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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阅读鲁迅小说《祝福》，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祥林嫂，假如没有鲁四老爷和四婶……
假如没有鲁四老爷和四婶，就是说只有其他人。在鲁镇这个“世界”，祥林嫂与男女百姓，与阶级姐弟，与（侧面表现出来的）家族之主，与新党之“我”，与鲁四老爷和四婶，也就是说，从婆家到夫家（两家不是一家），从百姓到老爷，从旧派到新党，从阶级兄妹到阶级敌人，祥林嫂与他们都有一定的接触，产生一定的关系。
那么，在这种种关系中，祥林嫂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其他人对祥林嫂的态度如何呢？
与男女百姓：鲁镇的男女对她只剩下“烦厌和唾弃”。鲁镇的男女百姓，对祥林嫂没有直接的伤害，他们平素也很本分，没有偷盗、欺骗、榨取和暴力等行为。祥林嫂在河码头淘米洗菜时被婆家“抱”“拖”而去后，放在岸上的淘箩和一株菜始终没有被他人不告而取。但鲁镇的男女无聊，冷酷，猎奇，以欣赏别人之不幸为趣，以满足自己的“看客”快感为乐。祥林嫂第一次来到鲁镇，“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依夫而名，据邻而姓，在鲁镇人眼里，祥林嫂就是没有自己。“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固然是称赞祥林嫂，但更多的还是为鲁家庆幸。祥林嫂的婆家来抢祥林嫂，鲁镇“看见的人”不制止，不勇为，也不到鲁家报告，听之任之，大概还觉得是难得的眼福。直到鲁家寻找，“看见的人”才平静地作一番叙说。祥林嫂二进鲁镇，“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大概再嫁再寡，更不“干净”，鲁镇人羞于认可，便仍以第一个夫名称之，但音调古怪，“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冷冷”，对遭遇丧夫失子的祥林嫂毫无同情。比较而言，他们对祥林嫂之子被狼吞食还有点心酸，听完祥林嫂“我真傻”的故事后，男人“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没趣”云云，可见原先是想听趣事以开心；“不独宽恕了她”，足见原先认为祥林嫂再嫁再寡，“不干不净”，身有罪戾；“陪”出眼泪，难免虚应故事，逢场作戏。有些老女人“特意寻来”听一听，“叹息一番”，“满足”而去，完全是出于猎奇而充当看客，无比自私。而以后再听到祥林嫂絮叨，则“厌烦得头痛”，“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就这样，祥林嫂在鲁镇人心目中，“只值得烦厌和唾弃”，成了“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待到柳妈戏谑祥林嫂额上的伤疤后，“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个人的兴趣完全建筑在别人的屈辱展览之上，越多发现别人的“伤疤”就越是快慰，缺乏丝毫的同情和援助，这就是鲁镇男女。
与阶级兄妹：短工柳妈戏谑且误导她，冲茶短工对她之死淡然。柳妈是女短工，与长工祥林嫂该是“阶级姐妹”了，但柳妈对她，始则戏谑，终则误导。作为“善女人”的柳妈，对祥林嫂反复絮叨“我真傻”一样“不耐烦”，她要不断寻求新的兴奋点，这一次，可真的被她逮到一个新的“咀嚼鉴赏”点了：“额角上的伤疤”。她看着祥林嫂的脸，未经思考——实际上一定早就放在心上并考虑过，只是此刻脱口而出：“我问你：你额角上的伤疤，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这问话还只是个由头，目的在于引出第二问：“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依了呢？”不信祥林嫂关于贺老六“力气大”之解释，笑话祥林嫂“自己愿意了”。诚然，她没有恶意，还引得祥林嫂难得地“笑”起来：“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柳妈打皱的脸也笑起来”，就这样从不幸者身上寻得开心的资料，兼带着嘲讽，也为鲁镇人带来了“新趣味”，使祥林嫂失去了任何倾诉对象，倍感绝望。可柳妈又从鬼神迷信出发，建议祥林嫂捐门槛赎罪，使祥林嫂从新的希望又陷入致命的失望。对于祥林嫂的死，那个冲茶短工淡然回答：“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虽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情的本质，但没有同情，更谈不上鲜明的“阶级感情”。
