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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歌曲译配方面的成就
众所周知，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歌曲（包括外国歌曲）最为琅琅上口、通俗易懂，最贴近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更为大众所接受并广为传唱。在中国，长期以来我们是通过歌曲译配来接触并了解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的。
歌曲译配在我国，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有之，早年就有驰名的前辈艺术大家李叔同、钱仁康等，同辈有毛宇宽、周枫、尚家骧、邓映易、张宁、盛茵等，但独有薛范在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领域里，耕耘的时间跨度最长（迄今已整整60年），体裁范围最广（从古典到当代，从传统到民歌、群众歌曲、影视歌曲、流行歌曲、摇滚歌曲到艺术歌曲、歌剧和音乐剧选曲），涵盖国家最多（近六十个）。
在薛范的翻译歌曲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自毫无疑问，首推俄苏歌曲。俄苏歌曲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为流传，并引发广大民众的巨大共鸣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俄罗斯人民反对沙皇专制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和苏联人民开创并建设新时代的热情曾给予长期追求真理、探索生存发展道路的中国人民以无可估量的影响。中国人对俄苏文化有着一种深深的、特殊的情结。在俄苏歌曲爱乐者的心目中，“薛范”是他们“俄罗斯情结”的代表，是俄苏歌曲的化身。于是我们经常看到，凡有薛范出现的场合，总有无数爱乐者簇拥在身边，求他签名、和他合影，争相告诉他“我们是唱着您的歌（不说‘您翻译的歌’）成长的”，“您的歌曲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为正是他，60年来翻译了上千首俄苏歌曲，把俄罗斯的经典民歌和苏联七十四年的歌曲代表作品介绍到中国。他推出了《俄苏经典名歌1917—1991》、《俄罗斯民歌珍品集》、《俄罗斯苏联合唱珍品集》和《苏联电影歌曲选》这些具有文化价值的集子，几乎全面涵盖了俄罗斯和苏联的各类歌曲作品，这是其他翻译家未能做到的。难怪俄罗斯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是薛范“让俄苏歌曲在中国大地上获得第二度生命”。俄罗斯政府五次予以褒奖，其中包括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亲手在他胸前佩上象征最高国家荣誉的“友谊勋章”，总统签署的授勋理由是“鉴于语言文字学家薛范对俄中友谊及俄中文化交流作出卓越的贡献”。后来还授予“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和“为发展俄中关系功勋章”。中国政府也授予“中俄友谊奖章”。
薛范认为：“歌曲翻译是一门艺术，同时它也是一种‘二度创造’，一种艺术再创造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他从不简单地进行字当句对的死板翻译，他跳出了原文语言文字的羁绊，统摄原文的内涵、诗情和风格等而另铸新词。所以他译配的歌词生动而有灵气，深受爱乐者们喜爱。1990年，苏联作曲家协会音乐学与音乐评论委员会主席弗拉吉米尔-查克曾邀请几位汉学家和音乐家对薛范的译配歌曲作了一次鉴定，他在信中说：“从您的杰出的翻译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一位醉心于歌曲的人的心灵。曲和（汉语）词交融在一起，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您对歌词有着卓越的审美感，把握住词的歌唱性，从而您的译词化为了音乐。……正是您，在中国大地上赋予这些歌曲以生命。”
