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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现实社会的演绎中，“三本”作为一种符号与其他因素勾连在一起，逐步隐喻化，不再单纯指称“学历”和“学位”，而是征显出一种道德评判。这种道德评判激发学生产生“上正真意义大学”的群体性幻象，并诉诸于行动，学校若不能准确解读这种诉求，极可能引发群体性的抗争。
关键词 三本；隐喻；抗争
中图分类号 D916.3
文献标识码 A
一、“HK学院”学生罢课事件始末
HK学院始建于2004年，隶属于SX省T大学，属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即通俗意义上指称的“三本”。由于学院建立时间较短，基本办学条件和后勤服务相对滞后，面临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学生们也曾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向院方反映，但收效甚微。2006年6月6日晚，学生杨某与两名同伴将一份题为《15000×4、365×4》的倡议书秘密散发到每个宿舍，他们呼吁学生集体向学校提意见，要求改善办学环境或搬回校本部，这份简单的倡议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一直以来对学院潜在的不满和震动。6月7日上午10时左右，杨某等约20多名学生在办公楼前徘徊静坐，要求与院长见面并递交集体签名的请愿书。正值党的十七大召开在即，高校稳定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校方领导高度重视，派遣学校保卫处赶赴现场维持秩序。根据一些学生干部的反应，保卫处将“罢课带头人”锁定在杨某身上，将其推入警车强行带回保卫处“审讯”。校方此举本来是想吓唬一下学生，但并没有平息事态，反而激怒了学生们，办公楼前聚集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强烈要求“学校放人……”。当天晚
上，与杨某起草倡议书的两名同学给其余学生群发匿名短信，并要求将这些短信转发给其他人，信息的大致内容是，呼吁学生们不能“让杨某白白牺牲”；“学校根本不重视三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6月8日晚，学生们又收到了第二天早晨9点集体去省委门口静坐的匿名短信，一些学生干部将短信消息报告给了学院，学院在请示学校后做出第二天封校的决定。6月9日临晨，学生发现封校后欲强行冲出校园，在遭到阻挠后与保安和老师们发生了冲突，冲突中有两名老师被殴打，混乱中许多教室玻璃被砸……。6月10日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此事，引起了一定社会反Ⅱ向。上午，学校校长和HK院长主动与学生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听取了学生的意见，许诺一年内解决水电和硬件设施等问题，并初步同意以后学生进入三年级后可转回校本部。但学校也做出了“6名学生勒令退学，7名学生留校查看，9名学生记大过处分”的决定，至此，“罢课事件”终被平息。
二、“三本”的隐喻与群体性幻象
HK学院属于SX省典型的“三本”院校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录取分数较低，缴纳费用高，学生毕业后同样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这些特点契合了一些富裕家庭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也圆了许多“落榜”学子的大学梦，因此，短期内三本院校就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三本”的意涵也绝非是一种“学历”如此简单，在现实社会中也似乎呈现出“隐喻”的态势。美国学者苏珊·桑格达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引述亚了里斯多德关于“隐喻”的定义，“隐喻”是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苏氏反思批判了诸如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评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与此相类似，在现实社会的演绎中，三本也逐步的隐喻化。“三本”作为一种符号与其他因素相互勾连在一起，逐步失去其原始含义，不再单纯的指称一种“学历”和“学位”，而是征显出一种道德评判的意蕴。在现实生活中，三本不再单是“比二本低一百分”的指称，而似乎是一种逐渐被污名化的边缘性群体， “三本”似乎让人感受到了贬抑或身败名裂，三本学生承载着耗费父母高额学费的内疚与对现实境况不满的愤恨，他们时时陷入“自己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当中。这种共同的心理特征使他们凝聚为一个同质性群体，他们开始憧憬和追求一种群体性的幻象，那就是能过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活，这种社会性幻觉是驱使他们以各种方式与学校不懈抗争的原动力。
三、学生的诉求与校方的解读
