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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存在的那段历史时期，对中国教育界来说，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八年间，联大在战火纷飞中，用它自身的传奇，缔造了一个时代的不朽。以漫漫长征作帷幕，用刚毅坚卓来坚守，以悲剧性的成功而告终，联大短暂而壮阔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被举世的学术界追忆与推崇。“一世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早已逝去的联大，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士人精神和一个民族的人性魅力。
于风雨飘摇中诞生
日寇践踏，吞噬了半壁山河；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37年，北平沦陷，日军占领北大、清华；敌机轰炸，南开毁于战火。为了赓续民族文脉，保存文化“香火”，三所大学开始了浩荡的被迫南迁，初站抵达长沙，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临大开学，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有日机“前来敬意”，伴随着不算严重的轰炸。在缺衣少穿、没有足够书籍讲稿的情况下，学生们开始上课。但好景不长，12月13日，南京陷落。
面对国土的不断沦丧，冲动的学生想要参军，激进的学者也反对“文化逃亡”。哪种教育才是战时之急，究竟要“英勇地”留在长沙还是“英明地”迁往昆明，一时间教育界争执不定。“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国家最后的希望。倘若国之大器都化为炮灰，将来的形势肯定会非常严峻。”陈诚的一句话让大部分冲动的学生们最终坚定了钻研学问的决心。在蒋介石的批准下，临大决定继续转移，迁往昆明。最终，在临大的1400多名学生中，有820名学生选择前往云南继续学业，剩下的600多名学生或退学参加抗战，或转学其他院校，或回家返乡。于是，临大师生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长征。
1938年1月21日，临大公布了两条前往新学校的路线：一条是乘火车经广东、香港，然后乘船到海防，再从河内换乘火车到昆明；另一条是徒步一千英里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徒步路线吸引了很多激进浪漫而又爱好冒险的大学生，最终，通过体检的244名男生组成了旅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跨越三省，徒步前往云南。而剩余的师生则走海路。经过68天的跋涉，旅行团于4月底到达了昆明，完成了这次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远征。
1938年4月2日，临大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联大正式开课，并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担任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成立之初有四个学院：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后来为了给云南地方培养更多优秀的中学师资，成立了师范学院。
初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校舍十分紧张，只能暂时租用昆华农业学校、昆华师范学校作为理学院校舍，迤西会馆、全蜀会馆和江西会馆作为工学院校舍，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则在云南南部的蒙自小镇暂驻。7月，联大在昆明西站东侧购地124亩，建立校本部。
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园落成。校园内学生宿舍36栋，皆为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这些校舍建筑的工程顾问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因为经费极端紧缺，只能一律按最简陋、最节约的原则设计建造，这让梁思成这位建筑大师始终深感遗憾。但无论如何，西南联大这所注定在中国教育史中成为旷世传奇的最高学府，总算在“残屋陋室”中开始了她的教育征程。
因蔚然大师而成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联大实际校长梅贻琦的这句名言，直到今日还被很多高校校长引用。“谆谆教诲，济济良师。”这正是联大教育盛况的真实写照。与几年前在网上流传一时的“史上最牛毕业证”比起来，联大学生的毕业证恐怕不会有丝毫逊色。
在联大的教师队伍里，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杨振声、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华罗庚、陈省身、钱钟书、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冯友兰、王力、朱光潜、吴晗、钱穆、金岳霖、陈岱孙、刘文典、张奚若、费孝通、饶毓泰、赵忠尧、曾昭抡等顶级大师均在其中。中国科学领域的“王牌”同在一所大学，这该是何种景象，易社强所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给出了生动的描写。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手杖，步伐却很矫健。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照此看来，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易社强的描写，只是文、法学院在蒙自时的一个场景，而这令今人无比羡慕的教育奇观，不过是当时西南联大画卷的其中一角罢了。