与家族之主：婆婆抓她卖她，夫家大伯收屋赶她；即使存在的娘家也会拒绝她。祥林嫂丈夫小她十岁，两人的结合只怕连“媒妁之言”都谈不上，祥林嫂很可能就是一个童养媳。丈夫死后，祥林嫂逃离“严厉的婆婆”，但很快就被发现，婆家在祥林嫂必去的河码头守株待兔，“跳出两个男人来”，“抱住她”，“拖进船”，“堵住”嘴，够凶残地捉了回去。旋即卖进深山，得钱给小叔子娶媳妇，还有了结余。要命的是，这一切竟然受到礼教和舆论的肯定，也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并不“可恶”，“严厉的婆婆”还被称为“精明强干的女人”。在贺老六家，其地位不及自己的儿子，一旦夫死儿亡，“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夫死被卖，儿死遭逐，祥林嫂“走投无路”。回娘家去吧，对不起，“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回娘家只会遭到拒绝；何况可能早就是卖出去的童养媳，或从小就是一个孤女呢，一个极可能没有娘家、沒有自己家的人！
与新党之“我”：“我”竭力撇清与其关系，更不能承担“拯救“之责。鲁镇有没有新生的甚至是革命的力量？有，惜乎只是偶尔来到“本家”四叔家住几天，根本未在这里“扎根串联”的“我”。“我”这个“新党”不是戊戌“康党”，那就该是辛亥革命党，但在20世纪20年代即将到来的国内革命风暴（北伐战争）中，估计是个旁观者。祥林嫂了解“我”，寄望于“我”。她在被“无常打扫”的前一天见到“我”后，神智清醒，“明明是向我走来”，不是瞎闯，目的明确；“这正好”，巧得很，她抓住了机会；“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问“我”不是随便选择，对象应该说是选得较准，甚至是有感于鲁镇人之无知寡识；由人死之后有无“魂灵”，进而问及有无“地狱”，最后问及和死掉的家人能否“见面”，层层相因推进，极富逻辑性；对于“照例相信鬼”的鲁镇人来说，她却“疑惑”了，简直近似“先驱”，颇为可贵。此时此刻，即使她已有死之“预感”，如能妥加指引，并无病痛、颇为清醒的祥林嫂当不至于隔天即死。可惜“我”以模糊的“说不清”作搪塞，不但没有尽到实质上的指引之责，还尽力从思想上推卸一切责任，以求得“逍遥自在”。为了摆脱“不安”，决定“明天进城”。祥林嫂可以忘却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自我的享受胜过一切。这样的“新党”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对于祥林嫂而言，却是一无价值，社会矛盾依然，一切依然。 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过：“人，归根结底，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地位，就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在上述各种社会关系中，祥林嫂被抛弃于“尘芥堆中”，毫无立足之地，“百无聊赖”，横遭蔑视，彻底无助，或虽助而误导，被人们猎奇解闷而最终“看得厌倦”，没有任何一丝尊严和价值。认清这些，从比较充分地认识祥林嫂形象的悲剧意义这个角度来看，较之于一般化地抽象出“能干”“勤劳”“温顺”“富于反抗精神”等几个表现性格特征的词语，可谓有意义得多了。
有人会问了，分析祥林嫂，你怎么不提她与鲁四老爷和四婶的关系就作一个“小结”呢？如果论述的话，不是更能突出祥林嫂的悲剧意义之深吗？
当然要提出鲁四老爷和四婶对于祥林嫂悲剧形象塑造的意义。但我认为，鲁四老爷和四婶对祥林嫂的态度与鲁镇男女、与男女短工、与祥林嫂婆家夫家和娘家、与新党之“我”都有或大或小的不同，在作品中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地位和意义也与他人不同，不宜“相提并论”，只应该另作专论于下。
祥林嫂与鲁四老爷和四婶：首先，鲁家毕竟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接纳了“走投无路”的祥林嫂。
三年半？有人不相信。不少教师没有考虑过祥林嫂在鲁家待过多长时间的问题，下意识里总认为不会很长：一个不干不净的“谬种”，能让她在家里待多长吗？由此，还有人怀疑“二十六七”的祥林嫂怎么会拖到“四十上下”才死，该早就被“无常”打发了。对此，我们不妨根据“工钱”来计算一下。祥林嫂“每月工钱五百文”。第一次到鲁家，被抢走时“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三个半月；第二次到鲁家，捐门槛时“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十二元即十二千，可见已有24个月，两年。请不要认为祥林嫂的工钱有所增加，这不可能，“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能不减工钱就不错了。祥林嫂二进鲁家是“秋季”的事，两年后捐门槛当也在秋季。从秋季到“冬至的祭祖时节”被四婶大声喝斥放下“酒杯和筷子”，当又有两三个月。“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不半年”，也就快半年了。这时四婶“警告”她，“然而她总如此”，可见不是一“警告”就走人，祥林嫂又呆了一段时间。这样，捐门槛后大概还在鲁家生活了一年左右。加上捐门槛前两年、第一次到鲁家三个半月，共有近三年半时间，不短啊。当其他一切方面都无情地逐出祥林嫂，没有谁能让她住个一天两天，使其“走投无路”，无立锥之地时，“只好来求老主人”，“老主人”确实是她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的确没有让她失望。如果没有鲁四老爷和四婶的接纳，这三年半祥林嫂怎么过？那可是真的活不到“四十上下”了。