澳门音乐人殷立民先生这样赞扬薛范：“薛范走的是一条艰难的创作道路，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克服种种困难，排除各种障碍，闯出自己独特的新路，终于进入歌曲译配的自由境界。”
歌词翻译达到如此炉火纯青之艺术境界，又如此高产，在中国应属屈指可数。其中，有先天赋予的悟性，更有本能持续的激情与自己不折的努力。一种融外语、音乐、诗词三位一体的价值意义，在薛范先生身上得到恰当而充分的完美体现。
薛范在译介俄苏歌曲方面，成就卓著，众所公认，但他还不仅仅止于此。他还译介了上千首世界各国的歌曲。我们只要挑选一些曲目就可见一斑：《苏丽珂》（格鲁吉亚）、《啤酒桶波尔卡》（捷克）、《多瑙河之波》（罗马尼亚）、《莉莉·玛琳》（德国）、《回忆》（英国）、《玫瑰人生》（法国）、《鸽子》（西班牙）、《道别》（意大利）、《你鼓励我》（挪威一爱尔兰）、《雪绒花》（美国）、《红河谷》（加拿大）、《生活之路》（巴西）、《草帽歌》（日本）、《荬花姑娘》（朝鲜）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他还编选出版了《名歌经典（外国歌曲卷）》、《世界电影经典歌曲500首》、《世界通俗合唱珍品集》、《世界少儿合唱珍品集》、《世界通俗名曲选粹》等。当然，精华中之精华，都被编入2013年出版的《薛范60年翻译歌曲选》中。
他受邀在各地举办音乐欣赏讲座时，经常对不同的对象说同样一句话：“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秀文化，我们应该多去接触、去感受不同的美。”
二、音乐学领域的成就
薛范先生不是单纯地把外国歌曲配译上中文歌词，而且还对歌曲本身进行了研究。这也是其他的歌曲译配家所未能做的。我们翻开他编选出版的各类外国歌曲集，每一首歌曲后面都附有长长短短的文字说明：介绍歌曲作者的人生经历，讲述歌曲的产生、流传和社会影响乃至在音乐史上的地位。这对于我们欣赏和理解作品、提高艺术修养大有帮助。这一做法，他受启迪于钱仁康教授，但钱先生的研究重心主要在交响乐、歌剧、舞剧等大型作品，而薛范则在歌曲领域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以他编译的《俄苏名歌经典1917—1991》一书为例，如果我们把全书歌曲后面的说明文字通览一遍，相当于读了一本苏联歌曲史。
薛范不仅仅是对歌曲一首首“加注”，而且还对歌曲进行多方面的、多维度的介绍和研究。他写的《俄苏歌曲七十四年风雨历程》简要地概括了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这七十四年间的苏联歌曲的发展道路；《历史的回响——苏联卫国战争歌曲概览》和《二战时期的欧美歌曲》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出现的歌曲进行一次深度扫描和总评；他写的《摇滚乐史话》和《摇滚乐在苏联》介绍了当今这一在欧美兴起的时尚的音乐体裁的起因、发展、盛衰和各种流派：他写的《俄罗斯民歌——俄罗斯风情》是对从古到今各个时代的俄罗斯民间歌曲的全面论述。
薛范还撰文分别介绍了苏联三代歌曲大师——杜纳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一谢多伊和巴赫慕托娃；他还专门推介苏联时期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诗人歌曲”及其代表人物维索斯基。他还介绍过苏联流行乐坛女皇阿拉·布加乔娃和意大利童星罗伯蒂诺·洛瑞蒂。 上述种种，在我国的音乐学园地里恰恰是无人耕耘的，而薛范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贡献，开创了外国歌曲专题研究的先河，填补了空白。他在《苏联歌曲赞》一文中，对俄苏歌曲做了权威性的总结，列举了一条条俄苏歌曲不同于众的特点。他最后写了一段意味隽永的话：“今天，我们在唱俄苏歌曲，不仅是因为它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厚重的文化品位，也不仅是对过往时代的追忆，更多的是对未来新世纪的信念，是对我们曾经拥有而如今正在失落的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的呼唤，因为我们相信：这世界上只要有人类存在一天，那些激励我们去追求崇高理想、追求美好生活的歌曲将永远和我们同行！”后来这段话几乎成为“名言”，经常被一些评论俄苏歌曲的文章引用。
