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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共和国史，1 97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以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为标志，已持续五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现转折之势。在时隔良久之后的追述中，一代人的迷失、怀疑和“觉醒”，均藉此萌发。
对刚刚二十出头的共和国来说，如此危难局面并非首次遭遇，但其剧烈和影响的深远程度却又前所未见①。今天看来，创造“新”中国、 “在中国发现历史”和中国主导的未来，三条侧重点各不相同的当代史叙述路径，恰在此时狭路相逢，彼此想绕开都难。在这样的背景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段笛子演奏的悠扬旋律以弦乐衬底，随心率性而至，自言自语般响了起来。《文心雕龙·时序》有言：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平时序”。法国哲学家贾克·阿达利（ Jacques Attali）则指出：“音乐是预言。它的风格体裁和经济的体制是先于社会其他层面的，因为音乐探究一个既定符码中所有的可能性，而且远比有形现实所能做到的更快……它不仅是事物的意象，也是日常生活的超越、未来的先驱者。”②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之所以在面世之初就产生沁人心脾、润物无声的魅力，在经过时间的淘洗后又仍不失其鲜亮的色彩，其奥妙也系乎于歌曲所传递的声情风貌与难测时局所构成的强烈反差。
说起这首歌曲，在很多当年听众的脑海中，恐怕都会立刻浮现出一只白底红字，题为《革命历史民歌五首》的小歌本，或是封套上印着延安宝塔山图样的密纹唱片《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但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创作改编主体的“陕西文艺工作者”具体包括哪些人7他们的集体协作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局面？歌曲的来源、背景及其所传达的情感，与时代的命运又曾有过怎样的联系？
延安与“西工团”
这首歌的曲作者刘烽那年刚过43岁。当时的他，身份还是西安市儿童剧团的团长，却已在“造反”浪潮中受到冲击，并无实际工作可做。凭借1964年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建立的联系，刘烽被一家印刷厂以“调去批斗”的名义暂且保护下来。多年后再度提起往事，他用带点陕西口音的普通话笑着说：“那时候，咱们就是‘靠边站’啦！③
这丝笑意里既包含着洒脱，也是满满的辛酸和无奈。当时的他，或许还无法预见到《革命历史民歌五首》会给“陕西文艺工作者”带来什么样的荣耀;也不会想到，自己将会因为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而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赢得人们由衷的敬仰与感念。
1 928年，刘烽出生在西安，8岁时就追随长兄刘炽的脚步奔赴延安。两位少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人民抗日剧社” （后改名‘八路军抗战剧团’），逐渐成长为多才多艺而不畏艰险的文化战士。他们致力于将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策略和抗日救国的主张变成鲜活的歌声，使之在西北土地上生活着的无数战士与群众心里生根发芽。
1 940年，在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和绥德地委的支持下，成立了“西北文艺工作团”。1 947年，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西北野战兵团由总司令彭德怀和政委习仲勋指挥，经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扭转了西北战局。在此期间，因应战时需要“西工团”奉命调派前线并改称“一团” “二团”④。经过数度扩大和整编，到1 948年， “西工团”已成为活动范围覆盖广大西北地区的文艺团体。该团随军转战陕、甘、宁、青、晋等地，身为团员的刘烽也参与了其中大量戏剧和歌舞的音乐创作。1 949年5月， “西工团”一、二团合并，改称“西北人民歌舞剧团”，又于1 953年改编为专业的陕西省歌舞剧院。1 960年，为了支援西安市文化建设，刘烽参与新设西安市儿童剧团的创建工作，出任第一任团长兼作曲人员⑤。
最早，《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作为《革命历史民歌五首》中的一首而为广大受众所熟悉的。这组歌曲的歌词和简谱曾于1 972年2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者署名一栏写作“陕西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但实际上，这些作品早在1 971年中期就开始筹划，同年1 2月25日就已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听众播送过。后来，中国唱片社灌录了同名密纹唱片，1 958年成立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则专门为此拍摄了纪录片，进而又被编入了中小学的音乐课本。可以说，歌曲的广泛流传与新中国文化生产体系的渐趋完备，也有着分不开的关联。