有人会说，如果没有鲁家，祥林嫂难道不可以作为一个乞丐四处讨饭，也许会碰到一个朴实汉子，再交“好运”吗？这就应该懂得，祥林嫂再嫁再寡，丧夫失子，其实也是一面镜子，一个寓言。将来的朴实汉子不因“伤寒”而死，也可能会因其他疾病而亡；同样，将来的儿子不死于狼口，也可能溺水或疾病而夭。从根本上说，“再嫁”已经不愿，何谈“三嫁”！二到鲁家而被接纳下来，就是万幸了。
第二，鲁家毕竟还有一点教养，不无一点“宽宏大量”。
鲁家为什么能接纳祥林嫂，且时间那样长？作为一个寡妇，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即为鲁四老爷所“讨厌”，是四婶看中了她模样周正、手脚壮大、安分耐劳，才不管四叔的“皱眉”而留下的。这时四婶看中的是她的“劳动力”，未尝没有一点剥削其“剩余价值”的味道。第二次呢？当再嫁再寡、丧夫失子、“败坏风俗”的祥林嫂又跟卫老婆子来到鲁家，四婶听了卫老婆子絮絮叨叨的叙说，还有些“踌躇”；待到听了祥林嫂那“我真傻”的故事，“眼圈就有些红了。她想了一想，便叫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可见，四婶这一次接纳祥林嫂，不无一点同情，不像其他女人听了“我真傻”的故事后，“陪”出眼泪，“满足”而去。须知四婶本也是一个空虚无聊的女人，当初卫老婆子来拜年谈及祥林嫂被抢被卖，拜堂之时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四婶曾不停地追问“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呢”，无聊乏味之极，这次可真是没有猎奇之心了。她“想了一想”，想的可能就是祥林嫂太可怜，而自己寻得一个好短工不易，最近“雇用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左右不如意”，不如还是祥林嫂吧。四婶此时的决定，当是出于同情与自私的双重考虑了。
但是，四婶很快就发现祥林嫂“改变得非常大”，手脚不灵活，记性坏得多，“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又是“败坏风俗”，“不干不净”，又是没有能耐，缺乏利用价值，换一个主子早就“打发”她走了，四婶为什么不呢？这确实是一个费解的问题。我思来想去，觉得只能是因为作为“念书人家”“大户人家”的鲁家，毕竟还有一点教养，有一点“宽宏大量”。
小說中，四婶与作为农村贫民的祥林嫂婆婆，简直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祥林嫂的婆婆很“严厉”，这从祥林嫂不得不“逃”可以侧面看出来。而正面表现出的，则不仅是“严厉”，而且是凶残，是罪恶。从河边抢祥林嫂是凶残的，连鲁四老爷都忍不住骂一声“可恶”，四婶也因此而“愤愤地”谴责“合伙”的卫老婆子。祥林嫂婆婆把祥林嫂卖给贺家墺的贺老六，“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四婶听说后竟然惊奇地说：“阿呀，这样的婆婆！……”潜意识里，强卖妇女不是人做得出来的。“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卫老婆子对“大户人家”的四婶上课了，讲了一通祥林嫂的婆婆是怎样“精明强干”，“很有打算”，买卖妇女“这多么好打算”！这些歪理，显然是四婶闻所未闻。对于祥林嫂与贺老六的结合，四婶还问了一个问题：“祥林嫂竟肯依？……”在她看来，只要祥林嫂不“依”，别人就没有办法，妇女人身总该有所保障。没想到卫老婆子劈头回答：“这有什么依不依”，“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在卫老婆子那里，也就是在一般百姓那里，什么妇女的人身自由，一概免谈，“捆”起来再说！而祥林嫂“那时实在闹得厉害，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呢”。这解释固然牵强，但“念书人家”在百姓心目中显得“知书识礼”一点，倒也是一个事实，这里且不谈实际情况怎样。 不能不承认，鲁家毕竟还有一点教养，对祥林嫂没有计较，没有暴力，没有克扣，没有像另一个农村贫民贺家大伯那样粗暴“赶”出祥林嫂，直到三年多才“打发”她走。我们难道能要求鲁家接纳祥林嫂终身吗？什么时代也做不到啊。小说中，卫老婆子因自己荐祥林嫂来又“合伙劫她去”而向鲁家赔罪，说什么“幸而府上是向来宽宏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固然是当面奉承之言，但鲁四老爷对卫老婆子毕竟只是吐出“然而”一词而已，没再计较，他对卫老婆子（以及祥林嫂）的“宽宏大量”还真有一点呢。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一小部分的分析，我只能说一句：让我们就作品谈形象，实事求是一点吧。
第三，毫无疑问，鲁家也确实断绝了祥林嫂洗刷自身，做一个干净之人的念想，从而葬送了祥林嫂的精神生命，但责任主要在于封建礼教。