三、第一个建立歌曲翻译的理念和理论
缺乏实践基础的理论，常会流于空洞和乏味；而没有理论归纳的实践，又会出现系统性、规范性上的盲目和随意。薛范先生重实践，又不乏理论研究，在他身上，两者兼二为一：一手捧出翻译歌曲精选集，另一手则呈上歌曲翻译艺术的专著，其中所达境界令人感觉意味深长，感佩之至。
2002年出版的《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歌曲翻译的理论著作。此前，歌曲的翻译工作处于无序状态，各人跟着感觉走，极少相互交流，也无人进行经验总结，更没有树立评判标准和坐标体系。薛范先生在长期而辉煌的翻译实践基础上，原创性地构建了歌曲译配的基本理论框架，初步创立了歌曲译配的一些基本理论术语，提出了一套独特可行的译配方法，并率先总结了我国歌曲译配的历史。
在《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一书中，最有独到见解的是该书的第六章。长期以来，谈起“歌曲翻译”，无论圈内或圈外的人，理所当然地把它划入“翻译”的范畴，这自然是不错的。而薛范是第一个提出“歌曲译配”不仅仅姓“文”，更关键的它姓“音”。薛范以整个一章的篇幅着重强调“声调感在歌曲翻译中的重要性。”
在薛范眼中，音乐维度十分重要。在歌曲翻译对译者的要求中，应该说，对译者音乐修养和音乐感悟力的要求是最核心的内容。译者只有能够感悟原歌曲的灵魂才能翻译出优质的歌曲。这一点与译者自身音乐修养和文学修养的高低深浅相关。薛范主张歌曲译配不必拘泥于一词一句的意思刻板表达，所谓“忠实于原文”并不等同于将歌词逐字逐句机械地配上原歌曲旋律。好多歌词从原文直译，味同嚼蜡，缺乏艺术感觉和审美素养。歌曲是可以唱的诗歌，音乐因素的存在决定了译者既要考虑与原作歌词相适应的韵律，又要使译语表达习惯符合节律，尤其要注重译词能不能恰如其分地配上歌曲的旋律。歌曲译配只有表达出原曲的形式和意蕴的完美结合，最终才能让歌曲翻译作品达到可唱的效果，使译曲听众产生如同原曲听众一样的审美感受。
在薛范先生著述中，对歌曲翻译的特殊性、韵律、节奏、声调、风格、文化差异、语言现象等多方面一一作了详尽、细致、中肯的学术性论述。半个多世纪的成功实践，使薛范先生在理论上的分析、综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理论大处着眼，细处着手；言之有据，论之有理；谈古论今。声“东”击“西”；从细微处见修养，于神韵中显功力；似是顺手拈来，然却实实在在、尤在意境和情感方面胜人一筹。
钱仁康先生是我国音乐界的“泰山北斗”，他认为此书“内容多有言前人所未言的创见”。钱先生对《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评价甚高：“薛范先生毕生对翻译歌曲的理论和实践双管齐下，兼容并包，双方多有丰厚的建树。本书是他对翻译歌曲的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
四、推广和传播翻译歌曲的实践
从1953年译配发表了第一首苏联歌曲起，薛范先生60年来一直从事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迄今已译配发表的世界各国歌曲近两千首，编译出版的外国歌曲集有三十多种。据薛范先生自述，“文革”以前，他所做的只是把歌曲译配出来，然后寄给刊物发表或寄给出版社出书。至于歌曲在发表出版之后的命运，他就不得而知了。偶尔也会从电台广播中或音乐会上听到他的译配歌曲有人在演唱——仅此而已。
80年代后半期，音像市场热火朝天，音乐圈的一些老朋友邀他合作，并邀集一些年轻歌手，录制出版了不少用中文演唱的外国歌曲。有苏联的当代歌曲集《垂柳》、《狂欢夜》；有欧美歌曲集《小鸟》；有美国流行歌曲集《动感世界》；有亚非拉歌曲集《雨丝》；有拉美歌曲集《吻别》；有外国电影歌曲集《奥斯卡金奖电影歌曲荟萃》和《卖花姑娘》。
1994年，他受北京电视台的邀请，在一档怀旧音乐节目“梦有个记录而已。歌曲，只有让它在人们口中传唱，它才是“活”的。自此以后，他开始走出书斋，积极地主动地和全国各地的爱乐者互动联系，不遗余力地推广和传播世界各国的优秀歌曲。
从1994年起，他曾与中央乐团合唱团（国交合唱团）、中央歌剧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上海电视台艺术团等专业团体合作，更多的是与全国各地的业余合唱团合作，举办了无数场各种类型的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和外国名歌演唱会、世界电影歌曲音乐会，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重庆、昆明、杭州、西安、珠海、澳门等地产生巨大影响。
