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科学成果来自民间，因为民间人才多，与需求结合较紧。因而探索发现民间人才、扶植民间技术，就成为一国发展科教、文卫、社保、金融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信息对称的“柜台化现象”
假设信息是平的，其前提需要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假设所有信息接受者具有完全相同的接受条件，而信息发布者对所有对象给予了完全同等的信息；第二，假设信息传播每次的广度和厚度是一样的，接受者对信息的接受也是一样具有对称性的广度和厚度；第三，假设在某种状态下，完全排除人的主观差异因素，比如让信息在机器与机器之间转送与接受，那信息在发布与接受之间可以假设完全是对称的，再或者假设人的接受与传播也是标准化的，使信息完全具有对称性。在以上三个假设条件下，那么这个信息分布就可以被假设是平的，显然在这个前提下，信息、信息传布和接受，完全相当于处在一个标准状态。
但是现实是这个标准状态是假设存在，只要信息不是标准的、传送接受者不是标准的，就存在着信息差异，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信与不信各种状况和形态，那就会出现主观上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说，信息本身的标准化，以及信不信任，都可能改变信息是平的分布状况。信息本身标准化差异，是信不信任的客观存在，但是信不信任还有本身主观上的选择。
鉴于此，由于信任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判断，显然信息越是标准化、越是诚信，那么被接受的概率就越大，如果这个需求也越大的话，于是完全可以把这信任归结为对象的品质以及信者的信心、信念、信仰，包括对称的手段、方式方法，以及三者之间基于需求的约定与契合，这约定与契合是基于三者的物质条件和超越这既有物质之上的信誉判断，因为信誉也是基于对信任对象的品质建立的一种信任关系，是需求基于信用双方之上的一种公共认可关系。
如果这样认定的话，那么以上的现象可以这样表述，信息初次分布、在一般自然状态下，信息分布可以被假设是平的，但是基于信息对称技术和诚信度之上的信誉却改变了这种平的布局，使之出现了凹凸，而需求又改变了信息的运动方向，这个时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成为其中一种趋势，正是这凹凸分布使人类的效率和效益向高处集聚，因为那里有较高的回报，而且只有较高的回报才能维持这个生态不断地循环下去，但当这个循环链形成的成本之价值与价格、信誉之深度与广度，使之与周边的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后，当这个差异创造的比较效率和效益大于原来朝高信誉集聚的价值的时候，那么就可能形成信用从高处向低处的对流，形成信息第二个运动方向。
这两种大的不同的方向其实使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比较关系，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二者博弈的局面会使信息重新出现平的分布，但是新的信誉又使之出现新的不平衡，而不断的需求又成全了这种不平衡，于是反复出现这个循环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总的来说，无论是根据以上对信息对称的假设，还是根据对信誉导致的信息凹凸分布，总之，信息与信誉二者存在着一种内生的对称现象，也存在着一种外生追使对称的客观环境，也就是信息分布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范围趋小的选择，往往提供的信息条件越对称，被选择的概率越大，那么信誉就越相对普及，而信誉在一定圈子里越是相等的话，也可以反证信息分布越是均衡的。这就决定了信息圈子化、信誉圈子化的必然，圈子越小，信誉越厚。
而在圈子内外，相当于“柜台”内外一样，“柜台”内信息是较为对称的，“柜台”外信息是较为不对称的，但是信息、信誉往往又具有特别的飘逸性，使之出现跨越“柜台”内外的现象，产生一定的蔓延与辐射，这样就产生了内外信息对流以及对称的程度不一样，同样也产生了内外信誉大小、程度不一样的现象。
根据这样的信息对称现象，内生的分节分段、外生的分工与合作，就容易成为信息对称的首要选择，只有这样趋小的选择，才提供更加相对的安全性，自由度，同时经济成本也较小。因此，凡是有利益之争、思想之争、社会关系之争的地方，细分信息对称的范围、大小、程度，从而给予一定地域、区域、行业的“柜台”区分，先实现从内部对称到内部信用，再从外部对称到外部信用，从而促进内部改进外部，外部也改进内部，这也是信用科学所提到的“柜台交换现象”，其实“柜台现象”的关键点就是，在宏观层面上，当信息对称成本增大时，就不一定还要追求全面对称，分段、分点对称就具有最好的效率和效益，从分段、分点、分面上扩大，也就是从“柜台现象”内外再逐步扩大，逐步取消区隔，实现内外交流，让这内外相对交换，逐步扩大对称的氛围，反而利于提高整体效率和效益。
显然这是内生的信用扩张，而外生的舡与合作其实也具有相同的现象。
人才模式的特区化
根据信息对称的“柜台”化现象，某些技术、条件、观点、思想有时候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全面的推广需要先试验、试点，在取得一定的经验、条件后，再全面推广这其实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结合得很好的工具论。在战争年代，要冲破各种阻力，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从革命根据地到农村包围城市，一步步夺取了全国政权，在建设年代，经济建设与交易由于逐利性、冒险性、竞争性是需要更多自由的，当年邓小平看到这点后，勇敢地推行了经济特区，特区模式被证明行之有效后，中国全面品尝到这种模式的价值，今天几乎全方位地开设试验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种各样的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总之，地理位置上的特区正在普遍开花，行业上的特区也在纷纷试行，这符合信息对称、信用运动的“柜台”区隔现象。
今天在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社保、金融等领域，需不需要这样的学习试点呢?