如此强大的师资团队，自然也创造出了教育神话。在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数十位人文社科界泰斗，173位两院院士。而能够培育出如此之多的顶级大师和优秀学子的西南联大，其教学环境却是无比艰苦而恶劣的，甚至还有很多教师牺牲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化，原本相对安全的西南边陲也饱受日军的威胁。在飞虎队来华之前，面对日军飞机的空袭，人们只能被动地躲避，跑警报成了联大师生的家常便饭。期间，联大校园遭受过多次重大损失，除了校舍被毁，师资团队也损失巨大。联大军事教官毛鸿和他年幼的儿子死于空袭；英籍外教吴可读在跑警报时被汽车撞倒受伤，医治无效逝世；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在跑警报时，于郊外的一个池塘溺水身亡；同时，由于贫病交加，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历史系教授张荫麟也英年早逝。 尽管环境恶劣，甚至生命都会随时受到威胁，但这依然没有难倒联大的师生。校方因空袭不得已只能将课程打散，老师和学生们便利用跑警报的间歇进行学术研究，有时还会把课堂搬到野外，社会学系教授陈达甚至坐在坟头上为学生们上课。蒋梦麟在跑警报的空隙，在野外席地而坐，写下了著名的《西潮》；金岳霖跑警报时弄丢了呕心沥血的学术巨著《知识论》的手稿，又开始重写，被冯友兰誉为“道超青牛，论高白马”。由于昆明多雨，有时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声震如雷，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无可奈何的教授们便只能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停课赏雨。
“安静书桌”的稀缺，国破家亡的愤恨，都让当时的学生们对知识更加渴求。而共同的战争经历和艰苦岁月，也让师生的关系更加亲密。陈岱孙曾回忆说：“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在这种处境下，以前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教师和谦卑驯顺的学生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被拉近。学生敢于质疑教师，而教师则带着欣赏和尊重予以答复。有时，未经提示，教师发现讲授有误，就赶紧改正。学生之间也互敬互爱，切磋砥砺。世界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当时参观联大后，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林语堂赴美之前，路过联大演讲时也说：“西南联大的物质不得了，联大的精神了不得。”
民族危难时的呼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气壮山河的联大校歌由罗庸、冯友兰填词，张清常谱曲，题为《满江红》。联大存在的岁月，正值中国危亡之际。这所战火中诞生、成长的大学，自然与抗日救国运动密不可分。而联大学子从军，也成为了抗日战争中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乐章。
西南联大的从军热潮一共有三次，抗战初期的临大从军潮是第一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联大学子应征翻译官为第二次；第三次则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按注册统计，联大从军学子共834人，名字都镌刻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背面。而联大学子实际的从军人数则远远多于这个数字。据不完全统计，在先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的8000多人中，有1100多名学生参军，约占14%，而这当中牺牲的、被人遗忘的无名英雄更是不计其数。
何懋勋，1937年底于临大赴鲁西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曾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于1938年8月齐河县坡赵庄的一次战斗中英勇捐躯，年仅21岁。
黄维，军委会战地团昆明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结业后原被分配到美军机场，后主动要求随远征军去缅甸，远征军作战失利后，在随军撤出缅甸途中渡怒江时落水牺牲。《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的“从军学生题名”上，镌刻的第一位为国捐躯者就是黄维。
戴荣钜，联大地质系学生，被分配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1944年6月18日在长沙与敌机作战时坠机殉国。王文，服役于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与王文同在空军第三大队的吴坚，则是1945年初在与日机作战时，因机件失灵堕毁身亡。以上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则镌刻在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除了在战场中与敌人交战时殉国外，有些学生也因意外或训练事故牺牲。由于“驼峰航线”条件恶劣，而为了避开缅北日机，不得不在没有无线电导航台和明显地标的航线上进行夜间飞行，因此飞机常常失事或失踪。在“驼峰航线”上担任空运飞行任务的外文系1944级朱晦吾和电机系1945级沈宗进就是因此而牺牲的。同为空军飞行员的联大学生崔明川于1943年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同在美国空军受训的李嘉禾也是由于事故殉难。
“抵御倭寇洒热血，忠骨长伴青山眠。”民族危亡之际，联大学生不畏生死，请缨杀敌，为抵御日寇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有的血洒长空，有的命陨战场，虽然这些学生烈士的名字、事迹还未被大多数人知晓，但历史会记住他们，民族也会纪念他们。