这种影响也波及了外国友人。凡他筹划的、在北京举行的俄苏歌曲音乐会，俄罗斯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罗高寿、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科娃以及大使馆官员必定应邀出席。罗高寿大使有一次还在音乐会上致辞：“请允许我衷心感里情怀”担任特邀嘉宾。北京的一些俄苏歌曲爱好者得知这一消息，自发地组织了一场欢迎会。这一纯粹的民间活动惊动了首都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音乐台都提着摄像机和录音机前去采访。在欢迎会上，爱乐者们争先恐后唱了许多薛范的翻译歌曲，不少人还发言向他们敬重的薛范先生致意。据薛范先生自述，他忽然悟出一个道理：歌曲译配发表的再多，留在纸面上还是“死”的，只不过在图书馆的目录卡片上谢薛范同志，感谢他多年来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的——我敢这么说——杰出的功绩！”另有一次，在俄军红旗歌舞团访华演出的音乐会上，库利科娃说：“所有俄罗斯人向您深深鞠躬致敬，感谢您为促进俄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付出的坚毅卓绝的劳动。”
除了音乐会，近年来他还通过大量的音乐欣赏讲座来传播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他还建立了“薛范网站”（www.xuefan.net），在互联网上和全国各地的爱乐者们交流，向他们提供新的外国歌曲的译词、歌谱和原唱视频。
最后，借用广东中山市一位指挥家陈远先生在1999年写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幸福与光明总是人们愿意为之礼赞为之讴歌为之向往的。是故，充满着幸福与光明的薛范所译配的歌曲一定永远能够在年老的人、年轻的人当中找到眷恋者、找到知音人。”
（责任编辑 张萌）
众所周知，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歌曲（包括外国歌曲）最为琅琅上口、通俗易懂，最贴近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更为大众所接受并广为传唱。在中国，长期以来我们是通过歌曲译配来接触并了解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的。
歌曲译配在我国，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有之，早年就有驰名的前辈艺术大家李叔同、钱仁康等，同辈有毛宇宽、周枫、尚家骧、邓映易、张宁、盛茵等，但独有薛范在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领域里，耕耘的时间跨度最长（迄今已整整60年），体裁范围最广（从古典到当代，从传统到民歌、群众歌曲、影视歌曲、流行歌曲、摇滚歌曲到艺术歌曲、歌剧和音乐剧选曲），涵盖国家最多（近六十个）。
在薛范的翻译歌曲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自毫无疑问，首推俄苏歌曲。俄苏歌曲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为流传，并引发广大民众的巨大共鸣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俄罗斯人民反对沙皇专制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和苏联人民开创并建设新时代的热情曾给予长期追求真理、探索生存发展道路的中国人民以无可估量的影响。中国人对俄苏文化有着一种深深的、特殊的情结。在俄苏歌曲爱乐者的心目中，“薛范”是他们“俄罗斯情结”的代表，是俄苏歌曲的化身。于是我们经常看到，凡有薛范出现的场合，总有无数爱乐者簇拥在身边，求他签名、和他合影，争相告诉他“我们是唱着您的歌（不说‘您翻译的歌’）成长的”，“您的歌曲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为正是他，60年来翻译了上千首俄苏歌曲，把俄罗斯的经典民歌和苏联七十四年的歌曲代表作品介绍到中国。