前面已经提及三本学生憧憬的大学与现实境况形成巨大的反差，促使学生存有一种“上正真意义大学”的群体性幻象，这种幻象驱使学生们萌生群体性诉求来补偿心理的落差，如改善校园环境、改进学习、生活和娱乐设施，甚至要求搬回主校区等等。这种群体性诉求最初只是以一种模糊的形式潜伏在群体意识当中，当开始以各种个体、零散甚至小群体的途径和方式表达出来时，如果诉求不能奏效抑或受挫，则极有可能唤醒群体的意识、激发群体性的行动。如HK学生杨某和两名同学散发倡议书并要求与院长见面遭到拒绝后产生了群体行动的连锁效应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一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经被暂时悬置，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幻象，但他只要能开始思考，这种形象就会迅速消失。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所以他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一般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事便是最惊人的事。由此，学生们在诉求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从个体倡议到罢课直至演变成群体性骚乱事件。无论如何，学生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能像二本的学生一样去体验真正的大学教育和生活。然而学校并没有准确解读这种诉求，因而显得不懈、慌乱、警觉和不安，也因此夸大解读了学生的行为，将学生的倡议书解读为“散发传单”；将学生提出与院领导的见面解读为“无理取闹”；将学生的请愿解读为“有组织的罢课”；将学生的过激行为解读为“蓄意的破坏”；将最初倡议的学生解读为“带头分子”；最后酿成了“开除学生”这种悲剧性的后果。由此可见，导致学生和校方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的诉求和学校对于诉求的解读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导致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的归因取向不同。美国著名的归因论学者爱德华·琼斯提出了著名的“行为者一观察者效应理论”，该理论认为，行为者倾向于把他们的行为归因于情境因素而不是个体特征，而观察者则倾向于把同样的行为归因于个体特征而不是情境因素。与此理论为依托来分析，如图1所示：学生们对于其罢课的行为往往归结于学校环境等情境因素，如学习、生活环境差、学费高、领导不重视、老师水平低等等；而学校则倾向归结于三本学生的个体特征，如学习能力不足、学习态度不端正等。由此可见，校方与学生各自归因取向的不同是导致双方难以实现诉求与解读相契合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学校的“软肋”与学生的“韧武器”
在HK学生罢课事件过程中也始终充斥着学校与学生的权力角逐和博弈。学校作为强势一方往往诉诸于比较强硬的手段和策略，如拒绝与学生面谈、动用保卫处扣押学生、强行封校、勒令学生退学和留校查看等等。然而学校在强势的外表之下也似乎潜藏着脆弱的一面，如对十七大召开之前任何不稳定因素的敏感；学生扬言罢课的恐慌；学生到省委门口请愿的惧怕；媒体曝光的警觉和不安等等，我们姑且将这些称之为学校的“软肋”；而相较于学校，学生则 是弱势的一方，单靠个体的力量去正面抗争很可能会付出一定代价，如学生杨某等3名学生最后受到学校的处分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学生必须寻求其它的抗争方式。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弱势群体反抗的日常形式，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这样的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在斯科特观点的关照之下，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学生们也在不知觉使用“弱者的武器”抗争：他们不约而同不去上课；混乱中砸破教室的玻璃；悄悄给媒体打电话；扬言要去省委门口静坐引起学校领导关注；人人都宣称自己是“罢课”的发起者；见好就收等等。这些抗争都是在匿名化和非焦点性的情形下进行的，有效地避免了个体与学校的直接对抗，保护了个体自身。不仅如此，学生们也牢牢抓住了学校的软肋向其施压，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抗争；扬言去省委门口静坐；呼吁媒体的关注等，从而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使群体性幻象逐步演绎为真实，我们将这种策略称之为“弱者的韧武器”。当然不论是强者的软肋还是弱者的韧武器，双方在权力的角逐和博弈中彼此都付出了一定得代价，学校以“影响声誉”为代价，而学生则以“受到处分”为代价。可见，强弱双方都不是最后的赢家。
五、结语
HK学生罢课是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聚焦和缩影，由于“三本”是一个新事物，大部分院校的办学“硬件”和“软件”都有待进_步的完善，人们对于三本学生的接纳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相信许多三本院校都不同程度地潜藏或上演着类似于HK学生的群体性事件。这已经成为构建和谐校园的一个瓶颈问题，对此，除了加快三本院校的建设和建立学生与学校、社会的对话机制之外，我们还应恪守“预防胜于治疗、发展胜于救助”的原则，小心谨慎解读学生发出的各种信号，体会其代表的意涵，防微杜渐。不仅如此，我们更要关注学生群体性事件中折射出的大众社会心理，深入研究其群体情绪、群体道德、群体偏执和群体理性等，把握其规律性，以便因势利导，及时控制和平息。