政治漩涡中的自由
“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这段话，从侧面说明了联大存在的政治意义。实际上，在民族危亡、政治思想交锋、时局混乱的形势下，作为思想、舆论的传播中心，联大是不可能摆脱政治因素、而仅作为纯粹的“学术净土”独立存在的。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之堡垒。”这是对联大政治与学风之间关系的绝好描述。在组成联大的三所大学中，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清华是“一二·九运动”的指挥部，南开也一贯是天津地区抗日爱国运动的中流砥柱，如此传统，加上国共之争的局面、联大兼容并蓄的作风，使得联大校园成为了一个各派思想汇流、各政治团体社团齐聚的百家争鸣的场所。而学生在政治立场上的自由，思想观念上的民主，也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教育界前所未有的高峰。
联大从其诞生之初就注定会处在政治的漩涡之中，一方面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政府控制的外力胁迫，一方面是校内国、共思想的内部交锋，联大的学子在备受政治思潮扰乱的同时，也获得了阐述自己思想、理念的极大自由。相比之下，对政治并不关心，而只是单纯地想要维护学术自由、作风民主的大学教授们，在这个漩涡中就显得有些吃力了。
“学术自由，作风民主，教授治校。”这是联大坚持的管理理念，而学校当局对此理念的竭力维护，也使得校方与执政党之间始终针锋相对。早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教育部长就千方百计制定标准，实行政治控制，但其出台的各种措施始终遭到自由主义教育者近乎顽强的抵抗。因此，一系列的措施基本无果而终。“学术独立的传统如此强大，以至于北大清华的教授可以任凭己意挑选校长，教育部别无选择，只能盖章批准。”而教育部对于大学课程设置的干涉、对官方教科书的规定，联大教师也是尽可能地敷衍了事，最终的决定权依然在教授手中。
教育部设置的毕业统考，则遭到了学生的一致反对。规定实施的最初两年，联大是唯一一所学生拒绝参加考试的学校，虽然这个问题与教授本人无关，但他们对学生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对此，教育部以拒绝颁发毕业证相要挟，联大便自行其是。最终教育部不得不做出让步：联大学生须参加考试，但全部自动通过，联大不必把分数上报给教育部。这场论战最终以保全脸面的妥协告终，而从1941年开始，联大甚至连这种过场也不走了。
在政治选择方面，联大则显得更为自由。国共两党通过社团活动来拉拢学生甚至教授，以扩大其影响力和地位。国民党的三青团，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都在联大有一席之地。国民党虽然作为执政党频繁干涉政治教育，但这种企图不仅在学校管理上未见效果，其影响在学生中间也所涉未深。这就使得联大虽在形式上看似混乱，却依然能够保持着特立独行的管理风格，和极其纯粹的学术土壤与科研环境。
随着全民抗战的结束，充满传奇色彩的西南联大完成了她的使命，也不可阻挡地走向了瓦解的命运。2月中旬，联大当局定下了各大学复员北上的日期，学生根据爱好自行选择想要继续学业的学校。1946年5月4日，在蒙蒙细雨中，伴着联大纪念碑的揭幕，西南联大正式宣布解散。而随着闻一多的牺牲以及内战的爆发，联大奋力守护的理念——不受战争和政治摧残的自由大学之梦，终成明日黄花。西南联大最终在悲剧性的成功中逝去，但同时也在逝去之中永恒。
于风雨飘摇中诞生
日寇践踏，吞噬了半壁山河；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37年，北平沦陷，日军占领北大、清华；敌机轰炸，南开毁于战火。为了赓续民族文脉，保存文化“香火”，三所大学开始了浩荡的被迫南迁，初站抵达长沙，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临大开学，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有日机“前来敬意”，伴随着不算严重的轰炸。在缺衣少穿、没有足够书籍讲稿的情况下，学生们开始上课。但好景不长，12月13日，南京陷落。
面对国土的不断沦丧，冲动的学生想要参军，激进的学者也反对“文化逃亡”。哪种教育才是战时之急，究竟要“英勇地”留在长沙还是“英明地”迁往昆明，一时间教育界争执不定。“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国家最后的希望。倘若国之大器都化为炮灰，将来的形势肯定会非常严峻。”陈诚的一句话让大部分冲动的学生们最终坚定了钻研学问的决心。在蒋介石的批准下，临大决定继续转移，迁往昆明。最终，在临大的1400多名学生中，有820名学生选择前往云南继续学业，剩下的600多名学生或退学参加抗战，或转学其他院校，或回家返乡。于是，临大师生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长征。
1938年1月21日，临大公布了两条前往新学校的路线：一条是乘火车经广东、香港，然后乘船到海防，再从河内换乘火车到昆明；另一条是徒步一千英里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徒步路线吸引了很多激进浪漫而又爱好冒险的大学生，最终，通过体检的244名男生组成了旅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跨越三省，徒步前往云南。而剩余的师生则走海路。经过68天的跋涉，旅行团于4月底到达了昆明，完成了这次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远征。
1938年4月2日，临大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联大正式开课，并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担任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成立之初有四个学院：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后来为了给云南地方培养更多优秀的中学师资，成立了师范学院。