他推出了《俄苏经典名歌1917—1991》、《俄罗斯民歌珍品集》、《俄罗斯苏联合唱珍品集》和《苏联电影歌曲选》这些具有文化价值的集子，几乎全面涵盖了俄罗斯和苏联的各类歌曲作品，这是其他翻译家未能做到的。难怪俄罗斯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是薛范“让俄苏歌曲在中国大地上获得第二度生命”。俄罗斯政府五次予以褒奖，其中包括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亲手在他胸前佩上象征最高国家荣誉的“友谊勋章”，总统签署的授勋理由是“鉴于语言文字学家薛范对俄中友谊及俄中文化交流作出卓越的贡献”。后来还授予“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和“为发展俄中关系功勋章”。中国政府也授予“中俄友谊奖章”。
薛范认为：“歌曲翻译是一门艺术，同时它也是一种‘二度创造’，一种艺术再创造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他从不简单地进行字当句对的死板翻译，他跳出了原文语言文字的羁绊，统摄原文的内涵、诗情和风格等而另铸新词。所以他译配的歌词生动而有灵气，深受爱乐者们喜爱。1990年，苏联作曲家协会音乐学与音乐评论委员会主席弗拉吉米尔-查克曾邀请几位汉学家和音乐家对薛范的译配歌曲作了一次鉴定，他在信中说：“从您的杰出的翻译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一位醉心于歌曲的人的心灵。曲和（汉语）词交融在一起，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您对歌词有着卓越的审美感，把握住词的歌唱性，从而您的译词化为了音乐。……正是您，在中国大地上赋予这些歌曲以生命。”
澳门音乐人殷立民先生这样赞扬薛范：“薛范走的是一条艰难的创作道路，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克服种种困难，排除各种障碍，闯出自己独特的新路，终于进入歌曲译配的自由境界。”
歌词翻译达到如此炉火纯青之艺术境界，又如此高产，在中国应属屈指可数。其中，有先天赋予的悟性，更有本能持续的激情与自己不折的努力。一种融外语、音乐、诗词三位一体的价值意义，在薛范先生身上得到恰当而充分的完美体现。
薛范在译介俄苏歌曲方面，成就卓著，众所公认，但他还不仅仅止于此。他还译介了上千首世界各国的歌曲。我们只要挑选一些曲目就可见一斑：《苏丽珂》（格鲁吉亚）、《啤酒桶波尔卡》（捷克）、《多瑙河之波》（罗马尼亚）、《莉莉·玛琳》（德国）、《回忆》（英国）、《玫瑰人生》（法国）、《鸽子》（西班牙）、《道别》（意大利）、《你鼓励我》（挪威一爱尔兰）、《雪绒花》（美国）、《红河谷》（加拿大）、《生活之路》（巴西）、《草帽歌》（日本）、《荬花姑娘》（朝鲜）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他还编选出版了《名歌经典（外国歌曲卷）》、《世界电影经典歌曲500首》、《世界通俗合唱珍品集》、《世界少儿合唱珍品集》、《世界通俗名曲选粹》等。当然，精华中之精华，都被编入2013年出版的《薛范60年翻译歌曲选》中。
他受邀在各地举办音乐欣赏讲座时，经常对不同的对象说同样一句话：“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秀文化，我们应该多去接触、去感受不同的美。”
二、音乐学领域的成就
薛范先生不是单纯地把外国歌曲配译上中文歌词，而且还对歌曲本身进行了研究。这也是其他的歌曲译配家所未能做的。我们翻开他编选出版的各类外国歌曲集，每一首歌曲后面都附有长长短短的文字说明：介绍歌曲作者的人生经历，讲述歌曲的产生、流传和社会影响乃至在音乐史上的地位。这对于我们欣赏和理解作品、提高艺术修养大有帮助。这一做法，他受启迪于钱仁康教授，但钱先生的研究重心主要在交响乐、歌剧、舞剧等大型作品，而薛范则在歌曲领域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以他编译的《俄苏名歌经典1917—1991》一书为例，如果我们把全书歌曲后面的说明文字通览一遍，相当于读了一本苏联歌曲史。
