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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除旧迎新，本来应该尽量回避“病”，“死”之类的字眼，但是就在最近，一则新华社发的新闻却掀起了舆论对于药品“降价死”现象的广泛关注。
在谴责药监部门批过松，药品生产企业唯利是图，部分医院忽视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应该层次思考一下，“降价”是不是解决“药价虚高”的唯一路径?
2007年2月，新华社记者在杭州市天天好大药房，依据店里登记的一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发现，表上70％的药品早已无人生产。这些全是政府明令降价，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
据这家在杭州较有影响的平价药房介绍，开业3年来共采购药品2万多种，目前只剩下9000多种在正常经营，其中有3000多种药因降价而不见踪影，阿莫西林等常用抗菌素都进不到货。
由此总结出当前我国药品“降价死”怪现象：药品降价——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降价药”改头换面变新药重新审批后高价再上市——药品降价变成了涨价!
对象错误
这种“降价死”现象导致的后果就是国家历次对药品实行的降价措施成了空文。
迄今为止，发改委已经丰导了21次药品降价，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降价是从今年1月26日起开始执行的，降价涉及心脑血管等10类354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最大降幅达到85％，降价金额约70亿元。算上此前的历次药品降价，总共降价金额逼近500亿元，但是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降价带来的实际好处。
业内人士认为，降价难以触动药品价格的主要原因是降价针对的对象错误。
有关专家分析，当前中国有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在生产领域已经处于一种完全的市场竞争状态；但在消费环节，85％的药品仍然被医疗机构所掌控，医疗单位既是买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又是卖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因为百姓用药是被动的，必须听从医疗单位的建议。其垄断经营的结果是，使充分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好处留给百姓的只有一点点。
因此，如果由行政力量主导药品降价，必须把降价药品目录直指医院常用的药品，此外必须降低、压缩流通环节的成本，严厉惩处药品回扣等不良现象。然而，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恰恰被忽略了，药品降价主要针对的是药品生产企业，而制药企业只是药品价值链中所占成本最低也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据统计，在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医药企业的排名大幅下滑，100强内无一入选，进入500强的医药企业数目也是历年来最少的，仅有9家企业入围，并且大部分排名在3013强外。而在2004年时还有3家企业入围100强，其他入围的企业也都进入了前300强。
有关专家由此呼吁，如果降价依然沿用以往的模式死卡药厂而放任其他环节，最后的结果不是把“药品”给“降死”，就是把“药厂”给“降死”。因此，必须改革这种模式。
医药分家
必须改革药品降价模式也成了卫生部等高层管理者的共识。2007年2月12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仅仅依靠降低一些药品价格的办法已经无法达到降低老百姓购买药品所支付的费用的作用。
他说，降价措施只是让一些低廉而有效的药品从市场上消失掉，并没有达到让老百姓用上低价药的目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尽快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列出一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对列入目录的药品实行政府组织的定点生产、统一价格、统一配送。根据权威的调研，我国如果能够确定300到400种基本药物，就能够满足临床上将近80％的使用。
除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外，很多专家认为实行彻底的“医药分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浙江省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郭泰鸿认为，当前实行的“医药不分”、“以药养医”补偿机制，使药品销售与医疗机构和医生之间发生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把药企和医生拉向了“价重于效、价高于效、价先于效”的道路，促使他们向利益倾斜。不改变这个根源，百姓仍要吃高价药。
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表示，要实行医药分家有几个要点：一、“中间环节”的钱被医院的个别人和医生拿走，严重腐蚀了医务工作者的队伍；二、如果能够将“中间环节”的钱转移到医院、患者、医药生产企业，完全可以解决患者看病难、医院“以药养医”、生产企业利润不足的问题；三、医药分家断掉“中间环节”后，现行体制下医院的药品收入不能减，除非财政愿意贴钱。
药号缩减
药品“降价死”背后的另一重主导因素则是中国新药审批过于容易。早在2006年中，《财经》杂志就曾曝光中国2005年经审批上市的“新药”数量超药品研发大国美国100倍的新闻，而这些数量巨大的“新药”中，占主要地位的就是改头换面重新标价的“降价药”。在这个改头换面的链条中，理所当然地堆满了权力寻租和灰色利益。
最近有媒体披露，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大幅压缩药品批号，现有的16万种药品批号将压缩到7000至10000种。这意味着，目前的药号将只有6％左右的存活率。
药监局成立以前，中国只有1.7万种药品。国家药监局成立至今的9年时间，药品批文数量暴升，达到16万种。这些年药品审批过多、过滥，是引发药品市场混乱、价格居高不下、质量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源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月8日下午在国务院召开“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和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时指出过去药品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单纯强调‘帮企业办事，促经济发展’，没有把保障公众用药安全这一中心任务落实好。”
吴仪副总理明确表示：“相关药品监管法规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有漏洞。一些规章规定的程序不严密，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过大。”
在谴责药监部门批过松，药品生产企业唯利是图，部分医院忽视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应该层次思考一下，“降价”是不是解决“药价虚高”的唯一路径?
