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阁挥泪卖琴
　　张十方
　　
　　1938年秋，受日本侵略者的侵犯、掠夺，我们文摘社的人员，被迫从武汉逃难到当年的陪都重庆。在众多当年出刊的报刊中，我注意到《弹花》(刊名为手写字)，它以登文艺作品为主，每月出版一期，篇幅虽不是很多，却都刊载着一些知名的人士宣扬鼓励人民为抗战效力的文章。后经友人孔罗荪为之约稿，我也就经常送些文稿给《弹花》，由此逐渐与刊物的创办人赵清阁认识了，得知她是河南一所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到陪都来一心想谋求为抗战出力的工作。正因为她一直酷爱文艺，就操办起了这份宣传抗战的期刊。她只凭个人有限的实力及发行这份出版物的收入，艰难地维持着。这令人益加感动，于是我更加多的给刊物写点东西，并和清阁坦白说及“我的供稿，如若刊物经济困难，就不必给我稿费吧”。
　　冬去夏来，陪都四郊的冻桐花盛放，一阵阵清香袭人。但与自然环境相悖的是侵略者趁着大好天气，大批窜来狂轰滥炸，给重庆市民造成巨大灾难。据说当年被炸死及防空洞里闷死的市民有数万人，市民只好尽力设法到重庆郊外等避难。
　　我当时住在离重庆约50公里的北碚对江的黄桷树镇上复旦校本部。有一天，我接到清阁从北碚寄来一封信，知道她为了避空袭暂时到了北碚，我当天即从学校乘“划子”过嘉陵江去看她。她暂住在北碚一家小旅馆内的一问简易的房间里。我们闲谈了一阵子，当然不免谈到她那份刊物，她说由于纸张、印刷等费用比较难支付，想尽了办法，最后不得不忍痛把自己最心爱的一把小提琴送到拍卖行去。谈到这儿，她已是泪盈于睫了。
　　抗战胜利后，首都还迁回南京。于是重庆便由第一流都市变成次等城市，逃难到陪都的“下江”难民，几乎全部返回收复的故园。由各地迁到重庆出版的报刊乃至出版社、印刷厂等等也都向长江下游搬迁。而无能力下迁的，便只好停刊收场了事。《弹花》停刊结束后，赵清阁到了上海。我当时在南京负责《新民报》的编务，接到她从上海的来信，知道她在沪进了一家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工作。同时，还为担任一家杂志编务的朋友向我约稿。其后，由她编剧的电影《红楼二尤》上映时，我也曾去影院观看过。
　　(作者为原《新民报》副总编辑)
　　
　　钱君匋二三事
　　张增泰
　　
　　《文房鳞爪·师友书简节录》收录海上书画篆刻大家钱君匀给我的信，那是将近30年前的事：君匋丈高弟陈君寄我一则吴昌硕针凿印章稿，我决定发表，酌处后发排小样。因文中涉及钱君匋、费新我，为慎重计，我贸然给二老去信求证。费老当即复函，并在小样上润色一二字。钱老随即函告：“来信已转至广州，附贵报排样亦见。茗屋文甚佳，可以发表。述及新我与仆，均为事实也。缶老(按：指吴昌硕)之印之拓本，原系仆向新我拓来赠彼者。令尊近来少相见，以在广州作客也。……钱君匋于广州(1980)3月7日。”我3月1日从南京发信至上海，钱府将信转至广州，钱老在百忙中迅即复信，其效率不啻当今电子时代，其认真令我顿生敬意。
　　过了几年，有人告诉我，钱老到了南京，住在AB大楼(南京名楼，解放前为美使馆用房，今属华东饭店)，我贸然往访。刚在套房外间客厅落座，钱师母从内室出来，问是哪一个客人，君匋丈边介绍边说：他父亲是来楚生最要好的朋友张开勋。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他问我上海老家所在地，由此涉及上海造南北高架，他重庆南路住宅被拆迁尚未落实。上海有关部门拟以上海保护建筑原周祥生花园洋房一层置换，他不愿两家合住，婉拒。后来此层洋房分配给谈家桢，钱老家则安置到南昌路二层楼新式里弄房。那天谈话漫无边际，却未及书画篆刻。不料个把月后，我意外收到君匋丈赐赠的隶书条幅，写的是北宋文正公范仲淹名句。前辈如此厚爱，令我顿生感激之情。同事得悉后，无不啧啧赞赏老人行事豁达，诫与其作品相得益彰也。
　　1988年，南京市筹建出版社，市委命我主其事。我想为出版社做一个匾牌，江苏书法家林散之、萧娴等虽然熟稔，但钱君匋与出版事业关系更密切，于是又贸然致函。他很快寄来了用标语纸书写的大字，并说加尺寸不合，可重写。我复信致歉，匆忙中尺寸疏略，请求重写。钱老不嫌其烦，用宣纸写好了合乎规范尺寸的隶书横幅，成了出版社的标准体，沿用多年。
　　头十年后，我编纂先君《拙翁翰墨》一书，请南北名家题签书扉，当然想到了君匋丈，又贸然致函，他家人迅即复信，告知钱丈视力不济，已难握管。我失望之余，复函慰问，未几即闻君匋丈归道山之噩耗。
　　润物细无声。回忆多年前与钱君匋先生的几次交往，前辈艺术家的风范刻骨铭心，他们对艺术的奉献精神流芳百世，万古长存。