薛范不仅仅是对歌曲一首首“加注”，而且还对歌曲进行多方面的、多维度的介绍和研究。他写的《俄苏歌曲七十四年风雨历程》简要地概括了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这七十四年间的苏联歌曲的发展道路；《历史的回响——苏联卫国战争歌曲概览》和《二战时期的欧美歌曲》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出现的歌曲进行一次深度扫描和总评；他写的《摇滚乐史话》和《摇滚乐在苏联》介绍了当今这一在欧美兴起的时尚的音乐体裁的起因、发展、盛衰和各种流派：他写的《俄罗斯民歌——俄罗斯风情》是对从古到今各个时代的俄罗斯民间歌曲的全面论述。
薛范还撰文分别介绍了苏联三代歌曲大师——杜纳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一谢多伊和巴赫慕托娃；他还专门推介苏联时期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诗人歌曲”及其代表人物维索斯基。他还介绍过苏联流行乐坛女皇阿拉·布加乔娃和意大利童星罗伯蒂诺·洛瑞蒂。 上述种种，在我国的音乐学园地里恰恰是无人耕耘的，而薛范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贡献，开创了外国歌曲专题研究的先河，填补了空白。他在《苏联歌曲赞》一文中，对俄苏歌曲做了权威性的总结，列举了一条条俄苏歌曲不同于众的特点。他最后写了一段意味隽永的话：“今天，我们在唱俄苏歌曲，不仅是因为它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厚重的文化品位，也不仅是对过往时代的追忆，更多的是对未来新世纪的信念，是对我们曾经拥有而如今正在失落的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的呼唤，因为我们相信：这世界上只要有人类存在一天，那些激励我们去追求崇高理想、追求美好生活的歌曲将永远和我们同行！”后来这段话几乎成为“名言”，经常被一些评论俄苏歌曲的文章引用。
三、第一个建立歌曲翻译的理念和理论
缺乏实践基础的理论，常会流于空洞和乏味；而没有理论归纳的实践，又会出现系统性、规范性上的盲目和随意。薛范先生重实践，又不乏理论研究，在他身上，两者兼二为一：一手捧出翻译歌曲精选集，另一手则呈上歌曲翻译艺术的专著，其中所达境界令人感觉意味深长，感佩之至。
2002年出版的《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歌曲翻译的理论著作。此前，歌曲的翻译工作处于无序状态，各人跟着感觉走，极少相互交流，也无人进行经验总结，更没有树立评判标准和坐标体系。薛范先生在长期而辉煌的翻译实践基础上，原创性地构建了歌曲译配的基本理论框架，初步创立了歌曲译配的一些基本理论术语，提出了一套独特可行的译配方法，并率先总结了我国歌曲译配的历史。
在《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一书中，最有独到见解的是该书的第六章。长期以来，谈起“歌曲翻译”，无论圈内或圈外的人，理所当然地把它划入“翻译”的范畴，这自然是不错的。而薛范是第一个提出“歌曲译配”不仅仅姓“文”，更关键的它姓“音”。薛范以整个一章的篇幅着重强调“声调感在歌曲翻译中的重要性。”
在薛范眼中，音乐维度十分重要。在歌曲翻译对译者的要求中，应该说，对译者音乐修养和音乐感悟力的要求是最核心的内容。译者只有能够感悟原歌曲的灵魂才能翻译出优质的歌曲。这一点与译者自身音乐修养和文学修养的高低深浅相关。薛范主张歌曲译配不必拘泥于一词一句的意思刻板表达，所谓“忠实于原文”并不等同于将歌词逐字逐句机械地配上原歌曲旋律。好多歌词从原文直译，味同嚼蜡，缺乏艺术感觉和审美素养。歌曲是可以唱的诗歌，音乐因素的存在决定了译者既要考虑与原作歌词相适应的韵律，又要使译语表达习惯符合节律，尤其要注重译词能不能恰如其分地配上歌曲的旋律。歌曲译配只有表达出原曲的形式和意蕴的完美结合，最终才能让歌曲翻译作品达到可唱的效果，使译曲听众产生如同原曲听众一样的审美感受。
在薛范先生著述中，对歌曲翻译的特殊性、韵律、节奏、声调、风格、文化差异、语言现象等多方面一一作了详尽、细致、中肯的学术性论述。半个多世纪的成功实践，使薛范先生在理论上的分析、综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理论大处着眼，细处着手；言之有据，论之有理；谈古论今。声“东”击“西”；从细微处见修养，于神韵中显功力；似是顺手拈来，然却实实在在、尤在意境和情感方面胜人一筹。