关键词 三本；隐喻；抗争
中图分类号 D916.3
文献标识码 A
一、“HK学院”学生罢课事件始末
HK学院始建于2004年，隶属于SX省T大学，属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即通俗意义上指称的“三本”。由于学院建立时间较短，基本办学条件和后勤服务相对滞后，面临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学生们也曾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向院方反映，但收效甚微。2006年6月6日晚，学生杨某与两名同伴将一份题为《15000×4、365×4》的倡议书秘密散发到每个宿舍，他们呼吁学生集体向学校提意见，要求改善办学环境或搬回校本部，这份简单的倡议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一直以来对学院潜在的不满和震动。6月7日上午10时左右，杨某等约20多名学生在办公楼前徘徊静坐，要求与院长见面并递交集体签名的请愿书。正值党的十七大召开在即，高校稳定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校方领导高度重视，派遣学校保卫处赶赴现场维持秩序。根据一些学生干部的反应，保卫处将“罢课带头人”锁定在杨某身上，将其推入警车强行带回保卫处“审讯”。校方此举本来是想吓唬一下学生，但并没有平息事态，反而激怒了学生们，办公楼前聚集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强烈要求“学校放人……”。当天晚
上，与杨某起草倡议书的两名同学给其余学生群发匿名短信，并要求将这些短信转发给其他人，信息的大致内容是，呼吁学生们不能“让杨某白白牺牲”；“学校根本不重视三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6月8日晚，学生们又收到了第二天早晨9点集体去省委门口静坐的匿名短信，一些学生干部将短信消息报告给了学院，学院在请示学校后做出第二天封校的决定。6月9日临晨，学生发现封校后欲强行冲出校园，在遭到阻挠后与保安和老师们发生了冲突，冲突中有两名老师被殴打，混乱中许多教室玻璃被砸……。6月10日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此事，引起了一定社会反Ⅱ向。上午，学校校长和HK院长主动与学生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听取了学生的意见，许诺一年内解决水电和硬件设施等问题，并初步同意以后学生进入三年级后可转回校本部。但学校也做出了“6名学生勒令退学，7名学生留校查看，9名学生记大过处分”的决定，至此，“罢课事件”终被平息。
二、“三本”的隐喻与群体性幻象
HK学院属于SX省典型的“三本”院校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录取分数较低，缴纳费用高，学生毕业后同样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这些特点契合了一些富裕家庭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也圆了许多“落榜”学子的大学梦，因此，短期内三本院校就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三本”的意涵也绝非是一种“学历”如此简单，在现实社会中也似乎呈现出“隐喻”的态势。美国学者苏珊·桑格达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引述亚了里斯多德关于“隐喻”的定义，“隐喻”是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苏氏反思批判了诸如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评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与此相类似，在现实社会的演绎中，三本也逐步的隐喻化。“三本”作为一种符号与其他因素相互勾连在一起，逐步失去其原始含义，不再单纯的指称一种“学历”和“学位”，而是征显出一种道德评判的意蕴。在现实生活中，三本不再单是“比二本低一百分”的指称，而似乎是一种逐渐被污名化的边缘性群体， “三本”似乎让人感受到了贬抑或身败名裂，三本学生承载着耗费父母高额学费的内疚与对现实境况不满的愤恨，他们时时陷入“自己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当中。这种共同的心理特征使他们凝聚为一个同质性群体，他们开始憧憬和追求一种群体性的幻象，那就是能过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活，这种社会性幻觉是驱使他们以各种方式与学校不懈抗争的原动力。
三、学生的诉求与校方的解读