大约在2001年后，我对天津滨海开发区提出了建议建设金融特区的想法，现在那里基本上正在把金融开发区的设想变为现实，当然这不能说明是我的什么功劳，顶多是巧合。而在2004年前后，我进一步提出了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社保、金融创设特区的想法，当时我观察全国各地的高科技开发区，更多的是商业模式上的成功，也就是在应用科技模式上是较为成功的，但是在科研研究上却相对成绩较少。如何既有科技创新上的成功，又有科技商业化的成功，这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以为进一步处理好教、学、研、产一体化。让四者紧密结合，消除隔阂、缩短转化的距离，也就是只要一教、一学、一研，就可以完全地表现出来，比如以表演、商业、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一产，这样就缩短了学习、研究与表现之间的距离、减少了商业化、产业化的成本和代价，从而有可能获得较大的效率和效益。
于是一种新的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社保、金融特区，完全可以按照以上思路进行大胆的尝试。但是起初无疑需要政府行为的动员和组织。
从革命的特区，到经济建设的特区，再从地域区域上的特区，到以行业为主的特区，这从根本上保证了积极稳妥地发展，充满了稳健的开放性和专业性，具有真 正的工具理性意义。
其实不光特区这种形式，还有些别的形式也具有同样的功效，比如对市场的划分，建立各种专业市场，如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市场、工业批发市场、零售市场等等就具有这样的“柜台”区隔特点，但是这些无疑都是经济领域的，目前对于科教、文化，体育、卫生、社保、金融，像这样具有比较强的社会性的领域，与经济相比，同样具有竞争性、自由性、探索未知性等特点，如果不在限定的区域和条件下放开，那么创新发现创造还将是短板。知识创造和利润实现一样，都需要探索、试验，需要自由市场的关照。
对钱学森道路的假设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才管理模式，比如：国防研究模式、政府采购模式、企业研究模式、大学研究模式、专门研究所模式、民间模式、开发区模式，历史上还有神学院附设模式、亚历山大大学城模式，到底哪种模式最具有比较意义呢?或者说效果更好呢?
近来有人问，钱学森当初如果不是选择国防模式，比如当初选择进大学，他会有那么大的成绩吗?新中国成立前后回国献身科学研究的人不少，但是为什么只有军事领域的研究，相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其他领域为什么相对较少呢?
人们总结原因，1．很少受政治的干扰，即使他们有一些出格的言论和行为，由于与外界相对地隔绝，因而双方都没有什么影响；2．生活较为安定，比较有保障，而且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较为崇高，激励因素也发挥了最大的作用；3．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科学实验的条件与可能，因为举国之力大力支持，人财物保障供应；4．学习、研究环境与条件比较具有团队精神，在团队中的传帮带，具有军人般的诚挚和热情，研究上沟通良好，小社区和谐良好，因而比较容易出成果。
在以上比较中，本来大学硅谷化模式是较好的，教、学、研、产一体化，似乎最能产生效果，但是如何管理有序，不因过度的产业化而影响教、学、研，也不因过度地强调教、学、研而与市场实践脱节，硅谷模式，探索教、学与实、践创造相结合的各种方法和可能，其实就是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矛盾，把握了其间最难把握的度，极大地发现了大学硅谷化的尖端价值和意义。
但是相比中国的大学，要么过度地强调学习、研究，要么过度地强调产业化、商业化，而这个过度就成为一种对另一种的限制，而不是一种救济。如果有机地结合，那么就可能是一种对另一种的救济与开放，就可能双赢。
对于科教、文化、体育、卫生、社保、金融，由于他们与制造业经济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可以探索开设不同的特区，总之提供最适当的形式让创新得以充分的展示，有些领域可能既要有经济特区的模式，也要有军事领域的模式，二者结合会产生最大的效率和效益。但是显然需要作针对性分析，模式既有共通性，也具有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科学成果来自民间，因为民间人才多，与需求结合得较紧。因而探索发现民间人才、扶植民间技术，就成为一国发展科教、文卫、社保、金融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结合政府采购方式，实行公开的招投标，对于拉动民间市场显然也是有帮助的。
信息对称的“柜台化现象”
假设信息是平的，其前提需要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假设所有信息接受者具有完全相同的接受条件，而信息发布者对所有对象给予了完全同等的信息；第二，假设信息传播每次的广度和厚度是一样的，接受者对信息的接受也是一样具有对称性的广度和厚度；第三，假设在某种状态下，完全排除人的主观差异因素，比如让信息在机器与机器之间转送与接受，那信息在发布与接受之间可以假设完全是对称的，再或者假设人的接受与传播也是标准化的，使信息完全具有对称性。在以上三个假设条件下，那么这个信息分布就可以被假设是平的，显然在这个前提下，信息、信息传布和接受，完全相当于处在一个标准状态。
