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艺术家尚扬，在80年代，就凭借着《黄河船夫》等一系列黄土地题材的作品而享誉中国美术界，同时那种大面积出现在他作品中的黄褐色调，也让“尚扬黄”成为了一个时代鲜明的绘画记忆。在之后的创作中，尚扬并未固守在“伤痕美术”的乡土感怀和怀旧思绪中，而是在回溯传统的思辩中，不断地从形式上寻求变化，并创作出《大风景》、《诊断》、《董其昌计划》等作品，以综合材料的不同质感丰富着绘画的固有的平面属性。
　　但就像大家常說的那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样，在精神的世界里始终保持着丰满状态的尚扬，在面对关于工作室问题的时候，却依然免不了碰撞到坚硬“骨感”上的现实窘境。2005年，尚扬从首都师范大学分配给他的小画室搬到了宽敞的索家村艺术区，本以为能就此安定的美梦没经历几月个就彻底破碎在拆迁的废墟中了——索家村因开发商的非法建设遭遇强拆——尚扬也因为自己的“有名”而享受了第一个被拆的“优待”。“擒贼先擒王”这一《孙子兵法》的经典计谋也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提及那些往事，年逾70的尚扬，已经不愿再去抱怨。在不断变换工作室的过程中，或许他渐渐已经“习惯”了这种类似“游击战”的迁徙。
　　东方艺术·大家：您先后搬过几次工作室？为什么搬家？
　　尚扬：工作室在中国是艺术家最想解决，但又至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近二十年来，工作室问题成了艺术家最关注的话题。
　　1997年，初来北京的我就在家里画画，可是家里的光线毕竟是不够的。当时我在首都师范大学任教，在首师大教室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校长还专门给我提供了一个三十几平米的工作室。这种待遇，让我很感动。从1999年到2006年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这八年的时间里，我创作了我诸多重要的作品。
　　2005年，我搬到了索家村艺术区，当时很高兴，以为拥有了一个空间开阔的环境，殊不知那却是一场噩梦的开始。同年6月，也就是我刚到索家村几个月的时间，索家村即将拆迁的消息就开始传播。但是，索家村天真的艺术家们始终相信，只要坚持，只要沟通还是有一线的生机。终于，10月份，我们在与政府的商榷中得到了政府不再拆迁的答复。
　　漂浮的心似乎即将落地，然而拆迁还是来临了。近百名警察，头戴钢盔，手拿警棍，脚穿皮靴，如临大敌。警车和救护车已经把索家村通往望京的路都给封锁了。嘈杂的声音彻底打破艺术家最后的梦。在这个拆迁的过程中，我的工作室第一个被拆。穿着警察衣服的人干着特别不遵法纪的事情，这让我特别生气。他们进入工作室，就抢我的画。最让人不能容忍的事，他们拿着摄像机对着我躺在那里等待救护车的妻子拍个不停。我呵斥他：你难道没有母亲吗？这个混蛋竟然回答：“我们家没有艺术家”。可见艺术家在他们这些人心中是什么东西？现在我多次路过索家村，看到的是空茫一片。他们拆迁以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等待用高价把土地卖出去。
　　2007年，我搬到了酒厂艺术区，这里也一直说要拆，但现在一直还没有拆，工作室的不稳定常常带给我心里上的焦虑。这种焦虑何时才能终了。
　　东方艺术·大家：为什么选择酒厂艺术区这个地方？
　　尚扬：当时我也看了很多地方，但是都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在我印象里，酒厂艺术区相对稳定些，最主要的是离家比较近。
　　东方艺术·大家：工作室的变迁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尚扬：我是一个相对慢热型、恋旧的人。对我来说，与新工作室的磨合过程至少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我喜欢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家具，熟悉的气息，这样让我很容易进入创作的状态。这种磨合与拆迁周而复始的过程，常常会破坏我创作的状态。或许我应该试着坦然，然而谈何容易……
　　东方艺术·大家：您理想中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现在的情况和理想中的状态反差大吗？
　　尚扬：艺术家是弱势群体，面对强权和各种势力总是处于被动和受难的境遇。从早期圆明园艺术村再到后来的东区，宋庄，黑桥等艺术区，艺术家越来越走向边缘。艺术区遭到拆迁的势头从来没有消退，所以在中国能够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工作室，实在是太难了，或许仅仅只是一种奢望。或许某天，人们不再拿艺术家当做“怪物”，政府也不再认为艺术家是给他们捣乱的，真正能够认识到艺术家是社会前行的重要力量。那时，艺术家或许才真的能找到“稳定”的“家”的感觉。
　　东方艺术·大家：您觉得在国内做工作室，最让您担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尚扬：毫无疑问是拆迁，没有稳定的工作环境，其他的一切都显得飘忽不定。现在的艺术家们只能以不同的方式谋求着生路，如履薄冰地行走在体制尚未健全的艺术大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