接管公司。
当责不是负责，负责是有一个工作流程，当责是说有某个方向，大家共同往那个方向走，某人负责一个团队，把它带到山头，攻下山头，这是方向。自定目标、自定行动、自定工作法则、自定规章流程，甚至将人事权下放，自己挑自己的团队成员，再甚至由自己管理财务，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在财务上是集中管制的，财务权不见得能全部下放。规章、制度、流程那都是员工自己的事，只要方向一致，甚至工作目标都可以挑，从前德鲁克讲目标管理时，就开始有这样的观点。因为他发觉知识劳工是有发言权的，所以工作目标是谈出来的。
我们的企业还没有学会将知识用在知识上，诺大一个中国，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而一个IBM实验室可以产生一堆诺贝尔奖得主，它是怎么管理的?这需要我们的企业家们思考。
无为而治
中国商道最呼应后现代社会的管理或信息化社会的管理。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放任自己设计的意思，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定规章、自定流程、自设目标，自己完成结果，简单来讲就似“裂土封侯”。刘邦找了一群哥们儿，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团队，让手下开疆扩土，让其经营一方，并享用部分成果，这和西周那种以血缘远近来分封土地不太一样。中国的这种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特别容易形成圈子，圈子就很有战斗力，要让战斗力发挥作用，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圈子里的头头和整个圈子里的人商议好怎么分利。至今为止，中国人的这种精神还是非常发达，虽然人们老喜欢批评它是前现代，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将现代的管理知识，尤其是德鲁克的知识与它结合起来。
新的社会是多元的，回归地方主义的，回归多元文化的，回归一个超越国家又超越区域的全球化，却又在全球化中实现地方化，深入基层、深入草根，深入各个小社区中寻找多元。越是地区的就越全球，这是一种口号，听起来很矛盾，但这也是中国人常说的对立统一理论。
创业来自于多元，怎样完成一个多元包容而动态前进的系统，就变成社会管理者最重要的责任。美国是个大政府，越来越大的政府，所以称它为万能型政府和保姆型政府，这是彻底失败的。彻底失败的政府出路在哪里?德鲁克说要重建民间社会，我们讲我们的公民社会不足，美国这种公民社会也不足，也是被政府和市场两方夹击下的不足。美国人的总体社会资本在下降，美国人开始不再参加社团，不再组织各式各样的兴趣团体，不再有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不再聚会，断绝了关系。
因此美国也面临重建社会的问题，重建社会其实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东西，我记得德鲁克讲过现在的美国实际上已经有1/4的GDP是来自于第三部门，他估计到2050年美国应该有1/3的GDP来自于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主要是指NGO(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教会、协会这类组织，它们是重建民间的核心。在美国，一个小教会基本是一个5000人规模的小镇的核心，总体社会资本下降与教会的衰萎是有关的。形成的社区生活是地方稳定的基石，大都市化使这种基石被侵害得很厉害。很多教会会办医院、慈善团体，办各式各样的培训，这也是GDP，非常可观。
德鲁克强调社区以及社群才是未来社会最重要的出路，因为它补足了“万能国家”和“万能保姆”的不足，像中国的古代社会既没有社会福利系统，没有社会保障系统，但社会很“抗震”。“皇权不下乡”的现象使得地方自治成为一种自我保障系统，在城市活不下去回到乡村，乡村有一套自我保障系统。今天当然不可能再建乡土社会，但城市中的社群与社区却可以成为这种自我保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