但是现实是这个标准状态是假设存在，只要信息不是标准的、传送接受者不是标准的，就存在着信息差异，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信与不信各种状况和形态，那就会出现主观上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说，信息本身的标准化，以及信不信任，都可能改变信息是平的分布状况。信息本身标准化差异，是信不信任的客观存在，但是信不信任还有本身主观上的选择。
鉴于此，由于信任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判断，显然信息越是标准化、越是诚信，那么被接受的概率就越大，如果这个需求也越大的话，于是完全可以把这信任归结为对象的品质以及信者的信心、信念、信仰，包括对称的手段、方式方法，以及三者之间基于需求的约定与契合，这约定与契合是基于三者的物质条件和超越这既有物质之上的信誉判断，因为信誉也是基于对信任对象的品质建立的一种信任关系，是需求基于信用双方之上的一种公共认可关系。
如果这样认定的话，那么以上的现象可以这样表述，信息初次分布、在一般自然状态下，信息分布可以被假设是平的，但是基于信息对称技术和诚信度之上的信誉却改变了这种平的布局，使之出现了凹凸，而需求又改变了信息的运动方向，这个时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成为其中一种趋势，正是这凹凸分布使人类的效率和效益向高处集聚，因为那里有较高的回报，而且只有较高的回报才能维持这个生态不断地循环下去，但当这个循环链形成的成本之价值与价格、信誉之深度与广度，使之与周边的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后，当这个差异创造的比较效率和效益大于原来朝高信誉集聚的价值的时候，那么就可能形成信用从高处向低处的对流，形成信息第二个运动方向。
这两种大的不同的方向其实使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比较关系，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二者博弈的局面会使信息重新出现平的分布，但是新的信誉又使之出现新的不平衡，而不断的需求又成全了这种不平衡，于是反复出现这个循环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总的来说，无论是根据以上对信息对称的假设，还是根据对信誉导致的信息凹凸分布，总之，信息与信誉二者存在着一种内生的对称现象，也存在着一种外生追使对称的客观环境，也就是信息分布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范围趋小的选择，往往提供的信息条件越对称，被选择的概率越大，那么信誉就越相对普及，而信誉在一定圈子里越是相等的话，也可以反证信息分布越是均衡的。这就决定了信息圈子化、信誉圈子化的必然，圈子越小，信誉越厚。
而在圈子内外，相当于“柜台”内外一样，“柜台”内信息是较为对称的，“柜台”外信息是较为不对称的，但是信息、信誉往往又具有特别的飘逸性，使之出现跨越“柜台”内外的现象，产生一定的蔓延与辐射，这样就产生了内外信息对流以及对称的程度不一样，同样也产生了内外信誉大小、程度不一样的现象。
根据这样的信息对称现象，内生的分节分段、外生的分工与合作，就容易成为信息对称的首要选择，只有这样趋小的选择，才提供更加相对的安全性，自由度，同时经济成本也较小。因此，凡是有利益之争、思想之争、社会关系之争的地方，细分信息对称的范围、大小、程度，从而给予一定地域、区域、行业的“柜台”区分，先实现从内部对称到内部信用，再从外部对称到外部信用，从而促进内部改进外部，外部也改进内部，这也是信用科学所提到的“柜台交换现象”，其实“柜台现象”的关键点就是，在宏观层面上，当信息对称成本增大时，就不一定还要追求全面对称，分段、分点对称就具有最好的效率和效益，从分段、分点、分面上扩大，也就是从“柜台现象”内外再逐步扩大，逐步取消区隔，实现内外交流，让这内外相对交换，逐步扩大对称的氛围，反而利于提高整体效率和效益。
显然这是内生的信用扩张，而外生的舡与合作其实也具有相同的现象。
人才模式的特区化
根据信息对称的“柜台”化现象，某些技术、条件、观点、思想有时候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全面的推广需要先试验、试点，在取得一定的经验、条件后，再全面推广这其实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结合得很好的工具论。在战争年代，要冲破各种阻力，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从革命根据地到农村包围城市，一步步夺取了全国政权，在建设年代，经济建设与交易由于逐利性、冒险性、竞争性是需要更多自由的，当年邓小平看到这点后，勇敢地推行了经济特区，特区模式被证明行之有效后，中国全面品尝到这种模式的价值，今天几乎全方位地开设试验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种各样的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总之，地理位置上的特区正在普遍开花，行业上的特区也在纷纷试行，这符合信息对称、信用运动的“柜台”区隔现象。
今天在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社保、金融等领域，需不需要这样的学习试点呢?
