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珍
　　（曾任《中国时报》总编辑，时报周刊社长，现任风传媒总主笔；曾出版《宋楚瑜中兴纪事》等13本著作）

　　新闻作为一门事业，能不能成为一门学问？我始终有保留，这点怀疑是有经验法则做基础的。
　　十多年前，我和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现任北京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的巫和懋老师合著一本书《博弈高手》。说来好笑，老师找上我谈合写书的时候，我瞪大了眼睛、连珠炮地一串问，“你知道我是政治记者吧？”“我虽然看完整本高希均教授的《经济学理论》，可没上过任何财经管理课哦？”“博弈我只在大学修心理学时，学过最初浅的囚犯困境，此外，一概不知。”“你怎么想到找外行人写这书？”我一口气没喘定，老师笑眯眯地说，“我想，你只要写得出来，就表示你听懂了，你能听得懂，就表示读者应该看得懂。”
　　当下，我只差没咬断牙齿。但是，这句话完全道出“新闻”的本质：诠释解读各种议题的最低门槛。你可能需要融合杂家，旁征博引，但不论如何征引，就是不能深奥，新闻的门槛比“笔记小说”还要低，连“技术含量”都有限，遑论成为学问。
　　但是，作为普及化告知功能的新闻，却又“仿佛”影响每一个人，进而影响整体社会。“新闻”的影响力真的如此庞然巨大而不可忽视吗？艾伦狄波顿（Alain de Botton）如此形容：“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新闻一旦取代宗教而成为我们主要的指引来源及权威标准，社会就进入了现代化的阶段。在当今已开发经济体当中，新闻的权势至少相当于以前的宗教信仰。”
　　狄波顿在《新闻的骚动》一书中，以接近“哲学”的论述阐释当今新闻的纷乱，拳拳到肉，只有一点，他所设定的前提，我还是保留：新闻，永远不可能取代宗教。尽管晨、午、晚三节新闻仿佛是一天三祷，但只能是形式的仿佛，绝无可能实质的取代。
　　狄波顿的提醒，并不新颖。早在19世纪中叶，法国作家福娄拜就严厉谴责：报纸将一种新式的愚蠢散播至法国的各个角落，而且，远比单纯的无知更糟糕，因为这种愚笨是由知识所积极促成的结果。那个年代正是报纸随着蒸汽刷机发明、铁路开发、查禁法令放宽而蓬勃兴盛的年代，福娄拜所厌恶且期期以为不可的是，因为报纸（新闻），人们把思考这件最重要的工作交给了别人。
　　一个半世纪过去，福娄拜笔下的“报纸”可以加上“电视”“网络”……而福娄拜的焦虑，依旧是狄波顿的顾虑。他们当然是有理由的，毕竟新闻生产过程中，本身就有一种圈内人视为理所当然，而圈外人不明所以的神秘逻辑。
　　比方说，当我们一再强调扩大国际视野的重要性的同时，“抢救美国大兵，华府释囚换俘”还是不可能成为台湾任何一家报纸新闻的头条；台湾发生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可能登上国际媒体，甚至与美国校园杀人狂相提并论，但都不影响我们关注：“研究显示，爱狗族规矩，爱猫族聪明”，而这则“具有科学根据”的报导，似乎不太在乎规矩与聪明未必相斥。
　　新闻，反映现实，尽管透过“筛选”后呈现的真实可能只是部分，甚至因为只反映部分而造成放大效果，但是，世界并不会百分之百依循新闻报导运转，所谓“没报导就没发生”的事，该发生还是会发生。
　　而福娄拜或狄波顿所忧虑人们把思考交付给别人这件事，与其怪责新闻铺天盖地的供养让人们失去或怠于思考，不妨更深刻地反省：作为拥有思考能力而有异于动物的“万物之灵”，人，是否本来就存在懒惰的天性？包括学习的懒惰、运动的懒惰、乃至思考的懒惰？
　　从3月到5月终，台湾经历不平静的三个月，从运动到命案，从命案到弊案，案案都大，就社会来说，可谓杂音四起，浮动不安；就媒体而言，则是昏天黑地，没歇口气的拼命黄金期。新闻爆量的结果，必然牵动福娄拜或狄波顿的焦虑：新闻周期的步调毫不停歇，不论昨天的新闻多么重大：社会运动让政治领袖遭到严重羞辱、心懷忿懑的人狂砍无辜民众、贪官收贿把巨额现金搬进家门……太阳依旧重新升起，而一切混乱从头再来。太阳底下永远不怕没有新鲜事。
　　狄波顿给了一个具体建议：新闻是内省的大敌……我们应该偶尔舍弃新闻，转向关注那些比较不懂得表达自我的物种，飞鸟猫或幼儿，这些生物对人们煞有介事的煽情闹剧毫无兴趣，这样的态度正值得我们学习，正可平衡焦虑和自我中心。
　　很长一段话归结只有七个字：远离新闻以自省。回到我对狄波顿立论的保留：影响人们不思考的，从来不是新闻，而是自己。如何把人们注意力拉回到“自心”而非外物？这当然是哲学问题，而非新闻（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