据刘烽回忆，参与集体创作的陕西文艺工作者以陕西省歌舞剧团（前身为1 940年在延安成立的西北文艺工作团）的人员为主体，除他以外，还包括徐锁、关鹤岩、李若冰、冯福宽、油达民等。而促成这次活动及这组作品的“中央指示”，实际上是一项特别的创作任务：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由中央组织人力来编写几首陕北民歌，作为革命歌曲来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就精神生活的现实状况而言，需求也显得直接而迫切。在后世的历史叙述中，经过“文革”前期的“破除”和“批判”，此时仍具“合法”地位、可以公开播放与传唱的音乐作品，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包括《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和“语录歌”等在内的几首“革命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因词作者田汉被打成“叛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以器乐演奏曲的形式出现。音乐创作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凋敞似乎是亲历者们相当普遍的感受。刘烽本人也提到，当时有不少老同志反映说： “歌曲太少，当年在西北的时候好歌那么多，为什么不唱革命根据地流传的那些老歌呢》”⑥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的组长王敬之和音乐编辑王惊涛携带中央广播局军管会的公函，于1 971年5月22日抵达西安。他们肩负的职责就是采集民间素材加以改编，以期对改变“贫乏”的音乐气氛有所助益。
当时，上述参与创作的陕西文艺工作者中，有的已被打为“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被关押在“牛棚”，或是在农场中接受“勞改”。中央工作组的到来和交涉变成了“解放”他们的绝佳契机。随后，在地方广播局和文艺机构的协助下，他们赶赴延安，又吸收了身在当地的作家李若冰和作曲家梁文达，以十人小组的形式，开始着手访问当年曾为毛泽东代耕的劳模杨步浩，参观博物馆，收集民歌资料，为集体改编和创作做准备工作。 初夏时节，在俗称“老交际处”的延安第一招待所的一间屋子里，十人小组在贺义、航海、党音之等延安音乐工作者的协助下，很快就整理出《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和《工农齐武装》四首作品。其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歌词出自环县曲子镇农民孙万福之口。1 943年冬，孙万福作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之一，在位于延安杨家岭的西北局办公厅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出于翻身的喜悦和对领袖的感激，原本并不识字的孙万福以“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开头，即兴赋诗一首。诗句后来经过改写，就成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歌词⑦。《军民大生产》同样来自陇东地区。歌曲中反映热火朝天的集体劳作场面的劳动号子： “西里里里嚓啦啦啦嗦罗罗罗呔”，经过音乐工作者们的编配，其生动情态尤显错落有致。《工农齐武装》的曲调取自陕北民歌，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曾多次被填入反映土地革命内容的新词：比如“花儿遍地开/红军就要来/这几天就要打下黑龙寨”;又如“手提盒子枪/身背无烟钢/盒子子儿推上膛/打死贼连长”等。到了1 936年，红军为巩固和扩大苏区、打通抗日路线、将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统一起来，决定挥师东渡黄河，向盘踞山西的阎锡山部发起进攻。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为此又给上述曲调填上新词，成就了《东征》这首歌曲“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摩拳擦掌杀气高/我们的铁红军。”⑥《翻身道情
对刚刚二十出头的共和国来说，如此危难局面并非首次遭遇，但其剧烈和影响的深远程度却又前所未见①。今天看来，创造“新”中国、 “在中国发现历史”和中国主导的未来，三条侧重点各不相同的当代史叙述路径，恰在此时狭路相逢，彼此想绕开都难。在这样的背景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段笛子演奏的悠扬旋律以弦乐衬底，随心率性而至，自言自语般响了起来。《文心雕龙·时序》有言：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平时序”。法国哲学家贾克·阿达利（ Jacques Attali）则指出：“音乐是预言。它的风格体裁和经济的体制是先于社会其他层面的，因为音乐探究一个既定符码中所有的可能性，而且远比有形现实所能做到的更快……它不仅是事物的意象，也是日常生活的超越、未来的先驱者。”②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之所以在面世之初就产生沁人心脾、润物无声的魅力，在经过时间的淘洗后又仍不失其鲜亮的色彩，其奥妙也系乎于歌曲所传递的声情风貌与难测时局所构成的强烈反差。
说起这首歌曲，在很多当年听众的脑海中，恐怕都会立刻浮现出一只白底红字，题为《革命历史民歌五首》的小歌本，或是封套上印着延安宝塔山图样的密纹唱片《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但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创作改编主体的“陕西文艺工作者”具体包括哪些人7他们的集体协作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局面？歌曲的来源、背景及其所传达的情感，与时代的命运又曾有过怎样的联系？
延安与“西工团”
这首歌的曲作者刘烽那年刚过43岁。当时的他，身份还是西安市儿童剧团的团长，却已在“造反”浪潮中受到冲击，并无实际工作可做。凭借1964年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建立的联系，刘烽被一家印刷厂以“调去批斗”的名义暂且保护下来。多年后再度提起往事，他用带点陕西口音的普通话笑着说：“那时候，咱们就是‘靠边站’啦！③
这丝笑意里既包含着洒脱，也是满满的辛酸和无奈。当时的他，或许还无法预见到《革命历史民歌五首》会给“陕西文艺工作者”带来什么样的荣耀;也不会想到，自己将会因为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而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赢得人们由衷的敬仰与感念。
1 928年，刘烽出生在西安，8岁时就追随长兄刘炽的脚步奔赴延安。两位少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人民抗日剧社” （后改名‘八路军抗战剧团’），逐渐成长为多才多艺而不畏艰险的文化战士。他们致力于将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策略和抗日救国的主张变成鲜活的歌声，使之在西北土地上生活着的无数战士与群众心里生根发芽。