鲁四老爷从祥林嫂一出现就“皱眉”，“讨厌她是一个寡妇”；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家，四叔更是严肃“告诫”四婶：“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我总觉得，鲁四老爷心里似乎有一个情感与礼法的矛盾，但“情”不敌“法”，礼教重于一切。对于强抢并卖出祥林嫂的婆婆，四叔那句极为经典的“可恶！然而……”，就表明他从情感上极端厌恶痛恨那个婆婆，但在封建宗法关系上则予以认可。可见四叔是一个淡于情感而顽固恪守维护封建宗法礼教的人。从本质上来说，四婶与他是一致的。当祭祀之际，祥林嫂“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的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祥林嫂去取烛台，“四婶又慌忙的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慌忙，始料不及，当机立断，不容片刻耽搁，近于本能反应，宗法礼教意识可谓深入骨髓。他们一心考虑的是对祖宗的敬意，对“事”而不对“人”，但又因对“事”而致命地伤害了“人”。祥林嫂捐了门槛后，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只怕四婶根本不明所以，或即使知道也不认可什么。当冬至的祭祖时节，祥林嫂“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又“慌忙大声”怒喝禁止，使祥林嫂顿时陷入绝望，完全断绝了洗刷自身，做一个干净之人的念想，“失神”了。待到祥林嫂“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他们终于“想打发她走了”。就这样，确是毫无“主观故意”，并不存心伤害祥林嫂的四叔和四婶成了伤害葬送祥林嫂精神生命的刽子手，并加速了祥林嫂肉体生命的消亡。“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子家然后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我想，情况该是后者。捐门槛后将近一年的工钱可有6元鹰洋，鲁四老爷不会不给她，祥林嫂不至于一“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很有可能被“卫老婆子”们合伙骗了。祥林嫂被“打发”出鲁家后，极有可能再去见“中人”卫老婆子，卫老婆子也极有可能见钱起意，提议“代为保管”，于是祥林嫂就分文没有了。对那个巧言令色的卫老婆子，怎么说她都不为过分。
祥林嫂死于祝福之时。鲁四老爷最恨祥林嫂的，不在于她在鲁家的表现，而在于她死得不是时候：“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悠悠万事，冲撞“年终的大典”，影响“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为大，最不可容忍。主宰鲁四老爷的，始终是封建礼教与迷信。就维护封建宗法制度而言，在鲁镇，鲁四老爷和四婶起到了核心的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他们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第四，那么，我们该怎样从总体上认识鲁四老爷呢？答曰：一个“准乡贤”。
乡贤，或曰乡绅，一般指科举中取得功名而生活在乡村并取得较高地位者。他们多半由退职返乡的文武官员，或有一定功名而未出仕的乡村贤达组成。这些人在乡村往往出身大户人家，有些甚至是宗族首领，家道殷实富足，不仅拥有相当田产，而且控制宗祠、学堂，乃至商铺作坊。在绵延数千年的古代社会里，不少朝代县以下不设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从县衙到底层民众之间存在的巨大权力空间，主要依靠乡绅发挥作用来达到有效填补。
鲁四老爷称得上是一个“准乡贤”。他未在科举中取得功名，但作为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是一个“大户人家”，有一定经济实力，为“祝福”就要雇佣几个长短工，不是小地主；他品评地方人事是非，竭力维护封建礼教，在鲁镇这个县以下权力空间发挥有形无形的治理作用；他个人道德品质并无欠缺，不见霸道劣行，在家里有时还让四婶做主；地方如有修橋、铺路、办学之举，他有可能带头义捐。小说中的他，不是地主恶霸，不是土豪劣绅，也不是吝啬鬼，有点儿“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样子。也正因为他在乡镇权力空间起着维护秩序的作用，他就不愿有所变动，竭力反对康梁“新党”，更无疑反对辛亥革命，更会反对即将来到之新的国内大革命。我国封建社会正是由于有鲁四老爷这样竭力维护封建礼教的人物，才使得基层相对稳定，并使得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在鲁镇除了“新党”之“我”，其他人实质上都与鲁四老爷同属“旧党”，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却绝不可能冲破铁屋子，拯救祥林嫂。鲁镇的一切男女之所以贱视、厌烦祥林嫂，同时又没有偷盗、欺骗、榨取和暴力等行为，归根到底，就是由于鲁四老爷们的存在，由于鲁四老爷们竭力维护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即使是祥林嫂，既深受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之害，也在力行封建宗法，特别是力行对于妇女的束缚，她的种种抗争，比如与贺老六拜堂时异乎寻常的“实在闹得厉害”，就是为了“从一而终”。