初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校舍十分紧张，只能暂时租用昆华农业学校、昆华师范学校作为理学院校舍，迤西会馆、全蜀会馆和江西会馆作为工学院校舍，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则在云南南部的蒙自小镇暂驻。7月，联大在昆明西站东侧购地124亩，建立校本部。
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园落成。校园内学生宿舍36栋，皆为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这些校舍建筑的工程顾问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因为经费极端紧缺，只能一律按最简陋、最节约的原则设计建造，这让梁思成这位建筑大师始终深感遗憾。但无论如何，西南联大这所注定在中国教育史中成为旷世传奇的最高学府，总算在“残屋陋室”中开始了她的教育征程。
因蔚然大师而成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联大实际校长梅贻琦的这句名言，直到今日还被很多高校校长引用。“谆谆教诲，济济良师。”这正是联大教育盛况的真实写照。与几年前在网上流传一时的“史上最牛毕业证”比起来，联大学生的毕业证恐怕不会有丝毫逊色。
在联大的教师队伍里，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杨振声、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华罗庚、陈省身、钱钟书、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冯友兰、王力、朱光潜、吴晗、钱穆、金岳霖、陈岱孙、刘文典、张奚若、费孝通、饶毓泰、赵忠尧、曾昭抡等顶级大师均在其中。中国科学领域的“王牌”同在一所大学，这该是何种景象，易社强所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给出了生动的描写。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手杖，步伐却很矫健。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照此看来，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易社强的描写，只是文、法学院在蒙自时的一个场景，而这令今人无比羡慕的教育奇观，不过是当时西南联大画卷的其中一角罢了。如此强大的师资团队，自然也创造出了教育神话。在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数十位人文社科界泰斗，173位两院院士。而能够培育出如此之多的顶级大师和优秀学子的西南联大，其教学环境却是无比艰苦而恶劣的，甚至还有很多教师牺牲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化，原本相对安全的西南边陲也饱受日军的威胁。在飞虎队来华之前，面对日军飞机的空袭，人们只能被动地躲避，跑警报成了联大师生的家常便饭。期间，联大校园遭受过多次重大损失，除了校舍被毁，师资团队也损失巨大。联大军事教官毛鸿和他年幼的儿子死于空袭；英籍外教吴可读在跑警报时被汽车撞倒受伤，医治无效逝世；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在跑警报时，于郊外的一个池塘溺水身亡；同时，由于贫病交加，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历史系教授张荫麟也英年早逝。 尽管环境恶劣，甚至生命都会随时受到威胁，但这依然没有难倒联大的师生。校方因空袭不得已只能将课程打散，老师和学生们便利用跑警报的间歇进行学术研究，有时还会把课堂搬到野外，社会学系教授陈达甚至坐在坟头上为学生们上课。蒋梦麟在跑警报的空隙，在野外席地而坐，写下了著名的《西潮》；金岳霖跑警报时弄丢了呕心沥血的学术巨著《知识论》的手稿，又开始重写，被冯友兰誉为“道超青牛，论高白马”。由于昆明多雨，有时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声震如雷，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无可奈何的教授们便只能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停课赏雨。
“安静书桌”的稀缺，国破家亡的愤恨，都让当时的学生们对知识更加渴求。而共同的战争经历和艰苦岁月，也让师生的关系更加亲密。陈岱孙曾回忆说：“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在这种处境下，以前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教师和谦卑驯顺的学生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被拉近。学生敢于质疑教师，而教师则带着欣赏和尊重予以答复。有时，未经提示，教师发现讲授有误，就赶紧改正。学生之间也互敬互爱，切磋砥砺。世界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当时参观联大后，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林语堂赴美之前，路过联大演讲时也说：“西南联大的物质不得了，联大的精神了不得。”
民族危难时的呼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气壮山河的联大校歌由罗庸、冯友兰填词，张清常谱曲，题为《满江红》。联大存在的岁月，正值中国危亡之际。这所战火中诞生、成长的大学，自然与抗日救国运动密不可分。而联大学子从军，也成为了抗日战争中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乐章。
