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学发展的三十余年间，许多文学期刊和书籍上出现了大量的书刊宣传广告，它们是书局、出版社为了促销而刊载的宣传文本。新文学作品能顺利地到达读者，新文学广告在其中发挥出了独特的中介作用。由于文学期刊、书籍与出版社特殊的关系，一般会在本社出版的各种杂志和书籍上刊登大量的文学广告。杂志上的广告，大抵放在里封、底封以及前后的衬页；书籍上的广告，大抵放在底封的衬页。新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刊物，如二十年代的《小说月报》、《语丝》、《新月》，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七月》，四十年代的《文艺复兴》、《文艺阵地》等刊物都刊载了大量的新文学广告。一些新文学书籍上也刊载了部分书刊广告，如“文艺连丛”、“未名丛刊”、“乌合丛书”等的广告就附于原书之后。“良友文学丛书”的广告刊载在书底封的衬页上。可以说，新文学从产生始，就伴随着新文学广告的出现，它见证了新文学发展的历史。
　　新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如鲁迅、巴金、叶圣陶、徐志摩、施蛰存、胡风、老舍、卞之琳、叶灵凤、黎烈文等又是著名的编辑家，在编辑生涯中，为了推荐文坛新人，推动新文学作品的销售等，他们亲自参与了新文学广告的制作，撰写了大量的文学广告词。作家写广告使文学广告既充满了现代文人的智慧，又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氛围。从内容上看，它们贮存有新文学生产、销售、传播等方面的大量历史信息，隐含大量作品的修改和版本变迁的史料，揭示了许多文学期刊的创办、发行过程的内幕，留下了文学运动、文艺斗争的痕迹，呈现了作家或编辑之间的关系等等。就文本而言，其版式设计新颖，匠心独具。其广告词有许多是精美的文章，不乏凝练、灵动、幽默和诗意，理应成为现代广告词写作的经典范本。这些提供了新文学作家生存状况、创作和当时新文学出版界期刊界现状的文字都是作家们精心构思的杰作，是他们文学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
　　但遗憾的是，后人在编辑这些作家的全集或文集时，这些广告文字很少收入，已成了不受重视的佚文。以鲁迅为例，鲁迅在一生的文学生涯中撰写了大量的文学广告，但现在《鲁迅全集》（二○○五年版）中收录能确定为鲁迅所写的文学广告仅四十余则。可以肯定，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文学（其中编辑的文学刊物数十种）生涯中，鲁迅为自己、为他人写的文学广告远远不止这个数，现在收录的仅是他所写文学广告的一小部分。而如能大量收集并考证出鲁迅所写的文学广告，不但是对鲁迅作品的补充，丰富鲁迅的文学活动，也是考察鲁迅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编辑家的实证材料。如考证出鲁迅所拟《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的文学广告已被最新版《鲁迅全集》收录。读了这则广告，对当时的上海文坛可见一斑。又如《鲁迅研究月刊》（二○○六年第一期）所登载的《〈苏曼殊全集〉为鲁迅所拟考》，研究者大胆而合理的推断，使得又增加鲁迅的一篇作品成为可能。同时，通过这则广告不但可了解鲁迅与柳亚子的交往，也可知道鲁迅对苏曼殊的旧情难忘。但是，对鲁迅广告文字的考证还远不够，还有很多没有归属的广告文字需要加以辨认。
　　与《鲁迅全集》中的广告数量相比，《茅盾全集》、《老舍全集》、《巴金全集》、《郁达夫文集》等书中收有作家的广告文字就更少了，而这些作家在文学生涯中，也写了大量的文学广告。作为新文学史上著名的编辑家，他们的广告文字不仅是对其编辑身份的最好证明，也是大大丰富作家们文学活动的原始文献。而这方面的文字材料却往往被忽视，实在是个缺憾。如三十年代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了推广宣传，主编赵家璧邀请了参加编选工作的十位作家为它写了《编选感想》（加上蔡元培先生，共十一位），全部影印了作家的手迹，这些手迹印在大系样本和单张宣传广告上。可是，事隔四十多年才被作为重要的佚文发现，至今还有部分作家的《编选感想》没有收入他们的作品集中（《鲁迅全集》、《茅盾全集》、《郁达夫文集》、《知堂书话》、《阿英文集》已收入，《蔡元培全集》、《郑振铎文集》、《胡适文集》、《郑伯奇文集》、《洪深文集》、《朱自清全集》还没有收入）。所以，许多新文学作家所撰写的众多文学广告同样需要考证和辑录。
　　对于新文学作家所写广告的辑录和考证，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成果实在是屈指可数。《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上海三联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可能是唯一的图书广告个人专集。但是，此书收集的叶氏父子的书刊广告也是他们所写广告的一部分，还有许多没被收录。李济深编著的《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二○○三年版）中，以附录的形式仅摘录了巴金创作的十九篇广告。张永胜的《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现代〉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以专章的形式考察了《现代》上的书刊广告，但都没有指出每则广告为谁所写。范用编的《爱看书的广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四年版）收录了大量的书刊广告，也列出了许多作家写作的广告，如鲁迅、叶圣陶、胡风等，但对许多广告的写作者，仍然没有加以说明。此外，张择贤的《书之五叶——民国版本识见录》（上海远东出版社二○○五年版）中简略地提到了鲁迅、巴金、叶圣陶等人的广告文字。也有一些编辑家和书评家如赵家璧、钱伯城、欧阳文彬、王建辉等注意到了新文学作家撰写的广告的价值。但是，对新文学广告的收集、整理、研究还并不为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者所重视，他们在阅读新文学期刊的时候并没有对新文学广告加以有意识的收集。由此，对新文学作家文学广告的考辨和辑录也鲜有研究成果。至今，许多新文学作家的广告文字仍然没有收入他们的作品集中，对他们编辑身份等方面的考察与研究无疑缺失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始文献。
　　当然，不可否认，要全面地对新文学广告进行考证和辑录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正如樊骏先生所说：“……有关文学作品的广告等，也都理应在文学史料中占有一席位置，它们散布的范围很广，有用的内容又大多相当零碎，宛如在大海中捞针，不易搜罗，更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要仔细辨别每则广告由谁所写更是难上加难，许多新文学作家和编辑早已作古，而且他们对文学广告的创作仅仅是作为“副业”来看待的，很多是现写现刊，没留下文字的记载。更为残酷的是这些广告文字正随着老期刊杂志的销蚀腐烂而逐渐消失（我们一般的研究者只能读到一些影印期刊，而这些影印期刊中许多广告页就没有被影印）。但是，这些都不是文学研究者推脱的借口，关键是我们对待文学研究的态度，史料收集和考辨确实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以至许多硕士、博士研究生都不愿选择这一方向，但这又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任何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学者，无不是从史料的收集与整理起步的。对作家作品力求收录齐全，不仅是对作家本人负责，也是全面研究该作家的基础性工作，这是任何一位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因此，收集、整理、辨认、辑录作家的文学广告是一项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