钱仁康先生是我国音乐界的“泰山北斗”，他认为此书“内容多有言前人所未言的创见”。钱先生对《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评价甚高：“薛范先生毕生对翻译歌曲的理论和实践双管齐下，兼容并包，双方多有丰厚的建树。本书是他对翻译歌曲的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
四、推广和传播翻译歌曲的实践
从1953年译配发表了第一首苏联歌曲起，薛范先生60年来一直从事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迄今已译配发表的世界各国歌曲近两千首，编译出版的外国歌曲集有三十多种。据薛范先生自述，“文革”以前，他所做的只是把歌曲译配出来，然后寄给刊物发表或寄给出版社出书。至于歌曲在发表出版之后的命运，他就不得而知了。偶尔也会从电台广播中或音乐会上听到他的译配歌曲有人在演唱——仅此而已。
80年代后半期，音像市场热火朝天，音乐圈的一些老朋友邀他合作，并邀集一些年轻歌手，录制出版了不少用中文演唱的外国歌曲。有苏联的当代歌曲集《垂柳》、《狂欢夜》；有欧美歌曲集《小鸟》；有美国流行歌曲集《动感世界》；有亚非拉歌曲集《雨丝》；有拉美歌曲集《吻别》；有外国电影歌曲集《奥斯卡金奖电影歌曲荟萃》和《卖花姑娘》。
1994年，他受北京电视台的邀请，在一档怀旧音乐节目“梦有个记录而已。歌曲，只有让它在人们口中传唱，它才是“活”的。自此以后，他开始走出书斋，积极地主动地和全国各地的爱乐者互动联系，不遗余力地推广和传播世界各国的优秀歌曲。
从1994年起，他曾与中央乐团合唱团（国交合唱团）、中央歌剧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上海电视台艺术团等专业团体合作，更多的是与全国各地的业余合唱团合作，举办了无数场各种类型的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和外国名歌演唱会、世界电影歌曲音乐会，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重庆、昆明、杭州、西安、珠海、澳门等地产生巨大影响。
这种影响也波及了外国友人。凡他筹划的、在北京举行的俄苏歌曲音乐会，俄罗斯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罗高寿、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科娃以及大使馆官员必定应邀出席。罗高寿大使有一次还在音乐会上致辞：“请允许我衷心感里情怀”担任特邀嘉宾。北京的一些俄苏歌曲爱好者得知这一消息，自发地组织了一场欢迎会。这一纯粹的民间活动惊动了首都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音乐台都提着摄像机和录音机前去采访。在欢迎会上，爱乐者们争先恐后唱了许多薛范的翻译歌曲，不少人还发言向他们敬重的薛范先生致意。据薛范先生自述，他忽然悟出一个道理：歌曲译配发表的再多，留在纸面上还是“死”的，只不过在图书馆的目录卡片上谢薛范同志，感谢他多年来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的——我敢这么说——杰出的功绩！”另有一次，在俄军红旗歌舞团访华演出的音乐会上，库利科娃说：“所有俄罗斯人向您深深鞠躬致敬，感谢您为促进俄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付出的坚毅卓绝的劳动。”
除了音乐会，近年来他还通过大量的音乐欣赏讲座来传播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他还建立了“薛范网站”（www.xuefan.net），在互联网上和全国各地的爱乐者们交流，向他们提供新的外国歌曲的译词、歌谱和原唱视频。
最后，借用广东中山市一位指挥家陈远先生在1999年写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幸福与光明总是人们愿意为之礼赞为之讴歌为之向往的。是故，充满着幸福与光明的薛范所译配的歌曲一定永远能够在年老的人、年轻的人当中找到眷恋者、找到知音人。”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