《祝福》如此表现鲁镇社会，表现祥林嫂与鲁镇各色人等的关系，表现鲁四老爷，我只是深深地感到一种真实，一种无比的现实主义真实，其中深刻的历史性内容太丰厚了。
（作者单位：南京市第一中学）
假如没有鲁四老爷和四婶，就是说只有其他人。在鲁镇这个“世界”，祥林嫂与男女百姓，与阶级姐弟，与（侧面表现出来的）家族之主，与新党之“我”，与鲁四老爷和四婶，也就是说，从婆家到夫家（两家不是一家），从百姓到老爷，从旧派到新党，从阶级兄妹到阶级敌人，祥林嫂与他们都有一定的接触，产生一定的关系。
那么，在这种种关系中，祥林嫂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其他人对祥林嫂的态度如何呢？
与男女百姓：鲁镇的男女对她只剩下“烦厌和唾弃”。鲁镇的男女百姓，对祥林嫂没有直接的伤害，他们平素也很本分，没有偷盗、欺骗、榨取和暴力等行为。祥林嫂在河码头淘米洗菜时被婆家“抱”“拖”而去后，放在岸上的淘箩和一株菜始终没有被他人不告而取。但鲁镇的男女无聊，冷酷，猎奇，以欣赏别人之不幸为趣，以满足自己的“看客”快感为乐。祥林嫂第一次来到鲁镇，“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依夫而名，据邻而姓，在鲁镇人眼里，祥林嫂就是没有自己。“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固然是称赞祥林嫂，但更多的还是为鲁家庆幸。祥林嫂的婆家来抢祥林嫂，鲁镇“看见的人”不制止，不勇为，也不到鲁家报告，听之任之，大概还觉得是难得的眼福。直到鲁家寻找，“看见的人”才平静地作一番叙说。祥林嫂二进鲁镇，“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大概再嫁再寡，更不“干净”，鲁镇人羞于认可，便仍以第一个夫名称之，但音调古怪，“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冷冷”，对遭遇丧夫失子的祥林嫂毫无同情。比较而言，他们对祥林嫂之子被狼吞食还有点心酸，听完祥林嫂“我真傻”的故事后，男人“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没趣”云云，可见原先是想听趣事以开心；“不独宽恕了她”，足见原先认为祥林嫂再嫁再寡，“不干不净”，身有罪戾；“陪”出眼泪，难免虚应故事，逢场作戏。有些老女人“特意寻来”听一听，“叹息一番”，“满足”而去，完全是出于猎奇而充当看客，无比自私。而以后再听到祥林嫂絮叨，则“厌烦得头痛”，“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就这样，祥林嫂在鲁镇人心目中，“只值得烦厌和唾弃”，成了“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待到柳妈戏谑祥林嫂额上的伤疤后，“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个人的兴趣完全建筑在别人的屈辱展览之上，越多发现别人的“伤疤”就越是快慰，缺乏丝毫的同情和援助，这就是鲁镇男女。
与阶级兄妹：短工柳妈戏谑且误导她，冲茶短工对她之死淡然。柳妈是女短工，与长工祥林嫂该是“阶级姐妹”了，但柳妈对她，始则戏谑，终则误导。作为“善女人”的柳妈，对祥林嫂反复絮叨“我真傻”一样“不耐烦”，她要不断寻求新的兴奋点，这一次，可真的被她逮到一个新的“咀嚼鉴赏”点了：“额角上的伤疤”。她看着祥林嫂的脸，未经思考——实际上一定早就放在心上并考虑过，只是此刻脱口而出：“我问你：你额角上的伤疤，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这问话还只是个由头，目的在于引出第二问：“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依了呢？”不信祥林嫂关于贺老六“力气大”之解释，笑话祥林嫂“自己愿意了”。诚然，她没有恶意，还引得祥林嫂难得地“笑”起来：“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柳妈打皱的脸也笑起来”，就这样从不幸者身上寻得开心的资料，兼带着嘲讽，也为鲁镇人带来了“新趣味”，使祥林嫂失去了任何倾诉对象，倍感绝望。可柳妈又从鬼神迷信出发，建议祥林嫂捐门槛赎罪，使祥林嫂从新的希望又陷入致命的失望。对于祥林嫂的死，那个冲茶短工淡然回答：“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虽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情的本质，但没有同情，更谈不上鲜明的“阶级感情”。
与家族之主：婆婆抓她卖她，夫家大伯收屋赶她；即使存在的娘家也会拒绝她。祥林嫂丈夫小她十岁，两人的结合只怕连“媒妁之言”都谈不上，祥林嫂很可能就是一个童养媳。丈夫死后，祥林嫂逃离“严厉的婆婆”，但很快就被发现，婆家在祥林嫂必去的河码头守株待兔，“跳出两个男人来”，“抱住她”，“拖进船”，“堵住”嘴，够凶残地捉了回去。旋即卖进深山，得钱给小叔子娶媳妇，还有了结余。要命的是，这一切竟然受到礼教和舆论的肯定，也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并不“可恶”，“严厉的婆婆”还被称为“精明强干的女人”。在贺老六家，其地位不及自己的儿子，一旦夫死儿亡，“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夫死被卖，儿死遭逐，祥林嫂“走投无路”。回娘家去吧，对不起，“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回娘家只会遭到拒绝；何况可能早就是卖出去的童养媳，或从小就是一个孤女呢，一个极可能没有娘家、沒有自己家的人！