大约在2001年后，我对天津滨海开发区提出了建议建设金融特区的想法，现在那里基本上正在把金融开发区的设想变为现实，当然这不能说明是我的什么功劳，顶多是巧合。而在2004年前后，我进一步提出了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社保、金融创设特区的想法，当时我观察全国各地的高科技开发区，更多的是商业模式上的成功，也就是在应用科技模式上是较为成功的，但是在科研研究上却相对成绩较少。如何既有科技创新上的成功，又有科技商业化的成功，这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以为进一步处理好教、学、研、产一体化。让四者紧密结合，消除隔阂、缩短转化的距离，也就是只要一教、一学、一研，就可以完全地表现出来，比如以表演、商业、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一产，这样就缩短了学习、研究与表现之间的距离、减少了商业化、产业化的成本和代价，从而有可能获得较大的效率和效益。
于是一种新的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社保、金融特区，完全可以按照以上思路进行大胆的尝试。但是起初无疑需要政府行为的动员和组织。
从革命的特区，到经济建设的特区，再从地域区域上的特区，到以行业为主的特区，这从根本上保证了积极稳妥地发展，充满了稳健的开放性和专业性，具有真 正的工具理性意义。
其实不光特区这种形式，还有些别的形式也具有同样的功效，比如对市场的划分，建立各种专业市场，如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市场、工业批发市场、零售市场等等就具有这样的“柜台”区隔特点，但是这些无疑都是经济领域的，目前对于科教、文化，体育、卫生、社保、金融，像这样具有比较强的社会性的领域，与经济相比，同样具有竞争性、自由性、探索未知性等特点，如果不在限定的区域和条件下放开，那么创新发现创造还将是短板。知识创造和利润实现一样，都需要探索、试验，需要自由市场的关照。
对钱学森道路的假设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才管理模式，比如：国防研究模式、政府采购模式、企业研究模式、大学研究模式、专门研究所模式、民间模式、开发区模式，历史上还有神学院附设模式、亚历山大大学城模式，到底哪种模式最具有比较意义呢?或者说效果更好呢?
近来有人问，钱学森当初如果不是选择国防模式，比如当初选择进大学，他会有那么大的成绩吗?新中国成立前后回国献身科学研究的人不少，但是为什么只有军事领域的研究，相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其他领域为什么相对较少呢?
人们总结原因，1．很少受政治的干扰，即使他们有一些出格的言论和行为，由于与外界相对地隔绝，因而双方都没有什么影响；2．生活较为安定，比较有保障，而且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较为崇高，激励因素也发挥了最大的作用；3．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科学实验的条件与可能，因为举国之力大力支持，人财物保障供应；4．学习、研究环境与条件比较具有团队精神，在团队中的传帮带，具有军人般的诚挚和热情，研究上沟通良好，小社区和谐良好，因而比较容易出成果。
在以上比较中，本来大学硅谷化模式是较好的，教、学、研、产一体化，似乎最能产生效果，但是如何管理有序，不因过度的产业化而影响教、学、研，也不因过度地强调教、学、研而与市场实践脱节，硅谷模式，探索教、学与实、践创造相结合的各种方法和可能，其实就是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矛盾，把握了其间最难把握的度，极大地发现了大学硅谷化的尖端价值和意义。
但是相比中国的大学，要么过度地强调学习、研究，要么过度地强调产业化、商业化，而这个过度就成为一种对另一种的限制，而不是一种救济。如果有机地结合，那么就可能是一种对另一种的救济与开放，就可能双赢。
对于科教、文化、体育、卫生、社保、金融，由于他们与制造业经济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可以探索开设不同的特区，总之提供最适当的形式让创新得以充分的展示，有些领域可能既要有经济特区的模式，也要有军事领域的模式，二者结合会产生最大的效率和效益。但是显然需要作针对性分析，模式既有共通性，也具有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科学成果来自民间，因为民间人才多，与需求结合得较紧。因而探索发现民间人才、扶植民间技术，就成为一国发展科教、文卫、社保、金融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结合政府采购方式，实行公开的招投标，对于拉动民间市场显然也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