西南联大的从军热潮一共有三次，抗战初期的临大从军潮是第一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联大学子应征翻译官为第二次；第三次则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按注册统计，联大从军学子共834人，名字都镌刻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背面。而联大学子实际的从军人数则远远多于这个数字。据不完全统计，在先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的8000多人中，有1100多名学生参军，约占14%，而这当中牺牲的、被人遗忘的无名英雄更是不计其数。
何懋勋，1937年底于临大赴鲁西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曾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于1938年8月齐河县坡赵庄的一次战斗中英勇捐躯，年仅21岁。
黄维，军委会战地团昆明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结业后原被分配到美军机场，后主动要求随远征军去缅甸，远征军作战失利后，在随军撤出缅甸途中渡怒江时落水牺牲。《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的“从军学生题名”上，镌刻的第一位为国捐躯者就是黄维。
戴荣钜，联大地质系学生，被分配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1944年6月18日在长沙与敌机作战时坠机殉国。王文，服役于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与王文同在空军第三大队的吴坚，则是1945年初在与日机作战时，因机件失灵堕毁身亡。以上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则镌刻在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除了在战场中与敌人交战时殉国外，有些学生也因意外或训练事故牺牲。由于“驼峰航线”条件恶劣，而为了避开缅北日机，不得不在没有无线电导航台和明显地标的航线上进行夜间飞行，因此飞机常常失事或失踪。在“驼峰航线”上担任空运飞行任务的外文系1944级朱晦吾和电机系1945级沈宗进就是因此而牺牲的。同为空军飞行员的联大学生崔明川于1943年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同在美国空军受训的李嘉禾也是由于事故殉难。
“抵御倭寇洒热血，忠骨长伴青山眠。”民族危亡之际，联大学生不畏生死，请缨杀敌，为抵御日寇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有的血洒长空，有的命陨战场，虽然这些学生烈士的名字、事迹还未被大多数人知晓，但历史会记住他们，民族也会纪念他们。
政治漩涡中的自由
“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这段话，从侧面说明了联大存在的政治意义。实际上，在民族危亡、政治思想交锋、时局混乱的形势下，作为思想、舆论的传播中心，联大是不可能摆脱政治因素、而仅作为纯粹的“学术净土”独立存在的。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之堡垒。”这是对联大政治与学风之间关系的绝好描述。在组成联大的三所大学中，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清华是“一二·九运动”的指挥部，南开也一贯是天津地区抗日爱国运动的中流砥柱，如此传统，加上国共之争的局面、联大兼容并蓄的作风，使得联大校园成为了一个各派思想汇流、各政治团体社团齐聚的百家争鸣的场所。而学生在政治立场上的自由，思想观念上的民主，也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教育界前所未有的高峰。
联大从其诞生之初就注定会处在政治的漩涡之中，一方面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政府控制的外力胁迫，一方面是校内国、共思想的内部交锋，联大的学子在备受政治思潮扰乱的同时，也获得了阐述自己思想、理念的极大自由。相比之下，对政治并不关心，而只是单纯地想要维护学术自由、作风民主的大学教授们，在这个漩涡中就显得有些吃力了。
“学术自由，作风民主，教授治校。”这是联大坚持的管理理念，而学校当局对此理念的竭力维护，也使得校方与执政党之间始终针锋相对。早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教育部长就千方百计制定标准，实行政治控制，但其出台的各种措施始终遭到自由主义教育者近乎顽强的抵抗。因此，一系列的措施基本无果而终。“学术独立的传统如此强大，以至于北大清华的教授可以任凭己意挑选校长，教育部别无选择，只能盖章批准。”而教育部对于大学课程设置的干涉、对官方教科书的规定，联大教师也是尽可能地敷衍了事，最终的决定权依然在教授手中。
教育部设置的毕业统考，则遭到了学生的一致反对。规定实施的最初两年，联大是唯一一所学生拒绝参加考试的学校，虽然这个问题与教授本人无关，但他们对学生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对此，教育部以拒绝颁发毕业证相要挟，联大便自行其是。最终教育部不得不做出让步：联大学生须参加考试，但全部自动通过，联大不必把分数上报给教育部。这场论战最终以保全脸面的妥协告终，而从1941年开始，联大甚至连这种过场也不走了。
在政治选择方面，联大则显得更为自由。国共两党通过社团活动来拉拢学生甚至教授，以扩大其影响力和地位。国民党的三青团，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都在联大有一席之地。国民党虽然作为执政党频繁干涉政治教育，但这种企图不仅在学校管理上未见效果，其影响在学生中间也所涉未深。这就使得联大虽在形式上看似混乱，却依然能够保持着特立独行的管理风格，和极其纯粹的学术土壤与科研环境。
随着全民抗战的结束，充满传奇色彩的西南联大完成了她的使命，也不可阻挡地走向了瓦解的命运。2月中旬，联大当局定下了各大学复员北上的日期，学生根据爱好自行选择想要继续学业的学校。1946年5月4日，在蒙蒙细雨中，伴着联大纪念碑的揭幕，西南联大正式宣布解散。而随着闻一多的牺牲以及内战的爆发，联大奋力守护的理念——不受战争和政治摧残的自由大学之梦，终成明日黄花。西南联大最终在悲剧性的成功中逝去，但同时也在逝去之中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