与新党之“我”：“我”竭力撇清与其关系，更不能承担“拯救“之责。鲁镇有没有新生的甚至是革命的力量？有，惜乎只是偶尔来到“本家”四叔家住几天，根本未在这里“扎根串联”的“我”。“我”这个“新党”不是戊戌“康党”，那就该是辛亥革命党，但在20世纪20年代即将到来的国内革命风暴（北伐战争）中，估计是个旁观者。祥林嫂了解“我”，寄望于“我”。她在被“无常打扫”的前一天见到“我”后，神智清醒，“明明是向我走来”，不是瞎闯，目的明确；“这正好”，巧得很，她抓住了机会；“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问“我”不是随便选择，对象应该说是选得较准，甚至是有感于鲁镇人之无知寡识；由人死之后有无“魂灵”，进而问及有无“地狱”，最后问及和死掉的家人能否“见面”，层层相因推进，极富逻辑性；对于“照例相信鬼”的鲁镇人来说，她却“疑惑”了，简直近似“先驱”，颇为可贵。此时此刻，即使她已有死之“预感”，如能妥加指引，并无病痛、颇为清醒的祥林嫂当不至于隔天即死。可惜“我”以模糊的“说不清”作搪塞，不但没有尽到实质上的指引之责，还尽力从思想上推卸一切责任，以求得“逍遥自在”。为了摆脱“不安”，决定“明天进城”。祥林嫂可以忘却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自我的享受胜过一切。这样的“新党”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对于祥林嫂而言，却是一无价值，社会矛盾依然，一切依然。 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过：“人，归根结底，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地位，就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在上述各种社会关系中，祥林嫂被抛弃于“尘芥堆中”，毫无立足之地，“百无聊赖”，横遭蔑视，彻底无助，或虽助而误导，被人们猎奇解闷而最终“看得厌倦”，没有任何一丝尊严和价值。认清这些，从比较充分地认识祥林嫂形象的悲剧意义这个角度来看，较之于一般化地抽象出“能干”“勤劳”“温顺”“富于反抗精神”等几个表现性格特征的词语，可谓有意义得多了。
有人会问了，分析祥林嫂，你怎么不提她与鲁四老爷和四婶的关系就作一个“小结”呢？如果论述的话，不是更能突出祥林嫂的悲剧意义之深吗？
当然要提出鲁四老爷和四婶对于祥林嫂悲剧形象塑造的意义。但我认为，鲁四老爷和四婶对祥林嫂的态度与鲁镇男女、与男女短工、与祥林嫂婆家夫家和娘家、与新党之“我”都有或大或小的不同，在作品中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地位和意义也与他人不同，不宜“相提并论”，只应该另作专论于下。
祥林嫂与鲁四老爷和四婶：首先，鲁家毕竟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接纳了“走投无路”的祥林嫂。
三年半？有人不相信。不少教师没有考虑过祥林嫂在鲁家待过多长时间的问题，下意识里总认为不会很长：一个不干不净的“谬种”，能让她在家里待多长吗？由此，还有人怀疑“二十六七”的祥林嫂怎么会拖到“四十上下”才死，该早就被“无常”打发了。对此，我们不妨根据“工钱”来计算一下。祥林嫂“每月工钱五百文”。第一次到鲁家，被抢走时“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三个半月；第二次到鲁家，捐门槛时“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十二元即十二千，可见已有24个月，两年。请不要认为祥林嫂的工钱有所增加，这不可能，“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能不减工钱就不错了。祥林嫂二进鲁家是“秋季”的事，两年后捐门槛当也在秋季。从秋季到“冬至的祭祖时节”被四婶大声喝斥放下“酒杯和筷子”，当又有两三个月。“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不半年”，也就快半年了。这时四婶“警告”她，“然而她总如此”，可见不是一“警告”就走人，祥林嫂又呆了一段时间。这样，捐门槛后大概还在鲁家生活了一年左右。加上捐门槛前两年、第一次到鲁家三个半月，共有近三年半时间，不短啊。当其他一切方面都无情地逐出祥林嫂，没有谁能让她住个一天两天，使其“走投无路”，无立锥之地时，“只好来求老主人”，“老主人”确实是她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的确没有让她失望。如果没有鲁四老爷和四婶的接纳，这三年半祥林嫂怎么过？那可是真的活不到“四十上下”了。
有人会说，如果没有鲁家，祥林嫂难道不可以作为一个乞丐四处讨饭，也许会碰到一个朴实汉子，再交“好运”吗？这就应该懂得，祥林嫂再嫁再寡，丧夫失子，其实也是一面镜子，一个寓言。将来的朴实汉子不因“伤寒”而死，也可能会因其他疾病而亡；同样，将来的儿子不死于狼口，也可能溺水或疾病而夭。从根本上说，“再嫁”已经不愿，何谈“三嫁”！二到鲁家而被接纳下来，就是万幸了。