2007年2月，新华社记者在杭州市天天好大药房，依据店里登记的一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发现，表上70％的药品早已无人生产。这些全是政府明令降价，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
据这家在杭州较有影响的平价药房介绍，开业3年来共采购药品2万多种，目前只剩下9000多种在正常经营，其中有3000多种药因降价而不见踪影，阿莫西林等常用抗菌素都进不到货。
由此总结出当前我国药品“降价死”怪现象：药品降价——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降价药”改头换面变新药重新审批后高价再上市——药品降价变成了涨价!
对象错误
这种“降价死”现象导致的后果就是国家历次对药品实行的降价措施成了空文。
迄今为止，发改委已经丰导了21次药品降价，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降价是从今年1月26日起开始执行的，降价涉及心脑血管等10类354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最大降幅达到85％，降价金额约70亿元。算上此前的历次药品降价，总共降价金额逼近500亿元，但是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降价带来的实际好处。
业内人士认为，降价难以触动药品价格的主要原因是降价针对的对象错误。
有关专家分析，当前中国有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在生产领域已经处于一种完全的市场竞争状态；但在消费环节，85％的药品仍然被医疗机构所掌控，医疗单位既是买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又是卖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因为百姓用药是被动的，必须听从医疗单位的建议。其垄断经营的结果是，使充分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好处留给百姓的只有一点点。
因此，如果由行政力量主导药品降价，必须把降价药品目录直指医院常用的药品，此外必须降低、压缩流通环节的成本，严厉惩处药品回扣等不良现象。然而，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恰恰被忽略了，药品降价主要针对的是药品生产企业，而制药企业只是药品价值链中所占成本最低也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据统计，在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医药企业的排名大幅下滑，100强内无一入选，进入500强的医药企业数目也是历年来最少的，仅有9家企业入围，并且大部分排名在3013强外。而在2004年时还有3家企业入围100强，其他入围的企业也都进入了前300强。
有关专家由此呼吁，如果降价依然沿用以往的模式死卡药厂而放任其他环节，最后的结果不是把“药品”给“降死”，就是把“药厂”给“降死”。因此，必须改革这种模式。
医药分家
必须改革药品降价模式也成了卫生部等高层管理者的共识。2007年2月12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仅仅依靠降低一些药品价格的办法已经无法达到降低老百姓购买药品所支付的费用的作用。
他说，降价措施只是让一些低廉而有效的药品从市场上消失掉，并没有达到让老百姓用上低价药的目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尽快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列出一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对列入目录的药品实行政府组织的定点生产、统一价格、统一配送。根据权威的调研，我国如果能够确定300到400种基本药物，就能够满足临床上将近80％的使用。
除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外，很多专家认为实行彻底的“医药分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浙江省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郭泰鸿认为，当前实行的“医药不分”、“以药养医”补偿机制，使药品销售与医疗机构和医生之间发生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把药企和医生拉向了“价重于效、价高于效、价先于效”的道路，促使他们向利益倾斜。不改变这个根源，百姓仍要吃高价药。
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表示，要实行医药分家有几个要点：一、“中间环节”的钱被医院的个别人和医生拿走，严重腐蚀了医务工作者的队伍；二、如果能够将“中间环节”的钱转移到医院、患者、医药生产企业，完全可以解决患者看病难、医院“以药养医”、生产企业利润不足的问题；三、医药分家断掉“中间环节”后，现行体制下医院的药品收入不能减，除非财政愿意贴钱。
药号缩减
药品“降价死”背后的另一重主导因素则是中国新药审批过于容易。早在2006年中，《财经》杂志就曾曝光中国2005年经审批上市的“新药”数量超药品研发大国美国100倍的新闻，而这些数量巨大的“新药”中，占主要地位的就是改头换面重新标价的“降价药”。在这个改头换面的链条中，理所当然地堆满了权力寻租和灰色利益。
最近有媒体披露，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大幅压缩药品批号，现有的16万种药品批号将压缩到7000至10000种。这意味着，目前的药号将只有6％左右的存活率。
药监局成立以前，中国只有1.7万种药品。国家药监局成立至今的9年时间，药品批文数量暴升，达到16万种。这些年药品审批过多、过滥，是引发药品市场混乱、价格居高不下、质量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源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月8日下午在国务院召开“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和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时指出过去药品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单纯强调‘帮企业办事，促经济发展’，没有把保障公众用药安全这一中心任务落实好。”
吴仪副总理明确表示：“相关药品监管法规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有漏洞。一些规章规定的程序不严密，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