1 940年，在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和绥德地委的支持下，成立了“西北文艺工作团”。1 947年，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西北野战兵团由总司令彭德怀和政委习仲勋指挥，经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扭转了西北战局。在此期间，因应战时需要“西工团”奉命调派前线并改称“一团” “二团”④。经过数度扩大和整编，到1 948年， “西工团”已成为活动范围覆盖广大西北地区的文艺团体。该团随军转战陕、甘、宁、青、晋等地，身为团员的刘烽也参与了其中大量戏剧和歌舞的音乐创作。1 949年5月， “西工团”一、二团合并，改称“西北人民歌舞剧团”，又于1 953年改编为专业的陕西省歌舞剧院。1 960年，为了支援西安市文化建设，刘烽参与新设西安市儿童剧团的创建工作，出任第一任团长兼作曲人员⑤。
最早，《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作为《革命历史民歌五首》中的一首而为广大受众所熟悉的。这组歌曲的歌词和简谱曾于1 972年2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者署名一栏写作“陕西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但实际上，这些作品早在1 971年中期就开始筹划，同年1 2月25日就已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听众播送过。后来，中国唱片社灌录了同名密纹唱片，1 958年成立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则专门为此拍摄了纪录片，进而又被编入了中小学的音乐课本。可以说，歌曲的广泛流传与新中国文化生产体系的渐趋完备，也有着分不开的关联。
据刘烽回忆，参与集体创作的陕西文艺工作者以陕西省歌舞剧团（前身为1 940年在延安成立的西北文艺工作团）的人员为主体，除他以外，还包括徐锁、关鹤岩、李若冰、冯福宽、油达民等。而促成这次活动及这组作品的“中央指示”，实际上是一项特别的创作任务：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由中央组织人力来编写几首陕北民歌，作为革命歌曲来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就精神生活的现实状况而言，需求也显得直接而迫切。在后世的历史叙述中，经过“文革”前期的“破除”和“批判”，此时仍具“合法”地位、可以公开播放与传唱的音乐作品，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包括《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和“语录歌”等在内的几首“革命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因词作者田汉被打成“叛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以器乐演奏曲的形式出现。音乐创作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凋敞似乎是亲历者们相当普遍的感受。刘烽本人也提到，当时有不少老同志反映说： “歌曲太少，当年在西北的时候好歌那么多，为什么不唱革命根据地流传的那些老歌呢》”⑥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的组长王敬之和音乐编辑王惊涛携带中央广播局军管会的公函，于1 971年5月22日抵达西安。他们肩负的职责就是采集民间素材加以改编，以期对改变“贫乏”的音乐气氛有所助益。
当时，上述参与创作的陕西文艺工作者中，有的已被打为“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被关押在“牛棚”，或是在农场中接受“勞改”。中央工作组的到来和交涉变成了“解放”他们的绝佳契机。随后，在地方广播局和文艺机构的协助下，他们赶赴延安，又吸收了身在当地的作家李若冰和作曲家梁文达，以十人小组的形式，开始着手访问当年曾为毛泽东代耕的劳模杨步浩，参观博物馆，收集民歌资料，为集体改编和创作做准备工作。 初夏时节，在俗称“老交际处”的延安第一招待所的一间屋子里，十人小组在贺义、航海、党音之等延安音乐工作者的协助下，很快就整理出《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和《工农齐武装》四首作品。其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歌词出自环县曲子镇农民孙万福之口。1 943年冬，孙万福作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之一，在位于延安杨家岭的西北局办公厅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出于翻身的喜悦和对领袖的感激，原本并不识字的孙万福以“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开头，即兴赋诗一首。诗句后来经过改写，就成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歌词⑦。《军民大生产》同样来自陇东地区。歌曲中反映热火朝天的集体劳作场面的劳动号子： “西里里里嚓啦啦啦嗦罗罗罗呔”，经过音乐工作者们的编配，其生动情态尤显错落有致。《工农齐武装》的曲调取自陕北民歌，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曾多次被填入反映土地革命内容的新词：比如“花儿遍地开/红军就要来/这几天就要打下黑龙寨”;又如“手提盒子枪/身背无烟钢/盒子子儿推上膛/打死贼连长”等。到了1 936年，红军为巩固和扩大苏区、打通抗日路线、将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统一起来，决定挥师东渡黄河，向盘踞山西的阎锡山部发起进攻。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为此又给上述曲调填上新词，成就了《东征》这首歌曲“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摩拳擦掌杀气高/我们的铁红军。”⑥《翻身道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