第二，鲁家毕竟还有一点教养，不无一点“宽宏大量”。
鲁家为什么能接纳祥林嫂，且时间那样长？作为一个寡妇，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即为鲁四老爷所“讨厌”，是四婶看中了她模样周正、手脚壮大、安分耐劳，才不管四叔的“皱眉”而留下的。这时四婶看中的是她的“劳动力”，未尝没有一点剥削其“剩余价值”的味道。第二次呢？当再嫁再寡、丧夫失子、“败坏风俗”的祥林嫂又跟卫老婆子来到鲁家，四婶听了卫老婆子絮絮叨叨的叙说，还有些“踌躇”；待到听了祥林嫂那“我真傻”的故事，“眼圈就有些红了。她想了一想，便叫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可见，四婶这一次接纳祥林嫂，不无一点同情，不像其他女人听了“我真傻”的故事后，“陪”出眼泪，“满足”而去。须知四婶本也是一个空虚无聊的女人，当初卫老婆子来拜年谈及祥林嫂被抢被卖，拜堂之时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四婶曾不停地追问“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呢”，无聊乏味之极，这次可真是没有猎奇之心了。她“想了一想”，想的可能就是祥林嫂太可怜，而自己寻得一个好短工不易，最近“雇用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左右不如意”，不如还是祥林嫂吧。四婶此时的决定，当是出于同情与自私的双重考虑了。
但是，四婶很快就发现祥林嫂“改变得非常大”，手脚不灵活，记性坏得多，“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又是“败坏风俗”，“不干不净”，又是没有能耐，缺乏利用价值，换一个主子早就“打发”她走了，四婶为什么不呢？这确实是一个费解的问题。我思来想去，觉得只能是因为作为“念书人家”“大户人家”的鲁家，毕竟还有一点教养，有一点“宽宏大量”。
小說中，四婶与作为农村贫民的祥林嫂婆婆，简直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祥林嫂的婆婆很“严厉”，这从祥林嫂不得不“逃”可以侧面看出来。而正面表现出的，则不仅是“严厉”，而且是凶残，是罪恶。从河边抢祥林嫂是凶残的，连鲁四老爷都忍不住骂一声“可恶”，四婶也因此而“愤愤地”谴责“合伙”的卫老婆子。祥林嫂婆婆把祥林嫂卖给贺家墺的贺老六，“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四婶听说后竟然惊奇地说：“阿呀，这样的婆婆！……”潜意识里，强卖妇女不是人做得出来的。“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卫老婆子对“大户人家”的四婶上课了，讲了一通祥林嫂的婆婆是怎样“精明强干”，“很有打算”，买卖妇女“这多么好打算”！这些歪理，显然是四婶闻所未闻。对于祥林嫂与贺老六的结合，四婶还问了一个问题：“祥林嫂竟肯依？……”在她看来，只要祥林嫂不“依”，别人就没有办法，妇女人身总该有所保障。没想到卫老婆子劈头回答：“这有什么依不依”，“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在卫老婆子那里，也就是在一般百姓那里，什么妇女的人身自由，一概免谈，“捆”起来再说！而祥林嫂“那时实在闹得厉害，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呢”。这解释固然牵强，但“念书人家”在百姓心目中显得“知书识礼”一点，倒也是一个事实，这里且不谈实际情况怎样。 不能不承认，鲁家毕竟还有一点教养，对祥林嫂没有计较，没有暴力，没有克扣，没有像另一个农村贫民贺家大伯那样粗暴“赶”出祥林嫂，直到三年多才“打发”她走。我们难道能要求鲁家接纳祥林嫂终身吗？什么时代也做不到啊。小说中，卫老婆子因自己荐祥林嫂来又“合伙劫她去”而向鲁家赔罪，说什么“幸而府上是向来宽宏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固然是当面奉承之言，但鲁四老爷对卫老婆子毕竟只是吐出“然而”一词而已，没再计较，他对卫老婆子（以及祥林嫂）的“宽宏大量”还真有一点呢。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一小部分的分析，我只能说一句：让我们就作品谈形象，实事求是一点吧。
第三，毫无疑问，鲁家也确实断绝了祥林嫂洗刷自身，做一个干净之人的念想，从而葬送了祥林嫂的精神生命，但责任主要在于封建礼教。