前面已经提及三本学生憧憬的大学与现实境况形成巨大的反差，促使学生存有一种“上正真意义大学”的群体性幻象，这种幻象驱使学生们萌生群体性诉求来补偿心理的落差，如改善校园环境、改进学习、生活和娱乐设施，甚至要求搬回主校区等等。这种群体性诉求最初只是以一种模糊的形式潜伏在群体意识当中，当开始以各种个体、零散甚至小群体的途径和方式表达出来时，如果诉求不能奏效抑或受挫，则极有可能唤醒群体的意识、激发群体性的行动。如HK学生杨某和两名同学散发倡议书并要求与院长见面遭到拒绝后产生了群体行动的连锁效应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一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经被暂时悬置，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幻象，但他只要能开始思考，这种形象就会迅速消失。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所以他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一般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事便是最惊人的事。由此，学生们在诉求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从个体倡议到罢课直至演变成群体性骚乱事件。无论如何，学生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能像二本的学生一样去体验真正的大学教育和生活。然而学校并没有准确解读这种诉求，因而显得不懈、慌乱、警觉和不安，也因此夸大解读了学生的行为，将学生的倡议书解读为“散发传单”；将学生提出与院领导的见面解读为“无理取闹”；将学生的请愿解读为“有组织的罢课”；将学生的过激行为解读为“蓄意的破坏”；将最初倡议的学生解读为“带头分子”；最后酿成了“开除学生”这种悲剧性的后果。由此可见，导致学生和校方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的诉求和学校对于诉求的解读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导致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的归因取向不同。美国著名的归因论学者爱德华·琼斯提出了著名的“行为者一观察者效应理论”，该理论认为，行为者倾向于把他们的行为归因于情境因素而不是个体特征，而观察者则倾向于把同样的行为归因于个体特征而不是情境因素。与此理论为依托来分析，如图1所示：学生们对于其罢课的行为往往归结于学校环境等情境因素，如学习、生活环境差、学费高、领导不重视、老师水平低等等；而学校则倾向归结于三本学生的个体特征，如学习能力不足、学习态度不端正等。由此可见，校方与学生各自归因取向的不同是导致双方难以实现诉求与解读相契合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学校的“软肋”与学生的“韧武器”
在HK学生罢课事件过程中也始终充斥着学校与学生的权力角逐和博弈。学校作为强势一方往往诉诸于比较强硬的手段和策略，如拒绝与学生面谈、动用保卫处扣押学生、强行封校、勒令学生退学和留校查看等等。然而学校在强势的外表之下也似乎潜藏着脆弱的一面，如对十七大召开之前任何不稳定因素的敏感；学生扬言罢课的恐慌；学生到省委门口请愿的惧怕；媒体曝光的警觉和不安等等，我们姑且将这些称之为学校的“软肋”；而相较于学校，学生则 是弱势的一方，单靠个体的力量去正面抗争很可能会付出一定代价，如学生杨某等3名学生最后受到学校的处分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学生必须寻求其它的抗争方式。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弱势群体反抗的日常形式，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这样的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在斯科特观点的关照之下，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学生们也在不知觉使用“弱者的武器”抗争：他们不约而同不去上课；混乱中砸破教室的玻璃；悄悄给媒体打电话；扬言要去省委门口静坐引起学校领导关注；人人都宣称自己是“罢课”的发起者；见好就收等等。这些抗争都是在匿名化和非焦点性的情形下进行的，有效地避免了个体与学校的直接对抗，保护了个体自身。不仅如此，学生们也牢牢抓住了学校的软肋向其施压，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抗争；扬言去省委门口静坐；呼吁媒体的关注等，从而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使群体性幻象逐步演绎为真实，我们将这种策略称之为“弱者的韧武器”。当然不论是强者的软肋还是弱者的韧武器，双方在权力的角逐和博弈中彼此都付出了一定得代价，学校以“影响声誉”为代价，而学生则以“受到处分”为代价。可见，强弱双方都不是最后的赢家。
五、结语
HK学生罢课是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聚焦和缩影，由于“三本”是一个新事物，大部分院校的办学“硬件”和“软件”都有待进_步的完善，人们对于三本学生的接纳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相信许多三本院校都不同程度地潜藏或上演着类似于HK学生的群体性事件。这已经成为构建和谐校园的一个瓶颈问题，对此，除了加快三本院校的建设和建立学生与学校、社会的对话机制之外，我们还应恪守“预防胜于治疗、发展胜于救助”的原则，小心谨慎解读学生发出的各种信号，体会其代表的意涵，防微杜渐。不仅如此，我们更要关注学生群体性事件中折射出的大众社会心理，深入研究其群体情绪、群体道德、群体偏执和群体理性等，把握其规律性，以便因势利导，及时控制和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