鲁四老爷从祥林嫂一出现就“皱眉”，“讨厌她是一个寡妇”；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家，四叔更是严肃“告诫”四婶：“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我总觉得，鲁四老爷心里似乎有一个情感与礼法的矛盾，但“情”不敌“法”，礼教重于一切。对于强抢并卖出祥林嫂的婆婆，四叔那句极为经典的“可恶！然而……”，就表明他从情感上极端厌恶痛恨那个婆婆，但在封建宗法关系上则予以认可。可见四叔是一个淡于情感而顽固恪守维护封建宗法礼教的人。从本质上来说，四婶与他是一致的。当祭祀之际，祥林嫂“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的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祥林嫂去取烛台，“四婶又慌忙的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慌忙，始料不及，当机立断，不容片刻耽搁，近于本能反应，宗法礼教意识可谓深入骨髓。他们一心考虑的是对祖宗的敬意，对“事”而不对“人”，但又因对“事”而致命地伤害了“人”。祥林嫂捐了门槛后，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只怕四婶根本不明所以，或即使知道也不认可什么。当冬至的祭祖时节，祥林嫂“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又“慌忙大声”怒喝禁止，使祥林嫂顿时陷入绝望，完全断绝了洗刷自身，做一个干净之人的念想，“失神”了。待到祥林嫂“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他们终于“想打发她走了”。就这样，确是毫无“主观故意”，并不存心伤害祥林嫂的四叔和四婶成了伤害葬送祥林嫂精神生命的刽子手，并加速了祥林嫂肉体生命的消亡。“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子家然后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我想，情况该是后者。捐门槛后将近一年的工钱可有6元鹰洋，鲁四老爷不会不给她，祥林嫂不至于一“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很有可能被“卫老婆子”们合伙骗了。祥林嫂被“打发”出鲁家后，极有可能再去见“中人”卫老婆子，卫老婆子也极有可能见钱起意，提议“代为保管”，于是祥林嫂就分文没有了。对那个巧言令色的卫老婆子，怎么说她都不为过分。
祥林嫂死于祝福之时。鲁四老爷最恨祥林嫂的，不在于她在鲁家的表现，而在于她死得不是时候：“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悠悠万事，冲撞“年终的大典”，影响“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为大，最不可容忍。主宰鲁四老爷的，始终是封建礼教与迷信。就维护封建宗法制度而言，在鲁镇，鲁四老爷和四婶起到了核心的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他们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第四，那么，我们该怎样从总体上认识鲁四老爷呢？答曰：一个“准乡贤”。
乡贤，或曰乡绅，一般指科举中取得功名而生活在乡村并取得较高地位者。他们多半由退职返乡的文武官员，或有一定功名而未出仕的乡村贤达组成。这些人在乡村往往出身大户人家，有些甚至是宗族首领，家道殷实富足，不仅拥有相当田产，而且控制宗祠、学堂，乃至商铺作坊。在绵延数千年的古代社会里，不少朝代县以下不设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从县衙到底层民众之间存在的巨大权力空间，主要依靠乡绅发挥作用来达到有效填补。
鲁四老爷称得上是一个“准乡贤”。他未在科举中取得功名，但作为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是一个“大户人家”，有一定经济实力，为“祝福”就要雇佣几个长短工，不是小地主；他品评地方人事是非，竭力维护封建礼教，在鲁镇这个县以下权力空间发挥有形无形的治理作用；他个人道德品质并无欠缺，不见霸道劣行，在家里有时还让四婶做主；地方如有修橋、铺路、办学之举，他有可能带头义捐。小说中的他，不是地主恶霸，不是土豪劣绅，也不是吝啬鬼，有点儿“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样子。也正因为他在乡镇权力空间起着维护秩序的作用，他就不愿有所变动，竭力反对康梁“新党”，更无疑反对辛亥革命，更会反对即将来到之新的国内大革命。我国封建社会正是由于有鲁四老爷这样竭力维护封建礼教的人物，才使得基层相对稳定，并使得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在鲁镇除了“新党”之“我”，其他人实质上都与鲁四老爷同属“旧党”，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却绝不可能冲破铁屋子，拯救祥林嫂。鲁镇的一切男女之所以贱视、厌烦祥林嫂，同时又没有偷盗、欺骗、榨取和暴力等行为，归根到底，就是由于鲁四老爷们的存在，由于鲁四老爷们竭力维护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即使是祥林嫂，既深受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之害，也在力行封建宗法，特别是力行对于妇女的束缚，她的种种抗争，比如与贺老六拜堂时异乎寻常的“实在闹得厉害”，就是为了“从一而终”。
《祝福》如此表现鲁镇社会，表现祥林嫂与鲁镇各色人等的关系，表现鲁四老爷，我只是深深地感到一种真实，一种无比的现实主义真实，其中深刻的历史性内容太丰厚了。
（作者单位：南京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